大戰在即,美國猛然發現伊朗的重大商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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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李旭(編譯)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編者按] 6月13日以來,以色列與伊朗爆發的軍事對抗,將中東博弈推向新的臨界點。以色列F-35機羣對納坦茲核設施的精準打擊,不僅造成伊朗多名核科學家與高級軍官身亡,更使全球鈾濃縮能力分佈格局面臨重構。然而,四十年制裁絞殺,伊朗核能力卻從“受限”走向“突破閾值”。美國內部開始思考,為何全面封鎖沒能壓垮伊朗?當經濟困局反而鞏固伊朗強硬派根基,美國如何跳出“懲罰式外交”陷阱?
在此背景下,美國保守派智庫“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最新發布的《伊朗核協議的經濟維度》研究報告,提出了破解中東局勢的另一種思路。報告指出,當前衝突是美國傳統制裁邏輯的必然產物。而此次以色列的先發制人行動,折射出對伊朗核能力“突破閾值”的深度焦慮:伊朗鈾濃縮效率已達《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允許水平的50倍,生產武器級鈾的時間縮短至一週內。而美國製裁的結構性缺陷,恰恰構成伊朗的戰略騰挪空間。
報告還指出,伊朗的人口結構、高識字率的人力資本優勢,與全球第二大鋰礦、第四大石油儲量的資源稟賦,構成“抵抗經濟”的底層邏輯,使其在美製裁下依然實現經濟增長。 報告特別強調“去安全化”經濟對話的重要性,即將汽車生產線重啓、智能手機市場準入等消費領域合作,與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機制脱鈎,避免陷入“政治談判綁架商業理性”的困境。針對伊朗“抵抗經濟”中滋生的革命衞隊經濟網絡,報告建議通過扶持私營部門出口,如設拉子葡萄酒、伊斯法罕手工地毯輸美,培育能與軍方財團競爭的市場主體,從內部瓦解由制裁催生的利益固化結構。先前,特朗普曾威脅“不接受棄核條件就動武”,而報告揭示的真相則指出:單邊制裁只會滋養極端主義,唯有鑄造成利益共享的經濟錨點,才能打破延續40年的制裁與核擴的死亡循環。為便於國內各界把握美伊博弈的深層邏輯轉換,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閲讀。本文摘譯編寫自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媒體轉載請註明本為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摘譯編寫。
伊朗核協議的經濟維度
文|Hadi Kahalzadeh 摘譯編寫|李旭 來源|Quincy Institute of Responsible Statecraft
▲ 圖源:Quincy Institute of Responsible Statecraft
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一直高度依賴經濟制裁。這一政策的基本假設是,外部壓力能夠有效地轉化為國內層面的政治壓力,迫使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服從美國的要求。然而,現實情況表明,這種以制裁為先的策略雖然讓伊朗承受了經濟層面的壓力,但卻未能帶來實質性的政治成果。儘管伊朗是全球範圍內受制裁最嚴厲的國家之一,但其仍堅持推行核濃縮等政策,甚至在某些領域進一步擴大了相關活動。簡而言之,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未能實現其既定的戰略目標。
為了應對這一現實情況,簡報建議美國修正過時的制裁理論,摒棄僅靠施加經濟壓力就能奏效的觀念。美國官方可以考慮向伊朗的特定行業提供有針對性的經濟優惠,而非對普通民眾實施全面制裁,進而在伊朗國內營造出一種支持融入全球經濟市場的壓力。為了與伊朗達成新的、可持續且更優的核協議,美國應建立起一套符合兩國利益的經濟激勵措施,讓伊朗民眾切實希望維護新的核協議。無需立刻解除當前的主要制裁措施,特朗普總統可以通過有選擇性地批准每年高達25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尤其體現在航空運輸、農業和汽車領域),並允許美國在伊朗設立子公司,進行投資,來彰顯新協議能夠帶來的效益。
正如2015年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所示,如果美國不參與伊朗的經濟復甦活動,那麼雙方達成的協議本質上就是脆弱的。一旦政治局勢發生變化,美國和伊朗方面都沒有足夠重要的利益集團會為新協議辯護。要想讓核協議維繫下去,就必須讓國內強大的利益集團與伊朗綁定起來。
本文首先簡要回顧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歷史,分析先前的制裁為何失敗,並詳細闡述瞭如何通過有針對性的激勵措施將新協議轉化為一套雙贏方案。除了技術性的核談判外,相應的經濟對話必須探討如何在短期內向美國企業開放伊朗消費市場,以及如何逐步為美國投資者解鎖伊朗的投資機會。此類舉措能夠推動雙方的經濟增長,創造新的就業,同時培育強大的利益羣體。這一戰略能夠打破“達成協議又破裂”的循環,確保未來的美伊核協議帶來真正的互利成果。
1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歷史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不僅終結了美國與伊朗數十年的夥伴關係,還開啓了雙方之間的經濟戰爭時代。然而,這其中又可以劃分出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1979–2009):為應對1979年人質危機,卡特總統對伊朗實施了首次制裁,凍結了伊朗在美國的資產,並與之斷絕外交關係。儘管在1981年阿爾及爾協議之後,美國取消了部分制裁,但經濟制裁的大網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持續擴大。到2000年代中期,美國的制裁重點已擴展至伊朗的核計劃、地區活動及軍事項目之上。這些制裁主要為“一級制裁”,即禁止美國個人和企業與伊朗開展業務,但不懲罰其他國家與伊朗做生意,從而使得伊朗方面仍能參與全球市場。據估計,到2000年,美國的制裁已經讓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損失了1.1%至3.6%。
第二階段(2010–2015):當伊朗與“五常加一”(即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就研究反應堆燃料交換談判於2009年10月破裂後,美國開始實施“次級”制裁,旨在切斷伊朗進入全球市場的進路。2010年6月,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第1929號決議,收緊對伊朗海運、銀行業和運輸業的檢查。一個月後,奧巴馬簽署了《全面伊朗制裁、問責與撤資法案》,將處罰範圍擴大至任何與伊朗開展業務的非美國企業。到2011年12月,這些制裁已波及伊朗中央銀行和石油部門,美國方面開始針對與伊朗有業務往來的外國銀行。影響極為嚴重:2010年至2012年間,伊朗經濟萎縮了17%,通脹率飆升至65%,石油出口減少一半。經過密集的外交談判,伊朗與“五常加一”於2015年7月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根據該協議,美國方面解凍了500億至560億美元的凍結儲備,伊朗經濟在隨後兩年內反彈17%。
然而,這其中仍然存在一個關鍵缺陷:美國企業仍無法進入伊朗市場,且未從協議中獲益。即便美國對歐洲和亞洲國家豁免了次級制裁,但其貿易禁運措施仍保持不變。《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附件二第6條明確規定,美國官方仍將“禁止”美國人與伊朗開展商業活動。歐洲和亞洲公司紛紛湧入伊朗市場,但除少數特殊許可證外,美國企業仍與伊朗市場無緣。
第三階段(2018年至今):2018年5月8日,美國正式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並恢復所有此前解除的制裁,旨在對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壓力”。隨後,特朗普政府重新分類了部分制裁措施。有1139個實體和個人被新列入制裁清單,至2020年底,共有1635個實體和個人遭到制裁。特朗普總統首個任期結束後,伊朗與拜登政府曾恢復過間接對話,旨在恢復協議。但談判並未獲得成功,截至2024年12月,制裁總數升至2562項。

圖1:針對伊朗的制裁數量(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極限施壓”政策實施前兩年,伊朗經濟萎縮了12%,通脹率飆升75%,貧困率上升8%。石油收入從2017年的480億美元驟降至2020年的約80億美元,非石油出口從約470億美元降至350億美元。然而,在特朗普首個任期最後一年(2020年),伊朗經濟出現温和復甦情況。從2020年到2024年,伊朗經濟增長約17%,新增120萬個就業崗位,這表明,在長期制裁的過程中,伊朗經濟已逐步實現多元化和自給自足。
2 廣泛制裁政策的失敗及其後果
美國以制裁為先的戰略並未讓伊朗改變自己的政策。自2018年以來,制裁政策始終基於一個錯誤假設:全面經濟制裁會迫使伊朗作出政治讓步。事實上,制裁帶來的痛苦遠大於成效,既未能迫使伊朗遵守協議,又對美國利益造成了重大損失。
進一步制裁非但未能遏制伊朗的核計劃,反而促使伊朗在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後,加速鈾濃縮至更高水平、部署先進離心機,並限制與核查人員的合作。儘管制裁對象數量從2016年3月的378個增至2024年12月的2562個,但據2024年數據統計,伊朗的鈾濃縮水平從3.5%升至超過60%,濃縮鈾庫存從略超過200公斤增至近8300公斤,安裝的離心機數量從6000台增至17000台,其中包括先進的IR-6型號。伊朗還測試了其最先進的離心機IR-9,其效率是《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所允許的IR-1離心機的50倍。因此,伊朗生產武器級鈾所需的時間從超過一年縮短至不到一週。而且,制裁還給美國帶來了更廣泛的地緣政治代價。

圖2:伊朗的核燃料濃縮能力和濃縮鈾庫存
在伊朗,制裁的壓力並未轉化為政治層面的妥協。簡報指出,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伊朗基於特權的福利體系,該體系更保護有政治影響力的羣體和統治階級。面對經濟困難,政府僱員、軍事人員、安全部隊和私營部門技術工人能夠獲得豐厚的補貼、低息貸款以及強有力的社會保障。制裁使得政治強硬派得以擴大自身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並加深對經濟的控制。為此,伊斯蘭革命衞隊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權力,並在國內產業中佔據了更大份額。
伊朗採取了所謂“抵抗經濟”(resistance economy)的戰略,試圖通過經濟多元化發展,同時建立地下影子銀行網絡來規避制裁。這種生存驅動的適應性策略雖然削弱了制裁的效力,但代價也較為高昂。伊朗的公共赤字從20%提高到30%。通貨膨脹率持續保持在每年30%至40%的範圍內。龐大的公共赤字導致國家無法充分投資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能源短缺迫使工業和經濟活動週期性停擺,進一步阻礙了伊朗的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發展。
美國官方層面的許多人都誤讀了伊朗的抵抗措施,認為制裁之所以無效,是因為壓力不夠大,或持續時間不夠長。此類觀點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伊朗堅持得越久,就越能適應制裁。伊朗方面之所以堅守立場,並非因為制裁過於温和,而是因為讓步對其毫無益處。
3 伊朗的經濟機會與挑戰
伊朗經濟藴含着巨大的發展機遇,亟待釋放。伊朗人口約8900萬,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達4340億美元;但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其經濟規模增至1.7萬億美元。
伊朗的核心優勢在於其人力資本。伊朗的識字率達到了91%,大學入學率在地區內名列前茅,且近60%的人口年齡在40歲以下(中位年齡為33歲),這造就了一支年輕、受過良好教育且精通技術的勞動力隊伍。此外,伊朗已實現高度城市化,並具備良好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截至2023年,約78%的伊朗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其中8座城市人口超過400萬。96%的伊朗人擁有手機,約93%的移動連接為寬帶網絡(包括3G和4G網絡)。超過半數家庭擁有電腦。2023年,人均名義零售支出約為54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表明伊朗擁有強大的消費市場、以年輕人為主的人口結構,以及對現代基礎設施、技術和消費品的龐大需求。
從地理位置上看,伊朗位於中東、中亞和南亞的交匯處。該國與七個國家接壤,這些國家擁有超過5.3億的潛在消費者,並控制着波斯灣和阿曼灣的港口,這對國際航運至關重要。在重新融入全球經濟後,伊朗可作為從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鐵路樞紐,以及波斯灣產油國與中亞出口國之間能源互換的樞紐。
伊朗位列全球礦產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前十。該國擁有1.5萬個礦區,鋅儲量位居全球第六,銅儲量第七,鐵礦石儲量第九,石膏和重晶石儲量均位列全球第五。2023年3月,伊朗官員宣佈新發現含850萬噸鋰的礦牀,這是全球第二大鋰礦牀,而鋰這種礦物正日益受到關注。
伊朗還擁有全球第二大已探明天然氣儲量,約為34萬億立方米。伊朗每天生產約10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幾乎全部用於國內消費。該國缺乏大規模液化天然氣出口能力,僅能通過管道向土耳其和伊拉克輸送少量天然氣。伊朗擁有全球第四大石油儲量,但去年其石油出口能力不足200萬桶/日。伊朗官員多次表示,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需要數十億美元的投資,而在制裁下,伊朗無法獨自承擔這一投資。伊朗試圖通過新的石油合同模式吸引國際投資者,為其提供約20%的超高回報率。
制裁阻礙了伊朗利用其人口優勢推動實質性經濟增長的進程。伊朗還面臨着嚴重的能源效率低下與短缺問題。伊朗依靠燃燒大量天然氣發電,同時又面臨天然氣短缺問題,冬季天然氣缺口最高可達每日3億立方米。為彌補當前1800萬兆瓦時的電力缺口,並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伊朗需將大型電力設施發電能力從9200萬兆瓦時提升至2040年的2.3億兆瓦時。伊朗的輸電和配電損失率居世界最高水平。該國平均輸電和配電損失率損失率估計為15%至2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美國平均水平的三倍。伊朗還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危機。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以及氣候變化進一步加劇了伊朗的水資源壓力。要想解決這些挑戰,就需要針對伊朗的基礎設施展開大規模投資。

圖3:有迫切投資需求的行業
在當前的經濟制裁下,伊朗自2020年以來平均經濟增長率為4%,但由於基礎設施投資不足,該國難以維持這一增長率。若制裁取消,根據2016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一項研究顯示,伊朗的增長率可達6.3%。與此同時,伊朗政府甚至將目標定為8%,到2040年時,其國內生產總值可增加6000億至1萬億美元。為實現這一目標,伊朗到2040年時將需要約2.3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資本。這並非不可能,但需要依靠伊朗政府、伊朗私營部門和外國直接投資共同籌集所需資金。

圖4:伊朗在不同增長情景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測及投資需求
4 打開伊朗的市場
作為中東地區最大的未開發市場,伊朗能夠為美國經濟提供極其豐富的經濟機遇。與美國利益羣體直接相關的行業包括航空、農業和汽車,美國官方完全可以將其納入新的伊朗協議框架之內,且無需國會修改現有制裁法律。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可頒發新的通用許可證,授權向伊朗出售指定的美國商品。本文估算,以下民用領域的美國企業每年可向伊朗出口約250億美元的產品:
民用航空:數十年來,美國的制裁使得伊朗擁有全球最老舊的商用飛機機隊。《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曾為伊朗提供了短暫的喘息機會。美國主要的航空制裁解除之後,伊朗迅速簽署了超過200架新飛機的採購協議,其中80架來自波音公司,總價值達$166億美元。然而,2018年制裁重新實施後,所有合同均告破裂。伊朗計劃在未來10年內新增約300架客機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對伊朗而言,現代化、燃油效率高的客機將有效減少事故、擴大旅遊業與僑民往來,並降低票價。對美國而言,相關合同能夠在華盛頓州、堪薩斯州、南卡羅來納州及周邊地區創造數千個高技能製造業崗位。
農業:儘管伊朗的農業部門規模龐大且多樣化,但仍無法滿足所有國內需求。2010年之前,美國堪薩斯州和北達科他州的小麥供應商曾通過豁免向伊朗供貨。目前,伊朗仍需進口4730萬美元的小麥、25億美元的玉米和25億美元的大豆以彌補缺口。除大宗商品外,伊朗農民也急需現代化的農業設備和技術。美國相關領域的龍頭企業,如約翰迪爾和卡特彼勒,可為伊朗提供拖拉機、灌溉系統、發電機和挖掘機等關鍵設備,以提升當地產量,同時減少收割後的損失。
汽車製造:伊朗的汽車產業是該國第二大產業(僅次於能源),也是中東和北非地區最大的汽車市場。每年銷售超過100萬輛汽車,伊朗一半的家庭至少擁有一輛汽車。國內需求預計將達到每年200萬輛。伊朗汽車市場預計將從2024年的415.7億美元增長至本十年末的656.5億美元。授權向伊朗私營部門出售美國製造的汽車和卡車,以及零部件和機械設備,將重振伊朗的汽車裝配生產線。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阿拉巴馬州及其他製造業州的汽車工人也將十分歡迎這一新市場。
科技與電信:伊朗的年輕人口具有高度的科技導向,儘管存在限制,但伊朗的社交媒體使用率和編程人才儲備仍處於高位。鑑於伊朗對蘋果等美國品牌存在強烈需求,在設置嚴格終端用途監控的前提下,美國官方也應當允許電子產品、智能手機、電腦及零售品牌進入伊朗市場。

圖5:美國可能對伊朗的出口產品以及可能從中獲益的州
5 新範式:通過經濟合作激勵合規
為了構建一個更好、更持久的美國-伊朗協議,該簡報認為,美國必須超越以制裁為先的策略,轉而採取有針對性的經濟開放措施,將兩國利益緊密綁定起來。目標是建立起相互依賴的關係,提高任何一方違約的成本。
若美國每年對伊朗的出口額達到250億美元,那麼就可以為伊朗和美國創造數萬個就業崗位。華盛頓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航空航天工人將為伊朗的航空業製造飛機,堪薩斯州和愛荷華州的農民能夠將大量糧食運往伊朗的港口,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裝配線工人將為伊朗市場生產汽車零部件。在伊朗方面,航空官員、汽車行業的工廠主以及依賴進口飼料的農民都會希望協議能夠持續,消費者也將享受到更便宜的商品。從地區角度看,鄰國如伊拉克、土耳其甚至沙特阿拉伯都可能會抓住機會,增加與伊朗的貿易和投資聯繫,這可能會緩解地區緊張局勢。如果美伊協議得以維持,連接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聯合基礎設施項目將更具可行性。正如美國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Steve Wifkoff)在接受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採訪時所言,如果美國能將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那麼中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前景將超越歐盟:“你能想象所有這些國家合作共同創造的巨大市場嗎?……這將令人深感驚歎。”
根據原《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制裁緩解措施,美國對伊朗消費品部門的主要制裁仍保持不變,僅有特定的許可商品例外。該協議附件二的第6條指出,美國人仍不得與伊朗進行貿易。儘管立即全面解除主要制裁在政治上可能會面臨嚴峻挑戰,但分階段實施計劃仍然是可行的。為建立更有效且充滿激勵機制的伊朗協議,美國可採取以下具體措施:
1. 每年向伊朗出口價值高達$25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作為新協議的一部分,雙方可擴大指定民用領域(包括航空、農業和汽車製造)內獲准出口商品的清單。如果伊朗方面能夠遵守協議,那麼美國可逐步授予更廣泛的一般性許可證。最終目標是到2040年實現與伊朗的消費品貿易正常化。本文估計,考慮到預期的人口和收入增長,到那時,伊朗的零售和消費支出可能達到每年約3000億至4000億美元,使其成為全世界範圍內最大的市場之一。
2. 授予美國擁有的外國子公司五年豁免許可:根據《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下的伊朗通用許可證H,美國人擁有或控制的外國公司可通過一次性豁免與伊朗開展特定交易。若達成新協議,可將豁免期延長五年,允許投資或為伊朗指定領域的項目提供服務,並設六個月窗口期。五年期限更具實質性,因伊朗大多數的高回報率項目回報週期都較短。五年後,若新協議依舊有效,可考慮延長豁免期限,或將其納入永久性制裁豁免清單當中。
新的伊朗通用許可證H將允許美國工程和建築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在當地合法開展業務,協助伊朗開發天然氣田,並升級電力電網。它們還可與美國在當地的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曼和阿聯酋)合作,將伊朗的交通和物流網絡實現現代化。2025年4月,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美國貿易代表團訪問伊拉克期間,投資者曾多次表示,伊朗的地區影響力是資本流動的重要障礙。

圖6:伊朗能源項目的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標與全球基準
從法律角度而言,美國行政部門通過制裁豁免,授權此類合作可能更為便捷,因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下的“伊朗通用許可證H”系行政授權實施。官方無需在短期內修訂主要的制裁法律。美國企業可通過其在美國境外的關聯實體在伊朗開展實際交易,母公司雖在形式上保持獨立,但可通過利潤迴流,從中獲得經濟利益。
作為區域商業網絡的組成部分,伊朗方面也能夠從中獲得實際發展紅利,包括現代化的工廠以及更好的基礎設施。對美國而言,新的伊朗通用許可證H意味着美國企業不會落後於競爭對手。這一豁免條款將確保美國方面能夠從協議生效的第一天起便在伊朗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同時促進其波斯灣盟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
3. 快速推進與快速恢復機制:就像《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中的快速恢復機制一樣,若伊朗未全面履行協議,美國就可以重新實施制裁。新的協議同時需包含“快速推進”機制,以加速經濟開放,作為積極行動的一大回報。聯合經濟委員會可設定觸發條件,並批准額外的貿易,或解凍資產。這將形成一個動態的信任構建循環,而非一次性讓步。這種“快速推進”概念能夠為美國在缺乏信任的關係中引入漸進式互惠模式。
4. 多邊與區域協調:更優且更加持久的美伊協議需要得到區域國家的支持與參與。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和阿曼等國過去曾在與伊朗的貿易中充當中間人,因此,可以建立一個多邊框架,包含地區合資企業及基金,其中波斯灣主權財富基金與美國子公司可以共同投資伊朗和伊拉克的項目。
5. 安全關切與合規激勵:在美伊協議中嵌入經濟激勵措施,能夠將此類協議錨定於有影響力利益相關方自身利益的戰略舉措,從而增強其持久性。與缺乏廣泛支持基礎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不同,一項能為美國製造業中心創造實際就業崗位並促進伊朗經濟繁榮的新協議,將為雙方維持合規提供強大的經濟激勵。關鍵在於,此類安排基於商業貿易,而非單純的援助:美國企業將通過增加收入直接受益,美國工人則將通過擴大就業機會從中獲益。經濟一體化因此將成為實現持久安全與外交穩定的強大催化劑。
在航空、農業和汽車等以民用為主的領域,軍事轉用風險本質上是有限的。然而,建立健全的監督機制——如嚴格的最終用途監測、定期審計和嚴苛的合同條款——將進一步降低潛在風險。此類監督機制能夠確保出口產品,特別是航空和汽車技術,嚴格用於民用目的。通過培育合法的私營部門實體,增強經濟開放性,將有效削弱伊朗國內與軍方相關的財團勢力,從而削弱在制裁下經濟軍事化的合理性。
6 美伊經濟接觸更具可持續性
經過40多年的制裁,美國和伊朗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美國過時的以制裁為先的政策,側重懲罰,卻缺乏實質性獎勵,未能為雙方帶來安全與穩定。伊朗仍保持敵對姿態,且比以往更接近擁有核武器。現在是時候嘗試一種不同的邏輯:通過有針對性的經濟激勵將安全與繁榮聯繫起來。
對伊朗實施的長期制裁強化了德黑蘭的強硬派勢力,其既未帶來安全,也未實現穩定。單純的制裁無法迫使伊朗在政治層面進行妥協。相比之下,有條件的經濟開放為伊朗提供了通向繁榮的切實路徑:安全降落的飛機、緩解飢餓的糧食、創造就業的機械設備,所有這些都建立在伊朗能夠滿足美國的安全關切需求之上。這一戰略能夠利用伊朗未被開發的經濟潛力,為兩國共存開闢出一條可持續的道路。
在新的、更好的協議中嵌入經濟激勵措施,能夠在兩國利益相關者中打造出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羣體。在美國,授權每年向航空、農業和汽車製造行業出口250億美元,預計將創造出約20萬個就業崗位,涵蓋華盛頓州的航空航天工人、中西部地區的農民以及鏽帶地區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在伊朗,航空公司、農民和工廠的新業務將帶來切實的效益。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將經濟實力作為大棒,但如今,必須記住胡蘿蔔的威力。有針對性的激勵措施並非慈善,而是明智的自利之舉。通過將經濟利益融入安全協議的框架之內,美國可以實現單靠脅迫無法達成的目標:建立一個持續、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
*文章摘譯編寫自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於2025年6月5日發表的文章“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a Better Iran Deal”,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媒體轉載請註明本文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摘譯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