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投資為何長年低迷難振？莫迪“2047發達國家夢”卡點在此…_風聞

編者按

新型經濟體轉型何其艱？莫迪政府十年間數度呼籲提振投資，卻始終難走出印度私營部門資本支出低迷困局。本文剖解其三重核心矛盾：其一，消費增速滯後成最大掣肘，過去十年工廠開工率長期徘徊於低位，企業因缺乏回報預期而怯於擴產；其二，保護主義政策催生市場壟斷，財團持續擠壓市場份額，重商主義的政策導向既削弱企業出海動力，又通過高溢價與消費税加重消費者負擔；其三，政策環境風險陡增，外企頻遭税務重罰，疊加歷史遺留的追溯徵税爭議，令國際投資者望而卻步。此外，印度雖試圖以製造業補貼吸引外資，卻因關税壁壘高企、出口競爭力疲軟，招商成效寥寥。當前全球貿易格局變革為印度提供倒逼改革的窗口期，若印度仍固守保護主義窠臼，忽視市場機制培育與消費基本面改善，其2047年建成發達經濟體的目標或將淪為空談。值此時節，印度需以實質性改革破除體制性沉痾，而非讓投資呼籲再度流於政治口號。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印度總理莫迪，圖源：政治家報

2015年，在一場題為“近期全球局勢：印度的機遇”的研討會上，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強調其領導下的印度政府正在加大資本支出力度，並呼籲本國商業巨頭效仿。據與會者回憶，他要求在場企業家“承擔風險，追加投資”。

2014年以來，印度在莫迪領導下已經歷諸多變革，但私營部門的資本支出意願始終不高。到2023年，莫迪仍在發出相同呼籲，敦促企業“也應當像政府一樣增加投資”。2025年早些時候，他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

至少從表面看來，印度理應迎來資本支出的繁榮期，其國內市場龐大且持續擴張，政府正大舉提供製造業補貼，經濟年增速超過6%，這在所有大國中居首。然而，該國企業投資意願依舊低迷。2014年莫迪就任總理時，包含家庭投資在內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FCF）佔GDP的25.3%；而去年僅為25.1%。企業投資僅有一年超過當年12.6%的GDP佔比——這個數值本身就遠低於歷史高點，而2024年更是進一步降至僅11.5%（見圖1）。

圖1，印度固定資本形成與出口表現的數據圖析。圖源：《經濟學人》

莫迪雄心勃勃，誓言在2047年印度脱離英國殖民統治百年之際，將印度建設成發達經濟體。但世界銀行指出，要實現這一目標，印度需保持年均7.8%的經濟增長速度，而首要任務正是擴大資本支出。

印度政府已傾盡所能應對這一難題。最初，印度的投資不振可歸咎於“雙重資產負債表問題”（Twin Balance Sheet Problem，由印度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2012年提出，指企業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問題相互強化，形成“死結”）：企業債台高築，銀行壞賬堆積。隨着印度政府主動出手整頓，目前，資產負債表狀況已顯著改善，融資難問題不再突出，利率也在經歷新冠疫情後的上行後開始回落。

印度於2017年推行的全國性商品及服務税廢除了多數地方税種，整合了國內市場，並且大幅簡化跨邦經營流程。2019年，印度大規模削減企業税，將實際税率從35%降至25%。印度政府確實在資本支出（尤其是基礎設施領域）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寄希望於通過創造新的投資機遇，吸引私營企業跟進投資。

然而這些舉措收效甚微。據摩根大通數據顯示，自減税以來，印度企業的營業利潤激增，但資本支出卻幾無起色。印度國家統計局近期調查顯示，2025年資本支出或將整體下滑。

這揭示了印度經濟疲軟的癥結之一：消費增速不足以激勵企業投資新產能。過去十年間，除疫情期間的短暫波動外，印度現有工廠的產能利用率始終維持在70%-75%。正如里昂證券分析師維卡什（Vikash Kumar Jain）所言：“沒人會把資金投入沒有回報的項目。”

印度政府已敦促企業提高員工工資，並開始採取措施刺激消費。在2025年的預算案中，政府宣佈對中等收入羣體實施大規模減税。喬治·華盛頓大學學者阿賈伊（Ajay Chhibber）認為，此舉有望提振市場需求，推動企業利用部分閒置產能。但他同時指出，“該舉措的宏觀效果將相當有限”——因為印度的工薪階層僅佔勞動力總量的五分之一。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勞動力從農田轉向工廠是普遍趨勢，然而，印度製造業就業人口占比長期停滯於12%，這一數字與二十年前基本持平。而疫情後新增的崗位中，更是有半數仍然來自農業。

出口能否帶動資本支出？即便不考慮特朗普政府反覆調整關税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印度的海外出口本就長期面臨瓶頸。多年來，印度政府試圖吸引企業從中國轉移至印度設廠，但收效有限，部分原因在於該國近期同時提高了關税及非關税壁壘。目前，印度平均關税水平為16%，較莫迪執政初期高出逾五分之一。

企業壟斷格局是另一個隱患。印度儲備銀行（RBI）前副行長維拉爾·阿查亞（Viral Acharya）指出，自2016年以來，印度國內五大財團的市場份額持續擴張。保護主義政策助長其在國內市場佔據支配地位，從而削弱了這些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動力。諮詢機構“印度經濟學”（Indonomics）分析師裏泰什（Ritesh Kumar Singh）認為，印度政府政策本質上“重企業、輕市場”，“當政策偏離市場導向時，消費者利益必然受損”。目前，印度消費者既面臨高額商品溢價，又需承擔高額消費税。

有意在印度投資的企業也需要確信自身不會遭遇不公對待。近期，德國汽車製造商大眾集團因“進口商品分類涉嫌違規”被印度税務機關指控，或將面臨28億美元罰款，該公司律師表示此案對大眾在印業務而言堪稱“生死存亡的危機”。此外，韓國三星也因類似指控被要求繳納5.2億美元。無論這些爭議本身是非曲直如何，此類案件傳遞的信號無疑令人對印度營商環境感到不安——此前英國沃達豐電信（Vodafone）和凱恩能源公司（Cairn）就曾因追税問題捲入法律爭端，這些案例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

2025年2月，莫迪政府宣佈將成立“放松管制委員會”（deregulation commission），以減輕企業負擔。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幻莫測為改革提供新契機——特殊形勢可成為推行艱難決策的合理背景。事實上，特朗普再次執政似乎促使相關方更聚焦改革議題。印度在2月公佈的預算案中即包含關税削減計劃，歷時3年的印英貿易協定談判也於5月達成協議；同時，印度與歐盟的談判已加速推進，印美雙方的談判代表正就相關條款展開密集磋商。

換言之，印度如今有必要開放市場、激發競爭並提振消費。阿查亞指出：“眼下是個黃金窗口期，因為壓力來自外部環境。”自莫迪首次呼籲加大投資至今已過去十年，近期國際局勢的變化再次為印度創造了機遇。這次，印度或許需要切實把握這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