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洛杉磯衝突到海灣“卡法拉”：全球3億遷徙者，困在怎樣的移民政策中？_風聞

Club 提要：本月，特朗普政府接連推出多項移民執法新政，重點強化邊境驅逐和對“非法滯留”者的搜捕，導致全美多地局勢緊張，洛杉磯更爆發激烈警民衝突。同時，白宮還宣佈取消古巴、海地等四國移民的臨時合法身份，引發廣泛爭議。這些強硬政策的背後，不僅有選舉政治的考量，也折射出全球移民困境的加劇與美國內部社會撕裂的現實。

移民，從未像今天這般複雜。**一方面，全球跨境遷徙人數持續攀升，逼近3.1億；另一方面，圍繞移民的政治爭議、社會衝突、經濟剝削也日趨激烈。在“供給側”，全球移民趨勢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傳統的“南向北”路徑不再唯一，移民路線更為多元，從拉美到海灣，從東南亞到東歐，跨境流動不再只是為了生計，更涉及職業發展、氣候壓力、數字經濟等因素。**而在“需求側”，面對老齡化危機和勞動力短缺，歐美、日韓、海灣等國家一邊爭奪高端人才，一邊限制低技能勞工。移民政策常遊走於“開放吸納”與“民族保守”之間，既依賴又排斥，長期無法自洽。

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背後，揭示了當今移民體系中“合法剝削”的現實：從海灣地區盛行的**“卡法拉”制度**，到歐美國家臨時簽證制度下的系統性壓迫，移民因高昂中介費用與不穩定身份，頻陷**“灰色市場”與“影子經濟”****，成為廉價勞力甚至非法勞工。**尤其在農業、建築、家政等領域，這類勞工缺乏基本法律保障，屢遭剝削甚至虐待，卻在維持現代經濟運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移民正日益成為軟實力工具與地緣戰略資產。**發達國家競相推出精英簽證計劃，吸引來自新興經濟體的高端人才；然而，這些人才又面臨安全審查、身份困境與忠誠質疑的多重壓力。即便技術賦能遠程辦公與全球協作，“自由遷徙”依舊不是真正的自由。

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説，移民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國家發展的雙刃劍。儘管“西方夢”仍具吸引力，但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探索本地發展路徑：通過製造業升級、在線跨國合作、綠色經濟轉型等方式，力圖緩解“被迫遷徙”的壓力。然而，這些出路仍面臨重重障礙，短期內難以替代傳統的出走路徑。 

一、全球移民趨勢：在爭議中前行

近年來，全球跨境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擴大，情況也愈發複雜。國際移民組織數據顯示，到2024年中，國際移民人數已達約3.04億，佔全球人口的3.7%。與2020年的2.75億相比，增長明顯，較2000年代初期更是近乎翻倍。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截至2025年4月，全球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數超過1.22億，創歷史新高，其中在本國境內流離失所的就超7350萬。戰爭衝突、暴力事件、極端天氣等因素，正迫使更多人踏上遷徙之路。

移民的方向和路線日益多元。雖然“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傳統模式依然存在，但**新的出發地和目的地不斷湧現。**在歐洲，西班牙的西地中海路線熱度回升，2024年經海路抵達人數較上年增長12.5%。德國吸引大量技術人才的同時，本土人才卻流向鄰國。拉美地區內部移民增多，海灣國家調整人才策略，亞洲部分國家也從移民輸出地轉變為選擇性輸入地。

移民羣體涵蓋各類人才。各國紛紛推出政策吸引頂尖人才，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等國的人才計劃。然而，勞動密集型行業依賴的外來勞工，卻面臨諸多困境，如簽證受限、保障不足等。實際上，技能劃分並非絕對，許多移民因各種原因從事與自身能力不符的工作，移民的價值已不再能簡單地以“技能高低”衡量。

移民的原因不再單一。除了追求更高收入和匯款機會，戰爭迫害、氣候變化、人口結構失衡、職業發展、家庭團聚等因素，都影響着人們的遷徙選擇。數字時代，網絡降低了移民信息獲取門檻，“數字遊民”數量激增，美國2024年該羣體已超1810萬。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潮也引發諸多爭議。**各國既需要移民填補勞動力和人才缺口，又對移民存在排斥心理。**對企業高管、海外投資者和“STEM人才”給予優待，卻嚴格管控低薪勞工，這種矛盾態度加劇了社會對立，使得全球移民在規模擴大的同時，面臨着嚴峻的人道和政治挑戰。

在特朗普執政的前六個月，南部邊境被逮捕的人數大幅下降。相反，被移民拘留所關押的人中，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逮捕的比例越來越高。最新的 ICE 拘留數據顯示，自特朗普上任以來，被拘留的平均人數上升了 25%。這與美國長期以來實施移民執法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在拜登政府時期，最終被移民拘留的大多數人是最近越過邊境、被海關和邊境巡邏隊（CPB）特工逮捕的人。將越境者拘留，能讓他們在遣返程序中更快進入審理流程，為更快將他們驅逐出境鋪平道路。圖源：TIME

二、不可忽視的人口結構變化，催生自相矛盾的“反移民”敍事

如今，北美、歐洲和東亞的主要經濟體多面臨着人口老齡化、低生育率與年輕人口高失業率的雙重壓力。在此背景下，各國對移民的態度充滿矛盾，政策在“需要移民”與“排斥移民”之間搖擺不定。

例如，歐洲和北美許多國家深受老齡化和低出生率困擾。歐洲多國人口中位年齡在43至45歲之間，美國也逐步邁入“高齡社會”。經濟發展急需勞動力，數據顯示，2023年前往OECD國家的永久移民人數達650萬，創歷史新高，美國的外籍人口約1.5億，佔OECD永久移民總量近三分之一。

然而，**政治層面常借“移民威脅論”獲取支持。**當前特朗普政府多次收緊高技能簽證政策、加強邊境管控，但企業又急需人才，雙方僵持不下。法國2024年發放居留許可33.67萬份，卻同時遣返2.16萬人。西班牙研究表明移民推動經濟增長，但公眾仍擔憂移民帶來的社會問題。英國脱歐後實施技術移民政策，卻仍難解決部分行業用工荒。政策因選舉和文化認同問題變得短視而零散。

**社會文化領域同樣矛盾重重。**法國倡導“共和一體化”卻限制多元文化表現，德國移民政策開放但地方排外現象頻出，英國強調移民“融入”卻爭議不斷。民眾既認可移民價值，又對社區變化存疑，導致政策難以兼顧經濟與社會需求。

**亞洲各國人口問題各異。**東亞老齡化嚴重，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29%，韓國生育率低至0.78。中日韓等國雖推出新簽證吸引人才，但文化差異和社會融入難題，使公眾更接受短期用工或技能引進，長期移民渠道少。隨着工業化發展，東南亞部分國家也從移民輸出轉向適度輸入，推出數字遊民簽證、創業計劃等，但區域內移民引發就業競爭擔憂。整體而言，亞洲對移民持謹慎分層態度，受文化融合障礙制約，移民政策多為試探性調整，難以全面放開。

海灣國家外來人口占比高達80%–90%，**經濟依賴外來勞動力，但公民身份和政治權利高度封閉。**其移民政策形成鮮明反差：一方面，為實現經濟轉型，推出“黃金簽證”等政策吸引科研、金融等領域高端人才，提供優厚待遇；另一方面，數百萬來自南亞、非洲的低薪勞工，受“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束縛，面臨工作受限、薪資拖欠、環境惡劣等問題，即便有改革政策，落實效果也不佳。這種“重高端、輕低端”的做法，讓移民權益差距懸殊，難以實現社會長遠穩定。

2019 年 12 月，建築工人前往 2022 年卡塔爾世界盃八大場館之一的盧塞爾體育場的施工現場。一名卡塔爾高級官員稱，在與世界盃籌備相關的項目中，有 400 到 500 名工人死亡。圖源：AP

三、現代移民體系：合法的“剝削制度”？

在全球移民的大背景下，一些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看似用於規範移民管理，實則成了剝削移民的手段，讓移民在合法外衣下陷入“現代奴役”的困境。

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海灣國家的“卡法拉”制度，將**外來勞工的簽證與僱主牢牢綁定，形成了嚴密的控制網絡。**勞工出國前，往往要向中介支付高額費用，背上沉重債務；抵達工作地後，又會遭遇工資拖欠、工作環境惡劣、超長工時等問題，居住條件也十分簡陋擁擠。如果想換工作或維權，必須得到原僱主同意，否則就可能被遣返。儘管海灣國家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於缺乏有效監督，這些措施常常難以真正落實。在沙特、卡塔爾等國的大型建設項目中，勞工傷亡事件頻繁發生，暴露出嚴重的人權問題。

歐美等發達國家推出季節性或臨時工作簽證，表面上是為了解決短期用工需求，**實際上卻通過簽證限制、居留期限、社保缺失等手段控制勞動力。**一旦簽證持有者更換僱主，或是拒絕不合理的工作條件，就可能失去合法身份，面臨被遣返的風險。在西班牙農業區，來自北非和東歐的季節工拿着低於法定標準的工資，住在條件很差的地方，卻因害怕失去簽證不敢維權；意大利的“黑工”體系通過中介，以極低的工資僱傭移民；美國H-2A簽證工人依賴僱主獲取工作許可，維權後可能被列入黑名單，失去未來工作機會。

嚴格的邊境管控和高門檻簽證政策，迫使大量移民通過非法途徑入境或逾期滯留，只能從事沒有合同、沒有社保的工作，時刻面臨被舉報和遣返的威脅。在歐洲，許多移民冒險穿越地中海、巴爾幹地區，即便抵達後，也只能接受剝削性工作；美國的非法移民在農業、建築等行業工作，缺乏工會保護。這種“懲罰性執法”讓移民不敢維護自身權益。

**即便是技能型移民，在新國家常常因為學歷和資質認證困難，只能被迫從事低技能工作。**在德國，敍利亞的工程師、醫生需要通過複雜的語言和專業考試才能執業；美國的外籍醫護人員面臨各州不同的執照要求，不僅耗時耗力，還可能最終無法從事本專業工作。專業機構為保護本土從業者設置高門檻，導致人才浪費，移民只能接受低薪工作。

近年來，各國移民管理部門利用生物識別、數據共享等技術，加強對非法移民的監控，通過拘留、遣返等手段進行懲罰。法國2024年遣返人數大幅增加，美國升級邊境管控，歐洲多國簽署遣返協議。這種高壓政策不僅威懾了違規移民，也讓整個移民羣體產生恐懼，削弱了他們的維權意願。

移民剝削現象背後，存在着深層原因。勞動力市場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僱主降低成本的衝動、供應鏈對靈活用工的依賴，構成了剝削的經濟動力；移民缺乏社會網絡和法律知識，簽證制度使其處於弱勢；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對僱主監管不力；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流動加劇了移民的被動地位；移民來源國因各種原因，難以有效保護本國公民權益。多方因素共同構建了現代移民剝削體系。

隨着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如今單單通過移民已較難實現階級跨越或財務積累，更多是在剝削體系中付出了巨大代價：債務、健康問題、心理壓力，甚至生命。而**接納國的公眾和消費者享受着廉價商品和服務，卻鮮少關注勞工處境。**國際組織雖不斷呼籲改革，但受政治和利益因素影響，進展緩慢。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也正對全球治理和人類倫理提出了嚴峻挑戰。

2022年7月23日，“海洋觀察” 組織的船員在地中海幫助一名男子登上他們的船。2014年至2022年期間，超2萬名移民在地中海航線死亡或失蹤。2024年，近20.8萬名非正常移民穿越地中海抵達歐洲，其中70664人經西部航線、70295人經東部航線、66855人經中部航線。圖源：Reuters

四、大國博弈下，人才面臨“兩難”選擇

在當前的大國對抗格局中，**移民政策不僅關乎勞動力配置，已是軟實力競爭的一部分，各國都在藉助吸納與排斥策略，試圖將特定人羣納入其國際影響網絡之中。**因此，人口遷徙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高端人才面臨更復雜的選擇。

隨着全球供應鏈重組與經濟重心轉移，多極化的人才市場逐步成形。多個國家紛紛推出具有吸引力的高端人才政策：如澳大利亞的Global Talent項目、加拿大的快速通道、德國對藍卡的改革、新加坡的Tech.Pass、以及中東的創新簽證體系等。這些政策使得新興經濟體的精英不再將西方作為唯一目標，而是在硅谷、歐洲科技中心、亞洲新興創新城市（如深圳、班加羅爾、新加坡）乃至中東的金融與科技園區之間進行權衡。

各國也更加重視利用移民和僑民網絡提升自身軟實力。印度的龐大僑民羣體在科技、商業和文化領域扮演重要橋樑角色，在歐美通過系統化的持續遊説登堂入室；中東國家則引入外籍專家提升國際形象並加強產業能力。這些舉措本質上將人才視為戰略資源，簽證便利、研究資助和商業平台成為重要吸引工具。然而，移民身份也可能被用作衡量政治忠誠的手段，涉外人才在離境或歸國時常常面臨安全審查和身份認定的敏感考量。

對此，**技術進步特別是在遠程協作方面的發展，為高端人才突破簽證和居留限制提供了替代路徑。**雲端辦公、分佈式科研團隊、國際協同項目等新模式，使得人才即使身處本國，也能參與全球最前沿的創新活動。這一趨勢對新興經濟體尤為關鍵：他們的技術人才可以在本地保持身份穩定，與海外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或通過短期出差參與海外項目，再回國繼續長期發展。這種“循環遷徙”或“彈性流動”模式，不僅滿足人才多樣化的職業需求，也有助於規避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

人才的跨境流動總體增加的趨勢，**自然也被視為國家安全問題的延伸。**美國針對俄羅斯等國家的簽證審查趨於嚴格，限制了敏感領域人才的入境；歐盟雖然推廣“藍卡”制度以吸引全球技術人才，但內部政治分歧及安全擔憂仍阻礙落地效果。高端人才在跨境流動中不僅要考慮職業平台，還要應對安全審查、政治信任與身份認定等風險，部分人才甚至被迫放棄傳統遷移路徑，轉而選擇第三國或通過虛擬團隊實現跨國合作。

此外，衝突、制裁和重大投資變動往往引發新一輪難民潮或移民潮。例如，代理戰爭或軍事幹預會導致大批人口流離失所，而經濟制裁或貿易摩擦則可能壓縮相關產業就業，迫使部分工人被動出國謀生。同時，大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項目可能短期提升就業和基礎設施，但若因政治風向或市場動盪而撤資，將重創當地經濟，引發更多遷徙壓力。可見，全球競爭不僅影響技術精英的流向，也深刻塑造了普通勞動人口的命運路徑。

對於新興經濟體的人才來説，**當前的選擇空間更廣、但風險與變量也更多。**他們需綜合評估職業前景、家庭需求、安全環境、文化適應、政治氛圍等多重因素。動態與彈性趨勢標誌着精英人才遷徙正進入一個多中心、非線性的新時代。人才不再一味奔赴西方發達國家，而是在全球不同力量中心之間流動、比較和協作，這也促使新興經濟體更加重視人才政策與本地發展平台的建設。對於人才而言，遷徙不再是簡單的出走或迴歸，而是一種持續權衡與戰略選擇。

‌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是指通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實現遠程工作，擺脱傳統辦公場所限制，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生活的人羣‌。諮詢公司MBO Partners《2024 年獨立工作狀態報告》發現，目前有 1810 萬美國勞動者自稱是“數字遊民”，較去年同比增長 4.7%，自 2019 年以來增長超 147% 。這樣的增長水平反映出一種穩步增長的新常態，也標誌着（數字遊民羣體）真正邁入主流。如今，11% 的美國勞動者稱自己為數字遊民 。圖源： MBO Partners

五、“西方夢”破滅，全球南方的新選擇

對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而言，遷徙曾是改善生計的重要選擇。在當前的全球動盪背景下，他們面臨關鍵抉擇：留在本土能否獲得可持續發展機會，還是必須移居西方或其他地區尋求更好生活？

長期以來，移民本身既是發展方式，也是社會調節機制。**移民匯款支持家庭消費和教育，迴流移民帶來資金和經驗，全球網絡促進創業合作。但過度依賴匯款會導致經濟結構單一，對外來衝擊脆弱；若遷徙過程中遭遇剝削，則會損害家庭福祉。**理想模式是建立雙向遷徙渠道，兼顧本土發展與國際機會，通過雙邊協議保障移民權益並支持其回國創業。

與此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嘗試通過產業升級創造就業機會。例如，非洲部分國家在中國投資支持下建設製造業園區，拉美國家發展農業加工和輕工業，亞洲新興市場拓展數字服務外包。**若能在本地形成完整產業鏈、提升企業競爭力，就能吸納更多勞動力，減少外出遷徙的需求。**但現實挑戰重重：政策執行力不足、基礎設施落後、技術能力薄弱等問題，常導致這些項目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甚至部分外資項目仍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為核心，無法帶來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數字化轉型為一些技能勞動者提供了新可能。非洲、南亞和拉美湧現出遠程工作者羣體，他們通過平台經濟獲取收入，這種模式促使當地政府投資改善網絡基礎設施和數字技能培訓。但現實中“數字鴻溝”依然顯著：寬帶覆蓋不足、電力供應不穩定、培訓資源匱乏等問題，讓大量勞動者無法受益。此外，高端遠程崗位數量有限，難以滿足大規模低技能羣體的就業需求。

**印度IT外包業近年來的衰落，更是揭露依賴服務業的問題。**全球經濟放緩導致歐美市場需求萎縮，疊加人工智能技術替代效應顯著，價值3500億美元的服務業面臨根本性衝擊。行業長期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軟件代工”模式，導致技術升級滯後，在AI、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出現嚴重技能斷層，僅2023年就因技能不匹配導致12-15%的人才流失。菲律賓、中國等新興市場以更低成本和專業化服務分流訂單，加劇價格競爭，而印度企業採用的“混合費率”模式因交付質量參差不齊，進一步損害行業信譽。此外，印度IT行業曾高度依賴美國單一市場，因此也遭受了過去三年的科技行業寒冬引發連鎖反應，使得印度IT企業2023年招聘量暴跌60%。

**氣候變化在給許多國家帶來生計威脅的同時，也在倒逼其進行綠色經濟轉型。**可再生能源項目、生態修復、氣候智能型農業等領域需要大量勞動力，若高質量推進可創造就業並減少氣候移民風險。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匱乏，以及國際氣候融資的不足，使得這些機會難以轉化為實際發展動能。

值得注意是，技術變革正重塑全球就業格局。自動化與人工智能在發達國家替代傳統低技能崗位，可能減少對外來勞動力的需求，同時在發展中國家加劇本地就業壓力。要在這一趨勢中找到優勢，需要發展創造、護理、教育等機器人難以替代的領域，這要求教育、培訓、社會保障和產業政策的協同配合，否則自動化可能進一步推動人口遷徙。

近年來，拉美 IT 市場發展迅速，大有取代印度的勢頭。該地區2029 年軟件開發營收預計達 202 億美元，初創企業、獨角獸活躍，外資流入可觀，已經成為歐美外包新目的地。圖源：ALCOR

* * *

**遺憾的是，儘管西方國家簽證政策趨緊，但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民眾而言，移民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仍是追求更高收入和穩定環境的首選。**高技能人才即便面臨簽證等待和文化適應成本，仍嚮往西方的教育科研平台。與此同時，**亞洲發達經濟體、海灣國家高端項目等提供了新選擇，但低技能羣體可獲得的機會依然有限。**若本土無法提供足夠發展空間，遷徙仍將是常見出路。所謂“西方夢”短期內不會褪色，但在多極化和遠程工作趨勢下，其吸引力可能逐漸調整，更多人會考慮區域或在線機會，但改善生計的核心訴求始終主導遷徙決策。

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發展離不開全球責任的支撐。發達國家在享受移民紅利的同時，應正視剝削與人道問題；國際社會需為氣候和衝突引發的移民潮提供更多支持；發展援助、技術合作若能更有效到位，可從源頭緩解遷徙壓力。**從道義上講，遷徙是全球不平等的結果，發達國家與國際組織在移民治理、勞工保護等方面的作為，直接影響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存機會。**儘管政策執行常受政治利益制約，但將其視為全球共同責任，是構建包容性治理框架的基礎。

■ 北京對話 Beij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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