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4天就被狙殺，伊朗情報系統究竟被滲透到了什麼程度？_風聞

劉傳平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導讀】本輪以伊衝突中，情報戰的狠辣手段引發廣泛關注。剛剛以方聲稱，6月13日方才任命、上任僅4天的伊朗最高軍事指揮官沙德馬尼身亡。而此前以色列已通過定點打擊導致20名伊朗高級指揮官、9名核科學家死亡。以方間諜機構“摩薩德”為此作了多年精心策劃。

近年來，從遠處狙擊、安裝炸彈到精準投毒，以色列的暗殺行動往往目標明確、命中率高，伊朗軍方高官、戰略要員，乃至“國寶級”人物，無不面臨着生命威脅。如果説此輪對伊襲擊暴露了以色列的滲透能力，那麼在暗殺頻發的危機面前，伊朗的情報系統為何仍然“失靈”了？

本文指出，伊朗情報部門的首要職責是維護伊斯蘭革命後的新生政權，並未設立專門針對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即便在核科學家頻繁遇襲後，伊朗成立的“保護組織”也因身兼多職而無力聚焦以色列的暗殺行動。政教合一的國家屬性，在伊朗催生了兩套疊牀架屋、彼此競爭的情報系統，導致工作碎片化、低效與冗餘。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下，伊朗情報組織會從“神意出發”，將重點放在猶太人的陰謀詭計上，客觀分析反而可能受到“西方化”的指控；由宗教人士領導的機構更看重忠誠度，專業人員的挫敗感加劇了內部叛變、被滲透的情況。而在核武器尚未研製成功之時，媒體、乃至總理本人就大肆展示首席核科學家的資料，更暴露出伊朗政府保密意識的薄弱。

在伊朗社會內部，美國製裁引發的經濟困境，直接影響了反情報工作：伊朗公民易被以色列用金錢策反，對反情報工作的經費支持也不足。此外，肩負反情報工作的伊斯蘭革命衞隊在經商中的腐敗行為，滋生了情報系統漏洞：腐敗多發導致人員易被策反；有組織犯罪行為和腐敗相結合，成為以色列運送武器、資金和行動人員的渠道。從地緣政治層面來看，以色列同伊朗多個鄰國緩和關係，已構建起圍繞伊朗的情報網絡和情報基地。鑑於伊朗國內的民族關係較為緊張，跨境少數民族也易成為滲透力量。

本文原載《情報雜誌》2025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伊朗對以色列反情報工作失誤研究

2024年7月31日，在伊朗參加新任總統就職典禮的哈馬斯最高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遭以色列暗殺身亡。在此之前，以色列在伊朗境內策劃多起成功的暗殺、網絡攻擊、竊密等隱蔽情報行動。2009年，以色列成功將“震網”病毒植入伊朗的核設施，損壞了伊朗超1000批鈾濃縮設備；2018年1月，以色列情報人員闖入德黑蘭郊區的一個秘密核檔案館，竊取大批機密文件；2020年11月，以色列暗殺伊朗首席核科學家穆赫辛·法赫裏扎德。伊朗和以色列長期處於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當中，伊朗理應保持對以色列的高度警惕，做好反情報工作，但伊朗的國家安全防線屢次被以色列攻破。除了以色列情報機關較強的信息蒐集和境外行動能力之外，伊朗自身在反情報工作上存在嚴重失誤，導致了以色列多次隱蔽情報行動的成功。對此，國內已有學者指出伊朗在反情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但學界並未將伊朗反情報工作失誤作為單獨的研究問題。鑑於阿克薩洪水行動以後，以色列對伊朗開展的暗殺等情報行動對伊朗國內政治和中東局勢產生的重大影響，有必要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基於此，本文將聚焦以色列在伊朗境內開展的隱蔽行動，從伊朗方面總結反情報工作失誤的原因。

圖源：澎湃新聞

**▍**伊朗情報機構的體制機制問題

反情報工作是指識別和應對外國情報機構及類似非國家組織(如跨國恐怖組織)對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按照類型來劃分，反情報工作包括防禦性任務和進攻性任務：防禦性任務如保護國家機密、防止本國情報機構被滲透；進攻性任務如挫敗外國情報組織的計劃、滲透進對方情報機構等。伊朗情報機構在反情報工作中出現較多失誤，源自組織管理、意識形態、反情報工作能力等因素。

1.1 未設專門機構，反以色列情報工作針對性不強

伊朗情報部門的首要職責是維護伊斯蘭政權。1979年，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具有強烈宗教傾向的中下階層支持的霍梅尼政權上台。但是新生的伊斯蘭政權面臨內憂外患，伊朗情報部門的首要職責是維護伊斯蘭革命政權的統治地位，壓制國內外反革命勢力。伊朗對外情報核心機構主要為兩個——情報與安全部(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IRGC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情報與安全部由五個局組成：分析和戰略局；國內安全局；反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對外情報局。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成立於2009年，原隸屬於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處，其設立也是為了維護政權穩定。2009年大選後伊朗發生嚴重社會動盪，伊斯蘭革命衞隊的情報部門合併了情報與安全部的國內安全局、巴斯基(一個準軍事民兵組織)情報局，形成一個新的情報部門。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分為八個局：網絡空間指揮部、理論分析和國家安全中心、核設施保護局、安全局、行動局、後勤和支持局、技術局和反情報局。

從機構設置上看，伊朗情報部門並未成立專門針對以色列情報行動的機構，應對以色列在伊朗的情報活動的職責都放置在反情報局。反情報局不僅應對以色列的威脅，還要應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在伊朗的情報行動，針對性不強。而以色列作為世界情報強國，將伊朗視為主要敵對國，頻繁發動對伊朗的情報戰，伊朗針對性的制度建設不足。例如，在核科學家頻繁遇襲後，伊朗成立了隸屬於革命衞隊的“保護組織”(Protection Organization—IRGC)，該組織有三重責任：保護國家的機場和飛機安全、保護政權的高級成員，以及最高領袖。保護核科學家是“保護組織”承擔的職責之一，但是其又承擔了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和政治人物的重任，保衞職責相對寬泛，對以色列暗殺行動的針對性不強。

1.2 組織管理不善，不利於反情報工作協同作戰

在機制上，情報與安全部、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存在組織協調矛盾，不利於反情報部門的協同作戰。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擁有神權體制和民選體制兩套政治體系，最高領袖是神權體制領導人，總統是民選體制領導人。根據伊朗憲法規定，最高領袖是掌管最高實際權力者，握有軍隊和情報部門的權力，有權罷免總統。儘管總統名義上控制着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NSC)，但委員會的所有決定都需要最高領袖的正式批准才能生效。在名義上，情報與安全部是伊朗法律規定的最高情報機構，部長直接向最高領袖負責，伊朗全國所有組織必須與該部門共享信息。理論上，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也服從於情報與安全部管理。但實際上，該組織完全獨立運作，其負責人直接向最高領導人報告。因此，情報與安全部和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都服從和服務於最高領袖。伊朗最高領袖也為防止一家獨大，通過部門競爭提升效率，並未明確兩者組織關係。

組織管理關係不明晰導致了兩大情報部門的組織協調問題：一是缺乏協調配合。儘管按照憲法規定，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所獲取的情報信息應該與情報與安全部共享，但是這兩大安全機構在實際上相互獨立，缺乏配合，難以形成情報合力；二是存在惡性競爭問題。為了爭奪領導人注意力和擴大政治影響，兩大情報部門展開了激烈的部門競爭。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情報組織搶佔情報與安全部在境外的人力情報業務，並將業務職責擴展到信號情報、技術情報和網絡領域。組織協調問題導致伊朗反情報部門在情報收集、分析和利用上難以形成有效的力，導致整體對外情報工作的碎片化和效率低下，因此可能錯失關鍵情報。惡性競爭導致反情報部門在各自領域內的重複建設和資源投入，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還可能因情報重複而導致處理和分析工作的冗餘。

1.3 意識形態色彩濃厚，影響反情報工作的科學性

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成為1979年後伊朗情報機構建立的基本原則。這種宗教化的意識形態在情報機構的獨立性和情報僱員士氣上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

一是宗教人士能施加非正式影響，伊朗情報機構的獨立性不足。“伊朗專家會議”是選舉最高領袖的權力機構，由86名伊斯蘭教神學專家或高級神學人員組成，擁有選舉、監督、罷免最高領袖的權力，在伊朗國內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伊朗高級神職人員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能夠通過政治家族關係網絡和權力重疊，對情報機構產生重要的非制度化影響。伊朗情報機構的工作需要考慮神職人員的態度傾向，其獨立性受到削弱。伊朗情報機構的分析人員，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下，會從“神意出發”，將分析重點放在猶太人的陰謀詭計上，而採取客觀分析的情報人員可能會受到“西方化”的指控。

二是情報人員晉升空間有限，士氣不足。宗教觀念和神學潮流強烈影響着情報機構的運作方式，情報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宗教學院的畢業生。根據1983年的議會法案，部長必須擁有神學院的學位，能夠根據伊斯蘭法律進行獨立推理。在情報僱員招錄上，伊朗堅持以對革命和政權的忠誠度為標準聘用人員，而不是以知識和技能為基礎。情報機構由宗教人士領導，限制了專業情報人員的上升空間，伊朗情報僱員長期在一個崗位上停留，職業挫敗感不斷累積，導致叛逃事件多發。叛逃又導致伊朗情報僱員對組織使命和價值產生動搖，影響了情報機構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1.4 反情報能力薄弱，對以色列防範能力不強

伊朗反情報工作面臨技術應對能力不足、情報系統遭滲透和叛逃問題頻發、保密措施薄弱等問題，削弱了對以色列情報攻擊的防禦能力。

一是伊朗反情報的技術能力和應變能力相對較弱。在新技術背景下，以色列方面採用了新的、更復雜的暗殺方法。面對新技術手段的興起，伊朗情報部門未能及時調整策略進行有效防禦。例如，在伊朗首席核科學家法赫裏扎德被暗殺過程中，以色列特工將一輛皮卡停在暗殺目標路過的路口，車上隱藏着遠程遙控機槍。當法赫裏扎德的車隊經過時，狙擊手在數千公里外通過衞星監視並開槍射擊，法赫裏扎德中槍身亡。另外，在網絡安全領域，伊朗多個網絡安全部門之間缺乏組織協調、存在因受到國際制裁無法大量購買先進網絡設備、人才流失等問題。而以色列的網絡情報能力強大，且受到美國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支持，伊朗在同以色列的網絡情報競爭中處在弱勢地位。

二是伊朗反情報機構叛變、被滲透情況嚴重。由於伊朗情報機構的管理問題、社會經濟問題、政治生態中的腐敗、意識形態等問題，伊朗情報僱員的組織忠誠度存在一定缺失。加之以色列摩薩德、美國中央情報局等西方國家情報機構長期針對伊朗情報官員和軍方人員進行招募活動，伊朗情報官員多因經濟利益或政治不滿被成功策反。伊朗發生多起安全部門核心要員叛逃事件：1996年，伊朗情報與安全部創始人之一阿布·阿爾·卡薩姆·米斯巴希(Abu al-Kassam Misbahi)叛逃到德國；2007年，伊朗前國防部副部長、伊斯蘭革命衞隊重要成員阿里·雷薩·阿什加里(Ali Reza Ashgari)叛逃至美國，而早在2003年他就成為美國在伊朗的代理人。伊朗情報系統的人員叛逃後，極有可能泄露了伊朗國內的安全戰略、情報行動的具體細節、安全防範薄弱環節等，嚴重削弱了伊朗對以色列的反情報能力。

三是伊朗保密工作缺位。保密工作是反情報工作的最後防線，但是伊朗情報機構在核心要害部門和人員上的保護舉措存在缺失，成為易被以色列情報行動攻破的薄弱環節。例如，伊朗在核武器尚未研製成功之時，該國媒體就大肆報道過首席核科學家法赫裏扎德的情況，讓其成為家喻户曉的人物。2018年，以色列總理在電視節目上展示了該科學家詳細的個人資料。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研製“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尖端武器設備時，對科學家採取嚴格保密措施，甚至科學家的家人都不知道其從事何種工作。

**▍**伊朗國內政治環境問題

反情報並不是獨立的工作，與國內政治環境存在着密切的關係。當一個國家較為穩定和團結時，國家政權與國內民眾能夠通力合作，有效開展反情報工作。但是國內政治出現嚴重矛盾時，則會干擾反情報工作的有序開展。

2.1 伊朗反政府組織幫助以色列開展情報行動

伊朗國內的多個反政府組織與以色列開展情報合作。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政府並未完成有效的政治整合，反政府組織長期存在，成為以色列在伊朗境內開展情報行動的合作者。其中，較為典型的是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該組織於1965年由伊朗大學生成立，是巴列維國王時期最大的反政府組織，在推翻巴列維統治時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該組織對於霍梅尼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體制持反對意見，走上了武裝反抗伊朗政府的道路，成為當前伊朗國內最大的反政府力量。隨後，以色列與人民聖戰者組織取得聯繫，並由以色列特勤局資助、訓練和武裝，對伊朗境內的目標開展暗殺活動。2010年，伊朗政府破獲一起刺殺未遂案件，獲取了刺殺行動者與以色列情報部門開展合作的證據，證實了以色列情報部門利用伊朗反對派開展隱蔽行動的行為。2020年，伊朗政府指責人民聖戰者組織與以色列共同謀劃暗殺了法赫裏扎德。

伊朗反政府組織與以色列情報部門的合作對本國反情報工作帶來嚴峻挑戰。反政府組織立場堅定，組織化程度高，甚至掌握一定的武裝力量，在與伊朗政府長期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在共同訴求下，伊朗反政府組織和美國、以色列開展情報合作。例如，在2001年後，伊朗反政府組織之一——全國抵抗委員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聯繫，後又與以色列摩薩德開展合作，接受以色列的資助。同時，伊朗國內存在一定數量親西方的民眾，並不贊同神權政治，反而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組織，削弱了伊朗反情報工作的羣眾基礎。

2.2 經濟問題導致伊朗公民易被策反

伊朗的經濟形勢嚴峻，引發國內抗議不斷。進入21世紀以來，伊朗以開發核電為由積極開展鈾濃縮計劃，但是美國指責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為掩護秘密發展核武器。為此，美國對伊朗開展了嚴厲的經濟制裁。制裁限制了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交易和國際貿易，影響了伊朗經濟的正常運轉，導致了低就業、高通脹、高貧困率，促使伊朗抗議活動頻發。2016年伊核協議實行後，西方國家逐步對伊朗放鬆制裁。伊朗人對經濟繁榮高度期待，但實際上放寬制裁並未有效改善民眾生活條件。伊朗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爆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運動，抗議很快由經濟問題轉向對神權政治的不滿。2019年，又因為政府將油價提升200%,伊朗再次爆發抗議活動，抗議蔓延至全國21個城市。

伊朗的經濟困境直接影響到反情報工作：一是易導致伊朗公民被以色列用金錢策反。伊朗國內宗教保守思想日趨濃厚，也未出台強有力的體制改革舉措，導致國內部分民眾對政權失望。以色列利用伊朗治理不善、經濟不佳、貧困和政治矛盾等情況，以大筆現金或提供永久居留權作為招募條件，招募到為以色列蒐集信息和開展行動的人員。例如，根據伊朗國有電視台 Press TV在2012年的報道，伊朗法院判處13名為以色列從事間諜活動的嫌疑人有罪，這些被告受到海外衞星電視網絡和高薪廣告宣傳引誘，為摩薩德從事間諜活動。二是導致對反情報工作的經費支持力度不足。受國民經濟的影響，伊朗的軍費開支處在不穩定狀態，軍費中給予情報部門的費用也相應處於大幅變動當中。從2017年至2020年，伊朗軍費開支從139.3億美元下降到30.3億美元，三年間下降幅度達78%，2022年才回升到68.5億美元。伊朗經濟困境導致安全機構資金短缺，從而影響對反情報工作所需的資源投入，限制對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採購和維護等，降低了反情報的工作效率。

2.3 腐敗問題引發的情報系統漏洞

伊朗的經濟結構容易產生腐敗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最高領袖霍梅尼和時任總統拉夫桑賈尼決定推動伊朗經濟自由化。但他們認為獨立的、真正的“私營”部門對其統治構成了威脅。因此，伊朗政府鼓勵自己的支持者，包括軍人、情報人員和德黑蘭傳統集市上的保守派商人從事私人投資。肩負反情報工作的伊斯蘭革命衞隊在經商過程中產生腐敗行為。伊斯蘭革命衞隊受到最高領袖的充分信任。兩伊戰爭後，革命衞隊涉足工業與民用建築、工礦業、金融業、農業、設計和諮詢業等領域，控制着伊朗南部60個邊界通道，掌管着伊朗除石油以外57%的進口和30%的出口，在境外還擁有560多家下屬貿易公司。伊斯蘭革命衞隊常年涉足該國境內的黑市交易，如利用油氣補貼政策，將廉價汽油和天然氣倒賣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鄰國獲取鉅額利潤，甚至通過賄賂海關走私奢侈品賺取差價。

伊朗政府的腐敗問題對反情報工作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一是腐敗行為多發導致人員易被策反。根據透明國際發佈的2023年腐敗感知指數，伊朗在180 個國家中腐敗排名第149位，屬於腐敗高發國家。腐敗現象和風氣使得伊斯蘭革命的精神受到衝擊，安全部隊人員個人利益的渴望取代了對國家的忠誠。安全部門人員在腐敗影響下容易被以色列方面策反。二是有組織犯罪行為和腐敗相結合，成為以色列情報行動可利用的漏洞。阿富汗生產的大部分鴉片會轉運到伊朗，伊朗納賈島存在較為嚴重非法鴉片貿易。另外，伊朗還有諸多黑社會性質組織，從事糖進口、硬通貨、足球俱樂部和汽車領域等行業，通常僱傭重要人物的親屬子女作為疏通政府關係的渠道，這使得非法行為難以查處。以色列情報部門同樣可以利用上述非法貿易渠道向伊朗運送武器、資金和行動人員。

**▍**伊朗周邊地緣政治安全問題

伊朗是一個地緣政治複雜的國家，其周邊環境的安全問題一直是國家穩定與發展的重大挑戰。多方向的地緣政治壓力、錯綜複雜的鄰國關係，以及跨境少數民族問題，共同構成了伊朗反情報工作的嚴峻外部環境。

3.1 鄰國情報合作升級，伊朗反情報防線承壓

伊朗共有15個鄰國，與該國共享7000多公里的海上和陸地邊界線。但是伊朗與多個鄰國關係較為緊張甚至敵對，反情報工作面臨多方向的壓力型外部環境。以色列、美國針對伊朗周邊戰略環境不佳的形勢，針對性地在安全與情報領域對伊朗佈局，構建起圍繞伊朗的情報網絡和情報基地。在戰略環境層面，以色列同沙特、阿聯酋、巴林緩和關係，塑造了對伊朗開展情報活動的有利環境。

以色列與阿塞拜疆開展密切的安全與情報合作，形成了針對伊朗的情報中心。阿塞拜疆具有與伊朗接壤，民族跨國境流動、民族情緒對立等情報優勢。在過去十年中，以色列向阿塞拜疆出售了價值10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購買了大批阿塞拜疆的石油，作為交換，阿塞拜疆允許以色列將其領土用作蒐集伊朗情報的主要基地。以色列在阿塞拜疆佈置了相應的情報資產，成為以色列開展對伊朗情報行動的前沿陣地。伊朗長期指責阿塞拜疆在情報和安全領域與“猶太復國主義敵人”合作，併成為該地區反對“伊斯蘭抵抗”的堡壘。伊朗前外交官阿米爾·穆薩維(Amir Mousavi)稱，2021年有1000名以色列情報人員在阿塞拜疆，其中一些人在暗殺伊朗首席核科學家法赫裏扎德的行動中發揮了作用。

2020年，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和巴林簽署了《亞伯拉罕協議》，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同意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開展經濟和安全合作。在安全合作領域，雖然該協議並未向外界透露參與方有關情報合作的內容，但以色列同伊朗關係緊張的阿聯酋和巴林建交，將有利於以色列提升其在伊朗周邊的影響力。沙特阿拉伯雖然因為巴勒斯坦問題並未加入《亞伯拉罕協議》，但是沙特對此協議持開放態度，允許以色列客機飛越其領空，顯示出兩國關係緩和的跡象。同時，沙特和以色列都將伊朗視作本國威脅，雙方合作共同應對伊朗的可能性存在。上述情況都對伊朗應對以色列的反情報工作帶來了外部壓力。

3.2 跨境少數民族易成為滲透力量

伊朗境內的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俾路支人均是跨境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對自身的民族身份有着強烈的認同感，有獨立傾向或較高自治要求。伊朗政府長期壓制這些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傾向，國內民族關係較為緊張。跨境民族熟悉伊朗情況、流動性強，成為以色列對伊朗開展情報活動的重要依靠力量。

伊朗境內的跨境少數民族成為以色列對伊朗開展情報工作的有力依託。首先，少數民族羣體存在自治或獨立的訴求，與伊朗政府關係緊張，以色列能夠利用這種矛盾開展工作，並通過提供武器、資金等方式獲得伊朗少數民族的支持。另外，以色列在開展對伊朗的滲透、策反過程中，充分利用了會講波斯語的猶太人族羣。二是伊朗的邊境管理能力不足，難以阻斷以色列與少數民族的秘密聯絡。伊朗的邊境線多處在山地、高原等地形複雜地帶，伊朗邊防力量不能做到對邊境地區的有效管理，存在漏洞的伊朗邊境成為外國情報部門的攻擊目標。以色列情報部門及其招募人員較為容易穿越邊境，同離心主義傾向的少數民族取得聯繫，開展情報蒐集和情報行動。三是伊朗少數民族熟悉伊朗情況，能夠在伊朗境內自由活動，便於為以色列開展滲透活動。跨境民族同伊朗周邊國家聯繫密切，也便於行動後迅速回撤。例如庫爾德人在伊拉克和敍利亞、俾路支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廣泛的社區網絡。摩薩德曾招募隸屬於“俾路支斯坦解放軍”的遜尼派反政府組織“伊朗真主旅”(Jundullah)成員，訓練他們在伊朗境內執行暗殺任務。根據美國政府公開的資料顯示，“伊朗真主旅”已對數名伊朗政府官員的刺殺事件承擔責任。伊朗的反情報機構必須應對這些跨境聯繫，這導致了工作資源的分散，增加了反情報工作的難度。

**▍**結論與啓示

在2007年至2020年(首席核科學家遇刺)之間，伊朗至少發生了6次針對核科學家的暗殺事件，2024年又發生哈馬斯領導人遇刺事件。但是伊朗並未有效汲取教訓，採取有力應對措施，這表明伊朗情報部門在應對以色列的隱蔽行動工作當中，存在着系統性的問題。伊朗情報機構自身的體制機制問題是反情報工作失誤的直接原因，同時矛盾重重的國內政治和複雜嚴峻的周邊局勢，惡化了反情報工作的外部環境。

伊朗反情報工作的失誤，對伊朗的內政外交帶來巨大壓力。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衝擊。政府被視作保護公民人身安全的主要責任方，但當重要人物接連遇害時，公眾自然會質疑伊朗政府的能力和決心，擔心自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這會進一步削弱伊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次，增加了伊朗的戰略壓力。為擴大伊朗的影響力，伊朗領導了旨在共同抵抗美國和以色列侵略的“抵抗之弧”。其中，哈馬斯、真主黨等組織是伊朗支持的重要盟友。當伊朗盟友不斷被以色列的情報部門襲擊、暗殺後，伊朗必須做出有力的反擊舉措，不然將會削弱伊朗的號召力。但是鑑於美國、以色列的強大實力，伊朗的反擊會招致美以進一步的報復，可能會引發中東局勢升級。伊朗在是否反擊、反擊力度上承受着巨大壓力。

根據伊朗在反情報工作中的失誤，可以總結出反情報工作應當遵循的基本規律。首先在體制機制層面，多個情報部門需要緊密合作、共享信息，避免由於權力鬥爭和惡性競爭而削弱反情報工作；反情報工作需要基於科學、系統的理論指導，避免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建立以個人能力為標準的上升通道；現代反情報工作依賴於高新技術，包括網絡安全、密碼技術、信號情報等方面的創新，情報機構應持續增加技術研發投入，在技術上佔據主動。其次在國內層面，反情報工作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內政治環境。因此，要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民眾對國家的信任；構建廣泛的社會防線，建立起國家與民眾間的合作機制；加強廉政建設，確保反情報部門的廉潔高效，減少個人或集團對情報部門的控制。最後在地緣政治環境層面，反情報工作不僅是國內安全問題，還是國際博弈的一部分。通過外交手段緩解與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減少情報戰中的對抗性，有助於化解外部情報威脅的壓力。通過以上措施，國家可以為反情報工作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從而確保在複雜的國內環境與國際形勢下保持反情報工作的主動性與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