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慘敗後，清政府為啥反而“瘋狂”送留學生過去？_風聞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日本所發動的“甲午戰爭”徹底打破自同治皇帝即位以來的“中興幻象”，理應被清政府視為仇寇，又怎麼會如此大張旗鼓地向其派遣留學生呢？ 

影視劇中留日學生形象。來源：《人生若如初見》影視劇

要釐清這個問題，我們或許要從中、日兩國的國民心態來尋找答案。

最不肯輸的對手

和最廉價的改革 

翻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中日兩國儘管一衣帶水，但雙方的互動卻並不算緊密。儘管在隋、唐兩朝，日本曾多次派遣使團向中國學習。但隨着武士階層在日本列島的崛起，日本隨即陷入了漫長而紛亂的“武家政治”時代，在鎌倉、室町、江户三大幕府“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情況下，日本國內大小領主相互攻伐，與東亞大陸及朝鮮半島的外交聯絡自然也是時斷時續。 

由於缺乏對日本國內情況的深入瞭解，清朝的中下層民眾對日本長期以來都還停留在明朝時的“倭寇”“蕞爾小國”的印象。以至於甲午戰敗的消息傳來，舉國都陷入了長久的自我懷疑之中，畢竟清朝此前雖然屢敗於英、法，面對沙俄也不免吃癟，可這些國家終究可算是世界範圍內數一數二的列強，而日本長期被清朝士大夫們視為藩邦小國，如今倒反天罡，自然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但事情的玄妙之處卻也往往在此，甲午戰敗之前的清政府對歷次的失敗都有着自己的推脱和理由，如鴉片戰爭敗北後，滿蒙勳貴還鼓吹着什麼：英夷船堅炮利、若非截斷了運河，則朝廷以舉國之兵在內地迎敵，勢必令其片帆不得不西返。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利則又可以歸咎於“太平天國”等一系列農民起義，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湘軍、淮軍集團認定只要從歐洲列強手中買來新式的輪船、槍炮以及生產這些東西的機器，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工廠，便能反敗為勝、化弱為強。而“洋務運動”的興起及19世紀60年代後多次“邊疆危機”的成功化解，都似乎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 

雙筒火槍。來源：故宮博物院

然而，這一切自得都隨着甲午戰敗而煙消雲散，海、陸皆敗的屈辱、割地賠款的損失，令清政府不得不正視現實，並在朝野內外的譴責聲中認真考慮變法。然而無論是“廢八股改授現代科學”還是“廢驛遞改郵政”“廢漕運改海輪”“廢綠營練新軍”都將觸動太多人的既得利益，也自然無法輕易推動下去。而就在朝野上下物議紛紛卻始終莫衷一是之際，派遣留學生向日本學習便被視為一種最為簡單、有效的改革途徑。

唯有中國可醫的日本“帝國病”

與中國基於政治和經濟的因素，不得不以日本為海外留學的重點區域相比，日本此刻其實也很需要得到中國的支持和認可。因為，此時的日本已然罹患了一種名為“帝國病”的頑疾。 

甲午戰後，日本雖然獲得了鉅額的賠款，實現了明治維新之初便確定的領土擴張的初期目標，但是日本國內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問題卻並未隨着戰爭的結束而有所緩解，反而出現了愈演愈烈的局面。

1894年黃海海戰照片

巨大的戰爭開支令日本的地租上漲了四成，1896年隨着酒税和煙草專賣制以及其他間接税的上漲，小農貧農紛紛面臨破產的窘境，只能將明治政府所授予的土地賣掉，再次淪為佃農。

與小農階層的逐漸消亡相比，日本產業工人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去。甲午戰爭中日本雖然展現出了對清朝的工業優勢，但日本本土的重工業卻依舊處於蹣跚起步的階段，戰爭所需的軍艦和槍炮無一不依靠紡織業和礦石出口所獲得的外匯購買。企業利潤和軍備税收的雙重盤剝，令日本的紡織女工和礦業勞力幾乎生活於人間煉獄之中。加上城市化的進程和桑園種植面積的擴大，日本糧食價格更出現直線攀升的局面。

各地不斷出現的“米騷動”和罷工運動，一方面促進了日本國內社會主義思潮的萌芽，一方面也令日本政壇由財閥、軍隊及貴族元老所組成的“政友會”放棄了所謂“休養生息”，選擇了對內通過《治安警察法》鎮壓民眾的反抗，對外則以“維新輸出”和軍事幹涉為雙臂，加入西方列強瓜分東亞的行列中去。

1918年8月11日。神户的鈴木商店在暴亂中被燒燬

所謂“維新輸出”，名義上指的是輔助東亞各國參照日本明治維新的模式走入近現代國家的行列，但其實質卻是試圖在東亞打造一個以日本為宗主的新秩序。

1898年8月19日，經歷了第三次上台組閣失敗後的伊藤博文從長崎出發，開始了他個人的訪華之旅。

伊藤博文此次出訪恰逢清政府經歷了兩年多的醖釀，於6月11日頒佈《明定國是詔》宣告“戊戌變法”的發端。但是自以為可以出任清政府變法“總顧問”的伊藤博文一到北京便發現氣氛不對。他曾私下對隨從表示：

“近來光緒帝突然提拔這麼多新人，未免也急了一些。”

伊藤博文照片

但是伊藤博文並不知道，他的到來更成為壓垮清政府雙頭領導——光緒和慈禧之間紐帶的最後一根稻草。

“戊戌變法”的意義及其失敗的教訓在此不再贅述，而伊藤博文在清廷的此次變法中，除了保護了康有為、梁啓超、黃遵憲等人，沒有令“戊戌六君子”的隊伍繼續擴大之外並無太大的助益。而伊藤博文此舉的初衷也並非推動中國的富強，而是寄希望於“變法派”日後可以東山再起，成為日本在華利益的代言人，即便這一目的暫時無法達到，也可成為中日交涉的重要砝碼。

當然以伊藤博文之老辣，自然不難看出“變法派”背後除了“清流”名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外，還有張之洞等“南洋派”的幕後推手。如果不是所謂“湘鄂衝突”引發的火燒税司洋務、關署、招商局及日本領事公寓住宅的“沙市事件”，張之洞早已入主軍機處，主持變法事宜了，日本海軍更不會以保護在華利益派出軍艦來華，造成所謂意圖劫持慈禧的假象。 

洋瓷五彩金邊花卉帶蓋雙耳碗碟。來源：故宮博物院

9月29日，伊藤博文離開北京，10月5日至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會見張之洞，10月19日赴南京會見劉坤一。作為清廷內部聯盟英、日對抗沙俄戰略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早在“戊戌變法”之前便聘請了日本參謀本部大原武慶中佐為武昌武備學堂顧問。此時和伊藤博文會商之後，張之洞更開出日本如能驅逐康有為，不僅湖北兩年內計劃編練的新式陸軍將聘請日本軍事顧問，所需槍支彈藥，相關聯的造紙廠、皮革廠所需設備也將從日本進口。

心滿意足的伊藤博文於11月中旬回到日本之後，便公然鼓吹慈禧太后鎮壓“變法派”是“有裨於政局穩定”的。不過日本政府還是留了後手，1898年12月23日，梁啓超主編的《請議報》在日本橫濱正式發表，日本列島隨即成為康、梁“保皇黨”的重要據點。而以湖北為起點，大批日本軍事顧問和清政府赴日軍校留學生逐漸在中國內陸悄然掀起了一場軍事革命。

爭奪新軍控制權的

日本士官學院留學生們

1903年，清廷設立練兵處，本意是為了以編練新軍為手段收兵權於中央。因此在慈禧的計劃中，這個練兵處是以慶親王奕劻為名義上的領導，由袁世凱主持具體的練兵工作，以滿人鐵良輔佐奕劻並制約袁世凱。如此組建練兵處的領導班子，對清廷中樞而言似乎是一種最合適的配置。但這種配置很快便發生了問題。

新軍操練場景

據在練兵處軍令司做過副使的哈漢章回憶，引爆練兵處滿漢衝突者，是留日歸來的滿人青年軍官良弼：

“中國軍隊，最早多半行伍出身，自小站練兵，始取材於武備學堂。後來派遣學生到日本士官學校留學，近年學成陸續回國，因為北方軍隊的武備派成了一種勢力，不能插進，所以分散各省。良賚臣（即良弼）系滿洲鑲黃旗籍，他是紅帶子，在旗人中有此嶄新軍事人才，而且才情卓越，故在北京能周旋於親貴之間……於是練兵處就成為士官派的大本營，良弼即暗中作為士官派與北洋派爭奪軍權的領導者。”

良弼照片

不過，哈漢章將留日士官生大量進入練兵處和後來的新軍視為良弼的謀劃，其實是誤解。良弼自日本留學歸國時，不過20餘歲的年紀，資歷尚淺，並無能力與袁世凱直接對壘。按彭賀超的研究，真正大量往練兵處調入留日士官生的不是良弼，恰是袁世凱自己。 

總之，“練兵處調入留日士官生是三位大臣的共識，袁世凱最為積極主動，扮演着主導者的角色，奕劻、鐵良則是他的支持者”。袁世凱這樣做，既是為了“從地方借調留日軍事人才，以供中央之用”，更是為了“自我解圍，以鉗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同時還有“以調入士官生為契機，收回留日軍事教育主導權”的深刻用心。 

在後續南、北新軍的發展中，留日士官們的確逐漸走上了領導崗位。但他們並沒有幫同學良弼對抗袁世凱，而是計劃着用武力推翻腐朽的清政府。1911年9月，在清廷啓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野戰演習——永平秋操中，便以漢族新軍為“東軍”，以良弼所組建的“滿族禁衞軍”為“西軍”，並擬定了一個“西軍”先敗後勝的演習劇本，顯然有意以現代化武器裝備武裝八旗子弟壓制各鎮新軍。但滿蒙貴族顯然沒有想到這樣的演習安排早已挫傷了漢族新軍的自尊心。 

汽槍。來源/故宮博物院

秋操尚未開始，留學日本的湖北籍軍官，也就是袁世凱特意從張之洞處要來的“鄂軍名將”吳祿貞，便與同僚秘議以實彈攻擊“西軍”，掃清禁衞軍後整軍入京，直取首都。但秋操尚未正式舉行便傳來了武昌起義的消息，參演各部隊只能草草收兵，吳祿貞又鼓動屯兵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增，發動“兵諫”。要求清廷“廢除內閣，速開國會”。

張紹增發動“灤州兵諫”之時，正值北洋六鎮主力悉數南下鎮壓武昌起義。如果張紹增能更為堅決地舉兵入京，一舉蕩平清廷禁衞軍，控制京師並非難事。但張紹增本身隸屬北洋系統，與吳祿貞雖為留日同學，但政治見解未必一致。在得到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並接受其全部兵諫要求後，便“停軍不發”了。隨後更在袁世凱的利誘下，放棄兵權跑到天津“養病”去了。隨後袁世凱暗殺吳祿貞，彈壓第二十鎮中的異己分子，“灤州兵諫”歸於失敗。

1912年1月26日，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的良弼，在光明殿衚衕家門口（今北京西四北大紅羅廠街），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成員彭家珍（四川武備學堂畢業生）向其投擲炸彈，被炸傷左腿後不治身亡。清政府利用留日士官對抗北洋軍閥和革命黨人的計劃至此也歸於破產。

參考文獻：

[1] 《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諶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年12月.

[2] 《中日關係大事輯覽》陳錦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

[3] 《晚清最後十八年：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黃治軍著，新星出版社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