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DeepSeek有多刺激印度人？為何印IT產業始終徘徊價值鏈低端…_風聞

編者按

印度自詡為IT大國，以“世界辦公室”著稱。但在全球市場上，印度IT產品乏善可陳，知名本土企業屈指可數。在新興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印度自認為優勢滿滿，卻驚覺“深度求索”誕生於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都經歷了產業升級，與之相比，印度的優勢產業卻長期鎖定於全球價值鏈底部。事實上，印度並非沒有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機遇，也不缺少人才儲備和初創企業，但嚴苛的監管體系、稀缺的發展機會等因素導致人才流失嚴重，初創企業步履維艱，從而一次次與機會失之交臂。當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造成美國人才外流，為其他國家提供吸引人才的機遇，而印度本就“楚材晉用”，恐再次錯失良機。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The Examined Life Cold Takes

“深度求索時刻”（The Deep Seek moment）動搖了印度作為信息技術超級大國的自我認知。在2025年1月深度求索發佈之前，印度國內多數人認為無需自主開發基礎模型。他們更認同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印孚瑟斯聯合創始人）的觀點——“印度應聚焦人工智能應用，而非基礎模型研發。”如今，印度業界許多人扼腕嘆息：為何深度求索這一突破誕生於中國，而非印度？

在探討發展人工智能基礎模型之前，首先必須正視一個嚴峻現實：印度攀升信息技術價值鏈的努力基本失敗。

一、日本和韓國

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比能夠更加清晰地展現印度IT產業的發展困境。日本最初以生產低成本、低質量的汽車起家，最終成功佔領美國市場的較大份額。韓國同樣起步於低端製造業，而韓企現在已經主導電子產品領域。反觀印度IT產業，自始至終以低成本服務為主要模式，歷經三十年發展仍未實質突破。除了Zoho等極少數案例外，全球市場上難覓具有競爭力的印度IT產品，遑論在某一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二、錯過的班車

在錯失人工智能發展機遇之前，印度IT產業其實還錯過了許多其他本可搭乘的 “發展班車”——印度錯過了桌面消費者應用程序（編者注：指安裝在本地計算機上的軟件）的班車，甚至從未趕到站台，直到隨之而來的互聯網浪潮吞沒一切。

而當互聯網平台讓位於移動應用時，印度消費者熱情擁抱了這一變革，印度本土也孕育出部分應用產品，卻無一能走向全球。印度在企業級應用（編者注：指為滿足企業或組織的複雜業務需求而專門開發的軟件系統）領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例如著名的Finacle銀行系統，但絲毫無法與日本在汽車產業的輝煌成就相提並論。

考慮到印度擁有如此龐大的程序員羣體，外界曾期待印度企業能夠成功開發並推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日常技術產品，但現實令人失望，印度沒有誕生像捷克JetBrains這樣的公司，JetBrains開發的IntelliJ產品取得了相當成就（編者注：IntelliJ是面向Java等編程語言的集成開發環境）。

在眼睜睜看着人工智能這班車駛離之前，印度錯過的下一個班車是社交媒體。中國憑藉Tik Tok成功挑戰美國社交媒體巨頭，印度則選擇了封禁Tik Tok。同時，印度不斷抱怨推特、臉書存在偏見，迫切期待印度本土社交媒體平台崛起，但卻始終未能構建起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印度的IT產業困境是全方位、系統性的，更可悲的是，這種困境尚且還沒達到“悲壯嘗試”這一階段。印度IT產業的歷史中，幾乎不存在印度本土產品公司勇敢進軍全球市場，最終在與國際巨頭的競爭中被擊垮、被收購，“雖敗猶榮”的傳奇故事。印度根本從未參與過競賽，既沒有誕生過被臉書收購的“印度版WhatsApp”，也沒有出現過挑戰WhatsApp但失敗的“印度版Telegram”。亞馬遜為解決自身業務需求開發了AWS（亞馬遜雲計算服務），繼而將其打造成面向全球的雲服務平台。而想象印度最大電商Flipkart做出類似嘗試，簡直天方夜譚。甚至幻想印度打造出AWS、Azure（微軟提供的開放式雲計算平台）或GCP（谷歌雲平台）級別的雲平台，都顯得荒謬可笑。這些“難以想象”的背後，正是印度IT產業發展全面滯後的真實寫照。

三、為何屢失良機？

關於印度的失敗有若干種解釋，這些解釋看似各有邏輯支撐，但實際説服力有限。我將逐一檢驗其效力。

（一）

消費級產品開發難度過高

有一種理論認為，消費級IT產品要成功必須貼近用户需求。而美國是最具吸引力的全球核心消費市場，因此，企業自然而然都將總部設在美國。這一解釋並不充分。日本汽車企業通過在美設立營銷團隊（同時總部保留在日本），成功破解了美國消費者行為模式。相較之下，印度擁有精通英語、深諳美國文化的精英階層，本應成為遠程攻克美國市場的典範。然而現實是，中國打造出了滲入美國市場最成功的社交媒體應用——TikTok，社交媒體應用不正是最需要洞察用户心理的產品類型嗎？相比之下，印度甚至未能開發出一款類似於Skype的工具型應用（編者注：Skype是微軟開發的老牌通訊軟件，2025年5月5日停止運營）。

另一種理論，則將困境歸因於印度初創企業過分專注於本土消費市場，但這種説法更像現象描述，而非因果分析。為何印度產品在立足本土後，未能複製“先觸達海外印度裔社羣、再拓展美國主流市場”的可行路徑？以在線旅遊預訂平台為例，其完全具備通過印裔僑民羣體輻射全球市場的潛力，卻始終未能成功觸達美國本土消費者。

（二）

壟斷和集聚

還有一種解釋涉及壟斷。在微軟、谷歌等巨頭主導的領域，後來者確實面臨着激烈競爭，往往難逃被擠壓淘汰或收購整合的命運。但這一解釋存在兩個值得商榷的點：其一，在巨頭尚未涉足的市場領域，為何也難覓印度企業的身影？其二，為何印度從未出現過任何一家曾有機會與國際巨頭正面競爭，最終或遭擊敗、或被收購的企業？事實上，印度企業在這些領域的競爭歷程並非“經歷戰鬥後失敗”，而是根本未曾踏入賽場。

對於“集聚效應”（agglomeration effects）的解釋也可給出類似回應。該假説認為，硅谷憑藉全球人才集聚與知識溢出效應形成競爭壁壘，其他地區難以複製其成功範式。這一解釋貌似確有道理，但還是難以令人信服。以瑞典為例，該國雖未複製硅谷的產業生態，卻成功孕育出Spotify（音樂流媒體服務平台）這樣的全球性企業。而印度的Spotify在何處？那些能夠印證我們嘗試過卻失敗的印度公司又在何處？

（三）

印度的教育

下一個解釋涉及印度的教育體系。有人説，印度教育鼓勵死記硬背，因而導致創新匱乏。然而若循此邏輯，中國教育的應試填鴨特徵較印度更顯著，其發展成就又當如何解釋？也有人説，印度教育未能有效培養學生的就業技能。客觀而言，印度有太多工程學院招收毫無工程天賦的學生，培養出的部分計算機專業畢業生連基礎編程都不會，更遑論系統性掌握計算機科學知識。這一批評雖切中現實，但還是不足以完整解釋印度產品為何創新不足。

當印度IT產業面臨程序員短缺時，便着手開展培訓。事實上，產品開發所需的許多高階IT技能——如產品管理、用户界面設計、系統架構等——更多依賴工作實踐積累，指望大學在課堂教學中完全教會這些本就不現實。當然，核心工程技能的培養既無法通過短期培訓速成，也難以僅憑職場實踐掌握，確實需要依託優質的四年制工程教育。但印度畢竟擁有表現不凡的印度理工學院（IITs）和國家理工學院（NITs）。儘管擴大此類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供給確有必要，但現有院校的實際產出與社會對創新性產品的期待之間仍存在明顯差距。從更宏觀的視角觀察，印度人才外流並在美國取得了可觀職業成就，這一現象為所謂印度“技能短缺論”提供了反向佐證。

（四）

IT服務公司文化

我想先排除另一個小眾解釋，即IT服務公司向產品領域轉型面臨文化層面的深層阻力。當企業商業模式的核心是按程序員工作時長向客户收費時，大規模僱傭低技能開發人員更具成本效益，在此情形下，高水平程序員反而會成為負擔——他們可能以更高效率完成任務，卻要求更高薪酬，進而推高企業成本、壓縮利潤空間。從職業發展路徑看，具備技術提升潛力的員工往往會被派駐客户現場，而留在本土的員工則大多轉向客户管理、人員管理崗位。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企業技術能力結構性流失。對這類企業而言，向產品開發轉型、培育高階IT技能需要經歷根本性的企業文化變革，而多數企業未能跨越這一鴻溝。然而，這一解釋雖然適用於服務型企業，但無法回答為何無任何歷史包袱的初創企業同樣難以取得突破。

（五）

印度的監管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政策層面的解釋——尤其是營商便利性問題。確實，在印度經商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政府的持續刁難更使其難上加難。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IT產業所受的影響相對較輕，而且印度擁有充滿活力的初創企業生態。那麼，為何印度監管環境會特別阻礙世界級IT產品的開發，尤其是當前政府政策相對支持IT的情況下？

另一個影響我們開發社交媒體產品的監管因素是，印度實質上缺乏對言論自由的有效保護。對於哪些言論受保護、哪些不受保護，相關監管規定模糊不清。當我的印度同胞們因推特、臉書平台的不公而義憤填膺，呼籲打造本土社交媒體時，這種訴求難免帶有某種荒誕性——試想，在阿薩姆邦焦哈特（Jorhat）這類可隨意以莫名理由啓動立案調查（FIR）的地區，Koo、TakaTak等本土平台豈有生存土壤？我曾以戲謔筆調撰文提議，印度不妨將“言論自由”作為商品出口他國，本土則無需枉費心力——畢竟，“出口言論自由”或許能成為印度獨特的“軟實力”。此後反觀，這一邏輯竟然與TikTok的全球化策略不謀而合。但令人玩味的是，即便是效仿這種路徑，印度也未能孵化出哪怕一款本土社交媒體產品。

（六）

綜合因素

至此，我已探討了印度IT產品開發失敗的幾乎所有原因。其中有些解釋在我看來邏輯混亂，有些則不夠充分。我們必須考慮一種可能性：這些不充分的因素，無法單獨解釋全局，但綜合起來可能形成有力的解釋。以監管負擔為例，雖然這一因素沒有完全阻礙初創生態的發展，但足以迫使真正胸懷遠志的印度企業家選擇出國創業。只有具備一定規模的企業才能承受沉重的合規成本，這導致最終能在產品領域偶有突破的，反而是那些受困於文化桎梏的老牌IT服務公司。監管負擔之重，或許已使印度本土市場成為“僅值得為印度而存在的企業”去挑戰的“特殊戰場”。

印度的監管負擔亦以間接方式制約着IT 產業發展：印度缺乏製造業經濟基礎，因此無法想象印度會誕生像Shein（中國快時尚跨境電商公司）這樣依託出口在西方市場獲得成功的印度電商企業。另一種解釋是，印度初創企業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來應對實體商業經濟特有的低效問題，致使業務規模難以拓展。以即時電商（quickecommerce，通過本地商流和即時物流，滿足消費者生活服務即時需求的電子商務模式）行業為例，該行業雖是IT賦能的成功案例，但高度依賴印度的廉價勞動力。除非特朗普獲得第三屆任期，這一模式在美國也幾乎沒有生存土壤。

人才短缺與監管負擔相結合，便能説明很多問題。人才短缺本身不應阻礙印度孕育若干優秀產品型企業，但當這一問題與監管負擔疊加時，就能解釋為何印度現有人才更傾向於在海外創業——這一綜合性解釋頗具説服力。

（七）

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是最後一種解釋。確切地説，受文化因素影響，印度更容易遭受此類問題。印度人精通英語，並且在許多目標國家已有印裔移民社羣基礎，在文化層面，印度高知青年出國被廣泛接受，甚至被視為一種社會期待。印度政府將青年人才輸出視為國家優勢，而印度人才在海外也普遍受到認可。

坦白説，我之所以將這一解釋留到最後説，是因為它最能説明印度IT產業的失敗，尤其是被問到“為何中國成功而印度失敗”時。相較印度，中國IT產業的確具備優勢：更強的國家治理能力、或許更為優質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體系、以及發展進程領先印度的客觀事實。但印度同樣具備獨特優勢：充足的IT人才儲備、活躍的初創企業生態，以及英語人羣優勢。儘管兩國產業都面臨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但印度IT產業在產品開發層面擁有比中國更多的自由度。綜合來看，我認為，中印兩國實現IT產業升級的理論可能性本應相近，但最終出現差異的原因在於：中國人才比印度人才更傾向於留在國內或迴歸本土發展。

撰寫本文的過程雖未動搖我的核心觀點，卻促使我對這一解釋進行了更細緻的推演。我依然認同前文論述。即使拋開中國因素，在更宏觀的語境下分析，上述邏輯依然成立。印度在IT領域既有優勢，也面臨挑戰。日本汽車產業、韓國電子產業崛起時同樣遭遇挑戰，這是新興經濟體的共性。但印度IT產業很容易因人才流失而陷入發展停滯，一系列挑戰最終扼殺了其升級可能性，而類似壓力卻未能擊垮中國、日本或韓國的相關產業。

四、又一次錯失班車

本文絕非呼籲採取“禁止人才出國”之類的愚蠢舉措，也無意指責出國的人才“缺乏愛國精神”。必須明確的是，人才流失只有疊加其他因素才會對國家產業發展產生顯著影響。當下，印度更應着力改善其他方面的狀況，尤其是監管環境、城市建設質量以及教育體系。與此同時，或許也該思考如何轉變致使人才流失的社會文化觀念。長期以來，印度過分執着於遊説美國增加H1B簽證配額，卻忽視了在本土為印度人才創造高價值工作機會的重要性。當前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正導致美國出現一定程度的人才外流，不少國家敏鋭地抓住這一契機，積極出台政策吸引這些外流人才。印度本也具備這樣的機會，然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印度極有可能再次與這一難得的發展契機失之交臂。

作者簡介：

拉維基蘭·拉奧（Ravikiran Rao），Substack平台撰稿人，運營專欄《冷思熱議：反思人生》（The Examined Life Cold Tak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