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不會投降——基於內部視野的觀察_風聞

近幾天，許多人逐漸意識到，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已不再是簡單的“回合制”空襲，而是演變為一場全面的軍事行動，伊朗已成為真正的戰場。首都德黑蘭全城籠罩在危機之中，居民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我在德黑蘭的朋友中，有些選擇暫時撤離這座城市，尋求安全；也有些選擇堅守家園，面對未知的命運。

以色列的真正意圖是什麼？此次襲擊的背景和前因後果又是什麼？在伊朗與美國核談判的關鍵時刻，以色列突然發動出人意料的攻擊，打破了談判的脆弱平衡。一些樂觀派曾對核談判寄予厚望，憧憬美國可能在伊朗投資，甚至雙方重開大使館，恢復外交關係。然而，悲觀派（或稱為現實派）從一開始就警告，談判可能是一個陷阱，旨在引誘伊朗坐上談判桌，分散其注意力，為以色列的軍事打擊創造條件。現在，以色列的行動似乎證實了悲觀派的判斷，核談判的希望被戰火無情吞噬。

大量證據表明，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首先，特朗普在襲擊前夜從伊拉克撤軍，這一舉動顯然表明他事先知情。此外，核談判本身似乎是一場障眼法。上週公佈的新一輪談判定於週日舉行，誤導外界認為至少到週日伊朗不會遭受攻擊，從而降低伊朗的戒備心。與此同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週抱怨，原本承諾援助烏克蘭的2萬枚導彈被轉送至中東（即以色列），進一步揭示了襲擊的幕後協調。

以色列的目標僅限於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嗎？答案是否定的。儘管樂觀派認為以色列的襲擊僅針對核設施和導彈基地，但其真實意圖遠超於此。以色列的真正目標是像對待敍利亞一樣，徹底解除伊朗的武裝能力，使其永遠喪失還擊能力。如今，伊朗在國際上孤立無援，其“抵抗軸心”盟友（如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已被大幅削弱，以色列認為現在是打擊伊朗的絕佳時機。更進一步，以色列可能希望通過持續的軍事壓力，在伊朗引發全面、徹底的政權更迭。

以色列能否實現這一目標？從當前局勢看，以色列對此充滿信心，這主要源於其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尤其是在制空權方面。如今，伊朗的任何地面目標幾乎都暴露在以色列的精確打擊之下。儘管伊朗的防空系統在奮力抵抗，但其作用僅限於消耗以色列的彈藥，難以改變戰局。伊朗的關鍵設施，如核基地、軍事倉庫和能源基礎設施，已成為以色列的“活靶子”。與此同時，伊朗對以色列的反擊能力極為有限。即使伊朗的導彈能夠擊中以色列的軍事設施或民用建築，造成的損失也難以動搖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色列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破壞，但其核心軍事能力（如空軍、情報系統）仍毫髮無損。

伊朗媒體宣稱擊落了四架以色列戰機，包括F-35，但這一説法99%是宣傳手段，缺乏可信的照片、視頻或目擊者證言。從技術角度看，伊朗的防空系統難以有效對抗F-35的隱形技術和電子戰能力。因此，從軍事角度來看，伊朗已陷入極為危險的境地，其防禦能力正被迅速削弱，以色列的戰略目標似乎越來越接近實現。

以色列深知，僅憑空襲無法實現對伊朗的政權更迭。要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權，必須寄希望於伊朗內部的動盪，依賴伊朗民眾對現政府的憤怒與不滿，通過內部起義或政變來顛覆國家政權。在這一點上，我在德黑蘭的朋友提供了一些清晰的信號：伊朗國內的確千瘡百孔，其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脆弱性顯而易見。

由於伊朗政府與民眾嚴重離心離德，其核心機構，包括伊斯蘭革命衞隊（IRGC）等關鍵組織，已被超過半數的伊朗民眾視為“叛徒”。在伊朗的多數民眾看來，加入革命衞隊或為政府工作幾乎等同於背叛國家，這種社會分裂在其他國家極為罕見。一個伊朗人若選擇為政府效力，往往會遭到半數以上民眾的敵視和排斥。雖説每個國家都有反政府的聲音，但像伊朗這樣對政府機構近乎全民的仇恨情緒，我從未在其他地方見過。

以色列顯然敏鋭地捕捉到了這一社會裂痕。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因此在伊朗國內大規模招募間諜，滲透活動變得輕而易舉。伊朗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率高企（2018-2025年伊朗貨幣貶值近20倍），再加上民眾對政府的深切不滿，為摩薩德的行動創造了理想條件。一個經濟困頓、信仰破裂的社會，幾乎無法抵禦外部滲透。

更令人擔憂的是，即便在以色列的多次滲透下，伊朗的內部安全體系依然極為鬆散。我的一位好友親口告訴我，他的親戚通過了伊朗情報部門的體檢和政治審查，但這一審查形同虛設，僅僅是走過場。申請者無需接受深入的背景調查，只需編造一個虛假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歷，就能輕鬆通過面試，進入情報部門工作。這種低效和疏忽進一步暴露了伊朗國家機器的脆弱性，為摩薩德的滲透提供了便利。以色列正是利用了伊朗的這些內部矛盾，將空襲與情報戰結合，試圖在伊朗社會內部點燃動盪，進而推動政權更迭。

伊朗內部安全體系的鬆懈為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提供了巨大的可乘之機。近年來，最典型的案例包括2024年發生的萊西總統直升機墜毀事件，以及一個多月前阿巴斯港的大規模爆炸事故。幾乎可以肯定，這兩起事件都由以色列特工策劃和執行。然而，當我向一些知情人士詢問，為何伊朗在總統被暗殺後仍選擇隱忍時，他們的回答令人深思：伊朗內部已被摩薩德滲透得無孔不入。如果伊朗選擇報復，公開與以色列宣戰，將意味着與以色列進入全面衝突狀態，這將給伊朗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摩薩德可能在伊朗的每一個角落發起破壞行動和恐怖襲擊，進一步動搖國家穩定。

伊朗的這種困境與其政權特性密切相關。自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以來，這個政權依靠民眾的革命熱情和宗教激情上台。據説，99%的選民在最初的投票中支持建立伊斯蘭政府。然而，許多伊朗人告訴我，他們在投票後的第二年、第三年就後悔了。伊斯蘭律法與波斯千年文化傳統之間存在深刻的張力，這種張力無法消弭。這種內在矛盾導致政權從誕生之初就遭到相當一部分民眾的厭惡。一些人選擇離開伊朗，流亡海外；更多人因親人、朋友或事業的牽絆，不得不留在故土。然而，這些留下來的人往往出於無奈，而非真心支持現政權。他們中的許多人內心早已疏遠政府，甚至對其充滿敵意。這種社會分裂為以色列的滲透和顛覆活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色列敏鋭地捕捉到了伊朗民眾對伊斯蘭共和國政府的不滿，並利用這一社會裂痕，通過情報機構摩薩德持續滲透伊朗，接連實現一系列戰略目標，包括暗殺關鍵人物（如萊西總統墜機、革命衞隊總參謀長巴蓋裏、革命衞隊總司令薩拉米）和破壞重要設施（如2025年阿巴斯港爆炸以及多次伊朗近20年來的多次核設施爆炸）。然而，以色列的終極目標——推翻伊朗伊斯蘭政府——真的能夠實現嗎？

正如前文所述，僅僅依靠絕對的制空權和空襲遠遠不夠。要實現政權更迭，必須依賴伊朗內部的民眾起義或政變。如果伊朗人民不從內部瓦解政權，以色列甚至美國將不得不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展開全面地面戰爭。然而，這將把伊朗變成一個充滿巷戰的戰場，這是以色列和美國極力避免的場景。

伊朗的特殊性使其有別於伊拉克、利比亞或敍利亞，任何試圖推翻其政權的外部勢力都必須正視這一現實。伊朗擁有廣袤的國土（164.8萬平方公里）和近9000萬人口，這些因素本身就構成了巨大的戰略挑戰。但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形成並非源自殖民列強的隨意劃分，而是像中國、俄羅斯或奧斯曼土耳其一樣，源於一個悠久的帝國文明。作為一個曾經為中亞提供秩序與規則的波斯帝國，伊朗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不斷收縮，最終演變為今日的伊朗。儘管經歷了多次外族征服和伊斯蘭化，伊朗人民依然保留着3000多年前的帝國意識。這種意識根深蒂固，未因王朝更替或宗教變遷而消逝。

理解這種帝國意識對分析當前局勢至關重要。伊朗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基於什葉派伊斯蘭律法的神權政治——與這數千年的帝國意識存在深刻張力。許多反對政府的伊朗人將現政權視為“外來統治”，認為教士集團將阿拉伯化的伊斯蘭教義強加於波斯文化之上。這種張力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伊朗民眾普遍抱怨政府對波斯文化遺產的漠視。例如，波斯文學巨匠哈菲茲（Hafez）和魯米（Rumi）的詩歌集因宗教審查而被刪減，市面上只能買到閹割版，無法展現完整的波斯文學精髓。這讓許多熱愛傳統文化的伊朗人感到憤怒。

其次，政府對伊朗新年（Nowruz）的冷淡態度進一步加劇了不滿。伊朗新年是源於祆教（Zoroastrianism，前伊斯蘭教）的傳統節日，象徵波斯文化的核心價值。然而，伊斯蘭共和國因其非伊斯蘭根源而刻意淡化這一節日的官方慶祝活動，最高領袖和政府官員往往僅作象徵性表態。這種文化疏離使民眾認為教士集團背離了伊朗的民族傳統。

這些不滿情緒在伊朗社會中廣泛存在，反映了民眾對現政權的疏遠。許多人認為，教士集團的統治不僅未能尊重伊朗人民對波斯-伊斯蘭傳統的敬仰，反而將伊朗拖入經濟困境和社會壓迫的深淵。以色列正是利用這種內部矛盾，通過滲透和宣傳，試圖點燃伊朗社會的動盪，推動政權更迭。

然而，以色列雖然敏鋭地捕捉到了伊朗民眾對伊斯蘭共和國政府的不滿，卻忽略了一個更為關鍵的要素：伊朗人民的帝國認同和古代文明意識並非由現政府灌輸，而是自發形成的，深深植根於伊朗社會的集體記憶中。無需贅述伊朗人民對自身文化和前伊斯蘭時期歷史的熱愛，絕大多數伊朗人都會自豪地告訴你，今日不屬於伊朗版圖的中亞國家（如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伊拉克乃至部分土耳其和阿富汗地區，在歷史上都曾是波斯帝國的一部分。這種認知並非源自政府的宣傳，而是伊朗人民自發的歷史認同，代代相傳，深入骨髓。還不誇張地説，相當部分的伊朗知識分子認為，耶穌也是伊朗人。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帝國意識超越了種族界限，在伊朗多民族社會中實現了高度的共享。儘管伊朗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主體民族包括波斯人、突厥人（阿塞拜疆人）和阿拉伯人，但他們共同擁抱這一文明與帝國的歷史認同。這種認同與各自的族羣身份並無衝突，反而成為聯結各民族的精神紐帶。因此，伊朗社會不存在顯著的族際矛盾，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在面對外部威脅時，往往展現出驚人的團結。伊朗社會的主要矛盾並非民族之間的對立，而是全體人民與伊斯蘭共和國政府之間的深刻分歧。這種分歧源於政府強加的什葉派神權意識形態與波斯文化傳統的張力，而非民族間的分裂。

談到這裏，我們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伊朗人民的立場，以及以色列為何在戰略上打錯了算盤。原因顯而易見：每一個伊朗人都是愛國者，但與此同時，每一個伊朗人也清楚地區分了愛國與支持現行的伊斯蘭共和國政府之間的本質差異。這種思維方式在伊朗社會中廣泛共享，構成了伊朗人民的核心信念。2024年萊西總統直升機墜毀時，部分伊朗人因對政府的不滿而暗自慶賀。然而，當以色列的戰機接連轟炸伊朗的居民區，造成數百平民傷亡，令德黑蘭全城陷入恐慌時，伊朗人民會單純地將以色列的攻擊解讀為“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斯蘭政府和教士集團的行動”嗎？顯然不會。

我原本以為，那些對政府極度不滿的朋友會為以色列的空襲歡呼雀躍，但事實恰恰相反。我的一些好友曾因頭巾問題多次被宗教警察拘留，甚至被關進監獄。她們積極參與了2022年的全國反政府抗議，多次向我表達對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伊朗的懷念——那個時代的社會更加自由，政權更尊重波斯傳統文化。然而，面對以色列的侵略，她們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以色列攻擊的不僅是政府，更是她們的祖國。每一個伊朗人都是愛國者，因此在國家面臨外敵入侵時，她們選擇站在伊朗政府一邊，共同抵禦侵略者。

她們還提到，在今天的伊朗，仍有一小部分人因以色列的入侵而彈冠相慶，視其為推翻現政權的契機。然而，這羣人被絕大多數伊朗人鄙視，被視為“叛徒”。在伊朗人民心中，愛國主義超越了對政府的怨恨，面對外敵，他們選擇團結一致，保衞國家。

在這一刻，伊朗人民無比清晰地區分了國家和政府之間的界限。誠然，對於伊朗人民來説，在現政府的高壓統治下，若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單靠自身力量可能永遠無法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伊朗人民會陷入一種簡單的邏輯：將以色列的入侵視為“送來民主與自由”的解放行動，或認為以色列是為了拯救他們脱離教士集團的壓迫。顯然，伊朗人民對此洞若觀火。在我看來，他們正面臨着一個兩難的困境：既痛恨現政府的專制統治，又無法接受外敵的侵略。然而，我那些極度反政府的伊朗朋友卻堅定地告訴我，他們毫無糾結與困惑：“我們討厭伊朗政府，但我們更憎恨以色列侵略者。我們必須首先趕走以色列的侵略者。”

這些朋友的立場為以色列的入侵定下了一個基調：指望通過空襲引發伊朗內部動亂、推翻現政權幾乎是不可能的。承載着千年帝國意識和文明自豪感的伊朗人民，展現出驚人的韌性。他們絕不會將以色列的野心誤讀為對伊朗人民的“解放”。以色列的入侵不僅未能分裂伊朗社會，反而激起了全民的愛國主義情緒。他們將發現，在伊朗實現政權更迭無比艱難，因為這一目標需要地面部隊的大規模登陸，而對以色列和美國軍隊而言，這無異於一場毀滅性的災難。內塔尼亞胡何時會意識到這一戰略誤判？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