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資面試失敗後，我堅定了投身教育的決心_風聞

 來源： 深耕紀   作者：Anna​　　教師資格證面試成績已出，不知為何沒有通過，具體得分也沒有，自然無從查證了。

　　實際上，無論是筆試還是面試，即時通過率和給出的歷年數據沒有直接關係。而每次考試結束之前，場外 “百分百包過”小廣告和培訓機構在網上發佈的“內部名額免試通過”其實已經給我們提了一個醒。這所謂的資格認定考試，實際上更像多方綜合的創收手段。只要掏錢，總能鑽到空子，無論是不是所謂的國考。如果不一次多掏點，那就不得不多去考幾次，累計的報名費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這樣一來，我們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在認定資質階段被迫大量掏錢的教師，真正走上了教學崗位後，究竟能教給學生什麼東西？

　　回到考試本身。我們從考試的內容來分析，筆試就是死記硬背一堆知識點，答題時往上面套罷了，學到的這些教育知識，真正去教學生往往用不上——就算沒當過老師，好歹也上過學，知道當年的老師做法和記憶的知識點能匹配多少。違心地講一堆大道理，真正走上教學崗位，那些大道理究竟能用上幾何？所謂素質教育，能否在這個追求升學率和不得不面對教育分流的大環境下落地並站住腳跟？面對同學生的意見分歧究竟是漠然視之，一刀切還是花費大量時間去做到可能兩面不討好的教育民主？班級裏面出現紛爭時秩序和對錯哪個重要？究竟能不能做到永遠不辱罵學生和對學生使用暴力……這些棘手的問題是每一個教師不得不面對的，而考試，永遠只會將這些與現實所脱節的概念一次次變着花樣來刁難應試者。究竟有多少人能意識到，需要精心呵護的素質教育花朵不可能綻放在追求效率、尖中掐尖的土壤中？

　　面試的環節則是對着幾個老師進行課堂表演，在一個沒有學生的教室裏，拼命裝作和不存在的學生進行無用的互動，然後等待評分。這種表演本來就毫無意義，擬真環境並不能代替一線課堂，教師是否被認可不應當只有評分的教師，而教學活動面向的主體學生則處於缺位狀態。未來的講課者的滑稽表演被另外一些已經在講課的人武斷地評判，然後作為是否符合資質的全部依據。這倒是也符合了當下教育“少數人定大綱，死要求和權威至上”的刻板印象。這樣一來，能經過這一道考驗的人，如果稍有動搖，想必也很容易和曾經評判自己的人走到同一條道路上去罷。一切都有標準答案，而制定答案的人不用對尋求答案者和未來從答案框架下走出的人們負一丁點責任。畢竟總的來説，當下的教育塑造的並不是如所謂“素質教育”那般要求的“全面發展”的人，而是學一堆雜亂知識的、只會聽從命令的螺絲釘。這點對於教師和學生來説是一樣的。

　　筆者對教師這一職業的認知，多年來也經歷了不少變化。記憶裏面祖輩的教師是鄉村教師，有一位教書技能出眾，但是在特殊時期被學生批鬥，最後自我了斷；父輩接觸過的教師非常受家長尊敬，那時候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都對“知識改變命運”十分認同，同意教師以各種手段管制自己家裏不聽話的學生，包括暴力。由於當年地方工作尚且包分配，是否接受專科教育也成為了一線工人和機關幹部的分水嶺。

　　到了筆者這一代，教師的特徵開始多樣化，總體來看則是漸漸走向兩個極端——要麼非常熱心，對學生嚴格要求，要麼冷漠處之，對課堂任務之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個階段學生、家長和教師之間的衝突越來越被關注。父輩們難以理解為何家庭不全力配合教師工作而產生摩擦，而筆者這樣的學生在接觸了素質教育的説法後對割裂的現實產生了反抗，但在中考高考前還是不得不低頭——這樣的反抗多是一陣劃破夜空的驚雷，卻沒有多少落地的雨滴，觸動不了面前黑洞洞的龐然大物。

　　事實上，父輩的與筆者這代的思想變化並非無跡可尋，當年大多數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人多數是“改變了命運”，因此要求子女進一步“改變命運”，或者是旁邊有人“改變命運”而自身未能成功，從而將希望投射到子女身上者。筆者的學校生活多數是被寫不完的作業和考試壓得抬不起頭，就連很多老師都在看自習時有意無意地表示“你們太苦了”。以前功課壓力小，學生活動的機會更多，雖然不少是為家庭勞動；而後來大多數學生的生活基本上被預習複習作業塞滿。僅近視率一點就比幾十年前不知翻了多少倍，而學生的體質普遍變差，體測標準不斷下調也同樣是一記警鐘，拷問着我們除了坐在教室以外還能幹什麼。

　　近些年很多家長開始反應過來，希望自己在書山題海里苦苦掙扎的孩子能夠減輕點壓力，開始放鬆對於娛樂的管制；家裏有條件的則另闢蹊徑，想辦法用資源讓自己孩子走上別的賽道。但學校方面終究不可能鬆口，畢竟重壓堆起的升學率和評價不僅是自己的門面，更是調撥經費的決定因素。這樣一來，學校與家庭之間的暗流開始湧動，矛盾的發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同時，學生數量的增加也對教師崗位的數量有所要求，教師的錄取標準一再降低，越來越多報名湧入的人衝擊着傳統教師行列，使得教師隊伍良莠不齊，為一些教師學生個人之間矛盾的發展埋下種子。

　　教師的光環逐漸褪去，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教師崗只是為了待遇，把教學當成普通的工作，對學生並不想過問。筆者不好評價這一現象的正確與否，只能説這些現象是同教育方向基本契合的。“靈魂的工程師”不再能塑造多彩的靈魂，只是生產流水線上千篇一律的容器，無論當事人願不願意，這就是很多教師不得不做的事——為了生計。

　　除了學校，補習機構曾經似乎也是一條可選的道路。在“雙減”之前，針對中小學生補習機構隨處可見，越來越難的考試也使得補習老師要價水漲船高。在紅火的時候，補習老師不需要資格認證，能夠講課，讓學生聽懂提高成績家長就會買賬。本人聽説過有幾家補課老師就是職工兼職補課，並非教育專業出身，但是補課效果斐然，後來漸漸把補課作為主業去發展，賺的盆滿缽滿。這個時候開始，但很多拿着固定工資的學校老師對這個潛力巨大的市場有了想法，在課後去兼職賺取外快。更有甚者，在學校課堂上不再用心，而課後卻指明瞭課上沒講的東西是“付費項目”。這樣一來，或許家境尚可卻無力逃離的學生家長還能忍氣吞聲，而苦了家境並不富裕的羣體。不過二者有一點是相同的——對教師隊伍的認同下降了許多。再後來，隨着“雙減打碎補課夢，長官我是減負人”的來臨，補課產業除了某東方這樣的大頭還能苟延殘喘，那些瑟縮在寫字樓中的中小機構則遭受了滅頂之災。同時對於教師資質的審查也越來越嚴格，這樣一來，教育資質考試培訓成為了一個新的市場，很多老教師也不得不從頭學起，更別説那些新教師了。不過“雙減”的結果我們也是有目共睹，並沒有改善中小學生的負擔問題，而倖存的補課機構在經歷了寒冬期後轉入地下，由於其稀缺性，他們要價自然是更上一層樓。

　　教育資源豐富的城市尚且如此，而教育欠發達地區又是怎樣一個場景呢？

　　筆者曾經在某西南山區村小學執教過一段時間，學校建在山上，只有三座平房，一間教室，一間教師宿舍和廚房，一間倉庫，三座平房環繞的地方就是操場。因為人數較少，所以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共三個班級。那裏的學生除了上課，課餘時間還要為家裏幹活，這倒是挺符合老一輩人描述的村小學的情況。這裏的平均分遠低於城市，比筆者曾就讀的小學至少低了三分之二。但是能看出來學生們多數還是願意和老師學習交流，學生家長對老師也十分尊重。但是態度並不能補足客觀條件上的差距，城市裏的家長基本上能輔導自家的小學生，這邊的學生多為留守兒童，務農的家長要麼繁忙，要麼文化水平確實難以輔導自家孩子——很多人初中都沒讀完。

　　課上能感覺出來學生的水平差距很大，有的愛學習的學生一點就通，不比城裏的所謂聰明學生差；也有學生對學習沒那麼上心，同時缺少家長督促，導致學習上脱節，漸漸趕不上進度。後來筆者想到的辦法就是改變傳統的課堂為主體的教學方式，保證課堂目標能完成的情況下去每一個學生家裏家訪，弄清楚每個學生的學習水平，制定不同的學習目標，這樣才有可能保證每個學生能夠有所進步。同時和學生家裏的長輩聊天，能夠更清楚地瞭解到當地與我原來生活城市的差別，以及存在的各種問題的深層原因。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在此期間我瞭解到，學生父母外出務工很常見，留下的基本上就是完全務農，一年只有勉強四位數的收入者不在少數。

　　而且少數民族由於不受計劃生育的限制，基本上村裏沒有獨生子。子女多意味着更大的供養壓力，很多學生讀完初中就離家打工，結婚，然後繼續從事他們父母曾經從事的事情；移風易俗仍然任重道遠，迷信尚未根除的土壤中高價彩禮等城市的病症又悄然進入；地區醫療狀況也十分堪憂，鎮上僅有一個衞生所，疑難雜症只能去往縣醫院或者市醫院，我瞭解的一個家境不好的學生就被腫瘤奪去了姣好的容顏，夥伴們一個個離去，苦苦掙扎幾年後病情惡化，僅僅十三歲就流着眼淚離開了這個痛苦的世界。由於地區位置的特殊性，在這邊大量潛伏着HIV，濫用管制違禁藥物、近親結婚等問題也很嚴重。在各種夾縫中求學的學生，艱苦環境中很難留下的老師，在這苦難的羣山中譜寫着一首教育的哀歌。

　　歸來後，筆者決定投身向教育領域，嘗試探索出一些能夠印證筆者思想的事物，這是後話了。

　　回到當下，筆者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一向推崇教育不是脱產者的象牙塔狂歡。教育本身就是有力量的，是為生產生活服務的尖兵。而作為表演的教育，更像是穿着蕾絲裙跳舞的拳王，荒謬到令人大跌眼鏡。真正的教育者不應該讓課堂成為自己和學生的監室，課堂只是偌大教育的大廈的一個隔間，還有更廣闊的其他房間等着探索。如果學生能夠用自己喜歡的學習方法接觸到自己感興趣的知識，那麼原本灌輸的重壓將不復存在。學生們能從學習中領悟生活的細節，欣賞生活的美好，不再擔心身體變得更糟。這樣的美好藍圖前人曾經短暫地探索並實踐過，而如今的種種卻使得過去的現實更像遙不可及的未來，令人望而興嘆。

　　雖然沒有獲得權威的資格認定，但是從今往後，筆者將在行動中來驗證並完善自己的思想。真正向往在教育上實現理想的人不應害怕被教育，凡事都有兩方面，當現實將拳頭打了過來，擊倒了我們，頹廢沮喪並不能改變什麼。不如同其他被打倒的人一起，研究它出拳的方式，看清戰鬥的技巧，然後如數奉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