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威脅”哈梅內伊，特朗普這一招可能徹底激怒伊朗_風聞

Vali Nasr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Trita Parsi(訪) | 昆西研究所

​桃小鹽、義德(譯) |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導讀】當前以伊衝突進入高風險階段，雙方均無退讓跡象。內塔尼亞胡公開威脅稱，不排除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實施“斬首行動”；特朗普則知曉哈梅內伊行蹤，並在社交媒體警告“所有人應立即撤離德黑蘭”，被解讀為對伊朗的進一步威懾。哈梅內伊則強硬回應，誓言“血債血償”，並警告將對以色列本土發動更大規模打擊，甚至暗示可能動用“終極手段”。短短幾日，局勢急劇惡化。衝突為何持續升級？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德黑蘭的戰略意圖？

本文認為，與西方主流敍事“宗教狂熱的擴張主義者”伊朗不同，真實的伊朗核心戰略動機是生存，而非意識形態輸出。從美國推翻摩薩台政府，到兩伊戰爭的慘痛教訓，伊朗的決策始終圍繞一個核心恐懼：如何避免再次被大國主宰？而當前衝突的激化恰恰印證了這一邏輯。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被德黑蘭視為對其國家存亡的直接威脅；而伊朗扶持真主黨、胡塞武裝等“代理人”，本質上體現的是“前沿防禦”戰略——將戰場推至境外，以保護本土安全。若西方繼續低估伊朗的生存焦慮，誤判其反擊底線，局勢恐將滑向全面戰爭。  

值得注意的是，哈梅內伊的強硬表態可能面臨多重製約：伊朗國內失業率與通脹高企，民眾對“革命輸出”日益厭倦；但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的事實又使革命衞隊演變為掌控經濟命脈的“軍事寡頭”，更偏向對外強硬政策。這使得哈梅內伊的“放狠話”更像是一種外交姿態，威懾與談判並行，而非預示全面開戰。但內塔尼亞胡近期的行動則有意強化伊朗“非理性”的標籤，可能將其逼至不得不反擊的境地。

當前，伊朗與以色列的對抗已超越雙邊範疇，成為大國博弈的新支點。倘若美國繼續以“神權瘋子”的刻板印象解讀伊朗，恐將重複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誤判，陷入無休止的軍事泥潭。  

本文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摘編自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的對談節目“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伊朗的大戰略

▍伊朗戰略的生存邏輯與西方認知偏差

**帕西：**我是昆西研究所執行副總裁特里塔·帕西，該智庫位於華盛頓，致力於推動美國外交政策從無休止的戰爭轉向嚴謹外交，主張以“外交與軍事剋制”為核心的國家安全戰略。伊朗為何採取這樣的行為？西方對伊朗外交政策還存在哪些誤解？這是您的書《伊朗大戰略，一部政治史》所探討的重要問題。

您打破了“伊朗是一個非理性意識形態驅動型國家”的迷思。您通過對罕見的伊朗內部人士採訪揭示：**伊朗的外交政策、核能力追求、前沿防禦策略及對美國力量的“蔑視”，並非源於教條，而是由戰爭創傷、國際孤立與生存恐懼塑造的冷酷務實邏輯。**從兩伊戰爭到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後果，書中全面重新解讀了伊朗的長期戰略博弈，以及其對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啓示。

隨着美伊緊張局勢再度升級，本書對理解伊朗行為的深層動機、糾正華盛頓的誤判至關重要。若以正確外交方式推進，特朗普政府與伊朗仍存在達成協議的可能。我們很高興今天能邀請到您，您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國際事務與中東研究教授。您提出的論點是什麼，以及它對美國意味着什麼？

**納斯爾：**這本書我寫了約10年，這期間美伊關係經歷了從首個核協議到美國撤軍、美國“極限制裁”政策、阿拉伯之春的衝擊直至當下局勢的複雜演變。每當局勢緊張，總有人將伊朗簡化為一個“毛拉領導的神權國家”，認為其行為受意識形態驅動甚至是非理性的。即便部分政策制定者觀點更復雜，也未必承認伊朗與其他美國對手一樣，有着基於國家安全的戰略邏輯，包括對威脅與機遇的認知，以及利益計算。若不理解這一點，便無法真正解讀伊朗的行動，比如其堅持鈾濃縮的權利，本質是國家安全考量而非單純造核彈。

頗具諷刺的是，伊朗其實對信息持開放態度。大量關於其外交政策的回憶錄、口述歷史已經被公開，涵蓋革命初期、兩伊戰爭及前沿防禦等關鍵時期。這些資料揭示，**意識形態在革命初期雖重要，但反美主義有更深歷史根源，且並非宗教派別的壟斷——世俗共產主義左翼的反美傾向更加強烈，或者説在使伊朗革命反美方面的影響與宗教勢力相當。**同時，**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伊朗獨立。從19世紀被英俄殖民、二戰被佔領，到美國推翻伊朗摩薩台政府，伊朗將革命前的歷史視為殖民史，因此革命的首要成就並非伊斯蘭化，而是擺脱美國控制。**這種對獨立的執念貫穿至今，使伊朗在制裁與衝突中持續維護主權，國家戰略始終圍繞反殖民依賴和為獨立的鬥爭而展開。

首先，伊朗的核心訴求是讓美國撤出伊朗、退出中東，本質上就是別干涉其事務，從而使自身實現獨立自主。我在書中開篇講述了一則軼事：在第一次核協議前後，一位伊朗高級領導人與基辛格會面，基辛格曾在專欄中質疑伊朗何時能以一個“國家”而非一場“運動”的姿態行事，以及何時會停止在中東與美國對抗；而伊朗方面則回應，他們更希望美國停止對伊朗的干涉。這一互動凸顯了伊朗的核心訴求：並非謀求征服世界，而是爭取獨立發展的權利，這種對主權獨立的渴望，正是驅動伊朗外交戰略的重要因素。

此外，兩伊戰爭與美國入侵伊拉克堪稱伊朗的變革性事件，八年殘酷的兩伊戰爭塑造了伊朗領導層的認知，例如蘇萊曼尼將軍和其他伊朗革命衞隊（IRGC）指揮官們的認知，他們親歷伊朗孤立無援、艱難求生並收復領土的過程，這深刻塑造了他們對聯合國、阿拉伯鄰國及美國的看法；而美國單方面撕毀核協議、威脅發動戰爭，更被伊朗視為背信棄義的行為。這些經歷被伊朗領導層深度解讀、內化，最終融入其對外策略之中。簡而言之，**美國始終被伊朗視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因此，伊朗在地區事務中的野心與恐懼、談判與對抗，都需要從這一核心認知出發進行理解，這才是把握伊朗戰略行為邏輯的關鍵所在。

**帕西：**正如您所指出的，伊朗對獨立的堅持，不僅解釋了為什麼他們不會放棄濃縮鈾，而且還體現在對相關合作形式，諸如地區核工業聯盟的態度上——只要可以在伊朗土地上繼續濃縮鈾，讓伊朗保持核濃縮的獨立權利。您在書中還提到了伊朗的前沿防禦戰略（forward defense strategy）實際上可以追溯到沙阿時期（注：即卡扎爾王朝）的“綠色戰略”，而且存在內在連續性，儘管兩個政權意識形態截然不同。什麼是前沿防禦戰略？它如何運作？又與沙阿時期在伊斯蘭革命前所推行的戰略有哪些相似之處？

**納斯爾：**儘管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意識形態上批判沙阿是美國傀儡，但事實上，沙阿同樣將伊朗定位為地區大國，且在戰略層面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面臨相似的現實處境。伊朗國土廣袤、民族自豪感強烈，擁有悠久文明，但地緣政治上相對孤立：伊朗的語言為波斯語，區別於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宗教以什葉派為主，與遜尼派主導的周邊國家形成差異；雖地處中東核心，卻難以融入地區環境。這種地緣與文化的特殊性，是沙阿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都必須面對的挑戰。在安全威脅認知上，二者也有共通邏輯。沙阿時期，伊朗將蘇聯視為最大威脅，這種威脅不僅來自伊蘇邊境，還通過蘇聯支持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滲透。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而言，美國取代蘇聯成為頭號威脅，且同樣藉由伊拉克對伊朗形成壓力。1980年兩伊戰爭時期，伊朗認為背後有美、以、阿拉伯國家支持薩達姆入侵；接着2003年美國直接軍事佔領伊拉克，更讓伊朗感到威脅迫在眉睫。

因此，伊朗認定其面臨的主要威脅並非來自土庫曼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或阿塞拜疆。真正的威脅來自兩伊邊境，那裏容易受到阿拉伯世界影響。阿拉伯勢力被視為核心安全威脅。這一認知在沙阿時代與伊斯蘭共和國時期一脈相承，沙阿政權因此與以色列結盟，伊斯蘭共和國亦然。但在20世紀70年代，伊朗意識到，在阿拉伯世界自保的關鍵是構建區域存在，沙阿政權通過與庫爾德人結盟、扶持黎巴嫩什葉派民兵，甚至承擔波斯灣安全責任，比如1973年應阿曼蘇丹請求出兵，協助平定佐法爾地區分裂主義叛亂，從而擴大地區影響力。這與伊斯蘭共和國從黎巴嫩起步的策略路徑一致。沙阿時期負責阿拉伯事務的薩瓦克官員曾稱“若不想在地中海流血，就必須應對境內敵人”，此理念與蘇萊曼尼將軍如出一轍。

所以戰略現實是，伊斯蘭共和國早期對阿拉伯世界抱有敵意，如今轉向主動接觸，這一轉變重現了沙阿在20世紀60和70年代的戰略困境。因納賽爾泛阿拉伯主義、復興黨勢力及伊拉克威脅，沙阿政權最終選擇與薩達姆和解、接納薩達特。**伊朗邊界太脆弱了，前沿防禦實質上是伊朗對自身防禦弱點的承認，即伊朗胡澤斯坦邊境（注：與伊拉克接壤的伊朗省份，兩伊戰爭期間的主要戰場）易受阿拉伯軍隊威脅，邊界防禦薄弱迫使伊朗必須介入阿拉伯事務以保障國家安全。**儘管這種介入存在風險，比如敍利亞危機的反噬，但對伊朗而言，置身事外更不可行。沙阿與伊斯蘭共和國均未能找到規避此類風險的完美方案。

**帕西：**您提到2003年敍利亞與伊朗的一次關鍵會晤推動了該戰略的重大升級，並使其成為了過去20年的形態。事實上，20世紀80和90年代這種對阿拉伯世界的深度介入戰略尚未成型，伊朗人彼時的嘗試甚至引發了伊拉克入侵。能否介紹這次會議的背景與具體內容？

**納斯爾：**我們必須承認伊朗在黎巴嫩真主黨的存在本是針對以色列的威脅管理，但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伊朗與敍利亞都清楚美國的目標不止於伊拉克——老布什在海灣戰爭中僅進行了有限的行動，把薩達姆驅逐出科威特，恢復科威特主權，但並沒有重塑中東的野心。而小布什政府則更雄心勃勃地旨在重塑中東，在伊拉克之後處理敍利亞、伊朗等被其列為的所謂“流氓國家”。再次，伊朗高層回憶錄，例如伊拉克戰爭後首任伊朗駐伊拉克大使記載明確地指出，伊朗堅信美國下一個目標就是自己。

伊朗很快就採取了行動。改革派總統哈塔米曾試圖接觸美國，在一份文件中提議就核問題與真主黨議題談判（注：指2003年由伊朗駐瑞士大使館傳遞的尋求與美國談判的備忘錄），但美方假裝從未收到這份信息，並採取了與今天類似的態度——以“伊朗弱勢論”拒絕回應。特朗普政府沒有犯同樣的錯誤，儘管以色列告訴美國不要與伊朗談判，應該直接攻擊伊朗。

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不贊成哈塔米總統與美接觸，轉而將防務任務交給蘇萊曼尼將軍。同期哈梅內伊與阿薩德在伊拉克戰爭前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達成共識，即“抵抗是減緩美國速度的唯一途徑”。伊拉克軍隊迅速潰敗後，敍利亞支持遜尼派叛亂，蘇萊曼尼則在伊拉克南部組建什葉派武裝。雙方未料抵抗運動如此成功，甚至被伊朗多年後視為迫使奧巴馬政府轉向亞洲戰略的關鍵。儘管這一認知或有誇大，但對伊朗而言極具象徵意義。由於在伊拉克的行動，蘇萊曼尼成為了革命衞隊的一位偉大英雄。

伊朗由此強調建立民兵組織並進行非對稱戰爭來作為安全策略的核心，這一模式實則源於應急。2003年美軍快速攻佔巴格達後，伊朗清楚用坦克、飛機和大炮等常規軍事力量無法抗衡，轉而借鑑兩伊戰爭中的游擊戰經驗與真主黨對以作戰模式，以非對稱手段構建防禦。這種策略本是應對美軍入侵威脅的無奈之舉，卻因在伊拉克等地的成功實踐，逐步成為其地區戰略的支柱。

**帕西：**您的觀點是認為伊朗的戰略最初是防禦性的。畢竟美國入侵伊拉克，而伊朗此前也遭過伊拉克入侵，其安全威脅感極強。該戰略旨在儘可能地阻止美軍從巴格達或大馬士革進一步向德黑蘭推進。但中東一些國家認為，伊朗試圖在整個地區建立霸權，且這種野心並非出於防禦或生存焦慮，而是源於波斯帝國建立2500年來主宰地區的渴望。您如何看待這種評估？這一戰略是否從防禦起步，卻因意外成功而轉向地區霸權擴張？

**納斯爾：**在歷史上我們已經看到過這樣的情況：一方的防禦可能被視為另一方的進攻，如俄羅斯以抵禦北約威脅來解釋對烏克蘭的行動。也有可能戰爭或戰略一開始是防禦性的，然後在某個時候執行它的人會看到其中的野心。伊朗戰略是否如此呢？我們需要從事實出發：**沒有任何回憶錄或歷史記載能證明其存在一個主宰中東的宏偉計劃。**當美國進駐伊拉克時，伊朗的恐慌是真實的；而2011年敍利亞危機爆發時，伊朗的危機感同樣強烈。哈梅內伊曾對他派往敍利亞的指揮官有過如此訓示：當指揮官們抱怨阿薩德不聽他們的話、伊朗無法拯救此地而應該撤離時，哈梅內伊告訴他們“阿薩德就像一個病人，必須強制醫治”。換句話説，這清晰反映出伊朗當時的核心訴求是防止敍利亞淪陷引發連鎖危機，而非主動擴張。直到2016年擊敗伊斯蘭國（ISIS）後，伊朗才開始在敍利亞謀劃反以色列基地，顯露出了區域野心。但並不是他們2011年介入時的初衷，而屬於防禦成功後的策略延伸。2011年人們擔心一旦阿薩德失敗，巴格達將無法維持下去，伊朗將會陷入困境。以色列、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和美國的聯合將像海嘯一樣襲擊伊朗。所以伊朗為支持敍利亞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儘管外界視為“浪費”，但對伊朗而言並非如此，因為他們挽救了那個時刻並擊敗了伊斯蘭國。

所以我認為阿拉伯人對伊朗的歷史認知存在偏差。但這並非否認伊朗在阿拉伯領土的地緣擴張現實和其行為對地區國家構成的安全壓力，更不是否定伊朗可能存在的中東帝國想象。關鍵在於，伊朗的戰略實踐中並未形成系統性的霸權擴張計劃，其國家行為始終交織着雙重邏輯：既有區域影響力訴求，更面臨切實的戰略安全困境**。**這種困境因美國入侵伊拉克而加劇，隨敍利亞阿薩德政權危機而深化，至今仍是伊朗戰略決策的核心變量。梳理伊朗內部文獻與政治精英回憶錄可見，其戰略思維始終圍繞捍衞革命、維護共和國政權和保障國家主權展開。對伊朗而言，國家、革命與伊斯蘭共和國三者****是一體的，其政策話語中鮮見擴張的思想，更多聚焦於防禦和保護的邏輯。

**▍**革命衞隊的權力擴張與國家治理轉型

帕西：前沿防禦聽起來很像美國的“首要”大戰略（Strategy of primacy），也即認定美國需要在幾乎全世界都佔據支配地位，否則動盪最終將波及美國本身，並構成威脅。當然，美伊兩國戰略的規模有明顯的差距：美國正在跨越兩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來實施其戰略，並且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地方起到了反效果。相比之下，伊朗的戰略更加專注於其所在地區。但伊朗和美國的戰略都在各自國內產生了國家安全化的影響。您在書中寫道，此時的革命已經不再基於霍梅尼“教法學家治國”（Velayat-e Faqih）的理論和概念，而是變成了抵抗（resistance）。而抵抗意味着徹底的安全化。請您解釋一下這個過程以及它對當下的意義。

納斯爾：伊朗自革命後第二年其就處於持續戰爭狀態：八年的兩伊戰爭中，伊朗一直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並認為自己處於與美國的對抗中。從德黑蘭的角度，美國首先用經濟制裁在伊朗周圍築起高牆，然後試圖將伊朗排除在中東之外。特朗普可能是第一位公開表示希望伊朗參與該地區事務的美國總統。

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安全部隊會借保衞國家的名義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這意味着他們能獲得更大份額的預算、在外交政策決策中佔有更大影響，同時他們也開始滲透到經濟中。具體到伊朗，這意味着革命力量已經從兩伊戰爭結束時的一支相對的專業軍事力量，逐漸成為伊朗的“國中之國”。換言之，現在的革命衞隊與巴基斯坦或埃及軍隊非常相似，它能廣泛影響經濟領域，許多省長由前革命衞隊指揮官擔任，議會中亦有其成員，在政治進程中擁有盟友，且與宗教機構高度融合。

一如其他國家的將領，衞隊指揮官的安全觀念也在影響着國家。伊朗的行動就好像國家處於持續的戰爭狀態一樣。他們環顧四周，發現周邊國家內有數十個有能力打擊伊朗的美國基地，與此同時他們的實際職責是保衞伊朗。所以這種認知驅動其採取一系列行動：接管電信部門、控制銀行體系、掌控交通要道、主導航運管理、參與石油資源分配乃至介入政府治理……情報機構的規模因此不斷膨脹。

因此，某種程度上伊朗現在是一個像巴基斯坦或埃及一樣由軍方管理的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伊朗革命衞隊現在是國家的一大支柱，而且我還認為，將哈梅內伊視為神職人員是錯誤的，他深刻影響着伊朗的軍事決策，並任命所有的革命衞隊指揮官，後者直接向他彙報。哈梅內伊對是戰是和擁有最終決定權，在伊朗革命衞隊各部門間分配資金，決定指揮官去留。

帕西：在阿薩德倒台和黎以停火之後**，似乎可以説這種前沿防禦戰略現在已經失敗了，伊朗需要一個新的方向。你説伊朗一開始的防御性戰略恰是由於它的成功，而最終演變為成本高昂的進攻性戰略並且變得根深蒂固。這種情況可以逆轉嗎？或者只有當伊朗面臨重大軍事失敗時才能逆轉？**

納斯爾：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前沿防禦已經失敗了。2003年後，聖城旅（譯者注：Quds Force，革命衞隊中負責對外特種作戰以及支持非國家武裝行為體的部門）從伊朗革命衞隊最小的一個部門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巨大地區影響、龐大預算和政治影響力的帝國。現在，無論是蘇萊曼尼還是卡尼（譯者注：Esmail Qaani，2020年蘇萊曼尼遇刺後接任聖城旅指揮官），那些聖城旅的成員顯然都會保衞自己的地盤免遭伊朗革命衞隊內部其他部門的攻擊。我認為以色列對伊朗駐敍利亞領事館的襲擊已經證明了前沿防禦是行不通的，它不再能對以色列構成威懾，因為10月7日襲擊後的以色列已經是一個不同的對手。伊朗從其領土發射導彈進行回擊的決定，實際上表明伊朗國防在根本上並不取決於聖城旅，而取決於伊朗革命衞隊的無人機和導彈部隊。

所以對於前沿防禦來説，按照其以往的狀態進行重建並不合邏輯，因為它已經不再發揮其原有功能了。首先，伊朗已經失去了敍利亞，因此即使可能，在黎巴嫩重建真主黨也將是一場艱苦的戰鬥。而且，鑑於以色列在加沙作戰的方式，把錢投入黎巴嫩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正如一些人在伊朗的辯論中所説的那樣，這在當時是一個精妙的戰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時代已經改變，舊的策略不能被用來應對未來。

當我們回顧伊朗的歷史時會發現，他們處理問題是一個“幹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伊拉克對伊朗領土的佔領持續了兩年，直到伊朗人推出了不對稱戰爭的概念，並用這種戰法奪回了領土。當美國的威脅在伊拉克出現時，他們產生了創造抵抗運動的想法。所以，我認為我們正處於風暴眼中：伊朗正處於一個對其未來國家安全戰略進行激烈辯論的過渡時期。

我認為伊朗的安全核心問題並未改變：它需要保護自己免受美國和以色列的侵害，周邊地區對其充滿敵意，因而伊朗必須保持警惕。但前沿防禦在為伊朗提供其需要的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將會小得多。特別是我們在10月7日之後看到，對伊朗的地區威脅不會只來自阿拉伯國家。相應地，伊朗需要一項能夠威懾以色列的戰略，而前沿防禦並不在此列。

**帕西：**這是否有助於將伊朗內部的爭論從核談判轉向核武器化？

納斯爾：我認為當前伊朗實際上已經轉向達成核協議，因為伊朗首先需要這項協議才能與美國達成停火併使美國擺脱與伊朗的可能戰爭情境。其次，如果美國和伊朗達成核協議，無論以色列人是否願意，這將意味着以色列和伊朗之間事實上的停火。伊朗將保證不會以導致對抗的方式挑釁以色列。這並不意味着和平，但意味着事實上的停火。

2006年黎巴嫩戰爭後，伊朗和以色列之間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當時他們同意達成某種形式的冷停火，所以核協議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核協議還將允許伊朗深化與其他地區國家的關係，這將為伊朗提供一種不同的戰略資產。現在出於經濟原因，核協議現在是保衞伊朗的戰略考量的一部分：保衞伊朗的方法不是與美國開戰，不是陷入孤立，而是給伊朗時間去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至於核協議的內容以及它是否真的會給伊朗人帶來經濟利益，如果伊朗對核協議建立了信任，那麼這也將成為未來辯論的一部分。

帕西：但是，如果沒有核協議，您是否認為由於伊朗的前沿防禦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核威懾對伊朗人來説變得更加重要？

納斯爾：確實如此。然而，從伊朗核計劃當前的進度到真正擁有核威懾的距離還相當漫長，非常危險且成本高昂。假定伊朗在短期內有兩種可選策略，那麼比起追求核武，達成核協議是穩定局勢的更優方式。因為正如我所説，通過與美國和以色列停火、穩定經濟、深化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核協議減少了伊朗面臨的威脅，畢竟正如我提到的，伊朗的戰略思考本質上都是威脅管理，所以達成協議是更容易且成本更低的方式。而假如伊朗選擇了這條道路，它就有自己的演進邏輯——我沒法説達成核協議五年之後伊朗還會像現在這樣或者像現在這樣思考。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沒有這個選項，而是隻剩下開發核武器並將其作為威懾的選項，那麼他們可能會選擇這樣做。但這不是第一選擇。

我認為，外界那些持續宣稱伊朗想要核武的人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伊朗人明白擁核實際上會增加其面臨的威脅。或者説伊朗對於從獲得第一枚核彈到形成實際核威懾的這個階段並沒有解決方案，更不要説這條路徑並不會降低伊朗的外部威脅。

**▍**人口斷層與區域博弈

帕西：您也提到了中國和俄羅斯。我想問俄羅斯等大國在伊朗的外交政策和大戰略中扮演什麼角色？特別是前沿防禦失敗之後，大國在伊朗外交戰略中的地位發生了哪些變化？

納斯爾：向前回溯五年，伊朗內部有一個認為俄羅斯和中國能夠提供全部解決方案的派系，並且具有非常強的影響。他們認為兩國會在經濟、外交，甚至軍事上幫助伊朗。特別是在伊朗革命衞隊內部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親俄派，他們與俄羅斯的“深層國家”保持着非常緊密的關係。但我認為伊朗現在對此更加清醒，這也是它與美國進行談判的部分原因。它現在明白外部大國沒有能力或能力為伊朗提供它需要的經濟援助，在聯合國捍衞伊朗的能力也很有限。此外，他們無法解決伊朗的安全威脅，無法填補伊朗的國家安全漏洞，阻止以色列轟炸伊朗或進行破壞活動。相應地，它們為伊朗提供的戰略縱深有限。

帕西：您提到的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伊朗社會當前的平均年齡。您寫到現在伊朗社會的平均年齡接近30歲，而也門的平均年齡是19歲。進一步計算的話，伊朗領導層的平均年齡可能遠超70歲，而胡塞武裝的領導層則在40歲左右。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存在類似的侷限性，表明革命的主題已經過時，並已被該地區其他更年輕、更富有革命熱情的力量所取代？在伊朗似乎越發疲憊的情況下，對伊朗繼續實施前沿防禦或其他戰略的能力有何影響？

納斯爾：當然有影響。首先，我認為前沿防禦是一種軍事戰略，抵抗則是一種理念。伊朗的抵抗顯然是在前沿防禦的支撐下進行的，但前沿防禦是聖城旅及其所屬的革命衞隊的一項戰略。抵抗是一種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政策的觀點，在這方面，伊朗認為它與阿拉伯民眾以及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傑哈德組織（PIJ,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真主黨、胡塞武裝等組織有着共同的理念。因此，伊朗人認為即使他們退出前沿防禦，他們也能夠基於抵抗的理念與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力量維繫紐帶。事實上，在10月7日之後，他們相信，他們也會與所有人建立起這種紐帶，從格蕾塔·通貝里（譯者注：著名的瑞典氣候少女，其乘坐的帆船“瑪德琳”號於當地時間6月10日在試圖向加沙運輸物資時被以色列國防軍攔截）到歐美的其他民眾。所以，抵抗運動更像是20世紀6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義，但這一次伊朗處於中心地位，並且將其視為重要的戰略資產，但伊朗將其與以前沿防禦形式開展實際軍事行動的想法區分開來。

現在，人口統計非常重要，伊朗伊斯蘭革命發生時，伊朗人口的平均年齡約為19歲，並在兩伊戰爭期間維持了這一水平。因此，伊朗可以為了收復失地和攻入伊拉克而承受在戰爭中損失30萬名年輕男子的代價。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了。伊朗現在面臨着各種形式的勞動力短缺。它的問題與歐洲國家或日本的問題相同，因為它們的生育率相近，都是1.7或1.6。這卻導致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伊朗面臨類似美國、法國或德國面臨的移民問題。阿富汗人湧入伊朗並造成了類似的反移民情緒。阿富汗現在基本上正在生產伊朗所缺乏的年輕勞動力。此外，正如你提到的，伊朗位於一個比它年輕得多的地區。阿拉伯世界的平均年齡比伊朗低得多，這在軍事上意味着伊朗無法擁有一支能夠在阿拉伯世界佔據主導地位的軍事力量，但它或許可以利用該地區內年輕的阿拉伯軍隊在也門、伊拉克等地執行其命令。同時，但這也意味着伊朗未來將更多地依賴技術而不是士兵來進行國防建設。這就是為什麼伊朗革命衞隊的導彈和無人機在未來必然比現有的部隊更重要。

但這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意義，伊朗有一個遺留問題。從911事件和阿拉伯之春來看，中東地區確實非常年輕。年輕人都渴望改變，因此這些社會正處於變革的邊緣。誠然，伊朗領導人年事已高，比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等人都要大得多，但伊朗的人口結構也與阿拉伯世界不同。伊朗的年輕人是絕對的少數。伊朗的主流人口年齡在30到50歲之間，這意味着他們即便心懷不滿，也不會輕易冒險。伊朗並不具備發生政權更迭的人口基礎，四年後伊朗人的平均年齡將是37歲：一個37歲及以上的社會不是一個革命社會。這樣的社會或許會發生變革，但絕不是1979年在伊朗的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式的劇變。當前伊朗人口的平均年齡意味着伊朗外交政策上的務實主義。伊朗政府在核問題上的談判態度實際上是為了緩解大部分民眾在經濟問題上的不滿。

帕西：最後一個問題，儘管在當下看似非常困難，但如果伊朗真的改變了對以色列的立場，同意承認以色列**，這在當前情況下顯然很困難，但這是否能消除伊朗威脅感和脆弱感的根源呢？**

**納斯爾：**絕對可以。舉例而言，如果伊朗和以色列能夠首先實現緩和，我認為這將同時改變兩國，因為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伊朗建立的，阿拉伯世界已經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無論是哈馬斯、真主黨等武裝行為體還是阿拉伯國家都無法對以色列造成根本威脅。能夠正當化以色列當前軍事態勢的地區威脅只有伊朗。如果伊朗不構成威脅或者被安撫，以色列也必須做出根本性的改變。這將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但不幸的是它在短期內不會發生。

我認為伊朗的外交政策還沒有意識到，它無法將美國和以色列分開。伊朗目前推行的政策是在試圖與美國達成和平的同時，對以色列採取更加激進的政策。事實上，這正是特朗普總統目前推行政策如此艱難的原因，因為這種政策導致伊朗製造的問題只能由他來解決。但我同時也認為在接下來的一個時期中，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對峙將是地區局勢走向的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