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車新能源 “失速”，“反全球化豪賭” 能否絕地翻盤？_風聞

出品 | 大力財經

作者 | 豆沙包

通用汽車的 40 億美元 “回家計劃” 意在將部分電動車和關鍵零部件生產從墨西哥遷回美國，不僅涉及產能轉移、本土製造比例的提高和數十億美元的資本開支，更是一場圍繞關税、就業和技術轉型展開的戰略豪賭。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拜登政府“清潔能源+本土就業”政策的積極響應，實際上卻透露出通用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應激性反應。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墨西哥原本是“全球化避險地”，但如今面對新一輪電動車關税壁壘，通用也不得不選擇“退而求其次”的保守路線。

“回家計劃”的每一步，都可能對北美汽車產業鏈、勞動力市場乃至全球車企的佈局策略產生牽引效應。它不只是通用自己的選擇，更可能是一場倒逼全球汽車產業去“重新定義效率與主權”的預演。

01 核心決策：通用 40 億美元迴流投資的三重棋局

燃油車產能“迴流”：避關税、控風險、穩現金流.通用此次“回家計劃”的首要落子，是燃油車型的產能回遷。原本設於墨西哥的雪佛蘭 Blazer，將整體遷至美國田納西州斯普林希爾工廠，Equinox 雖仍保留墨西哥生產線，但將增設堪薩斯州費爾法克斯的美國產能，構建“雙基地”佈局。同時，原本用於電動皮卡生產的密歇根奧賴恩工廠也將被重新調整為燃油 SUV 與皮卡的主力基地，預計 2027 年投產。

這一系列調整背後，通用釋放出清晰信號：在關税政策與全球供應鏈波動雙重壓力下，傳統燃油車的“迴流”是為了鎖定現階段利潤來源，抵禦短期政策衝擊，避免“未轉電先失血”的現金流風險。

本土化紅利：就業、政策與合規的三重協同.通用計劃在 2027 年實現美國年產能超 200 萬輛，新增 3000 - 4000 個本土就業崗位，平均年薪可達 6 萬美元。這不僅響應了美國政府“製造迴流、就業優先”的政策基調，也可在 IRA 法案下獲得供應鏈本地化補貼。

根據測算，如果維持墨西哥生產且無法滿足本地化率要求，通用可能面臨高達 50 億美元的關税與補貼損失。因此，通過產能回遷、供應鏈重構，通用試圖用製造換合規、用就業換護城河。

資本開支加碼：從“造車”走向“造能力”.通用2025 年預計資本支出維持在 100 - 110 億美元之間，至 2026 - 2027 年則將加碼至 120 億美元，增幅超過 15%。這筆新增投資將主要用於自動化設備升級、本土零部件配套設施建設，以及未來柔性產線的能力儲備，實質上是從“投資造車”轉向“投資能力”。

這意味着，通用並非僅為避税或搶政策窗口而臨時調整，而是將“製造再國家化”作為中期戰略，提前為全球供應鏈潛在割裂做好緩衝準備。

02 通用為何此時“掉頭”：從電動化押注到燃油穩牌

就在幾年前，通用還高調宣佈“All in 電動化”，誓言 2035 年全面停售燃油車。但如今戰略急剎車、將資源重新傾斜至燃油車型，不是對電動化的放棄，而是對現實的低頭。

Ultium 電池平台雖是通用電動戰略的核心，但量產效率低於預期，動力系統與熱管理技術仍未形成壓倒性優勢。在電動車競爭紅海中，通用既沒有特斯拉的成本控制力，也缺乏比亞迪式的垂直整合能力。

2024 年以來，北美電動車市場增速明顯放緩，中端消費羣體對電動車的接受度滯後，庫存週轉天數拉長，經銷商多次反饋“電動車賣不動”。雪佛蘭 Bolt 停產、Equinox EV 延期交付，這些都在悄悄改變通用的戰略節奏。

通用正在用行動承認：電動化是一場長期戰，不再是可以通過資本“速戰速決”的增長引擎。

墨西哥雖然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製造重鎮，但隨着美墨貿易摩擦加劇、關税豁免標準收緊，加之拜登政府“清潔能源本土化”的政策傾斜，使得繼續依賴墨西哥產能變得代價高昂。

尤其是在 IRA（《通脹削減法案》）框架下，享受清潔能源補貼的企業必須在關鍵材料、本地組裝等方面滿足嚴格的“美國製造”門檻。而墨西哥生產的車型一旦無法滿足本土零部件佔比要求，將面臨關税疊加和補貼門外的雙重打擊。

與其等待政策靴子落地，不如提前佈局，主動脱鈎，通用選擇的正是這條更具確定性的路徑。

在過去幾年，大量車企誤判補貼退坡後的需求彈性，高舉高打鋪設產能，卻在2023-2024年迎來了銷量與毛利的雙重承壓。

通用此時回撤燃油牌，不僅是對製造佈局的再平衡，更是在資金、資源、組織能力等方面，為電動轉型爭取喘息窗口。換句話説，這不是放棄電動化，而是為“重新上車”做儲能蓄力。

03 驅動因素：關税政策與戰略防禦

隨着美方對進口整車及零部件加徵高達 25% 的關税，通用在墨西哥的低成本製造優勢正迅速被侵蝕。據估算，單輛車因關税產生的額外成本可能高達數百美元，這對於毛利率本就承壓的傳統車企而言，無疑是致命打擊。

面對如此強烈的政策壓力，通用不得不重新梳理全球產能佈局，選擇“迴流本土”作為抵禦不確定性風險的主要策略之一。

通用汽車 CEO 瑪麗・博拉本人也罕見公開表態支持這一政策方向，稱“本土化生產是抵禦全球貿易波動的護城河”。這一表態並非單純的政策配合，更反映出通用在電動化尚未大規模變現前，對穩定盈利模型的強烈需求。

本輪“回家計劃”背後，不僅是政策壓力和市場邏輯的結果，也深受美國國內政治環境與工會力量的牽引。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長期以來呼籲製造業迴流，並積極支持加徵進口車關税。通用此舉無疑是對工會長期施壓的回應，有助於緩解勞資緊張關係，爭取更多談判空間。

特朗普政府撤銷加州 2035 年禁售燃油車的法規，也為通用在本土擴大傳統車型產能提供了制度基礎。一邊是對燃油車未來的戰略迴旋餘地，一邊是對本土工人就業的政治回應，政策協同與勞資博弈成為左右通用“迴流戰略”的雙刃力量。

近年來，疫情、地緣衝突和原材料價格波動頻發，讓全球製造企業對“供應鏈安全”重提重視。通用在墨西哥的幾家大型工廠，其長期角色和產能分配未來變得更具不確定性。雖然官方尚未公開表態，但拒絕透露相關工廠的戰略定位本身就已釋放出“瘦身預期”。

在美國本土進行燃油車和部分電動車的生產，不僅能顯著降低跨境物流成本，還能有效縮短交付週期、應對地緣或政策突發風險。這不僅是關税避險的短期權宜之計，更是對整個企業鏈路安全的系統性再佈防。

04 行業影響：從“再國家化”到“供應鏈重構”的深水區

通用的“回家計劃”並不是個例，特斯拉早已宣佈擴大內華達超級工廠產能，福特也重啓密歇根新廠項目，美國本土製造正從“成本最低”邏輯轉向“安全優先”邏輯。

IRA 法案只是開端，從芯片補貼到電池税收減免，美國正試圖重建本土製造全鏈條，確保關鍵產業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這樣的趨勢下，車企不迴流，就意味着在政策補貼和監管合規上“掉隊”。

對於其他全球車企來説，通用的迴流更像是一次“信號釋放”：如果你還押注海外低成本產能，那就要為政策波動、自主控制權缺失買單。

大廠迴流，最先感受到衝擊的，往往是二三線零部件供應商。通用此舉意味着對供應鏈的重新篩選和標準升級：本土零部件、本地化工藝、本地認證流程，將成為進入其體系的門檻。

這對一批此前依賴墨西哥、東南亞代工產能的供應商而言，是一次生死考驗。

尤其是在電池、電控系統這類高技術、高資本門檻的領域，通用未來極有可能傾向於深度綁定美國本土供應商。這不僅會抬高入局門檻，也將進一步推高電動車整體供應鏈的集中度。

通用的迴流也打破了全球汽車產業鏈長久以來的“慣性信仰”：即產品可以在全球任意流轉，關税與地緣只是背景噪音。

但現在，每一個產能佈局決策，都可能觸發政策紅線。例如：中國零部件廠商未來若無法進入美國本土整車鏈條，將面臨“邊緣化”；墨西哥作為製造承接地的吸引力下降；歐洲零部件企業如何在美企本土化趨勢下保住份額，也成為亟待回答的問題。

產業鏈全球化，正轉向地緣化、政治化。這場結構重塑，不只是經濟賬，更是國家戰略、企業策略與技術佈局之間的“三重博弈”。

05 通用的“美國工廠夢”能走多遠？

通用計劃新增 3000–4000 個本土就業崗位，表面上是“製造業復興”的樣板工程，但背後隱藏的，是美國製造長期以來難以迴避的老問題：用工成本高、工會壓力大、勞動力結構性短缺。

UAW（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在 2023 年曾發起罷工，要求大幅提升薪資、福利和工作保障，通用最終妥協同意加薪 25%。這種博弈將持續影響企業在美投資回報率。一旦勞資關係失衡，運營成本將大幅攀升，直接衝擊“回家計劃”的經濟可行性。

而製造崗位“迴流”≠人自動跟上。在電動車等新型產業中，對技術工人的要求更高，美國本土當前缺乏足夠具備相應技能的工人，這將限制產能釋放速度。

通用的迴流計劃重啓了對傳統燃油車的生產投入，例如將奧賴恩工廠由電動皮卡轉為 SUV / 燃油卡車，這種“戰略搖擺”被外界質疑是否在拖慢其電動化節奏。

面對特斯拉、比亞迪的持續技術迭代，以及蘋果、華為等跨界玩家的進入，電動車已不只是整車之爭，更是系統能力與生態協同的全方位競爭。通用若過度聚焦本土製造，而忽視全球創新協作，可能在下一輪電動化浪潮中落於下風。

尤其是通用 2023 年曾宣佈“2025 年實現 100 萬電動車年銷量”的激進目標，如今卻將資源轉向 SUV 和燃油車，不免引發投資者對其戰略一致性和執行力的質疑。

美國當前仍處於高利率環境，借貸成本居高不下。企業擴大投資意味着更大的資本支出壓力。而通脹帶來的原材料、建築、設備成本持續走高，也將拉長本土工廠的盈虧平衡週期。

通用每年投入 100–120 億美元的資本開支，在當前宏觀環境下極易被放大為“激進押注”。一旦消費市場疲軟、汽車銷量不及預期，這些投資將成為沉重的負擔，甚至可能引發股東層面的反彈。

總結

通用汽車的“回家計劃”，表面上看是一次順應關税環境的主動調整，背後卻是一場關於製造迴流、電動化轉型、資本分配和勞資關係的多線博弈。這項 40 億美元級別的產能遷移計劃，無論從就業創造、税收回饋，還是國家政策導向來看，都似乎踏準了“美國製造復興”的節奏。但越往深處看，越能發現它並非一條沒有代價的康莊大道。

製造成本、工會談判、技術人才缺口等傳統難題依然如影隨形；通用自身在電動化戰略上的反覆與搖擺，也使人質疑其長期戰略的堅定性。若“迴流”只是為了短期政策避險而非基於長期效率優勢，那最終可能不過是一場資本表演，難以真正構建持續性的競爭護城河。

大力財經認為，與其説通用在“回家”，不如説它在“賭一個時代的政策窗口”。但這場豪賭能否換來長期價值迴歸，取決的不僅是生產線的重建效率，更是對戰略方向的清醒認知與一以貫之的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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