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從盟友到陌路，馬克思主義與印度穆斯林為何“分道揚鑣”？_風聞

編者按

馬克思主義在印度穆斯林羣體中的興衰折射出了思想體系與社會政治結構的深刻互動。尼赫魯大學助理教授加扎拉・賈米爾指出，在殖民時期，馬克思主義對於宗教身份潛在抵抗性的強調曾與伊斯蘭教內在的抵抗傳統展開對話並結合，共同致力於反殖民鬥爭。馬克思本人則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深刻揭示了殖民統治在印度確立的過程，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大批穆斯林學者與印度政治家，成為了重要的反霸權思想源泉。然而，多重因素共同導致馬克思主義在印度穆斯林羣體中的吸引力日漸式微：首先，馬克思主義被貼上了無神論的“反宗教”標籤，與穆斯林羣體的宗教信仰產生了衝突。其次，在“印度教特性”風潮席捲印度的當下，左翼陣營卻簡單地將宗教壓迫視為“干擾階級鬥爭”，忽視了穆斯林羣體所面臨的宗教身份困境。而在意識形態層面，烏爾都語文學中馬克思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融合話語再難被尋覓，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合流的反穆斯林話語。與此同時，一些印度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將伊斯蘭教視為庸俗化的“狂熱”符號，這進一步消弭了雙方對話的空間。作者最後認為，儘管在當下面臨困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歷史唯物主義仍將構成穆斯林羣體審視當下社會狀況的鋭利工具。而值得深思的是，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信仰與革命的交集中重構包容性的敍事對話空間與強大的現實批判力量，或成為印度馬克思主義重獲穆斯林信任的關鍵。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Scroll.in 

卡爾・馬克思最廣為人知的論斷之一，是將宗教稱為“人民的鴉片”。這一表述常被視為他批判宗教作為壓迫工具或虛妄幻想的例證。但鮮為人知的是，該論斷前一句寫道：“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

馬克思的隱喻兼具共情與批判：在其早期著作中，他將宗教身份視為社會建構的產物，認為其存續具有物質根源。儘管不推崇宗教，馬克思仍承認宗教可能成為一種抵抗形式。

這種宗教身份的潛在抵抗性，正是印度穆斯林知識傳統在殖民時期及後殖民印度，與馬克思關於壓迫和抵抗的理論產生共鳴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與印度穆斯林的歷史淵源

馬克思對印度抱有濃厚興趣。由於時代侷限，他的研究視角不可避免帶有東方主義色彩，這或許與其依賴的資料來源有關。這些資料高度聚焦於穆斯林統治時期——馬克思常將其描繪為既專制又先進的文明，與“印度教古代”或部落社會形成對比。莫卧兒帝國尤其成為英國殖民征服的合法性依據，常被塑造為腐敗卻曾輝煌的文明，亟待英國“改革”。

儘管批判殖民主義，尤其是東印度公司的壓迫與暴力，馬克思的思考仍受制於啓蒙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框架。在其《印度歷史筆記》（Notes on Indian History，生前未打算出版）中，他不僅關注德里蘇丹國和莫卧兒帝國，還對邁索爾的提普蘇丹、阿瓦德的納瓦布、海得拉巴的尼扎姆等後期穆斯林統治者給予大量關注。

這印證了馬克思對印度穆斯林政權的興趣，不僅限於經典帝國，還延伸至對抗英國殖民擴張的地區勢力——尤其是那些發起軍事或政治抵抗的政權。從19世紀的視角看，穆斯林王朝在印度主導政治近600年，任何嚴肅的歷史敍述都必然以此為核心。

他廣泛關注不同帝國如何榨取剩餘價值、管理土地與勞動力、構建經濟結構，尤其深入研究莫卧兒土地税收制度，如扎吉爾達爾制（jagirdari），藉此分析前資本主義的剩餘榨取模式。他還觀察到中央權威的弱化、內部叛亂，以及東印度公司通過軍事—財政干預確立殖民統治的過程。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期間，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發表的文章雖未明確強調宗教身份，卻重構了部分歐洲中心主義敍事。

二、穆斯林現代主義者

19世紀下半葉，賽義德・艾哈邁德・汗（Sayyid Ahmad Khan）等印度穆斯林改革派與現代主義者，試圖以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法則重新詮釋伊斯蘭教義，這使其反對者斥之為“離經叛道”。賽義德雖非馬克思主義者，卻深受包含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社會進步思想的知識潮流影響。

隨着他們在西方殖民勢力與自身宗教傳統的意識形態衝擊下前進，印度穆斯林知識分子——尤其是投身反殖民活動者——發現馬克思對殖民主義的批判頗具影響力。

馬克思主義思想通過印度穆斯林知識分子與左翼活動家翻譯的烏爾都語版馬克思著作及其他馬克思主義文獻，在烏爾都文學界傳播。毛拉納・阿扎德（Maulana Azad）等傑出穆斯林知識分子不得不應對青年中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他在分析殖民主義及其對包括穆斯林羣體在內的印度社會的影響時，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元素。事實上，《共產黨宣言》的連載譯文曾發表於其主辦的週刊《希拉爾》（Al-Hilal）。

南亞伊斯蘭哲學詩人阿拉馬・伊克巴爾（Allama Iqbal）對馬克思態度複雜：他讚賞其對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批判，卻批判其唯物論與對精神性的否定。在詩作《列寧，在真主面前》（Lenin, Khuda ke Huzoor Mein）中，伊克巴爾想象列寧以馬克思主義話語向真主控訴資本主義與歐洲現代性，同時又讓列寧為馬克思主義忽視靈魂與精神性“補過”，儘管他認可其試圖糾正世間不公的努力。

三、穆斯林社會主義

一戰期間，許多參與哈里發運動、投身中亞與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保衞戰的印度穆斯林，對將伊斯蘭統一作為政治力量（泛伊斯蘭主義）的理念深感失望。對反殖民團結的尋求，促使部分人轉向布爾什維主義。蘇聯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及其對殖民地穆斯林的示好，將他們引向塔什干——早期穆斯林社會主義正是在共產國際框架下萌芽。

歷史學家安薩里（KH Ansari）與法裏達・扎曼（Farida Zaman）指出，這種轉向更多由政治實用主義與反殖民情感驅動，而非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儘管動機可能帶有工具性，但馬克思主義與伊斯蘭思想的融合並非不可能，毛拉納・哈斯拉特・莫哈尼（Maulana Hasrat Mohani）的政治實踐與表達即是最佳例證。

作為印度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莫哈尼提出“革命萬歲”（Inquilab Zindabad）的口號，併成為頗具影響力的文化人物。儘管輾轉於不同黨派，他始終秉持對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主義批判。莫哈尼反對甘地温和的抗殖策略，其對手紡土布的倡導，更多是激進反殖民經濟分析與伊斯蘭簡樸倫理的結合，而非受甘地個人魅力影響。

馬克思主義思想還通過有效團結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印度各羣體，推動了反殖民鬥爭。值得注意的是，獨立運動期間，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等左翼領導人試圖以反殖民意識形態超越宗教分歧，構建羣體團結。

四、馬克思主義美學

穆斯林詩人、作家、知識分子與活動家對伊斯蘭美學與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融合，不僅是印度，更是整個穆斯林世界反殖民、反資本主義鬥爭中，伊斯蘭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思想長期智識對話的一部分。

這段歷史包括：共產主義政黨在蘇丹、阿爾及利亞、埃及、巴勒斯坦反殖民運動中的重要作用；伊朗馬克思主義者將什葉派殉道傳統重新詮釋為革命抵抗；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融合什葉派神學，將早期伊斯蘭（尤其阿里時代）塑造為“原始社會主義”。

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指出，在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教作為“人民的宗教”與法國定居者的殖民主義對抗，這種宗教話語與馬克思主義框架的融合，深刻影響了該國獨立後的意識形態建構。法蒂瑪・梅爾西（Fatima Mernissi）、納吉・阿里（Nadje Al-Ali）等穆斯林女性主義者，則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方法，將焦點從“伊斯蘭問題”轉向物質條件與權力結構。

受伊斯蘭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現代性批判的雙重啓發，齊亞烏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r）倡導植根多元主義與倫理正義的去殖民未來。

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在探討全球資本主義與文化抵抗時提出，伊斯蘭教是少數仍能對晚期資本主義同質化力量構成嚴肅文化與政治挑戰的思想體系之一。這一觀點折射出一種努力：在傳統左翼力量式微之際，將包括宗教在內的非資本主義文化形式視為可能的反霸權力量。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塔拉勒・阿薩德（Talal Asad）等學者呼應這一思路，認為伊斯蘭運動與傳統儘管多樣，卻以難以納入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模式的方式塑造政治生活，並可能以自身邏輯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

五、後殖民印度的穆斯林

印巴分治後的印度，馬克思主義歸屬為許多穆斯林提供了超越社羣標籤的替代性政治身份。正如電影《灼熱的風》（Garam Hawa）結尾場景：西坎達爾・米爾扎（Sikandar Mirza）與薩利姆・米爾扎（Salim Mirza）加入左翼遊行而非移民巴基斯坦，這一場景象徵着某種歸屬感的建構。

共產黨曾是少數以意識形態而非象徵性代表吸納穆斯林的政黨。儘管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對共產主義持反感態度，但其對馬克思的推崇與宣稱的社會主義理想，卻使其在傾向左翼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中頗具影響力——他們警惕宗教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保守主義，而尼赫魯的意識形態取向讓他們產生某種“接近執政理念”的親切感。

20世紀中葉左翼運動興起期間，馬克思主義在印度穆斯林政治圈層持續發揮影響力。共產黨對右翼政治的抵制，比其他任何政治實體都更堅定，使其成為反社羣主義政治的重要陣地。

然而，這一左翼政治特質已顯式微，與印度多地共產黨影響力衰退同步——尤其在2008年左翼陣線退出國大黨領導的聯合進步聯盟後。儘管如此，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甚至克什米爾等穆斯林人口較多的地區，共產主義政黨仍具相當支持度。

穆斯林對左翼參與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於共產主義國家的政策使馬克思主義被廣泛等同於無神論。

在南亞穆斯林羣體中，這種看法（即宗教身份迫害問題是對階級鬥爭的干擾）之所以被強化，或許源於毛拉納・毛杜迪（Maulana Maududi）對社會主義的厭惡。毛杜迪宣稱社會主義在伊斯蘭社會純屬多餘，甚至與伊斯蘭教不相容，但這一立場或許也源於他對私有財產權的維護以及對資源國有化的反對。

印度政治全面的宗教社羣化趨勢，強化了左翼和共產主義團體中的一種論述——因宗教身份遭受迫害的問題並非真實存在，而是對階級鬥爭的混淆視聽。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支持率下降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烏爾都語詩歌中馬克思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慣用語融合正逐漸被人們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交織而成的公然反穆斯林的修辭組合。

在印度，馬克思主義政治史對伊斯蘭話語體系及穆斯林角色記憶的消解，部分受到具有穆斯林背景的左翼“知識分子”羣體中裙帶關係的影響。這些人通過延續一種將宗教簡單等同於文化民族主義的智識怠惰文化，並將伊斯蘭教特別界定為“狂熱”符號（而非視為一種嚴肅的物質性力量），為自身積累了“世俗”的文化資本——而這種思維取向，在馬克思看來無疑屬於嚴重的庸俗化範疇。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經濟條件塑造社會結構，這一理論在印度穆斯林羣體的鬥爭中得到明顯體現，尤其見於英國殖民時期及印巴分治階段。土地所有權與分配問題、經濟不平等現象，以及殖民政策的影響，均對穆斯林社羣產生深刻作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至今仍為審視這些社會狀況提供着有用的分析框架。

作者簡介：

加扎拉・賈米爾（Ghazala Jamil），印度尼赫魯大學法律與治理研究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