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米危機：“一粒米”中的政治與信任困局_風聞

2025年06月19日 12:47 澎湃新聞

2025年5月，日本社會因一則看似無心的玩笑再度陷入政治風波。在面臨嚴重米荒與米價較去年飆漲近兩倍的背景下，日本農林水產大臣江藤拓竟然開玩笑稱自己“從不買米”，因為支持者送得太多，甚至多到足以轉賣。這原本看似一次輕微失言，彷彿只是麻生太郎式的慣常“口無遮攔”，一般道歉即可平息。然而在日本經歷幾十年來最嚴重糧食危機的當下，這番言論直接刺痛了公眾神經，迫使江藤拓在任僅六個月即引咎辭職。“令和米騷動”等新聞標題頻繁出現，明顯喚起1918年導致寺內正毅內閣倒台的“米騷動”歷史記憶。大米與政治、公信力之間深層的聯結再次浮出水面。歷史記憶、現實壓力與政治結構三重張力匯聚於“一粒米”中，讓這場糧食風波遠遠超出一場簡單的農業危機，演變為日本社會對政治信任的全面拷問。

　　當地時間2025年6月4日，日本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展示的日本政府儲備米在商店出售。

　　一、神話、文化與政權：一粒米的歷史厚度

　　在日本，大米從不是一項單純的農產品，也從來不只是普通食物。自《日本書紀》與《古事記》時代起，大米便深深鐫刻在日本的國家想象與民族認同中。《日本書記》記載了太陽女神天照大神將稻種賜予天孫瓊瓊杵尊的傳説。她命天孫降世統御眾生，並將一把稻穗交予他——稻米遂成為日本的主要作物，亦象徵財富與豐饒。語言反映文化根脈，“ご飯”（飯）在日語中既代表“米飯”，亦指“餐食”，顯示出大米之於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地位。直至今日，新潟魚沼產的越光米（コシヒカリ）仍能賣出普通大米數倍的價格。大米不僅奠定了“和食”文化與農耕文明的根基，更因其在國家、社會、家庭層面的多重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深入骨髓的稻作文化，使得任何涉及大米的危機都會直接觸發國民的安全警報。

　　事實上，大米早就深刻影響過日本政局。江户時代，每逢歉收和饑荒，百姓襲擊米倉的事件屢見不鮮。而歷史上最著名的“大米政治”事件，無疑是1918年的“米騷動”。當時日本正處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通貨膨脹加劇，市場囤積成風。地方米商因預判政府將徵用軍糧，哄抬米價，致使普通民眾陷入飢餓。數百萬憤怒的羣眾走上街頭，打砸米店、包圍政府倉庫，騷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最終迫使寺內正毅內閣倒台。此次抗議由沿海地區的家庭主婦率先發動，她們穿着木屐、手持搗衣棒敲打米店大門，成為近代日本政治動員史的重要開端。

　　正是這場社會動盪，催生了短暫的“大正民主”時期——以天皇統治年號“大正”（1912–1926）為背景，其特徵是政黨政治與輿論力量的興起，併為戰後以政黨內閣製為核心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礎。如麻省理工學院著名歷史學者約翰·道爾（John Dower）在其名著《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 1999）中援引東京都情報資料指出：“比起天皇的命運，日本人民更關心的是如何獲得食物與棲身之所。”（p305）這句話在今日讀來，依舊發人深省。在糧食安全面臨動搖之時，民眾真正關切的，往往不是國家體面的象徵或宏觀的外交辭令，而是飯碗裏是否還有一口米飯，超市貨架上是否還能買到米。食物問題不僅牽動最基本的生存焦慮，更常被視為檢驗國家治理能力、公平機制與社會信任的直觀尺度。面對這一輪米荒，日本政府似乎未能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二、米荒的多重成因：不只是氣候問題

　　自2024年8月持續至今的米荒，是多重壓力交織下所引發的結果。表面上，政府所列出的原因包括：經歷了125年來最炎熱的9月，極端高温導致稻米減產；地震預警引發的民眾恐慌性搶購；以及訪日遊客激增帶來的額外消費需求。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市場上的供需失衡，成為這場糧食危機的直接導火索。但這場大米危機的根源，並不在於2024年夏季高温所帶來的所謂“絕對性減產”。 儘管異常天氣造成優質稻米比例下降、部分低質稻米在流通環節中被剔除，但事實上，2024年日本稻米總產量比上一年仍略有增長，增加了約18萬噸。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的僵化與市場調節機制的失靈，使得本可局部應對的產量波動與地區性消費上升，演化為一場全國性的恐慌。結果便是米價暴漲、超市限購、消費者恐慌囤貨的現象層出不窮，令社會整體產生了自1993年冷害以來最為嚴重的糧食不安感。

　　但是，1993年那場令許多如今中年以上日本人記憶猶新的“平成米騷動”，成因與今日大不相同。彼時因天氣異常，全國作況指數驟降至74（以100為平年值），導致稻米收成僅700多萬噸，遠低於當時約1000萬噸的需求，出現實際性的嚴重供給短缺（當時政府儲備量僅為23萬噸左右）。日本政府不得不從泰國等國緊急進口大米，其中大部分是當時對日本消費者而言頗為陌生、口感與習慣不符的長粒型“泰國米”，甚至因銷售不暢被大量棄置或作為家畜飼料，引發國內外批評。

　　如果説1993年的米荒是“天災中的應對不足”，如今的“令和米騷動”更像是“制度內部製造的糧食焦慮”。除了氣候原因造成的稻米減產，地震預警與旅遊反彈也對需求側形成放大效應。2024年8月初南海海溝地震預警發佈時，正值盂蘭盆節前夕，許多家庭提前囤積食物，進一步加劇供需失衡。與此同時，訪日遊客在餐飲消費上的集中爆發，也使餐飲業用米需求暴漲，但遊客對大米銷量的影響並非主要原因。這類突發因素本可通過制度化儲備與市場調節機制加以緩衝，然而政府在釋放儲備米與穩定價格方面行動遲緩，未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導致信任流失。

　　一場產銷錯配便能撬動全社會的信任危機，也正反映出日本農業政策在結構性僵化與政治利益驅動下早已失去了調節市場、安撫人心的基本能力。儘管如此，危機根源仍在於長期扭曲的農業政策——從生產限制、儲備機制失調，到保護主義壁壘，制度慣性不斷削弱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能力。2024年修訂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雖名義上強調全球動盪下的糧安戰略，但實際政策仍偏向保護小農，對農業企業化趨勢的支持仍然不足。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制度結構的僵化與政策慣性。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0日，日本東京，政府儲備大米通過新幹線運抵東京站，卸貨後準備分發。

　　三、制度僵化的代價：糧安為何讓位於選票

　　這場米荒實質上暴露出日本糧食安全政策的深層弊病。儘管日本政府汲取了1993年“平成米騷動”的教訓，目前擁有超過91萬噸的國家儲備米，卻因擔憂過度投放會壓低價格、動搖農業利益集團的支持基礎，始終拒絕大規模釋出。2024年8月，時任農林水產省大臣坂本哲志甚至公開表示，只要到了收穫季節，市場供需將自然恢復平衡，米荒問題無需過度擔憂。這一輕率判斷進一步加劇了公眾的不安，也暴露出政策制定層對危機嚴重性與結構性問題的認知脱節。考慮到自民黨依賴農業協同組合（農協）和農户選票，在9月自民黨總裁和總理選舉與10月眾院選戰前，政策制定者幾乎不可能採取任何觸動其核心支持層利益的措施。近幾十年，日本政府的政策重心一直放在嚴格限制稻米產量與維持高價上，部分原因就在於穩固農民這個自民黨的核心票倉。

　　但是，日本農業政策的根本矛盾在於，其所謂的“保護”對象早已偏離了保障糧食安全的初衷。自1970年代推行“減反政策”以來，政府通過人為限制水稻種植面積來控制產量，意在維持稻米價格和農民收益，以避免農村人口加速流失。這一政策將全國稻米產量從1967年的1430萬噸壓縮至2024年的679萬噸，減少超過一半，長期使消費者承受高昂米價。雖然這一制度在戰後確實穩定了農村社會，但隨着人口結構劇烈變化（截至目前，日本農户總數僅剩約100萬，平均年齡已超過67.8歲，人數不到全國人口的1%；而1960年時，農户人數為3440萬，佔全國人口的36.9%）、飲食消費方式轉變，以及全球農業供應鏈的重組，這一政策的僵化弊端日益顯著。在長期受限的產量框架下，全職農民反而難以單靠種稻維持生計，種稻逐漸淪為副業甚至“領取補貼的手段”。正因如此，大米被列為農業結構改革的核心領域。儘管“減反政策”在2018年已名義上廢止，但其背後的政策慣性與利益分配格局卻根深蒂固。這種制度性惰性不僅扭曲了農業生產邏輯，也削弱了日本糧食體系面對危機的自我修復能力。

　　農協的角色也不容忽視。作為既代表農户利益、又在事實上主導米價定價的機構，農協不僅在農業政策中具備強大影響力，其金融與保險業務同樣不容小覷：其金融部門的存款總額已高達100萬億日元，佔日本個人儲蓄的約10%，規模可與大型商業銀行相提並論；而“共濟保險”業務則累計至57萬億日元，已成為農協最主要、也最具獲利能力的支柱業務之一。這種結構性依賴不僅令糧食市場失去價格彈性，也將糧食安全問題轉化為金融利益問題。當糧價飆升時，受益者往往並非糧食最需要的人羣，而是被體制護持的既得利益階層。農協與農林水產省之間所維繫的密切共生關係，使得生產與市場脱節成為常態。結果是，在總產量尚可的年份，市面卻出現“有米無飯”的結構性錯配。

　　更諷刺的是，就在2024年大米危機爆發之際，農協依然將大量本可食用的大米轉用於飼料生產，僅僅是為了獲取補貼並符合既定的農業申報制度。部分原本可進入餐桌的大米，被人為劃入飼料用途，不是出於市場需求，而是出於政策導向與行政流程的設定。這也意味着，在表面上的“供不應求”背後，實則存在大量被政策機制排除在食物鏈之外的潛在可食資源。危機的真相併非“無米可吃”，而是“有米難得”。

　　日本政府對大米生產的控制由來已久。根據政府規定的申報機制，農户必須在春耕前預先申報哪些田地將用於種植飼料稻，哪些用於食用稻。這一制度始於2008年，當時政府推出了新的補貼政策，以鼓勵農户在水田中種植飼料稻。為了獲得飼料稻補貼，農户需在播種前申報田塊用途，申報內容一經確定便不得更改。通過為飼料稻種植提供每10公畝55000至105000日元（約合2700元至5210元人民幣）的高額補貼，政府實際上激勵農户將可食用的大米用於飼料生產。這種剛性的補貼與申報安排在面對糧食危機時缺乏調整空間，政策更偏向於行政操作的便利性和利益結構的穩定，而非應實際糧食需求作出靈活回應。這不僅壓制了市場的調節機制，也在農業體系內部人為製造了“短缺”的現象。當前，全國約有十分之一的大米產量以遠低於食用米的價格出售給畜牧業者作為飼料使用。而更關鍵的是，其中約四分之一的飼料米實際上與食用米是同一品種，完全可以用於民眾消費。若這部分米被投入食用市場，供給將遠超當前的實際需求。從這個角度看，日本並不缺米，缺的是一個能夠合理調配資源、應對波動的制度機制。換言之，大米危機並非源於自然災害或絕對短缺，而是人為管制與利益結構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

　　而日本長期以補貼維持小規模農户收益的政策邏輯，在危機中顯得格外脆弱。農業合作社與農林水產省之間形成的穩固利益共同體，使農業政策更多地着眼於保護選票基礎，而非提升糧食調配能力或應對突發風險的彈性。在此結構下，民眾不得不為基本食品付出高昂成本，卻難以獲得制度及時回應。正是在這種結構性錯位中，糧食焦慮從具體的供需失衡，升格為對制度信任的動搖。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日，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熱田區，民眾排隊在等候AEON商店開門，購買日本政府儲備的大米。

　　在這一政策積弊深重的背景下，此次米荒引發了格外激烈的公眾反應。在輿論與政界雙重壓力下，江藤拓成為石破茂少數派內閣中首位辭職的核心閣僚，僅六個月便黯然下台。儘管石破茂一度嘗試挽留，要求江藤拓撤回“不當言論”繼續留任，但在7月參院選舉、眾院在野黨的圍攻以及政府支持率跌至22%的背景下，已無迴旋餘地。大米危機成為選戰焦點，江藤拓辭職進一步削弱了本已岌岌可危的政權，可能引發更為慘烈的選舉結果。

　　江藤拓的發言引發的反彈，暴露出公眾對糧食安全、氣候韌性和政治責任的深層焦慮。大米作為日本長期穩定的國產主食，其形象首次受到動搖。日本甚至在25年來首次自韓國進口大米。與此同時，日本遊客赴韓旅遊時不得不摒棄“國產至上”的固有執念，反而將更便宜的韓國米填滿行李箱帶回國。固然，日本大米在光澤度、潤澤感與甘甜度上獨樹一幟，但若政府遲遲無所作為，進口米或將不再只是權宜之計，而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

　　四、政治危機的導火索：一場失言如何變成體制性裂痕

　　當危機演化為選舉議題，政策導向也變得更加赤裸清晰。自民黨長期依賴地方農業選票，尤其是以農協為支柱的地方網絡和年長農户，對其政權穩定至關重要。在2024年秋季的眾議院選舉與2025年夏季的參議院選舉之間，內閣面對米價飆升與支持率下滑的雙重壓力，卻始終在是否大規模釋出庫存米的問題上遲疑不決。這背後的關鍵，不是資源是否充足，而是“選擇誰”的政治抉擇——是選擇緩解消費者的物價壓力，還是守住農户的收益與票源根基。大量釋放儲備雖可緩解米荒，卻可能拉低米價，損害農户利益；反之，維持高價則令民眾承壓，社會不滿情緒升温。最終，政府在選票與糧安之間作出判斷，優先選擇了穩住政治支持的那一方。

　　江藤拓“我從不買米”的發言，不僅成為其辭去農林水產大臣職務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將石破茂政權推向風口浪尖。作為石破少數派內閣中的重要支持者，江藤原本意在展現親民姿態，未料卻引發強烈反彈，反而暴露出政權與民眾情緒之間的深刻脱節。

　　更廣泛地看，這場危機再次暴露出政民之間的信任斷裂。在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的現實中，政治人物越來越被視為脱離實際的象徵，不再是民眾切身利益的代言人。2024年10月的眾院選舉，正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進行。儘管石破茂在當月剛剛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僅上任一月便火速宣佈解散眾議院、尋求選民授權，創下戰後日本最快尋求民意基礎的紀錄，但選民對此舉反應冷淡。多重因素加劇了這種冷淡與不信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民生困頓背景下自民黨的“黑金醜聞”曝光，嚴重削弱了其政治公信力。如今，米價持續暴漲、民怨沸騰，江藤拓的失言被公眾視為傲慢與脱節的象徵，成為其下台乃至政權搖搖欲墜的導火索。大米這一承載着國民日常飲食的大宗糧食，再度成為政治與社會矛盾的焦點，如同百年前那場席捲全國的“米騷動”。

　　1918年的“米騷動”與現如今的情況亦有呼應：通貨膨脹、低薪、囤積行為，所有這些因素或再次成為引爆不滿的導火索。當前，日本各階層民眾在長期低薪環境下已苦不堪言，對通貨膨脹感受尤為敏感。儘管政府自今年3月以來不斷投放儲備糧試圖平抑價格，但成效有限，民眾對批發商囤積的指責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全國各地的農民因擔憂行業前景和收入崩塌，集體發動了農民抗議行動——“令和百姓一揆”。他們駕駛着拖拉機駛入東京澀谷、原宿等市中心，要求政府“保護農民，補償農民” （農家を守ろう，農家に補償を）。這一名稱借用了歷史上的“百姓一揆”——日本江户時代起，農民在面對沉重年貢、饑荒或政治壓迫時，曾多次通過集體行動要求減負賑濟。雖然許多歷史上的“一揆”遭到鎮壓，但它們也促成了地方政策的調整與政治制度的反思。

　　自民黨的“米政策”實質上是以穩固農業選票為目標的政治工程。正是這種結構性矛盾，在江藤拓那句輕浮玩笑中徹底暴露出來。從1918年“米騷動”到2025年“江藤風波”，歷史一再證明：大米之於日本，不只是食品，而是制度與情感的交匯點。人們清楚認識到工資低迷與通貨膨脹失控，與政策選擇息息相關；而囤積亂象，則揭示了關鍵環節的監管失靈。若日本政府不盡快推進農業結構轉型，改革生產政策並建立可持續的儲備機制，下一場“米危機”可能不再是偶發，而有可能成為週期性的社會震盪。

　　當地時間2025年6月5日，日本東京，在首相官邸，日本農業大臣小泉進次郎在穩定大米供應內閣委員會首次會議後接受記者提問。

　　米之重，不在於其價格，而在於民眾是否仍相信國家能保障他們一日三餐的最基本尊嚴。上個月末仙台一位49歲的父親（公務員）在接受《每日新聞》採訪時表示，他為了買到米，從半夜12點排隊到早上九點，才搶到店裏限量供應的95袋之一。他説：“5公斤要4000-5000日元（約合200元至250元人民幣）實在太貴了。家裏有正食量大的孩子，能買到米真的很感激”。這樣的聲音並不罕見——它真實地揭示了今日日本普通家庭在生活邊緣所感受到的不安與無力。或許，他們要的不只是大米本身，而是一個不必徹夜排隊、不必為一口飯焦慮的生活。

　　今日日本真正想要守護的“財富”，究竟是百姓的飯碗，還是制度中沉積的利益結構？當自民黨為保守票倉，在2024年9-10月大選前拒絕釋放儲備米，又在2025年7月參議院選舉臨近時倉皇放糧以挽回民心；當民眾在超市搶米，甚至遠赴韓國背米回國——這一切都在追問：日本的農業政策，究竟在“保護”誰，又在“排除”誰？當下“一粒米”的政治含義愈發沉重，我們必須追問的不只是誰在受益、誰在承壓，更是這個體制還能否承擔保障日常的責任？如果不能，改革似乎就不再是選項，而是必須。一粒米，從神話到現實，既是國家敍事的種子，也是社會信任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