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做題家們_風聞
理论者-2分钟前
在大多數現代國家,博士帽代表着學術巔峯。但在伊朗,那頂真正決定命運的帽子,不是學士方帽,而是包頭巾的“阿亞圖拉帽”。這是一個高度宗教化卻又充滿“考霸內卷”的國家,一個由“神學做題家”治理的共和國。若要理解伊朗今日的權力結構,必須先走進庫姆、馬什哈德、設拉子的經學課堂,看看那些從講台背後走進辦公室的人,是怎麼靠“做題”一步步爬上權力金字塔的。
什葉派的伊斯蘭法學者體系,既像神職等級,也像學歷學位職稱體系:毛拉→烏萊瑪→霍賈特伊斯蘭→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馬爾賈,分七個等級。
從“毛拉”(鄉村教書先生)一路升級到“馬爾賈”(大導師)。每一級都需要年復一年的學經、講課、寫論文,並通過各種宗教學術委員會的嚴格審核。説白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宗教科舉”系統,題庫不但深,而且活。
考一個阿亞圖拉,平均要讀25年經學,寫幾十本論文,登台講學,接受無數同輩與師長的質詢。如果你的師父還活着——對不起,你還得等。
入門級 “毛拉” 需用十年時間死磕《古蘭經》與聖訓(哈迪斯),通過 20 門基礎教義考核才能在鄉村清真寺謀得教職。2024 年庫姆神學院數據顯示,6 萬在讀生中超 60% 止步於此,最終能進入中級考核的不足 1.2 萬人。比明清童生更殘酷的是,他們需用波斯語、阿拉伯語雙語文本背誦數百萬字經文,相當於同時掌握兩套 “科舉教材”。
成為 “烏萊瑪”(宗教學者)後,需精通 12 世紀形成的伊斯蘭教法(沙里亞)體系,而 “霍賈特・伊斯蘭” 頭銜則相當於 “宗教舉人”—— 不僅要通過 50 門法學課程,還要在聚禮中完成即興經義演説。1979 年革命前,全伊朗霍賈特・伊斯蘭不足千人,如今雖超 5 萬,但競爭激烈程度堪比明清鄉試:2023 年馬什哈德神學院的晉級答辯中,300 名考生僅 17 人通過。
衝擊 “阿亞圖拉”(意為 “真主的跡象”)需耗時 25 年以上,完成至少 10 部教法專著,門徒數量突破 5000 人。2024 年庫姆神學院僅有 12 人通過答辯,錄取率低至 0.02%,比中國古代狀元及第的概率還低 3 倍。
而 “大阿亞圖拉” 需額外通過 “獨立創制教法"考核,全球僅 20 餘人獲此頭銜。更嚴苛的是 “師門封印” 規則:若恩師在世,弟子不得考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生前,其數千名弟子均被這一規則鎖死晉升通道。
支撐這套體系的是龐大的經濟網絡:信徒需將收入的 20% 作為宗教税(khums)上交,而宗教基金會(waqf)掌控着全國 30% 的土地與 40% 的民營經濟。2023 年庫姆神學院年度經費達 58 億美元,超過伊朗國防預算的 1/3,形成 “經文背誦 - 財富積累 - 權力擴張” 的閉環。
如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什葉派學界其實並非重量級人物。他的宗教資歷與庫姆那些日夜苦讀的“大考霸”們比起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他的“阿亞圖拉”稱號據説是為其特事特辦,1989 年霍梅尼去世時,他僅為 “霍賈特・伊斯蘭”,被專家會議特批為阿亞圖拉,跳過了至少 10 年的常規考核期,有點像“帶職讀博”加特招晉升。
更尷尬的是 1994 年衝擊大阿亞圖拉時,他成績剛過及格線。按傳統,候選人需獲得至少 5 名資深學者背書,但哈梅內伊一看排名便棄考,至今頂着 “阿亞圖拉” 頭銜統治伊朗。
結果是——伊朗的最高領袖,按宗教傳統,其實並沒有資格統領全國宗教權威。這在什葉派世界尤為敏感,因為“法基赫治國”本就是“教法專家治理國家”的制度。法基赫者,意即“最懂教法的人”。而哈梅內伊偏偏不夠懂。
對比之下,伊拉克什葉派宗教領袖西斯塔尼是正兒八經的大阿亞圖拉,而伊朗國內百歲老人薩菲・戈爾帕伊加尼更擁有 “王中王” 的馬爾賈頭銜,神學威望遠超哈梅內伊。
所以他做了個聰明選擇:不再考了,轉而以政治統戰的手段鞏固地位。在宗教學界話語權不足,那就扶持安全部門、革命衞隊、宣傳系統。於是,一個“阿亞圖拉”級別的人,領導了一個只該由“大阿亞圖拉”甚至“馬爾賈”執掌的體制,成了什葉派世界裏的一種“制度悖論”。
與哈梅內伊不同,霍梅尼是真正的“卷王之王”,他的稱號是硬核學術打出來的。霍梅尼在流亡巴黎期間,憑藉十萬弟子、數十本著作和無數講義錄音帶,在伊朗街頭點燃了整個神學界對“現代化巴列維政權”的反抗,革命後親自設計 “法基赫體制”—— 規定教法專家掌控司法與媒體。
霍梅尼欽點的接班人蒙塔澤裏是 “大阿亞圖拉”,卻因 1988 年反對處決 5000 名政治犯被軟禁至死。臨終前,他在秘密錄音中質問:“我們推翻國王,難道是為了建立一個更難推翻的神權獨裁?” 這段錄音 2009 年被泄露後,引發伊朗知識界對法基赫體制的集體反思。
伊朗的“做題家”不是光靠背誦經典。他們要講課,要出書,要積累弟子。成名後,每位“大阿亞圖拉”可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擁有十萬以上追隨者。弟子分佈於媒體、司法、安全、國企等系統,形成龐大的人際網絡,支撐老師在政教合一體系中的權威。
不寫論文不行,寫了沒人讀也不行;門徒不夠忠誠更不行。誰敢批評“大阿亞圖拉”,就是“污衊聖人”,屬於刑事罪行。也就是説,成為“大阿亞圖拉”,既是學術巔峯,也是一種政治護身符。伊朗的這套體制,讓做題家獲得了極高的社會回報。
在伊朗,神學成就從來不是孤芳自賞的學問。2023 年庫姆神學院出版量超 1.2 萬種,比伊朗國家圖書館的世俗書籍年出版量還高 40%。更關鍵的是 “弟子網絡”,形成類似中國古代 “座師門生” 的權力裙帶。2022 年,改革派阿亞圖拉薩內伊因批評哈梅內伊被軟禁,罪名是 “質疑大阿亞圖拉權威”—— 這在神權體系中等同於 “欺君之罪”,其門下 300 餘名法官隨即被調崗。
黎巴嫩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曾是庫姆神學院學生,伊朗通過神學紐帶每年向海外輸出超 20 億美元資金。2024 年也門胡塞武裝發射的導彈上,仍噴塗着庫姆大阿亞圖拉發佈的教法口號。伊拉克的小薩德爾更出身宗教世家,父輩在黎凡特地區擁有百萬信徒,每月可募集 1 億美元 “慈善捐款”,用這些資金組建了 3 萬人的武裝部隊,其軍費規模超過黎巴嫩國家預算。
哈梅內伊的 “學術短板” 使其無法在神學界形成絕對權威,2009 年總統選舉成為權力博弈的活標本:
內賈德陣營:抱緊恩師葉茲迪阿亞圖拉大腿,獲庫姆神學院少壯派與革命衞隊支持,葉茲迪直接下令安全部隊 “維持選舉秩序”,其門下 500 名神職人員在全國 1000 個投票站 “監督” 計票;
穆薩維陣營:得到大阿亞圖拉蒙塔澤裏(霍梅尼原定接班人)支持,蒙塔澤裏公開發表《致最高領袖的公開信》,質疑 “法基赫體制是否違揹人民主權”。
這場衝突暴露神權體制的深層矛盾:當不同派系的阿亞圖拉支持不同政治勢力,最高領袖的權威便形同虛設。哈梅內伊最終靠等待蒙塔澤裏去世(2009 年去世),再出動巴斯基民兵清場,才勉強穩住局面。
神權體制的光鮮之下,是現代治理的全面潰敗。2024 年伊朗通脹率達 40%,失業率 15%,但革命衞隊控制的企業卻攫取了石油收入的 70%。調研顯示,70% 的 90 後渴望世俗化,2022 年馬哈薩・阿米尼因頭巾問題死亡引發的抗議中,德黑蘭街頭高喊 “女人、生命、自由”,年輕人用 TikTok 傳播抗議視頻,撕碎了神權的遮羞布。
神學院的故步自封更顯荒誕:2024 年庫姆仍在講授 12 世紀的教義辯論術,將進化論列為禁學,新開設的 “伊斯蘭 AI” 課程不過是給《古蘭經》套上科技外殼 —— 課程大綱要求 “用機器學習驗證天使存在的科學性”。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伊朗女性佔高校學生的 58%,納米技術全球排名第四,現代文明與神權壓制的撕裂,如同德黑蘭街頭的摩天大樓與清真寺宣禮塔,彼此對峙卻無法融合。
哈梅內伊呼籲 “聖戰”,卻遭羣嘲:“他的神學論文能算出導彈軌跡嗎?” 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年輕人寧願刷 TikTok 挑戰 “頭巾摘除”,也不願為神權赴死。當 86 歲的哈梅內伊被傳患癌,其子莫傑塔巴與阿亞圖拉禮薩伊的接班之爭,本質是不同 “做題家派系” 的權力再分配 —— 但無論誰上台,都難以回答那個核心問題:在無人機與互聯網的時代,12 世紀的教法註釋還能作為治國的標準答案嗎?
巴列維王朝並非一個完美政權,但它確實為伊朗留下了現代化的火種。七十年代的伊朗,不僅是中東的工商業強國,更是發展指標優於同時期韓國的國家。那個時代的德黑蘭,地鐵在建,女性無頭巾,大學講法語,國家擁有充沛的石油美元,連“波斯貓”都出口歐美。當時伊朗的經濟增長非常誇張,最低年增長率也有7%,最高達到28%,到1978年,伊朗成為了世界第九大經濟體,伊朗的人均GDP增長了13倍,從不足200美元暴漲到2500美元,以黃金為基準,相當於現在的3.5萬美元。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下,伊朗本是受益者之一。如果能夠再堅持幾年,等到美蘇爭霸分出勝負,憑藉與美國深厚的戰略聯繫和豐富的能源儲備,伊朗本有可能成為“西亞的日本”。
諷刺的是,恰恰是在美國如日中天的年代,伊朗卻選擇反美為旗幟,將自己推入了一個與世界對抗的深淵。而這一切的催化劑,正是白宮裏的那位“人權總統”卡特。在他的施壓與“道義外交”下,迫使巴列維限制維穩力度,甚至在局勢瀕臨失控時,還要求其出國療養,伊朗的將軍們聯名請求強力反擊,卡特卻選擇背對盟友,最終使伊朗滑向了神權統治。
霍梅尼是法國人用專機從巴黎送回去的。法國人以為自己在踐行自由民主,實際上卻是在把“原教旨的龍頭”從歐陸裝箱運回波斯。當霍梅尼踏上德黑蘭機場,伊朗人夾道歡迎,以為他們迎來的將是全民協商、權力分享的新時代。
結果呢?圖窮匕見,各派別都以為“先幹掉國王再談建國”,卻沒想到霍梅尼直接抄起革命衞隊的槍桿子,把這些跳出來的左派、世俗派、民族主義者統統清洗。人民聖戰者、圖德黨、民族陣線紛紛被打入冷宮,甚至連當初最早支持革命的温和派神職人員,也被“革命的車輪”碾壓而過。
巴列維時代的伊朗發展遠高於當時中國和韓國。但極端派不講GDP,他們只講“墮落”、“褻瀆”與“聖戰”。有些人就是用聖人的標準要求改良派,用野獸的標準要求極端派。不説別的,西歐、北歐夠富有了吧?政治夠民主了吧?貧富分化夠小了吧?極端派在這些地方消停了嗎?他們在21世紀的北歐、西歐都要折騰,要求上世紀70年代的巴列維做到讓他們滿意?
七十年代,中伊關係發展頗為順利。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伊朗明確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常任理事國席位。巴列維的王后、兩位姐妹,王儲,都訪問過中國。1978年,中國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在回國途中順訪伊朗,成為在巴列維王朝倒台前,最後一位訪問該國的外國元首。
巴列維王朝其實已開啓了“自我革命”的進程。他的“白色革命”推動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教育普及,試圖在君主體制內部完成國家現代化。雖然進程緩慢、分配不均,但無論從路徑還是結果來看,巴列維試圖讓皇權完成一次自我更新。這種自上而下的變革未必完美,卻具備可持續性。
人們常説,威權政府的問題在於腐敗與貧富分化。可我們真的見過哪個發展中國家沒有這兩樣?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呢?明治時期的日本呢?朴正熙的韓國呢?這些國家後來走向了現代化。而伊朗今天仍然貧富懸殊、腐敗橫行,問題更嚴重。
巴列維政權倒台的第二年,霍梅尼便將國家推入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死傷八十餘萬,經濟崩潰,社會凋敝。有人説戰爭是伊拉克挑起的,但如果當初的伊朗還在王政治理之下,薩達姆根本不敢輕舉妄動。
今天的伊朗高層仍然喊着“反美”、“反以”的口號,其實早已習慣了利用這些外部敵人來塑造內部團結,以“外部壓迫”來掩蓋治理失敗。而底層年輕人早已看透,如今的伊朗人,尤其是有文化、有收入、有智能手機的一代,往往悄悄在相冊中藏着國王與王后的照片。他們懷念那個可以自由着裝、可以赴美留學、可以看西方電影、可以在街頭跳舞的時代。他們知道——無論王權如何專制,至少它還會談進步、講制度、信技術,容得下多元。而如今,權力屬於穿長袍者,財富集中於300個教士家族,教義取代法律,口號掩蓋真相。於是他們默默做起了摩薩德的線人,只為早點換來一點自由與體面。這一切諷刺至極——伊朗如今靠壓迫本國人民來換取“革命純潔性”,靠被制裁來證明“正義在我方”,靠把女性壓在頭巾下遮蓋國家的崩潰。
神學院裏的考試仍然在繼續。有人繼續背誦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事蹟,也有人琢磨怎麼在論文裏把“互聯網”解釋為一種伊斯蘭智慧。宗教與現實的鴻溝,正被一張張考卷、一次次“論道大會”維持着表面的和諧。
問題是,這種靠背誦與考試選拔出來的治理者,能否管理一個面對現代經濟、技術與文化衝擊的國家?答案在過去四十年裏並不理想。伊朗在霍梅尼去世後,宗教學者全面主政,革命衞隊以“護教名義”掌權,經濟衰退、腐敗猖獗、年輕人普遍對體制失望。擁有博士頭銜的總統一個個上台,卻都無法解決民眾最關心的通脹、失業與對外孤立問題。
伊朗的“做題家們”,用最古老的方式支撐一個自詡為現代共和國的國家。在這個系統裏,考試是通往神權的門票,弟子是構建權威的磚石,論文是延續統治的保證書。
或許他們該擔心的,不是試題太難,而是考試本身已經成了問題。
伊朗百年血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