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做題家們_風聞

在大多數現代國家，博士帽代表着學術巔峯。但在伊朗，那頂真正決定命運的帽子，不是學士方帽，而是包頭巾的“阿亞圖拉帽”。這是一個高度宗教化卻又充滿“考霸內卷”的國家，一個由“神學做題家”治理的共和國。若要理解伊朗今日的權力結構，必須先走進庫姆、馬什哈德、設拉子的經學課堂，看看那些從講台背後走進辦公室的人，是怎麼靠“做題”一步步爬上權力金字塔的。

什葉派的伊斯蘭法學者體系，既像神職等級，也像學歷學位職稱體系：毛拉→烏萊瑪→霍賈特伊斯蘭→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馬爾賈，分七個等級。

從“毛拉”（鄉村教書先生）一路升級到“馬爾賈”（大導師）。每一級都需要年復一年的學經、講課、寫論文，並通過各種宗教學術委員會的嚴格審核。説白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宗教科舉”系統，題庫不但深，而且活。

考一個阿亞圖拉，平均要讀25年經學，寫幾十本論文，登台講學，接受無數同輩與師長的質詢。如果你的師父還活着——對不起，你還得等。

入門級 “毛拉” 需用十年時間死磕《古蘭經》與聖訓（哈迪斯），通過 20 門基礎教義考核才能在鄉村清真寺謀得教職。2024 年庫姆神學院數據顯示，6 萬在讀生中超 60% 止步於此，最終能進入中級考核的不足 1.2 萬人。比明清童生更殘酷的是，他們需用波斯語、阿拉伯語雙語文本背誦數百萬字經文，相當於同時掌握兩套 “科舉教材”。

成為 “烏萊瑪”（宗教學者）後，需精通 12 世紀形成的伊斯蘭教法（沙里亞）體系，而 “霍賈特・伊斯蘭” 頭銜則相當於 “宗教舉人”—— 不僅要通過 50 門法學課程，還要在聚禮中完成即興經義演説。1979 年革命前，全伊朗霍賈特・伊斯蘭不足千人，如今雖超 5 萬，但競爭激烈程度堪比明清鄉試：2023 年馬什哈德神學院的晉級答辯中，300 名考生僅 17 人通過。

衝擊 “阿亞圖拉”（意為 “真主的跡象”）需耗時 25 年以上，完成至少 10 部教法專著，門徒數量突破 5000 人。2024 年庫姆神學院僅有 12 人通過答辯，錄取率低至 0.02%，比中國古代狀元及第的概率還低 3 倍。

而 “大阿亞圖拉” 需額外通過 “獨立創制教法"考核，全球僅 20 餘人獲此頭銜。更嚴苛的是 “師門封印” 規則：若恩師在世，弟子不得考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生前，其數千名弟子均被這一規則鎖死晉升通道。

支撐這套體系的是龐大的經濟網絡：信徒需將收入的 20% 作為宗教税（khums）上交，而宗教基金會（waqf）掌控着全國 30% 的土地與 40% 的民營經濟。2023 年庫姆神學院年度經費達 58 億美元，超過伊朗國防預算的 1/3，形成 “經文背誦 - 財富積累 - 權力擴張” 的閉環。

如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什葉派學界其實並非重量級人物。他的宗教資歷與庫姆那些日夜苦讀的“大考霸”們比起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他的“阿亞圖拉”稱號據説是為其特事特辦，1989 年霍梅尼去世時，他僅為 “霍賈特・伊斯蘭”，被專家會議特批為阿亞圖拉，跳過了至少 10 年的常規考核期，有點像“帶職讀博”加特招晉升。

更尷尬的是 1994 年衝擊大阿亞圖拉時，他成績剛過及格線。按傳統，候選人需獲得至少 5 名資深學者背書，但哈梅內伊一看排名便棄考，至今頂着 “阿亞圖拉” 頭銜統治伊朗。

結果是——伊朗的最高領袖，按宗教傳統，其實並沒有資格統領全國宗教權威。這在什葉派世界尤為敏感，因為“法基赫治國”本就是“教法專家治理國家”的制度。法基赫者，意即“最懂教法的人”。而哈梅內伊偏偏不夠懂。

對比之下，伊拉克什葉派宗教領袖西斯塔尼是正兒八經的大阿亞圖拉，而伊朗國內百歲老人薩菲・戈爾帕伊加尼更擁有 “王中王” 的馬爾賈頭銜，神學威望遠超哈梅內伊。

所以他做了個聰明選擇：不再考了，轉而以政治統戰的手段鞏固地位。在宗教學界話語權不足，那就扶持安全部門、革命衞隊、宣傳系統。於是，一個“阿亞圖拉”級別的人，領導了一個只該由“大阿亞圖拉”甚至“馬爾賈”執掌的體制，成了什葉派世界裏的一種“制度悖論”。

與哈梅內伊不同，霍梅尼是真正的“卷王之王”，他的稱號是硬核學術打出來的。霍梅尼在流亡巴黎期間，憑藉十萬弟子、數十本著作和無數講義錄音帶，在伊朗街頭點燃了整個神學界對“現代化巴列維政權”的反抗，革命後親自設計 “法基赫體制”—— 規定教法專家掌控司法與媒體。

霍梅尼欽點的接班人蒙塔澤裏是 “大阿亞圖拉”，卻因 1988 年反對處決 5000 名政治犯被軟禁至死。臨終前，他在秘密錄音中質問：“我們推翻國王，難道是為了建立一個更難推翻的神權獨裁？” 這段錄音 2009 年被泄露後，引發伊朗知識界對法基赫體制的集體反思。

伊朗的“做題家”不是光靠背誦經典。他們要講課，要出書，要積累弟子。成名後，每位“大阿亞圖拉”可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擁有十萬以上追隨者。弟子分佈於媒體、司法、安全、國企等系統，形成龐大的人際網絡，支撐老師在政教合一體系中的權威。

不寫論文不行，寫了沒人讀也不行；門徒不夠忠誠更不行。誰敢批評“大阿亞圖拉”，就是“污衊聖人”，屬於刑事罪行。也就是説，成為“大阿亞圖拉”，既是學術巔峯，也是一種政治護身符。伊朗的這套體制，讓做題家獲得了極高的社會回報。

在伊朗，神學成就從來不是孤芳自賞的學問。2023 年庫姆神學院出版量超 1.2 萬種，比伊朗國家圖書館的世俗書籍年出版量還高 40%。更關鍵的是 “弟子網絡”，形成類似中國古代 “座師門生” 的權力裙帶。2022 年，改革派阿亞圖拉薩內伊因批評哈梅內伊被軟禁，罪名是 “質疑大阿亞圖拉權威”—— 這在神權體系中等同於 “欺君之罪”，其門下 300 餘名法官隨即被調崗。

黎巴嫩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曾是庫姆神學院學生，伊朗通過神學紐帶每年向海外輸出超 20 億美元資金。2024 年也門胡塞武裝發射的導彈上，仍噴塗着庫姆大阿亞圖拉發佈的教法口號。伊拉克的小薩德爾更出身宗教世家，父輩在黎凡特地區擁有百萬信徒，每月可募集 1 億美元 “慈善捐款”，用這些資金組建了 3 萬人的武裝部隊，其軍費規模超過黎巴嫩國家預算。

哈梅內伊的 “學術短板” 使其無法在神學界形成絕對權威，2009 年總統選舉成為權力博弈的活標本：

內賈德陣營：抱緊恩師葉茲迪阿亞圖拉大腿，獲庫姆神學院少壯派與革命衞隊支持，葉茲迪直接下令安全部隊 “維持選舉秩序”，其門下 500 名神職人員在全國 1000 個投票站 “監督” 計票；

穆薩維陣營：得到大阿亞圖拉蒙塔澤裏（霍梅尼原定接班人）支持，蒙塔澤裏公開發表《致最高領袖的公開信》，質疑 “法基赫體制是否違揹人民主權”。

這場衝突暴露神權體制的深層矛盾：當不同派系的阿亞圖拉支持不同政治勢力，最高領袖的權威便形同虛設。哈梅內伊最終靠等待蒙塔澤裏去世（2009 年去世），再出動巴斯基民兵清場，才勉強穩住局面。

神權體制的光鮮之下，是現代治理的全面潰敗。2024 年伊朗通脹率達 40%，失業率 15%，但革命衞隊控制的企業卻攫取了石油收入的 70%。調研顯示，70% 的 90 後渴望世俗化，2022 年馬哈薩・阿米尼因頭巾問題死亡引發的抗議中，德黑蘭街頭高喊 “女人、生命、自由”，年輕人用 TikTok 傳播抗議視頻，撕碎了神權的遮羞布。

神學院的故步自封更顯荒誕：2024 年庫姆仍在講授 12 世紀的教義辯論術，將進化論列為禁學，新開設的 “伊斯蘭 AI” 課程不過是給《古蘭經》套上科技外殼 —— 課程大綱要求 “用機器學習驗證天使存在的科學性”。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伊朗女性佔高校學生的 58%，納米技術全球排名第四，現代文明與神權壓制的撕裂，如同德黑蘭街頭的摩天大樓與清真寺宣禮塔，彼此對峙卻無法融合。

哈梅內伊呼籲 “聖戰”，卻遭羣嘲：“他的神學論文能算出導彈軌跡嗎？” 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年輕人寧願刷 TikTok 挑戰 “頭巾摘除”，也不願為神權赴死。當 86 歲的哈梅內伊被傳患癌，其子莫傑塔巴與阿亞圖拉禮薩伊的接班之爭，本質是不同 “做題家派系” 的權力再分配 —— 但無論誰上台，都難以回答那個核心問題：在無人機與互聯網的時代，12 世紀的教法註釋還能作為治國的標準答案嗎？

巴列維王朝並非一個完美政權，但它確實為伊朗留下了現代化的火種。七十年代的伊朗，不僅是中東的工商業強國，更是發展指標優於同時期韓國的國家。那個時代的德黑蘭，地鐵在建，女性無頭巾，大學講法語，國家擁有充沛的石油美元，連“波斯貓”都出口歐美。當時伊朗的經濟增長非常誇張，最低年增長率也有7%，最高達到28%，到1978年，伊朗成為了世界第九大經濟體，伊朗的人均GDP增長了13倍，從不足200美元暴漲到2500美元，以黃金為基準，相當於現在的3.5萬美元。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下，伊朗本是受益者之一。如果能夠再堅持幾年，等到美蘇爭霸分出勝負，憑藉與美國深厚的戰略聯繫和豐富的能源儲備，伊朗本有可能成為“西亞的日本”。

諷刺的是，恰恰是在美國如日中天的年代，伊朗卻選擇反美為旗幟，將自己推入了一個與世界對抗的深淵。而這一切的催化劑，正是白宮裏的那位“人權總統”卡特。在他的施壓與“道義外交”下，迫使巴列維限制維穩力度，甚至在局勢瀕臨失控時，還要求其出國療養，伊朗的將軍們聯名請求強力反擊，卡特卻選擇背對盟友，最終使伊朗滑向了神權統治。

霍梅尼是法國人用專機從巴黎送回去的。法國人以為自己在踐行自由民主，實際上卻是在把“原教旨的龍頭”從歐陸裝箱運回波斯。當霍梅尼踏上德黑蘭機場，伊朗人夾道歡迎，以為他們迎來的將是全民協商、權力分享的新時代。

結果呢？圖窮匕見，各派別都以為“先幹掉國王再談建國”，卻沒想到霍梅尼直接抄起革命衞隊的槍桿子，把這些跳出來的左派、世俗派、民族主義者統統清洗。人民聖戰者、圖德黨、民族陣線紛紛被打入冷宮，甚至連當初最早支持革命的温和派神職人員，也被“革命的車輪”碾壓而過。

巴列維時代的伊朗發展遠高於當時中國和韓國。但極端派不講GDP，他們只講“墮落”、“褻瀆”與“聖戰”。有些人就是用聖人的標準要求改良派，用野獸的標準要求極端派。不説別的，西歐、北歐夠富有了吧？政治夠民主了吧？貧富分化夠小了吧？極端派在這些地方消停了嗎？他們在21世紀的北歐、西歐都要折騰，要求上世紀70年代的巴列維做到讓他們滿意？

七十年代，中伊關係發展頗為順利。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伊朗明確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常任理事國席位。巴列維的王后、兩位姐妹，王儲，都訪問過中國。1978年，中國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在回國途中順訪伊朗，成為在巴列維王朝倒台前，最後一位訪問該國的外國元首。

巴列維王朝其實已開啓了“自我革命”的進程。他的“白色革命”推動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教育普及，試圖在君主體制內部完成國家現代化。雖然進程緩慢、分配不均，但無論從路徑還是結果來看，巴列維試圖讓皇權完成一次自我更新。這種自上而下的變革未必完美，卻具備可持續性。

人們常説，威權政府的問題在於腐敗與貧富分化。可我們真的見過哪個發展中國家沒有這兩樣？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呢？明治時期的日本呢？朴正熙的韓國呢？這些國家後來走向了現代化。而伊朗今天仍然貧富懸殊、腐敗橫行，問題更嚴重。

巴列維政權倒台的第二年，霍梅尼便將國家推入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死傷八十餘萬，經濟崩潰，社會凋敝。有人説戰爭是伊拉克挑起的，但如果當初的伊朗還在王政治理之下，薩達姆根本不敢輕舉妄動。

今天的伊朗高層仍然喊着“反美”、“反以”的口號，其實早已習慣了利用這些外部敵人來塑造內部團結，以“外部壓迫”來掩蓋治理失敗。而底層年輕人早已看透，如今的伊朗人，尤其是有文化、有收入、有智能手機的一代，往往悄悄在相冊中藏着國王與王后的照片。他們懷念那個可以自由着裝、可以赴美留學、可以看西方電影、可以在街頭跳舞的時代。他們知道——無論王權如何專制，至少它還會談進步、講制度、信技術，容得下多元。而如今，權力屬於穿長袍者，財富集中於300個教士家族，教義取代法律，口號掩蓋真相。於是他們默默做起了摩薩德的線人，只為早點換來一點自由與體面。這一切諷刺至極——伊朗如今靠壓迫本國人民來換取“革命純潔性”，靠被制裁來證明“正義在我方”，靠把女性壓在頭巾下遮蓋國家的崩潰。

神學院裏的考試仍然在繼續。有人繼續背誦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事蹟，也有人琢磨怎麼在論文裏把“互聯網”解釋為一種伊斯蘭智慧。宗教與現實的鴻溝，正被一張張考卷、一次次“論道大會”維持着表面的和諧。

問題是，這種靠背誦與考試選拔出來的治理者，能否管理一個面對現代經濟、技術與文化衝擊的國家？答案在過去四十年裏並不理想。伊朗在霍梅尼去世後，宗教學者全面主政，革命衞隊以“護教名義”掌權，經濟衰退、腐敗猖獗、年輕人普遍對體制失望。擁有博士頭銜的總統一個個上台，卻都無法解決民眾最關心的通脹、失業與對外孤立問題。

伊朗的“做題家們”，用最古老的方式支撐一個自詡為現代共和國的國家。在這個系統裏，考試是通往神權的門票，弟子是構建權威的磚石，論文是延續統治的保證書。

或許他們該擔心的，不是試題太難，而是考試本身已經成了問題。

伊朗百年血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