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坤輿萬國全圖》其實不是利瑪竇畫的，而是日本人畫的_風聞

當我們在互聯網上搜索《坤輿萬國全圖》時，無論是圖片、文章，還是視頻，大概率會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在上圖這樣宏偉的古輿圖上，標註着古雅的漢字，但漢字旁卻附着一些狀如“蒼蠅腳”的陌生符號。這究竟是什麼？評論區裏，時常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一些熱心網友會解釋説，這是民國時期的注音符號。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那些“蒼蠅腳”，其實是日文的假名。我們如今在網絡上廣為傳播、用以佐證中華文明的《坤輿萬國全圖》，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繪製的版本。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尷尬又費解的現象。明明利瑪竇與李之藻等人合作的《坤輿萬國全圖》原版誕生於明代中國，中國的各種摹本、刻本在時間上更早、版本上更豐富，為何在代表着21世紀信息傳播的互聯網上，我們卻要依賴日本的版本來想象和重構自己的歷史榮光？

有人或許會將其歸咎於我們對科普的疏忽，或是對古籍數字化工作的滯後。但這些表層原因背後，隱藏着一個更深、更令人不安的答案：這是我們“自找的”結果，是一個由“學閥”現象所主導的、將公共文明遺產私有化的悲劇。

這個悲劇的核心，在於對學術資源的病態壟斷。

2024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王迪實名舉報其導師王貴元性騷擾並以畢業相威脅。王貴元為了引誘王迪就範，拋出的“誘餌”並非金錢或權力，而是他個人壟斷的“秦漢戰國出土文獻資料”。他露骨地表示，這些珍貴資料“是女兒也不告訴，不是女兒才告訴”，其言下之意，是要將學術資源的傳授與建立不正當的性關係捆綁。

“窺一斑而見全豹”。王貴元的行徑，並非孤立的個人道德敗壞事件，它揭示了學術圈內愈演愈烈的“學閥化”趨勢。這些盤踞在高校與研究機構內的“學閥”，正像封建領主劃分領地一樣，將本應屬於全體國民、乃至全人類的知識財富，劃分成自己的私人領地。

圖書館裏塵封的古籍善本，博物館庫房裏秘不示人的珍貴文物，這些中華文明的載體，理應是激發民族自豪感、啓迪公眾智慧的公共殿堂。它們應當向每一位渴望知識的公民敞開大懷，向所有嚴謹的研究者提供便利。然而現實是，許多公立機構打着“保護”的旗號，行“封鎖”之實。高精度的文物掃描圖片、珍稀古籍的數字化版本，一旦完成，首先便被項目負責人或機構領導視為禁臠。

為何要如此？動機不言自明。壟斷了最原始、最核心的學術資料，就等於壟斷了學術成果的生產線。在這個封閉的體系內，學術的傳承與發展不再依靠開放的競爭與思想的碰撞，而是滑向了“血緣與性傳播”的深淵。王貴元試圖用“性”來交易出土文獻的支配權，便是這一醜陋現實最赤裸的寫照。

當出土文獻這種鐵板釘釘的公共學術資源，都需要通過如此不堪的方式進行“傳播”時，這不僅是學術的悲哀，更是對文明的褻瀆。這種將公共資源“化公為私”的行為，是學術圈內最大的腐敗，它以知識和文明為交易對象，其破壞力遠超一般的經濟腐敗。它扼殺了學術的生命力——開放與共享。一個健康的學術生態，必然是在不斷的交流、批評與自我更新中新陳代謝，茁壯成長。而“學閥”們所做的，恰恰是在知識的肌體上築起一道道高牆，讓其缺氧、僵化，最終失去活力。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坤輿萬國全圖》的問題，便豁然開朗。我們並非沒有更高清、更原始的中國版本，它們很可能正靜靜地躺在某個圖書館的特藏部，或某個大學數據庫的加密文件夾裏。它們被看作是某個項目組、某位教授的“私產”，是其未來申報課題、評定職稱的資本。將高清版本公之於眾？那無異於將自己的“獨門秘籍”示於天下，學閥們還如何彰顯其“獨家”地位？又如何以此作為權力潛規則的籌碼？畢竟就連1.5級教授公眾號哪怕只有一張別人拍的圖片都要標記為自己原創的，對學術原始素材的壟斷，那是早已深入到每一位中國學閥的骨髓裏了。

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幅荒誕的圖景：在國內，研究者想要一睹國寶真容或許都困難重重；而在國際上，反倒是日本人、歐美人將他們收藏、研究並數字化高清無水印，可任意下載研究的版本無私地放在網上，客觀上促進了這張地圖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與研究。我們甚至應該“感謝”日本人，在我們的某些學者忙於“藏寶”和“潛規則”的時候，是他們讓全世界的普通人，包括大量的中國人，能夠如此便捷地欣賞到這幅四百多年前的文明結晶。當我們的學者將本國的文明成果鎖進保險箱時，別人卻在幫助我們向世界展示它。

否則，未來當我們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時，或許將不得不繼續借用鄰居家的高清照片，來證明自己祖上的榮光。這不僅是學術界的恥辱，更是整個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