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苗的預言依舊犀利：老人胃炎被當癌症切除全胃_風聞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秦明​　　毛主席的“6·26”指示發表60週年之際，央廣網以《老人檢查出胃炎卻被以癌症切除全胃，醫院回應》為題，報道了又一起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

　　當然，“事故”只是當地省市兩級醫學會給出的“鑑定”説法，整個事件看起來卻更像是又一起“手術室裏全是錢”的故事。

　　此次事件的涉事醫院是號稱“宇宙第一醫院”的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2021年8月，一位79歲的老人因腹部疼痛被女兒帶到鄭大一附院就醫。醫生一開始檢查説是炎症，回家養着就行，連藥都不用吃。隨後不久，又勸説老人住院。入院後的多項檢查均顯示老人是胃黏膜慢性炎，但此時該科室的兩名醫生先後診斷老人得的是胃癌晚期，需儘快手術切除。其中一名醫生還威脅説，如果不切除，人可能在兩個月內就會去世。

　　手術之後的病理學檢查結果卻顯示，老人胃部並未患癌，依然是胃黏膜慢性炎。

　　鄭州市醫學會、河南省醫學會兩次醫療事故鑑定均認定為二級丙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主要責任，但老人家人仍多方維權未果，警方也不予立案。更讓老人女兒無法接受的是，事發後涉事醫生不但沒受到處罰，還正常晉升了職稱，成了副主任醫師。

　　該事件被媒體報道後，醫院回應稱，已兩名醫生內部處罰。而所謂的處罰就是“停止執業一個月，取消評優評先的資格”。

　　這個所謂的“內部處罰”簡直就是撓癢癢！

　　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相關規定，“對發生醫療事故的有關醫務人員，衞生行政部門可以責令暫停6個月以上1年以下執業活動”。而這麼大的事已經不是普通的醫療事故了，根據“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規定，“醫務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鄭大一附院醫患辦的王先生對記者的回應，“對於專業醫生來講，患者未來兩年癌變的可能性很大，屆時再進行手術就晚了。”“醫生根據自己的職責和專業經驗採取了正確的治療方法，而且客觀情況是，目前患者仍健在。”

　　從“胃癌晚期”、“兩個月內就會去世”到“未來兩年癌變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患者仍健在”，這樣的回應是多麼的傲慢與無恥！你們明明可以辯解稱涉事醫生“診斷失誤”，可是你們演都不演了，擺明了要“店大欺客”，“能奈我何”嗎？

　　2022年9月，鄭大一附院在其官網曬成績單，稱其2021年收入合計218.78億元，平均每天營收近6000萬元，這種曬成績單的行為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爭議。

　　作為國內知名大型三甲醫院，近年來多次被質疑存在過度醫療現象，主要表現為部分患者被要求進行不必要的檢查、治療或高值耗材使用。

　　2025年5月29日，河南省紀委監委通報，河南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闞全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鄭大一附院就是被闞全程一手打造為“亞洲最大醫院”。

　　2008年，闞全程接任鄭大一附院院長時，該院年營收僅6.8億元，牀位不足2000 張；2016年該院年營收飆升至95億元；2021年更是飆升至218億元。鄭大一附院如此擴張速度和規模，被外界戲稱為“醫療界的富士康”。

　　鄭大一附院的擴張神話背後，隱藏着更大的爭議：醫院實行獎金掛帥，科室收治病人越多、手術量越大，醫生獎金越高；獎金越高，意味着越多的醫生想往鄭大一附院擠，一附院的名氣在當地也就越大；名氣越大、醫療資源越集中，也就有越多的患者要往鄭大一附院跑……

　　這無疑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虹吸效應”。虹吸的結果導致河南省乃至周邊地區的基層醫院門可羅雀，加劇了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更加大了外地患者的就醫成本。

　　更為嚴重的是，獎金激勵制度直接地鼓勵着“過度醫療”：一個小病很可能被要求做過度的檢查，一台普通的手術很可能被推薦使用利潤更高的醫療耗材，也就很可能導致“胃炎被當作癌症作全胃切除”的“醫療事故”。

　　為了給“過度醫療”撐門面，鄭大一附院需要有更高端的醫療設備，目前該院有11台核磁共振、12台高端CT，甚至配備了達芬奇手術機器人，遠比同行闊氣。這些設備的採購金額動輒上億元，在高價醫療設備、器械和藥品採購的環節，也就很容易滋生腐敗，而這些成本最終都轉嫁到了患者身上。

　　令人玩味的是，通過央廣網的報道，我們還得知了一個細節，就在醫生的一通“嚇唬”之後，老人的女兒正準備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醫生還向家屬推銷了一份1600元的手術意外險，否則手術無法進行。

　　即便拋開闞全程的腐敗問題不談，闞全程也完全就是按照做大企業的邏輯來做大鄭大一附院，這正是醫療產業化的真實寫照——醫療衞生事業變成了從老百姓身上賺錢的產業，醫院的院長變成了與醫療器械和藥品製造商一樣的企業家，醫生變成了業務員。

　　而這類現象，又豈止存在於鄭大一附院一所醫院。前一段時間，湘雅二附院和“惡魔醫生”劉翔峯因為“過度醫療”的問題再次引發輿論熱議，“惡魔醫生”顯然也遠不止劉翔峯一人。

　　“過度醫療”的普遍存在以及“惡魔醫生”的出現，主要原因並不是醫生個人道德水平問題，而是醫療產業化、私有化所造成的惡果。

　　1976年8月，《人民畫報》第八期使用了一張電影海報作為封面，這部電影就是《春苗》。

　　電影扮演者李秀明因為這張海報和這部電影，迅速由一個默默無聞的舞蹈學院學生，成為家喻户曉的電影明星。飾演“田春苗”的演員李秀明在90年代下海經商，身家過億。

　　然而，“田春苗”這個藝術形象的人物原型、上海郊區的赤腳醫生王桂珍，卻《人民畫報》刊出電影封面僅僅兩個多月後，經歷了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跌落……

　　王桂珍1944年出生於上海郊區江鎮大溝村的最底層貧農家庭。解放以後，王桂珍這樣的貧農子弟也跨進了學堂門。小學畢業後，大溝村已經走上了集體化道路，王桂珍主動要求參加集體勞動。在她的帶動下，大溝村一大批婦女走上了勞動生產第一線，年紀輕輕的王桂珍因為工作優異成了生產隊的保管員。

　　1965年，毛主席接到衞生部關於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這個報告顯示：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衞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佔25%，城市則佔了75%。看過這份報告，毛主席生氣地將衞生部稱為“城市老爺衞生部”，並在6月26日發出了“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發出後，廣大醫務工作者熱烈響應，在組織巡迴醫療隊下鄉巡診的同時，半農半醫衞生員的培訓工作也在各地相繼展開。在此背景下，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於1965年夏辦了一個醫學速成培訓班，目的就是培養半農半醫的農村衞生員。江鎮公社從21個生產大隊挑選了28個人參加培訓，21歲的王桂珍無疑是最適合的人選之一。

　　培訓班的學習時間雖然只有4個月，課安排得特別多，要修物理、化學、生理學等多門課，對於只上過小學的王桂珍來説，有相當的難度。但王桂珍特別能吃苦，學得非常認真。老師讓晚上9點熄燈，王桂珍就拿個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12點。

　　王桂珍之所以如此刻苦地學習，是因為她已經切身體會到了貧下中農缺醫少藥的痛苦。王桂珍本來有三個哥哥，一個弟弟，前面三個都因為破傷風死掉了。所以王桂珍告訴自己，一定要為貧下中農學好本領，為老百姓服務。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學員結業了，他們回到各自的生產大隊，王桂珍從此便踏上了赤腳醫生之路。王桂珍一邊勞動一邊看病，跟社員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誰有毛病就叫她，她立刻就能過去處理。

　　當赤腳醫生只學了四個月，理論是沒辦法跟正規醫學院畢業生比的。赤腳醫生靠的是豐富的臨牀經驗，首先在自己身上練手，很多經過實踐檢驗的土辦法也被應用到行醫實踐中。

　　赤腳醫生對於當時缺醫少藥的農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赤腳醫生可以做到無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醫院醫生是做不到的。把衞生知識普及到鄉下，教羣眾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極早的防治，早發現早治療。比如夏天病菌多，王桂珍就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離用，不要混用。發病高峯期間，用菊花，金銀花，決明子等燒水給村民喝，既有預防作用，也有清熱解毒的功能。那時候主要用草藥，當然原因是西藥比較少，比較貴，但用草藥這個方法還是比較好的。那時農村沒有抗生素，在農村只有用土辦法。

　　“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是當年赤腳醫生手中的兩件法寶。王桂珍組織社員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一百多種中草藥，村裏還專門建了土藥房，他們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貧下中農不花錢、少花錢也能治病。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文章介紹了王桂珍等農村醫務人員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蹟。毛主席看到這份報告後欣然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

　　赤腳醫生的歷史功績是不容否定的。到70年代末，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衞生服務網絡。這個網絡，除了51萬正規醫生外，擁有146萬不脱產的生產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衞生員、還有63萬多農村接生員。中國農村的這次衞生革命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被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我們再説回王桂珍。1975年，正在村裏給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上海市委的電話。通知她去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到了北京，王桂珍才瞭解到這是在貫徹“三三制”。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這個幹部制度，就是要從基層選拔上來的幹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層3個層次的崗位上輪換任職，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查研究。於是，王桂珍又有了一個新頭銜：國務院衞生部防治局副局長，後升任衞生部黨委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級幹部。

　　1976年10月之後，王桂珍因為是從上海提拔出來的“三三制”幹部，被免去了所有黨政職務，回到江鎮老家，一邊務農一邊接受審查。

　　當然，王桂珍被審查的原因不止於此。1975年，有人説要讓赤腳醫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這句話當然不是説要改善赤腳醫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於當時的條件，要培養願意紮根農村、農村養得起的醫生；“穿鞋論”卻是在指責赤腳醫生“水平低”。

　　對此，王桂珍非常氣憤，在1976年6月15日的《科學通報》雜誌，發表文章予以駁斥。王桂珍在文章中寫道：“照他那條‘赤腳-草鞋-布鞋-皮鞋’的邪路走下去，赤腳醫生就要變成高踞於貧下中農之上的精神貴族，貧下中農掌握的衞生大權就要重新被資產階級奪走，解放前那種‘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户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景象就會重演。我們廣大赤腳醫生決不上他的當……”

　　萬萬沒想到，王桂珍在文章中的“預言”一步步最終變成了現實。赤腳醫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規範的鄉村醫院機構，衞生人員也多是經過系統培訓的醫學院的畢業生。赤腳醫生真穿上了鞋，隨後是已經初步形成的農村合作醫療網絡解體，那些全心全意為貧下中農服務的赤腳醫生也隨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業化的鄉村診所以及後面我們所熟知的醫改故事……

　　回看毛主席當年發出的6·26指示，核心批判直指醫療資源分配不公，改革的方向就是制度創新、醫療體系全面重構以及醫療資源的再分配。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6·26指示以及其後的赤腳醫生制度對所有制問題的強調：

　　生產醫療器械及藥物的工廠全部國營、人民所有，沒有所謂的專利費、也沒有所謂的資本利潤，保證了常用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廉價供應；

　　團結中西醫，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就地取材，極大地降低了醫藥費用的開支；

　　合作醫療的建立，使農村衞生防疫、傳染病防治水平大大提高，廣大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得到了提升，這反過來又大大降低了預期的醫療開支。

　　不以利潤為目的的人民醫療衞生事業中，以時代新青年為主體的赤腳醫生立志與工農羣眾相結合、為貧下中農服務，而社員也會主動為公社、為集體利益考慮，從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諧醫患關係，有限的醫療資源在計劃體制下得到了高效而公平的配置。

　　毛主席的農村衞生事業構想，就是基於中國國情，培養願意紮根農村、農村養得起的醫生。這一點非常重要，其中固然有當時生產力水平還不夠發達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是紮根農村並由農村直接供養的。而這背後是從制度上明確了人民醫療的公有制本質——人民所有，人民管理，為人民服務！

　　而今，隨着莆田系的“臭大街”，私立醫院的本質早已被廣大勞動人民看清楚。然而，今天的公立醫院的“公”字同樣被虛置，醫院本身單獨成了市場經濟的經營主體、事業變產業，這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

　　【文/秦明，紅歌會網專欄作者。本文原載於“子夜吶喊”公眾號，授權紅歌會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