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丨印度的大國妄想_風聞

圖源：Matt Rota

原文截圖

外交事務丨印度的大國妄想

阿什利·泰利斯

Ashley J. Tellis

進入本世紀以來，美國一度謀求幫助印度崛起為一個大國。

小布什總統任內，華盛頓與新德里達成了一項支持印度民用核計劃的重要協議，哪怕這個國家實施了有爭議的核武器開發。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與印度開始了國防工業合作，旨在提升印度的軍事能力並幫助其投射力量。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內，美國開始與印度分享敏感情報，並使其有資格獲得此前僅限美國盟友獲得的先進技術；拜登政府時期，華盛頓向新德里提供了先進的戰鬥機發動機技術。這裏提到的每一屆美國政府都深化了與印度的外交、技術和軍事合作，兑現了小布什“幫助印度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主要大國”的承諾。 

這一承諾的理據是簡單明瞭的。華盛頓希望超越那種曾在冷戰時期分化這兩大民主國家的積怨。隨着蘇聯解體，印度和美國不再有理由對立。此外，隨着印度移民越來越多地影響到美國經濟，加之新德里在冷戰後推動的經濟改革吸引了美國企業和資本進入其市場，兩國民眾之間的深度聯絡使得兩國關係愈發密切。在這些轉向背後，潛藏着更深層次的地緣政治機遇：印度和美國官員意識到，兩國擁有許多共同利益，這包括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更重要的是應對中國崛起的威脅，同時捍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華盛頓正確地得出結論：一個更強大的印度將成就一個更強大的美國。 

但印度和美國沒有在所有議題上都達成一致意見。新德里不希望世界由華盛頓永遠充當唯一的超級大國，相反，它追求一種多級的國際體系，在其中，印度可以充當一個真正的大國。印度的目標不只是遏制中國（近期挑戰），它還尋求遏制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一個渴求唯一霸權地位的國家。 

印度認為，多極是全球和平及其自身崛起的關鍵。它執迷於捍衞自身的戰略自主，迴避正式的結盟，並與伊朗、俄羅斯等西方的敵對國家維持紐帶關係，同時它與美國的關係已變得更加密切。這種行為意在幫助推動一種多極國際秩序，但可能無濟於事，甚至也不現實。儘管過去二十年間，印度的經濟實力有所壯大，但其增長速度沒有快到可以平衡中國的地步，更不用説平衡美國了。

到本世紀中葉，就相對經濟總量而言，印度會成為一個大國，但不會成為超級大國。軍事上，印度是南亞最重要的常規力量，但在這方面，相較於其地區對手，印度的優勢一樣並不巨大：在今年五月的作戰中，巴基斯坦使用中國提供的防空系統擊落了印度戰機。一個方向是中國，另一個方向是與其敵對的巴基斯坦，印度始終必須擔心一種難捱的兩線作戰前景。與此同時，在印度國內，採納印度教民族主義正在侵蝕這個國家的主要力量之一即自由民主制度。這一演變可能加劇社羣緊張關係，惡化與鄰國矛盾，迫使其將安全資源轉向國內而損害對外力量投射，進而危及印度的崛起。這個國家的非自由化轉向進一步削弱了曾為其帶來巨大利益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印度的相對弱勢、對多極化的渴求及其非自由路線意味着，哪怕印度可以無可非議地自認為是大國，其全球影響力也將低於其強烈的期盼。成為世界第四（或可能是第三）大經濟體理當預示着該國實力顯著壯大，但對印度來講，這不會成為事實。哪怕到2047年，即其獨立一百週年時，它可能仍必須仰賴外國夥伴方能對抗中國的實力。此外，因對結盟甚至是密切的夥伴關係始終不快，獲取外部支持可能成為挑戰，尤其是當美國在外交政策方面變得越來越具有交易特點，且假如華盛頓也開始擔心新德里成為競爭對手時。

未來數十年，印度無疑會變得更強大，但在有效運用自己的力量方面會更乏力，其全球影響力也會受限。 

遠大前程

冷戰的絕大多數時間裏，印度的經濟表現都低於內在潛力。儘管克服了獨立前作為那個世紀標誌性特徵的經濟停滯，但在1950至1980年間，印度經濟增長率僅為年均3.5%左右，遠低於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1980年代，政府開始實施温和的改革，之後印度的平均增長率提升至5.5%左右，但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這一增速依舊不温不火。 

1991年，總理納拉辛哈·拉奧（Narasimha Rao）和財長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以大刀闊斧的方式改革了印度的管制經濟，廢除了通過過度監管、生產控制和封閉國內市場扼殺了印度經濟增長的“許可證制度”（License Raj）。隨後，1990年代中期，印度經濟終於開始增長。自那以後，印度的經濟總量以大約6.5%的年均速度遞增，這一段可持續增長維持的時間之長出人意料，並且是史無前例的。隨後，數百萬印度人擺脱了脱貧，印度作為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再度融入了國際經濟大家庭。這是美國視印度為重要夥伴和制衡中國的可能力量的主因之一。 

但不論更近期有多麼優異的經濟表現，印度仍落後於與中國改革時代的成就。據世界銀行數據，自1970年代末實施開放政策後，中國的經濟總量以年均將近9%的速度增長，1979至2023年間有十五次達到兩位數。同樣的數據顯示，相較於中國，印度從未錄得兩位數的經濟總量增長。結果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在1980年與印度大體相當，到今天已達到印度的幾乎五倍。

北京還假手其財富收穫了遠超新德里的影響力。它建起了規模更龐大、技術更先進的軍事力量，並通過增強其經濟實力，提供巨大、有時令人窒息的政治影響力，而更深度融入了印太地區。這有助於解釋，何以新德里往往口頭自信滿滿，但除非蒙受壓力，於正面對決北京始終猶疑不決，哪怕有華盛頓撐腰時也是如此。

當然，印度人對如此劣勢是不快的。許多官員寄望於未來他們會趕上自己的北方鄰國。畢竟，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已顯著放緩：目前的年均增速維持在4%至5%之間，已落後於印度。包括房地產危機、地方債務高企、進入西方市場時遭遇越來越多的限制在內，拉低經濟增長的多重挑戰衝擊着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是，中國正經歷人口結構上的強勁逆風。多年增速放緩後，中國人口於2022年首次出現負增長，且老齡化持續加速。勞動力持續萎縮將進一步危及其更長期的經濟前景，進而危及其國力。反觀印度，儘管生育率下降，人口總量仍在增長，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仍將保有數量龐大的適齡勞動人羣。

至2050年中國和印度經濟總量增長預測。紅色雙線條和單線條分別為中國4%增長率和2%增長率，黑色雙線條和單線條分別為印度8%和6%增長率；左欄數字為經濟總量，自上而下為50萬億至10萬億美元。

但中國增長放緩不會確保印度將迎頭趕上。事實上，根據當前趨勢，印度經濟到本世紀中葉都不大可能比肩中國，哪怕有一點可能。要真正與中國平起平坐，印度需要在未來二十五年連續每年保持8%的增速，同時中國年均增速需放緩至2%。這不可能發生。印度沒有發展出強大的製造業部門（且因為缺乏必不可少的比較優勢，可能永遠無法發展出），執迷於妨礙出口的保護主義政策，且在研發方面投入太少。儘管擁有眾多優秀技術企業，其整體技術水平依舊落後。印度沒有在提升其龐大的人力資源質量方面進行充分投入。

所以，根據世界銀行截至2023年的數據，印度未來二十年更可能以6%的年均速度增長，這是其在過去十年間的平均水平。假如這種情況發生了，且中國年均增速僅為2%，新德里與北京交手時的地位毫無疑問將獲得提升：到本世紀中葉，印度的經濟總量可以略微超過中國的一半。但在未來數十年間，中國經濟依然可能實現高於2%的年均增速。儘管面對重重挑戰，相較於印度，中國仍擁有巨大優勢，這包括：具備讀寫能力、勞動技能熟練、相對健康的人口；更高的技術水準；更充裕的資本積累。中國已在人工智能、機器人、能源存儲、信息和通信等關鍵技術領域投下巨資，這可以抵消人口方面的約束，提升增長水平。假如中國經濟增速略快一點，比如達到年均3%，哪怕印度保持6%的增長，中國經濟規模仍將達到印度的近三倍。

必須承認，長期經濟增長預測是一樁難事。然而，假如過去算是前奏，那麼到本世紀中葉，印度將成為一個大國，但它將成為包括中國、美國和歐盟在內的四強中最弱的一強。它不會有機會與中國分庭抗禮，也肯定沒有機會與美國分庭抗禮。

印度之道

所以，假如新德里想制衡北京，它就必須仰仗華盛頓。到2050年，印太地區沒有其他哪個大國會強大到足以取代美國的地步，甚至澳大利亞或日本也不行。歐盟或許具備取代美國的集體經濟和軍事能力，但其成員國沒有如印太國家那樣遭遇中國的威脅。那麼，未來數年，新德里與華盛頓將繼續合作，事實上也必須合作。

但期待兩國結成無限友誼關係的那些人會比較失望。哪怕實力不濟，印度也絕不會將就與美國的任何同盟關係，雙方的夥伴關係也會是有限的。這是因為，印度不想加入任何集體防禦安排。相反，它積極守護着自己的不結盟地位。

印度強烈要求避免正式的聯盟，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歷史上遭遇殖民的產物。考慮到印度在英國統治下歷經幾個世紀的苦難，首任總理尼赫魯曾誓言印度絕不會成為任何大國的“陣營追隨者”。但這個國家堅信，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絕不能做任何同時會損害其崛起後就將享有的行動自由的事情，這同樣促成了它的立場。印度決策者擔心，接受伴隨同盟關係（尤其是包括與更強國家的結盟）而來的約束不只會導致該國的從屬地位，還將限制其在國際體系的形形色色分化之間輾轉騰挪的空間。本質上，新德里的取向是現實主義的：它不相信其他國家的行事不是出於自利的考量。它料定，只有當援助方適當獲利時，它才會接受外部支持。既然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制衡中國的實力時有利益考量，印度便期待，它自己不必做出任何確保獲得如此幫助的重大妥協，就能獲得它們的支持。

出於世界的如此評判，新德里將持續推動國際秩序邁向多極，哪怕那並非華盛頓一心想要的。2004年，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具體闡明瞭這一雄心，他宣示：“印度不認為單極是當今世界的平衡狀態。”他堅稱，印度將致力於建設一個“合作、多級的世界，這個世界可以容納其所有組成極的合法願望和利益”。印度各黨派領導人普遍接受這一願景，認為多級是世界的自然狀態，國際體系正在進入一種多級狀態；或者，多級對全球和平而言必不可少，因為它確保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將其意志強加到他國頭上。

外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其2020年出版的著作《印度之道》（The India Way）中認為：新德里理當“通過發現和利用全球矛盾創造的機會”增進其“國家利益”，通過“廣結善緣”實現利益最大化。單級秩序會損害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新德里喪失了左右逢源的機會。兩極秩序更可取；譬如，在整個冷戰期間，印度就曾周旋於美國和蘇聯之間，以謀取自身利益。但多極是最佳局面。畢竟，一個多級世界將湧現更多罅隙和親密關係，印度可以用來滿足其利益需要。

在實踐中，這意味着印度謀求與個別國家和國家羣體之間兼容幷蓄的夥伴關係，哪怕其中一些夥伴正在實施令人側目的反美議程。新德里經常在這些論壇中充當調解力量，為美國謀取利益。但有時，即使印度在雙邊層面深化了與美國的關係，它也會在更廣闊的全球舞台上限制美國的力量。例如，印度在氣候政策、貿易優惠、數據主權、電子商務規則和全球治理等議題上與美國唱對台戲。即使在高層政治領域，印度也反對美國對友好的第三方國家實施制裁，在其反對西方主導權的運動中支持所謂的全球南方，並保持與伊朗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傳統關係，無視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了可怖的戰爭。印度甚至在設法維持與中國的穩定關係，儘可能展開合作，以維護兩國共同邊界上的些許和平。與華盛頓不同，新德里不能容忍其與北京的雙邊關係出現劇烈波動。而且，根據美國政策的未來走向，新德里可能隨着形勢的需要逐步向中國靠攏。

但迄今為止，印度的這些努力並沒有使世界變得比以往愈加多極化。事實上，假如經濟趨勢持續下去，真正的多極化仍將難以捉摸，因為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和美國自身將處於一個階層。那時，世界將是兩極的。假如這種情況發生，印度可能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不舒服的位置。它會令華盛頓沮喪，因為在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非西方論壇中，印度依舊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只不過發現北京在這些組織和許多非西方國家中的影響力大於新德里。到目前為止，印度擺脱了這一困境，因為歷屆美國總統都有意忽視了這些嘲弄。但一個更具偏見的政府，比如目前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政府，就可能難耐誘惑，因這一行為而懲罰印度。例如，新德里試圖用當地貨幣而非美元進行一些雙邊交易，儘管這是為使印度免受美國對第三國的制裁，但這可能刺激民族主義的美國政府限制與印度的合作。

哪怕印度避免了這樣的報復，該國也應出於其他原因對多極化持警惕態度。在一個真正的多極化體系中，新德里從美國提供的集體產品（例如保護印度洋的海上航線）那裏的獲益將有縮減。為彌補這一點，印度將不得不承擔多過它迄今為止願意承擔的更大一筆財政和安全負擔。假如另外兩大強權 (美國和歐盟) 決定，拋下印度這一混合體中最弱的一方，要求它自保，它也可能無力抗衡北京。在多極體系下，印度可能要比在美國的單極或美國與中國的兩極體系下收穫更糟糕的終局。因此，印度目前的做法，即謀求美國繼續支持自身，同時着力倡導一個可以限制華盛頓運用實力的多極體系，既無濟於事，又欠缺明智。

多數的暴政

印度作為一個大國的特質不只體現在其對待其他國家的方式上，還將由其國內政治定義。在這方面，這個國家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而危險的轉變。

幾十年來，印度在民主方面取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自 1947 年贏得獨立以來，該國已舉行了十八次全國性選舉。這些選舉中的平均投票率為 60%，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投票率還增加了。更值得關注的是，印度公民不分性別、種姓或經濟狀況，從一開始就享有普遍的成年人選舉權。他們還享有自由、平等和宗教方面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可以通過司法行動加以強制落實。政府確實在 1975 年至 1977 年間暫停了這些權利，當時，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臭名昭著之舉是宣佈“緊急狀態”，此舉允許她作為獨裁者實施統治，並監禁反對者。但印度人民抵制了她的威權主義，並在她呼籲舉行選舉，期待她的獨裁統治獲得正名時，將她轟下了台。

但印度民主之所以尤其與眾不同，是因為它是在民主通常以失敗告終的條件下興盛起來的。政治學研究表明，民主的成功與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關。例如，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作為民主國家誕生後，要麼淪為專制國家，要麼在獨立後不久很快就變成了獨裁統治。但印度不是這樣。儘管國家窮困，印度的民主卻蓬勃發展，因為其領導人通過公開競爭管理國家的政治命運。

這個國家在維持民主方面的成功，可以部分歸因於其憲法。這份文件的多項條款確保了對所有民眾的尊重。例如，為防範多數的暴政，印度定義公民身份是完全依據出生地原則，而不是依據宗教、財富或種族等屬性標記。除了為所有公民提供自由信奉、實踐和傳播他們的宗教的更廣泛自由，印度憲法還為少數羣體提供了有意義的法律保護，包括管理他們的宗教和慈善機構的權利。該國還創設了一種聯邦制度，在這種聯邦制度下，多個語言團體得以成立自己的邦，以保護該國的文化多樣性。印度的憲法有意限制了行政權力，賦權於聯邦和省級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使它們可以充當制衡力量，同時為公民社會創造了空間，使公民能夠真實地表達他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等等自由。

2025年2月，華盛頓特區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見印度總理莫迪。圖源：Kevin Lamarque / Reuters

這使得印度的政治制度不只是民主的，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正如尼赫魯所説，該國的開國者謀求“通過公正的手段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他們相信並證明了，一個貧窮的國家可以積極捍衞個人權利，並拒絕威權主義對更快經濟增長的承諾。

但眼下，印度正在疏遠這些源頭。今天的印度不同於冷戰時期哪怕在經濟方面表現欠佳也依舊維持了穩健自由局面的那個印度，儘管經濟上更加成功，卻明顯為非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所玷污。其悠久的世俗政治傳統，如今因印度教民族主義而黯然失色；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認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土地，其宗教少數羣體充其量是二等公民。這一被稱為“印度教至上主義”（Hindutva）的意識形態曾遭該國的建國者拒斥，並打入另冊，但從未銷聲匿跡。自二十實際九十年代以來，它在印度政治中復活了，並在那個十年的後期借道印度人民黨而首次斬獲權力，然後自2014年總理莫迪上台後變得更具決定性。印度教至上主義的崛起催生了疏遠印度近兩億穆斯林和近三千萬基督徒的諸多政策。在那段時間，印度人民黨試圖重新吸納先前被疏遠的低種姓印度教徒，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印度教投票集團，他們的總人數接近十億，哪怕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試圖推廣這樣一種主張：印度的許多其他少數民族信仰，尤其是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實際上是偽裝的印度教。所有這些都是一種更宏大信念的一部分，即只有那些屬於在印度次大陸興起的宗教傳統的追隨者才是真正的印度人。

伴隨這一對印度憲法世俗理念攻擊的是威權主義的興起。這一趨勢並沒有通過修訂憲法本身表現出來，儘管一些人提出了完全替換憲法的主張。相反，變化的發生是通過蓄意侵蝕涉及歸屬感的基本規範，以及將曾經中立的機構武器化。莫迪政府重提緊急情況，利用了税務當局和其他法律工具，恐嚇印度的反對黨、公民社會、監管機構和一些反對黨執政的邦。

但印度民主並沒有死亡。該國仍然存在競爭性選舉，且有微弱的跡象表明它可能再次實現自由化。在上次全國大選中，印度人民黨失去了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地位，眼下不得不在一個聯合政府中施政。事實上，它從未贏得過大眾投票的多數；它之所以能在議會中佔據多數細微，是因為印度實行的是得票多者當選的選舉制度。儘管印度人民黨付出了最大努力，印度教至上主義似乎仍未收穫最大多數印度選民的支持。反對黨仍在印度三分之一的邦執政。印度的自由派遭到圍攻，但他們持續抵制印度教至上主義浪潮。偶爾，司法和其他裁決機構仍會阻止行政部門的越權之舉。因此，印度是否會成為一個非自由主義大國，這一難題依舊懸而未決。

 但假如該國的政治沒有回到正軌，對世界而言那將造成嚴重後果。在一個世界迫切需要自由民主的時代，印度或將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範。這不會增進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承諾了和平的政治和經濟繁榮，但已蒙受越來越多的攻擊。事實上，假如印度和美國最終都持久淪為非自由民主國家，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將嚴重受損；兩國都曾極大獲益於該秩序，儘管它們目前的抱怨恰恰相反。兩個前自由民主國家持久的非自由主義將夯實其他國家類似的政治力量。2015 年，奧巴馬總統在新德里的一次演講中有先見之明地宣稱：“若美國展示其自身為豐富多元，但有能力求同存異、為共同目標協力前行的典範；若印度這般幅員遼闊、紛繁複雜、差異巨大的國度，有能力始終堅守民主，——這將為地球上所有國家樹立楷模。” 如今，美國和印度似乎都鐵了心要搞砸這場考驗。

一個非自由的印度還可能也變得不那麼強大。印度人民黨的政策已經使印度在意識形態和宗教方面走向極化，而關於印度變化中的人口形勢在議會中如何被代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可能加劇地區和語言分歧。這使得印度看起來越來越像是高度分裂的美國。極化對美國人來説已經夠糟糕的了，妨礙了他們的制度，激發了民主的敗壞。但對印度來説，情況將更加糟糕，因為印度的國家和社會要孱弱得多。例如，極化可能加劇長期以來就存在的針對新德里的武裝叛亂，為外部勢力在印度邊境內製造混亂創造機會。隨着針對穆斯林的意識形態敵意加劇了與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這些衝突也可能蔓延到印度周邊地區。極化還會增加印度的國內安全負擔，消耗新德里必須用於向海外投射影響力的資源。哪怕極化不會製造更多內部麻煩，它也將削弱新德里在積累國家力量過程中動員其人口的努力。

實力失敗

不温不火的經濟增長、持續謀求與所有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但不與任何國家建立專有的關係，加上國內愈發增進的非自由主義，這些因素的結合成就了一個全球影響力將落後於其不斷增長的物質實力的印度。儘管印度將成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經濟體，但其滯後的發展指標意味着其相對龐大的人口既不會享受生活水平，也不會相應地貢獻於國家實力的生產，而中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是這樣做的。即使印度的經濟規模無可爭議壯大了，它仍將面臨剝奪和委屈的巨大挑戰，這些挑戰可能威脅到該國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實力。

假如印度的持續增長仍主要與國內市場擴張密切相關，而非像中國那樣，已經實現國際一體化（這與印度形成了鮮明對比），那麼印度實現更快增長的能力將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同樣，印度將失去影響到其更廣泛的鄰國做出何種選擇的機會。學者們經常認為，一個大國的最低限度特徵是能夠決定性地影響到其直接邊界以外的地區的結果。不幸的是，今天的印度在東亞和中東都未能通過這樣的考驗，而考慮到中國和美國在這些地區可能的活動，未來幾十年內，這一局勢都不大可能發生顯著變化。因此，將印度的經濟命運與這些地區發生的轉型更緊密聯繫起來的必要性無可否認，這尤其是因為，印度已遭遇到將其在南亞內部的天然主導地位轉變為持久的地方霸權的強大障礙。

因為，哪怕印度經濟在接下來差不多二十年間以 6% 的速度增長，中國仍將在亞洲地區令它黯然失色。印度必定會仰賴外部平衡力量，即與外國大國展開全面合作，以遏制中國。這時，最佳候選國仍然是美國，因為，在未來幾十年裏，無論其在國內面臨何等失能狀態，美國仍大可能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

2025年4月，印度中南部城市蒂魯布爾（Tiruppur），一家制衣廠的工人正在勞動。圖源：Francis Mascarenhas / Reuters

近年來，新德里和華盛頓在平衡中國力量方面共同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印度對與美國建立緊密夥伴關係的畏首畏尾妨礙了這一結果。考慮到兩國天然的互補性，兩國間的經濟關係沒有如同它們能夠實現的那般強勁。但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是印度專注於通過多邊結盟推動多極，這意味着印度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可以比肩中國、美國和歐洲的有意義夥伴，隨後將能獨當一面，平衡中國。

這一前景不只遙不可及，還妨礙了兩國精心構築一個真正的合作性防禦體系以對抗中國的努力。假如印度能夠充分壯大其軍事能力，獨立抵消中國的威脅，並幫助其他受到中國威脅的印太國家，這一不足將是可以容忍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會發現它很難實現任何一個目標。考慮到目前和在可能的未來印度與中國經濟總量的差距，印度將難以在國防現代化方面與其北方鄰國一爭高下。北京的軍事能力已超過印度；鑑於其國防負擔（軍事開支佔經濟總量的比重）更低，中國還可能擴大其國防支出，但相較於印度，這將更少妨害其經濟增長，同時進一步壯大其軍事優勢。

印度不願與美國在構建合作性國防方面結成更密切的夥伴關係，不論這是多麼可以理解，都使得制衡中國變得困難。雪上加霜的是，在一個攜手華盛頓理當是更迫切要務的時代，印度推動多極的雄心使其在許多國際秩序議題上與美國發生齟齬。印度不應自欺欺人，認為它能夠獨自遏制中國（它沒有這個能力），同時又呼籲建立一個美國在其中地位弱化的多級世界。

以往，美國容忍了印度的這些行為，部分原因是兩國大體而言都是自由民主國家。但隨着兩國都走上非自由主義道路，它們將不再受共同價值觀的約束。交易性的習慣可能開始主導兩國關係，而華盛頓可以要求新德里付出更多，作為夥伴關係的代價。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與印度打交道的方式已預示了這樣的演變。事實上，印度未來無力與中國一爭高下，加上它致力於多極化（這從根本上講忤逆美國利益）, 這將給美國造成嚴重不便。印度似乎將在涉及中國的一些事情上與美國合作，但它不大可能在每一個重要領域都與華盛頓合作，哪怕與中國有關。

假如新德里無法有效平衡北京在亞洲的影響，華盛頓必然會考慮它應當在印度投下多少資源和多少信任。一個自由的美國可能會繼續支持一個自由的印度，因為幫助印度本質上是值得的（前提是代價沒有令人生畏，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然符合美國的一些利益）。但假如印度或美國依舊維持非自由局面，那麼美國就沒有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去幫助印度。

誠然，以利益而非價值觀為中心的更有限美印關係，對任何一國來説都不會是一場災難，但那代表萎縮了的雄心。冷戰後兩國雙邊關係的轉型一度被認為是改善和維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種方式。如今，這一關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侷限於試圖約束一個共同的競爭對手，即中國。而假如真是如此，印度、美國抑或整個世界，都不會因之而變得更美好。

（作者是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作為小布什政府負責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高級顧問，參與過美國與印度之間的民用核協議談判。本文原題“India’s Great-Power Delusions”，見於美國《外交事務》2025年7/8月號，6月17日上線。譯者聽橋，對機器提供的初步譯文有校正，並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