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交接：超越日不落帝國的美國邏輯_風聞

賽格特約作者 餘紹清 郭陳韻

1925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佔比中坐上了頭把交椅，這意味着美元地位實質性超越了英鎊。但當時的金融界，卻並不會感到意外，因為早在1913年，紐約證券交易市場的市值就已經排名第一，倫敦拱手讓出了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華爾街的鐘聲已悄然敲響金融新秩序的序曲。

1920年代的美國華爾街

比金融地位下滑更早的，是英國的工業產值和經濟總量。一戰爆發前，不要説美國，就連德國的經濟體量也已超過英國。為此，英國曆史學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萊斯利·漢納(Leslie Hannah)曾不無遺憾地感嘆：

“在1914年，英國最大的三家制造業公司都是外資企業：排第一英國西屋電氣，是美國西屋的子公司，排第二的湯姆森—休斯敦公司，是美國GE的子公司，而排第三的西門子兄弟公司，則是德國西門子的分公司。”

回望1925年之前的美國，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英國，1906年美國GDP超越包含海外殖民地的大英帝國，到1913年，美國完成了工業、經濟和金融三個維度對曾經的宗主國英國的超越，為後來成為全球霸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將聚焦從1865到1925年期間，美國在結束南北戰爭後，如何在60年的時間裏超越日不落帝國的歷史進程。這勢必涉及到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第一、內戰之前，美國工業基礎處在什麼情況？

第二、內戰之後，美國何以實現對英國的追趕？

第三、20世紀後，美國為何能迎來創新爆發期？

01 內戰之前：建立在“技術走私”上的工業

1787年，13個州的代表在費城成功制定了憲法，美利堅合眾國終得建立。而為了防止美國崛起，早在1785年，率先進入工業革命的英國，在輸掉美國獨立戰爭後，選擇用立法的方式封殺了紡織機、圖樣和模型的對美出口，並禁止熟練技術工人移民美國。

今天的中國人，對這一現象可謂再熟悉不過，兩個多世紀後，美國用幾乎同樣的做法針對中國的芯片、AI等高科技產業。不過，當技術一旦與商業完成雙向奔赴，就無法阻止技術擴散的腳步，因為這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定律之一。

1789年，素有美國“製造業之父”之稱的塞繆爾·斯萊特，成功將英國先進的紡織技術帶到美國。塞繆爾1768年生於英國德比郡，14歲起學習紡織，21歲冒着被抓捕的風險，喬裝成農場僱工登上了去紐約的客船。

1793年，當塞繆爾·斯萊特在1793年復刻出阿克萊特紡紗機時，他或許不會想到，自己的“技術走私”會成為美國工業化的起點。1830年，馬薩諸塞州的棉紡廠工人數量已達到2.5萬，而英國同期僅約1.8萬。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驚歎：“這裏的工廠不是機器，而是社會的器官。”逝世於1836年的塞繆爾，臨終前在全美擁有13家紡織廠，是一名貨真價實的百萬富翁。

18世紀阿克萊特紡紗機

如果説塞繆爾是美國工業發展的奠基者，那麼聯邦政府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則稱得上是美國早期工業發展背後的主推手。

1790年，剛剛擔任財政部長不久的漢密爾頓就推動聯邦政府通過第一部《專利法》。該法規定將"任何新發明的有用的技術、製造、發動機、機器或設備，或任何之前不為人所知或從未使用過的改進"都認定為專利。

與另一名“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的觀點迥然不同，漢密爾頓堅持認為，“美國只有大規模工業化才能擺脱在經濟上嚴重依賴英國的情況，只有經濟上的獨立才能徹底實現政治上的獨立，而經濟獨立的實現則需要使美國成為像英國那樣擁有先進工業技術的國家。”

1791年，著名的《製造業報告》在以漢密爾頓為首的“工業黨”的護航保駕下得以通過。這份報告猶如一劑強心針，催生了美國最早的產業政策。他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甚至主張“鼓勵偷竊外國技術”，這一策略在19世紀中葉產生明顯“成效”——1840年，美國鋼鐵產量僅為英國的1/40，但專利申請數量卻已超越英國本土。

1917年《製造業報告》通過，成為美國的“工業宣言”

該報告主張一國處於發展初期的產業，往往不具備國外其他發展較早的公司所具備的規模經濟，因此需要對其予以保護，直到這些處於發展初期的產業獲得類似的規模經濟能力。

比如在專利保護上，美國的主張是，鼓勵本國人盜取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並授予他們專利權，同時禁止外國發明家獲得該項專利，這種今天看起來十分“強盜”的做法，構成了美國工業發展早期的一枚切片：為了吸收先進技術，鼓勵技術擴散，無所不用其極。

整個19世紀上半葉，美國人口都在快速增長，從1790年美國人口僅390萬，到1860年內戰前增加到了3150萬；領土面積也在迅速擴張，聯邦政府先後從法國手裏買了路易斯安那，從西班牙手裏購置了佛羅里達，用戰爭吞併了德克薩斯、加利福利亞等上百萬平方公里；與此同時，美國的工業更在瘋狂發展，內戰爆發的1860年，美國工業產值實際上已經超過法國，僅次於英國。

不過，1860年的美國，至多算是工業大國，絕對稱不上工業強國，原因在於兩點：其一，在鋼產量這樣的核心指標上，英國大約佔了全球一半，而美國只有1.2萬噸，在英國面前可以忽略不計；其二，在核心的機械設備方面，美國主要依賴進口，缺乏自主創新的能力。

對美國而言，根本性的挑戰在於南北經濟、產業結構的極不平衡。內戰前，北方工業產值佔全國70%，銀行資產佔80%。 南方依賴棉花出口和奴隸制，工業幾乎空白，僅1萬紡織工人，不到北方1/6。由於缺乏統一的交通、關税和市場，南北雙方面臨分裂的危險，遑論在經濟上趕上如日中天的英國。

1861-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地圖

在此情形下，南北戰爭幾乎成為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為期四年的戰爭，讓美國付出了超過70億美元的戰爭開支，並造成60萬青壯年男性死亡的代價，但畢竟掃除了南方種植園經濟下的奴隸制，這大大增加了自由勞動力的規模，同時強化了聯邦政府的權力，為美國接下來的政策創新和技術擴散做好了準備。

在內戰期間，林肯於1862年簽署了《宅地法》和《太平洋鐵路法案》，不僅解放了勞動力，更將橫貫大陸的鐵路提前15年建成，使得美國鐵軌總長超過英國。這些法案或鼓勵開發，或支持建設，匯聚起來都可以歸結為一個目標：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

也因此，當1865年戰爭結束時，從廢墟中走出的美國人，並未太久沉湎於失去親人的悲傷，而是很快投入到19世紀美國版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中去了，並以驚人的速度推進歐洲新發明技術在美國的擴散。

02 內戰之後：美國成了“新技術消化機”

內戰結束後的美國，堪稱“新技術消化機”。愛迪生在門洛帕克實驗室點燃電燈時，西門子的直流發電機專利已經在歐洲塵封了十年之久；卡耐基的貝塞麥轉爐鍊鋼法，其實是源自英國工程師亨利·貝塞麥的發明。只不過此時不像建國初期，英國已經無法阻擋歐陸新技術的跨洋傳播。

而美國“技術拿來主義”的背後，實則創立了獨特的制度創新。例如，1870年修訂的《專利法》允許外國人技術落地後立即申請專利，前提是必須在美國生產。

對新技術快速吸納，使得1880年美國鋼鐵產量已超英國，達到250萬噸，同期英國僅200萬噸。到1900年，美國鐵軌總長突破30萬公里，是英國的3倍，相當於每5個美國人就擁有1公里鐵路。

有意思的是，儘管英美兩國當時關係不錯，但是，當美國工業大爆發後，英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變得不可避免。1900年，英國鋼鐵協會就抱怨“美國傾銷”，彼時，美國的鋼產量已躍居世界第一，達到1000萬噸。

“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在自傳中寫道：“我摧毀了英國的鋼鐵神話，因為他們拒絕相信機器的力量。”卡耐基領導的鋼鐵公司早在1890年就佔據了美國鋼產量的30%，他的商業秘訣在於採用了“垂直整合”模式，徹底顛覆了行業規則。

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

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進行供應鏈整合，通過收購鐵礦、焦炭廠和鐵路線，卡耐基將鋼鐵成本壓低了40%。而此時，英國的鋼鐵大亨們仍固守“貴族式壟斷”，拒絕投資新技術。  

比卡耐基擁有更多影響力的美國企業，是約翰·D·洛克菲勒創立了標準石油公司，他用“托拉斯”模式壟斷了90%的美國石油市場。他的“鐵路回扣”策略讓標準石油的運輸成本比英國同行低30%，而石油提煉技術的快速迭代（如裂解工藝），使美國汽油產量在1880-1900年間增長50倍。  

同一時代，托馬斯·愛迪生和喬治·威斯汀豪斯所推動的電力革命，也開啓了一個屬於電力的全新時代。從1882年愛迪生在紐約珍珠街點亮世界首個商業電網，美國只花了18年就在發電量上超過了英國，並通過電力驅動工廠提高數倍的生產效率。

標準石油公司產品廣告

儘管並非技術原創者，但美國企業的技術擴散並非簡單的複製粘貼，而是嵌入了本土化的系統創新：貝爾實驗室的專利池模式、杜邦公司的研發體系、IBM的打孔卡片機，都證明了美國將外來技術轉化為“可量產系統”的能力。

到1906年，美國GDP已超越包含殖民地的大英帝國，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工廠。不客氣地説，1865年之後的英國負責守護舊世界的榮光，而美國則用制度創新和規模優勢，將技術革命轉化為生產力的躍遷。

03 迎來創新爆發：從管理、金融到諾獎

1908年，當亨利·福特推出T型車時，美國汽車市場仍然被歐洲品牌所主導。但福特一手打造的“流水線革命”，很快改變了這一局面，他將底特律的工廠改造成一條連續運轉的生產線，工人不再需要走動，只需在固定工位重複單一動作。

這種“科學管理”模式將單輛汽車的裝配時間從12小時縮短至90分鐘，成本降低60%，售價從850美元降至300美元甚至更低。到1914年，福特汽車年產量已經突破30萬輛，佔全美汽車產量的將近50%。

1908年，Model T型車正式上市

效率革命迅速蔓延至其他行業。早在1910年，通過鐵路網絡覆蓋全國的西爾斯百貨已通過目錄銷售模式實現年銷售額突破6100萬美元；1917年前後，杜邦公司開始對現有化工廠進行升級改良，逐步建立能夠生產尼龍、塑膠、油漆、塗料等多種化工產品的綜合生產線，實現從火藥業務向化工領域的戰略轉型；進入到20世紀30年代，貝爾實驗室則着手推動電話交換系統的自動化，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大規模部署。

1920年，美國工業產值約為160億美元，工業增加值約佔全世界的66.4%。1929年，美國製造業工人的生產率，是英國的250%，成為全球唯一能將技術擴散與規模化生產完美結合的國家。

當福特的流水線轟鳴時，華爾街的銅鈴聲也在1913年迎來了歷史性時刻——《聯邦儲備法案》簽署，美聯儲正式成立。這一制度創新終結了美國“銀行自由放任”的傳統，通過跨州貨幣清算系統和貼現窗口，將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推升至倫敦的1.5倍。  

1913年12月，美聯儲成立

1914年，華爾街的資本運作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終極驗證。當歐洲深陷戰火時，美國通過發行“戰時債券”成功籌集了約215 億美元，約近2000萬人購買自由債券，為戰爭融資做出重要貢獻。

這種金融優勢迅速轉化為產業優勢。1910年起，Morris Plan 銀行便開始為中產階級提供分期貸款，累計發放超3.2億美元，這些貸款多用於汽車、家電、住房等消費。1919 年，通用汽車成立了通用汽車金融公司（GMAC），率先引入分期付款信貸模式，大幅降低了購車門檻期間。到1924至1925年期間，約68%至75%的新車通過分期付款購入。

與此同時，1920年代美國廣播電台和收音機企業迅速崛起，同樣離不開依賴債券和股票融資支持。到1925 年，美國擁有收音機的家庭超500 萬户。這也解釋了，1933年時任總統羅斯福用“爐邊談話”的方式，為什麼可以贏得民心，因為信息傳播的方式已經部分轉向了廣播。

進入20世紀，美國的理論研究也迎來了突破。1900年，美國本土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記錄還是空白。但到1925年，除去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外，這一數字已增至3人，其中包括1907年因光學精密儀器及光譜度量研究獲獎的艾伯特 ·邁克爾遜（Albert A. Michelson）、1914年因多種化學元素原子量精確測定的獲獎的西奧多·理查茲（Theodore W. Richards）以及因對基本電荷測量與光電效應實驗做出重要貢獻而於1923年獲獎的羅伯特·密立根（Robert A. Millikan）。  

1921年，愛因斯坦訪問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美國物理學界迎來重要的學術交流契機。當時的美國物理學會已開始定期舉辦學術會議，並運營學術期刊，會員人數持續增長。1923年7月2日，美國正式成立了以“無線電與聲音”為核心的研究部，並陸續開展了“無線電遙控”無人機飛行實驗和高頻脈衝技術實驗，為日後雷達和計算機技術奠定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於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是美國學術界的鼎力支持者，著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衞生學院是全美第一個採用歐洲研究型醫學教育模式的醫學院，此外，諸如哈佛、麻省理工、康奈爾等頂級名校都曾受到該基金會資助。而成立於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學，於1912年獲得了第一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且該校至今已走出35名諾獎得主。

洛克菲勒基金會通識教育委員會

可以説，這一時期，美國已經不再只是技術的搬運工，而開始蜕變為科學知識的重要創造者。1920年代的美國，儘管尚未成為全球科學研究的中心，但卻已經形成了特有的“技術擴散-規模經濟-金融支撐-理論創新”閉環，為接下來從英國手中接過全球霸主的衣缽做好了準備。

結語：超級大國的誕生密碼

從1865到1925年的六十年裏，美國的快速崛起並非偶然，而至少存在以下四個重要因素：

第一、制度紅利：從漢密爾頓的《製造業報告》到美聯儲的建立，美國始終在制度上為技術擴散提供沃土；  

第二、規模優勢：美國一方面不斷擴張領土、人口，另一當面建立起橫貫大陸的鐵路網，讓技術一旦落地就能迅速實現規模經濟；  

第三、務實基因：從塞繆爾·斯萊特的“技術走私”到福特的“流水線革命”，美國始終保持着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對實利的追求貫穿美國200餘年的建國曆史；

第四、開放精神：無論是吸納全球移民還是吸引頂尖科學人才，美國自始至終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樂意培育“美國夢”誕生的温牀。  

或許，正像塞繆爾·斯萊特在1793年復刻紡紗機時預見的那樣：技術一旦與自由、規模和制度相遇，就會迸發出改變世界的能量。

一個甲子的高歌猛進，雖然積累了不少社會問題，貧富懸殊、食品安全、種族歧視等等都使人觸目驚心，但也令美國積累了深厚的產業基礎，這成為美國穿越1929年危機的底氣，並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迅速釋放出巨大的軍工產能，為整個盟軍提供源源不斷的軍事補給。

到1945年，當兩顆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上空爆炸時，美國終於成為“原子時代”的領航者，也同時宣告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帝國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