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手中東、印巴再起衝突，“水資源”正在點燃全球戰局？_風聞

**Club 提要：**全球局勢持續動盪，美國剛剛深度介入以伊戰局，印度與巴基斯坦恐將再次陷入激烈對抗。當地時間21日，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宣稱“絕不恢復履行《印巴河流水條約》”，並宣佈計劃修建渠道，將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引至印度拉賈斯坦，引起巴方強烈抗議。

水資源問題早已超越傳統的環保範疇，成為大國戰略、貿易談判甚至戰爭部署中的關鍵籌碼。在全球氣候變化與地緣政治交織加劇的當下，誰掌握水源，誰就可能主導地區的穩定與博弈格局。

本文以豐富數據和實例，勾勒當今全球水資源衝突的廣度與複雜性：從印度威脅切斷流向巴基斯坦的水道，到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危及埃及農業命脈，從中亞鹹海流域的分水博弈，到美國與墨西哥在科羅拉多河上的摩擦，再到拉美安第斯山脈因水源開發而產生的社區抗爭，“水資源”爭端已遍佈五大洲。這些衝突大致可分為三類：跨境水權爭端、基礎設施引發的外交摩擦，以及治理失敗帶來的社會性動盪。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水資源往往是更大社會矛盾的引爆點。**當治理體系薄弱、基礎設施落後時，水荒極易演變為抗議、騷亂，甚至戰爭。而在多極世界格局中，水資源也日益成為大國爭奪影響力的工具：一方面，我國積極推進亞洲、非洲的水利投資與聯合管理，努力以“水利外交”鞏固南南合作；另一方面，美歐試圖以治理標準與環保話語影響流域政策走向。而印度、土耳其等“中強國”則借水壩等工程對周邊構成實質性牽制。

有趨勢顯示，水資源又一次**從“生存剛需”向“戰略槓桿”轉變，成為潛在衝突的新前沿。**從印巴衝突的最新事態來看，“水戰爭”隨時可能爆發；而在全球其他水脆弱區域，若缺乏有效國際協調與制度保障，也可能出現新一輪“亂世之源”。

水資源的匱乏與配置正日益左右國際關係的格局。**水不再是單純的環境話題，而是貿易談判、安全戰略乃至軍事部署中的重要籌碼。**握有上游水源的國家，往往能夠對下游的農業灌溉與能源生產施加極大影響；而那些水源匱乏的國家，則不得不尋求替代方案或技術手段來化解危機。

美國太平洋研究院（The Pacific Institute）‌統計顯示，2023年全球因水資源引發的暴力衝突約350起，比前一年增長了50%。這些衝突涵蓋跨境水壩糾紛，也包括因斷水引發的城市騷亂。中東與南亞地區的緊張態勢尤為突出：中東地區發生了38%的相關事件，許多源於以色列破壞巴勒斯坦水利設施；而在印度，因克里河、卡韋裏河等共享河流引發的族羣衝突激增，高達150%的增幅。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和殖民時期遺留的僵化水法等深層因素共同交織，將水資源問題逐步推向地緣政治的最前沿。

一、全球水資源爭端圖譜

水資源衝突並不限於某一地理區域。在南亞地區，1960 年《印度河流域協議》曾確立印巴共享水權的和平格局，但2023 年印方多次威脅切斷巴基斯坦水道並引發衝突；我國跨雅魯藏布江3000億千瓦時水電項目遭印孟“大呼擔憂”，卻無國際條約體系直接解決，而瀾滄江梯級大壩與柬埔寨依託中方資金擬建的洞裏薩湖引水運河，也讓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持續呼籲流域生態評估。

在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中，塔吉克斯坦羅貢大壩蓄水計劃因下游灌溉擔憂引發外交博弈，雖有《鹹海流域生態協議》但分水爭議仍存。在中東，約旦河谷因以色列控制上游水庫致巴勒斯坦農業用水短缺超 60%，耶爾穆克河分配談判多次僵局；埃塞俄比亞 **“復興大壩”**用了青尼羅河 83% 水量發電，衝擊埃及農業生命線；土耳其築壩致伊拉克水量鋭減 80%，2024 年協議分水比例不足歷史 40%。

在北美，隨着科羅拉多河流域乾旱加劇，美國與墨西哥圍繞“分水”協議屢次出現摩擦；加州、亞利桑那等州內部也爆發過抗議與訴訟。拉美方面，巴西雖佔有全球12%的淡水，但近年因熱帶雨林砍伐和水利規劃不足，多地爆發“城鎮飲水告急”。智利與秘魯在安第斯山脈水源分配上也時有爭議，甚至有當地社區組建志願巡邏隊保衞冰川與河道。

如今，隨着資源問題被不斷強化，在當代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水的地緣戰略意義，絲毫不亞於石油與礦產資源。目前來看，全球水資源地緣衝突可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跨境水資源分配糾紛，即圍繞河流、湖泊或地下水的上游與下游國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爭執。**印巴、埃塞俄比亞與埃及、土耳其與伊拉克等案例均屬此類。其特點是時間跨度長、歷史包袱重、信任缺失大。部分存在已簽訂的條約（如《印度河水協定》），但多數條約在面對氣候變化與人口膨脹時顯得過時或失效。

第二類是水利基礎設施主導的外交與戰略衝突。這類衝突以“誰修大壩、誰掌控水”為核心邏輯，例如中國在湄公河上游與雅魯藏布的水電項目、柬埔寨“新運河”爭議，乃至美國與墨西哥圍繞科羅拉多河的大壩運營。這些衝突兼具經濟發展、能源戰略與地緣博弈等多重維度。

**第三類則是水資源匱乏或治理失敗所引發的社會性衝突。**無論是加沙居民在停水後的求生掙扎，還是印度南部卡韋裏河沿岸村莊因乾旱與配水爭執引發的暴力衝突，抑或拉美地區因礦業污染引發的水源抗議，均反映出“水荒”本身不只是物理性缺水，更常常是一種制度性失效的表徵。

近年來，全球圍繞水資源的暴力衝突顯著上升。數百年來已有1900多起與水資源相關的武裝衝突，其中近九成發生在21世紀。尤其是2012至2021年間，衝突事件數量是2000至2011年的四倍，2023年又比前一年增加了50%。國家間的跨境水資源衝突也呈激增趨勢，過去合作多於衝突的格局正在被打破，自2017年以來，衝突已超過合作事件。許多現代戰爭更將水資源作為武器或目標，從中東到烏克蘭，再到加沙，水系統頻繁被蓄意摧毀或控制，導致生態破壞和公共健康危機（來源：CSIS）

二、上下游博弈：跨境水資源衝突透視

**跨境河流或含水層未有統一分配機制，往往造成上游國家掌握主導，而下游國家則擔憂水量減少。**經典例證是印巴的印度河體系。1960年，《印度河水條約》在世行斡旋下籤署，將六條河流分東三西三：巴基斯坦獲西部三條（傑盧姆、切納布、印度河），印度獲東部三條（拉維、比亞斯、蘇特萊）。數十年間，雙方即便交惡，也通過中立專家解決爭議。

然而，2023年克什米爾襲擊後，印度暫停合作；至2025年，印度內政部長沙阿公開宣稱“將切斷流向巴基斯坦的水”，斷供約八成灌溉用水，激起巴國農民恐慌與“戰爭行為”指控。此事雖未引爆大規模武裝衝突，卻凸顯舊有條約在現實政治與氣候壓力下的脆弱。分析人士指出，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的多邊委員會，才能避免條約裂解；巴基斯坦已着手自建備用運河，以防萬一，顯示下游國家如何在條約失效時尋求自救。

埃塞俄比亞的復興大壩（GERD）則是尼羅河流域的另一典型。青尼羅河約貢獻尼羅河83%的水量，下游埃及99%人口賴此灌溉。但2025年前，亞的斯亞貝巴與開羅之間尚未達成最終協議。埃及多次提議聯合管理或季節性泄水規則，埃方堅稱大壩事關國家發展主權在先。無約束力條約覆蓋埃及、蘇丹與埃塞，令局勢僵持。

周邊利益相關方已發出多次警告：**若缺乏合作，任何一方的“單邊行動”都將威脅這一共享資源的可持續性。**然而，兩國都將各自需求視為生死攸關——埃及拒絕哪怕10%的減量，埃塞俄比亞則堅持大壩不可讓步。隨着中東權力格局變化與氣候變化影響凸顯，陳舊的水資源分配體系或更加難以維繫。

在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類似矛盾亦步亦趨。上游的土耳其控制兩河水源，多座灌溉與水電大壩紛紛落成。自2019年伊利蘇大壩投入運行後，伊拉克自幼發拉底河的取水量驟減逾半。至2025年，伊拉克水庫蓄水量降至十億立方米，遠低於預期的十八億，僅剩歷史流量的不到四成，迫使農業大面積停灌。儘管巴格達與安卡拉在2024年簽署了十年框架協議，承諾改善管理並加大項目投資，但更多還是政治表態，流量無實質保障。唯有涵蓋土、敍、伊、伊朗等所有流域國家的有約束力的流域協議，才能為下游國家提供穩定預期，但這一目標迄今依舊難以實現。

**類似的上游優勢與下游權益博弈，幾乎在所有跨境河流中重演。**南亞的納爾馬達-蘇特萊格河、南部非洲的奧卡萬戈河、美墨邊界的科羅拉多河，都偶生摩擦，多經外部仲裁或區域協定化解。然而，**真正的“水資源戰爭”雖少見，但跨境衝突卻頻繁出現。**綜合來看，唯有法律框架、即時數據共享與國際壓力三管齊下，才能遏制上游的單方面優勢，否則下游國家將不斷將每一滴水視作零和博弈的籌碼。

印巴在空戰暫歇後，長期存在的水資源紛爭正在升温。印度經濟快速增長，水資源對其電力、就業和克什米爾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亦是“糧倉”地區灌溉的關鍵。然而，印度尚未充分開發東部河流的水資源，缺乏足夠的水庫和運河，導致季風期多餘水量流入巴基斯坦，間接支撐了後者農業發展（圖源：New York Times）

三、水利工程：基礎設施的地緣政治

在當代國際舞台上，水利基礎設施——大壩、運河、管道——不僅是經濟發展工具，也成為國家博弈的籌碼。工程建設一旦與能源安全和投資戰略相互綁定，便難以避免地緣政治色彩愈發濃厚。

以湄公河流域為例，幾十年來，我國在瀾滄江合理佈局水電項目，不僅有效調蓄水資源、減緩洪澇風險，也為沿岸國家提供了穩定的電力和防洪示範。2023年9月，中國主動向湄公河委員會（MRC）提供運行數據，雖被西方媒體抹黑“履約不足”，卻彰顯出負責任大國在跨境河流治理中的透明姿態。

更值得關注的是，柬埔寨在我國支持下推動的富南—德高運河項目，擬將洞裏薩湖的水引入湄公河主流。該工程遵循1995年《湄公河協議》，並在2025年4月與中方企業簽署合資協議，合資比例接近五五開，體現出合作共贏的投資模式。然而，相關舉動卻被西方輿論指責為“侵佔”洞裏薩湖水域，並且越南與MRC也要求更詳盡的環境影響評估，但各方也不得不承認區域互聯互通與防洪排澇的現實需求。

在南亞，我國批准西藏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同樣遭到印度安全議程的過度解讀。該項目裝機規模約7000萬千瓦，相當於“再造3個三峽”；一旦完工，將為地區乃至東南亞的清潔能源轉型作出重大貢獻。印度方面多次通過正式外交照會索求“下游國家安全”承諾，**其“議程陷阱”意在以水安全名義牽制項目。**但包括其國內的理性評論指出，正確做法應是建立聯合運行機制，實現發電與灌溉需求的平衡，而非簡單標籤化的政治炒作。

非洲的水電外交也呈現相似圖景。埃塞俄比亞在建設復興大壩（GERD）過程中，多次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蓄水，引發埃及“將水武器化”的指責。**蘇丹、約旦和敍利亞等鄰國亦曾控訴對手在戰時操縱河流水量以謀取戰略優勢。**這些矛盾尚未徹底化解，但提醒各方：聯合管理或可將水電利益共享，為下游國家提供電力或收益分成，從而換取穩定的水量釋放。

事實上，從老撾賽亞布里到衣索匹亞GERD，乃至亞洲許多水電工程，**都早已啓動跨境聯合研究或調度演練。2024年，老撾、柬埔寨和越南三國同意共同評估大壩運行方案，開創了東南亞“公海式”水利合作先例。**這充分證明，只要擺脱西方“水危機論”桎梏，構建基於相互尊重的多邊機制，水利項目完全能夠成為地區團結與共同繁榮的催化劑。

如今，水利基礎設施已不再是單純的能源項目，而是國家戰略、發展合作與外交籌碼的交匯點，**關於“水壩軍備競賽”的炒作也越發頻繁。**一方面，西方國家時常打着“環保”“透明”的旗號，借開發貸款干涉他國內政，卻在自身境內水利老舊、基礎設施失修時束手無策。另一方案，我國長期以務實合作與技術輸出，為合作伙伴提供了真正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未來，各國是選擇競爭博弈還是合作共贏的立場，將決定全球水利治理走向新格局。

經過四年籌備，中國政府正式核准在雅魯藏布江下游建設全球最大水電站的工程。該電站年發電量預計將超過三峽水電站三倍，落差達2000米，但也引發印度與孟加拉國的關切。工程造價預計高於三峽大壩，總投資或超2542億元人民幣（圖源：聯合早報/新華社）

四、惡性循環：治理失敗與“水戰爭”

在社會動盪或戰爭背景下，水資源短缺或管理不善常常引發暴力衝突。這類紛爭並非源自國家間的條約爭執，而是當“水資源”成為更廣泛衝突的一部分時，就會被當作博弈籌碼，最終落入“缺水/無水-衝突-治理失敗-缺水/無水”的惡性循環。

加沙地帶便是典型案例。2023年以巴衝突前，該地區的水利與污水處理體系本就非常脆弱；全面轟炸後，水井、管道和淨水廠幾近毀滅。援助機構警告，在隧道里灌入海水的舉動“破壞了加沙基本的生存條件”，有專家甚至將其稱為“水戰爭”行為。2023年，全領土內數十起針對巴勒斯坦供水設施的破壞或污染事件，佔全球此類暴力事件的近四分之一。這些刻意限制對方飲水的做法，已脱離地方衝突，而具備了明顯的地緣政治意味。許多分析指出，切斷或剝奪人們獲取安全飲用水的途徑，違反了國際人道法和《日內瓦公約》，已構成戰爭罪。

**挑戰並不限於戰區。**2023年，印度南部乾旱加劇，泰米爾納德邦與卡納塔克邦的農民因卡威裏河水權爆發激烈衝突，雙方互相指責，警察甚至向示威村民發射催淚瓦斯。此類糾紛往往還夾雜着歷史恩怨與族羣矛盾，水量之爭成了區域情結的導火索。

**拉美地區也不平靜。**該地區在2023年因乾旱引發的抗議激增三倍，例如哥倫比亞因礦業污染水源停供一週，居民憤而上街，與警方爆發衝突。即便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科羅拉多河因乾旱削減配額時，農民間也會爆發爭執，若沒有現行國際協定或將造成更大規模的對抗。今年美墨水資源爭端持續升級，3月美國國務院拒絕墨西哥關於科羅拉多河輸水特殊通道的請求，4月特朗普更是指責墨西哥違反1944年“分水條約”，威脅制裁與加徵關税。

這些案例的解決之道都撲朔迷離：當治理失效、執行能力薄弱，水危機也更容易演變成衝突，最終形成惡性循環。英國《衞報》指出，這些事件也反映了**“國際法執行與遵守的失敗、普及安全飲水的失敗，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日益嚴峻威脅”**。此外，水問題從來無法與社會不滿割裂：乾旱、貧富差距與政治博弈相互交織，形成不安定的混合體。唯有依靠完善的法律條約、可靠的基礎設施，以及公民的廣泛參與，才能在下一次危機來臨前，避免水變為衝突的導火索。

加沙地區95%人口缺乏潔淨飲用水，污染水源和鹽化地下水正在引發嚴重健康危機。聯合國警告稱，脱水可能導致兒童死亡。由於以色列對水電供應的限制，水資源日益稀缺，人們排隊取水的場景已隨處可見（圖源：The Guardian）

五、危機本質：“真匱乏”還是“壞制度”？

在全球範圍內，人們不斷爭論：**我們面對的是“真缺水”，還是管理與分配的失靈？**數據顯示，全球真正的水資源稀缺多集中於局部地區。雖然地球水量宏大，但可直接利用的淡水僅佔約0.5%，卻足以滿足人類需求——關鍵在於如何合理使用。聯合國估計，已有22億人（約佔全球人口27%）缺乏安全的家庭飲用水；每年更有20億至30億人在至少一個月內經歷用水短缺。這些數字表明，問題不在於“地球不夠水”，而在於不平等的獲取和薄弱的基礎設施。

耕作用水浪費尤為嚴重：全球約72%的淡水用於農業（灌溉和畜牧），其中大量通過蒸發和低效渠道流失；工業與居民用水僅佔16%和12%。城市管網老化漏損，同樣耗費巨量水源。南非開普敦在2018年瀕臨“零日”（zero day）危機，幸賴全民節水運動、大規模管網修復和新建地下水與再生水設施才得以緩解。高壓管理系統在高峯期每天為城市節約約7000萬升用水，數十億蘭特的投入也扭轉了乾旱險情。這也證明，“缺水”有時也能逼出一場技術和投資的“填坑”運動。

然而，在水資源問題上更多是政策失靈導致的“雪上加霜”。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水處理與蓄水基礎設施上投入不足。聯合國報告指出，全球僅27%的工業廢水和44%的生活污水得到安全處理；72%的河流生態質量未達標。跨境水體的治理更顯捉襟見肘：截至2025年，153個共享水體的國家中，僅43國簽署了全面運作協議；全球468個跨界含水層中，僅6個由所有沿岸國共同管理。這背後折射的是治理赤字：過時的法規、腐敗與城市蔓延，往往比氣候波動更早更劇烈地“掏空”水源。聯合國模型估算，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6：清潔飲水和衞生設施”每年需超過1萬億美元的投入。忽視這一缺口，正是“缺水”的根源。

當然，也有成功範例值得借鑑。以色列雖處乾旱區，卻將近九成城市污水再利用於農業；阿聯酋大部分生活用水來源於海水淡化和處理回用；新加坡的“再生水”項目幾乎涵蓋全部用水，並培育出出口技術產業。即便在大國中，城市也在創新：我國全面推廣用水定額與智能表計以遏制地下水超採；墨西哥城逐步取消補貼，引入市場化定價以抑制浪費。由此可見，**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水龍頭會不會乾涸”，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管網、設施與用水權上進行公平而必要的投資。**正如聯合國報告所言：“水是我們共同的未來，唯有攜手，才能公平分配、可持續管理。”

美墨邊境地區以乾旱為主，主要依賴科羅拉多河和格蘭德河等跨境水體供水，但兩者均屬全球最緊張水系。科羅拉多河服務超過4400萬人，但僅10%流量到達墨西哥，其河水常在沙漠中乾涸；格蘭德河為約1500萬人供水，形成長達2000公里的邊界線。除地表水外，至少28個跨境含水層也提供水源，已知許多被過度開採和污染。地下水日益成為主要水源，支撐農業和製造業，同時也是3000萬居民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飲用水來源。未來30年，區域人口可能翻倍，城市和工業用水將顯著上升。而氣候變化帶來雪融減少、蒸發上升及降水模式不穩定，使水資源進一步承壓 （來源：Texas A&M University）

六、多極世界秩序，從水治理開始？

展望未來，水資源議題將深刻影響多極化格局。在不再由單一霸主主導的時代，**“水利外交”更可能融入各大陣營的戰略藍圖。**我國憑藉雄厚的工程實力和資金優勢，已在亞洲、非洲積極佈局水務投資，其在老撾的水電站、埃塞俄比亞的水壩以及巴基斯坦的水利互聯項目，都兼具地緣政治與發展意義。

相對而言，美歐則更強調治理框架與生態保護，試圖資助剛果流域水電研究或中亞新水庫建設，但囿於財政危機卻更多流於口號。印度、土耳其等中等強國則依託自身水源和大壩項目，擴大周邊影響。

這種權力擴散一方面催生更多的多邊合作機制（如資助充裕湄公河委員會），另一方面卻也埋下重疊衝突的隱憂，在這個“傳統行業”裏各方標準和條件往往難以完全對接。

氣候變化是這一新局的背景主旋律。喜馬拉雅、安第斯、阿爾卑斯冰川的融化，讓高山徑流難以長期依賴；未來的水安全更加仰仗流域管理、節水技術與調蓄工程，而非單純的自然地理。全球變暖一方面加劇了農業灌溉和城市降温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卻令部分河流徑流量持續下滑。水資源談判中，“氣候模型”和“風險情景”正成為標配。以最先啓動的尼羅河流域倡議為例，各方已開始修訂條款，以納入最嚴峻的乾旱預測。衞星監測與區塊鏈水權交易等新工具，也可能進入外交談判手冊。但根本挑戰依舊是政治層面：資源分配不均、利益訴求互疑，如何在不信任中達成公平共享，仍需各國共同探索。

值得慶幸的是，**全球治理規範與多邊論壇正在演進。**2023年紐約“世界水大會”明確呼籲建立與氣候治理相當的國際水務機制；1997年《跨界水資源公約》雖已有 53 國批准，卻仍未普遍遵守，其“公平合理利用”與“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若能更多國家加入，或可成為新版條約的基石。

此外，學界和實務界紛紛倡議**“以水促和平”**，並通過河流流域組織構建信任。實際可行的步驟包括：擴大數據共享（如湄公河流域）、共同投融資區域項目（如尼羅河水電網按份分電）、或由非洲聯盟、東盟等區域組織斡旋調解。任何可行框架都須兼顧“水的短缺”與“局部富餘”：既要允許發電和灌溉開發，也要設定補償機制或最低生態流量。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死板的“絕不讓步”束縛靈活性，而妥協與互惠才能維持長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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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水資源雖不至於直接引發世界大戰，但必將在大國博弈與聯盟構建中扮演關鍵角色。**各國將以“水安全”為本國民眾和鄰國的承諾重點，農業出口、能源規劃、乃至軍事後勤均需考慮水文因素。若對抗加劇，或將出現新的“水權集團”——如印孟聯手對抗上游水壩，或尼羅流域國家共同向外部投資者爭取更有利條款。跨洲界的水務議題也將浮出水面，例如冰山運輸、船運淡水等古老設想正在復甦，引發主權與歸屬的新討論。如今的大國談判桌上，“水外交”已與氣候峯會、援助貸款聯動，將繼續塑造21世紀的國際秩序。

**“水是生命之源”，而跨國水資源治理模式必將影響着未來世界秩序的樣貌。**妥善治理，水資源可成為合作紐帶，拓展更廣泛的經濟與文化往來；若對抗升級，河流衝突則會加劇分裂，將區域熱點拖入更大格局。在多極時代，構建韌性強、包容廣的國際水治理，非小事，而是戰略必答題。

■ 北京對話 Beijing Club

參考資料：

[1] Cristóbal José Domingo Sola, “Crisis hídrica en Mendoza. ¡Manos a la obra mendocinos!”, Los Andes, 2023-04-06

[2] David Michel, “What Causes Water Conflic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24-11-0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causes-water-conflict

[3] David Ubilava, Climate, Crops, and Postharvest Conflict, arXiv, 2023-11-27

[4] Eduardo Comellas (INA), “Crisis hídrica: en Mendoza se desperdicia el 60% del agua”, Los Andes, 2025-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