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事實核查與證據分析：格羅西是“美國間諜論”嗎？_風聞

近期國際輿論場上出現了一種爆炸性指控，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幹事拉斐爾·馬里亞諾·格羅西實際上是“美國的間諜”，利用其合法身份為美國提供伊朗核機密，並被認為是當前伊朗核問題的始作俑者。這一指控主要源自伊朗官方公佈的一系列所謂“以色列機密文件”，以及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日益激烈的情報戰。本文將通過多角度分析，基於權威信源和可信資料，對這一説法的真實性進行全面核查。

事件背景與指控的源起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的“間諜”指控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着複雜的國際政治背景和特定的地緣政治衝突語境。這一指控在2025年6月中旬突然升温，直接源於伊朗情報部門高調公佈的一系列所謂從以色列摩薩德截獲的機密文件。伊朗情報部長伊斯梅爾·哈提卜在德黑蘭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向全球媒體展示了數千份機密文件，聲稱這些材料猶如一顆“情報核彈”，徹底揭露了格羅西作為以色列情報機構精心安插的“超級卧底”的真實面目。

這些指控的出現時間點極為敏感，正值以色列與伊朗的軍事衝突持續升級階段。根據報道，以色列連續多天的襲擊不僅擊斃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的空軍指揮官阿米爾·阿里·哈吉扎德准將，還殺死了他的上級——革命衞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軍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裏以及情報部門負責人，幾乎瓦解了伊朗整個軍方領導層。在這種軍事挫敗的背景下，伊朗轉向情報戰領域尋求反擊，通過公佈所謂“間諜證據”來轉移國內對軍事失敗的注意力並重塑國際輿論場。

指控的核心內容主要包含三個方面：

一是聲稱格羅西將伊朗提交給IAEA的核科學家名單、通勤路線、家庭住址等信息通過加密信道傳送至以色列國防部，直接導致了包括“伊朗核計劃之父”法赫裏扎德在內的至少6名頂尖核科學家被暗殺；

二是指控格羅西團隊篡改IAEA數據，誇大伊朗鈾濃縮進度，為軍事打擊製造藉口，同時包庇以色列的核計劃；

三是指控格羅西在伊朗核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配合美國以色列的政治議程，損害IAEA的中立性和專業性。

這些指控的政治意圖十分明顯：伊朗試圖通過質疑IAEA及其總幹事的公正性，來削弱國際社會對其核計劃的監督和壓力。特別是在2025年6月，IAEA理事會通過了一份20多年來首次明確指責伊朗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決議後不久，伊朗急需找到反擊的突破口，而質疑IAEA領導人的可信度與中立性便成為其戰略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指控也反映了當前國際核不擴散體系中深層次的信任危機。一方面，伊朗及其支持者認為IAEA已淪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美國及其盟友則堅持認為伊朗一直在秘密發展核武器，而IAEA是阻止這一危險計劃的關鍵防線。格羅西作為夾在這兩大陣營之間的國際組織負責人，不可避免地成為地緣政治鬥爭的焦點人物。

伊朗方面的指控與證據分析

伊朗對格羅西的指控絕非泛泛而談，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具體且嚴重的間諜行為指控，並輔以看似詳實的“證據”。伊朗情報部門公佈的所謂“鐵證”主要包含三類材料：文件截圖、通信記錄和音頻錄音。這些材料被伊朗稱為“死亡流水線的源頭”，聲稱它們揭示了格羅西如何系統性地將IAEA這一國際核監督機構轉變為服務於以色列情報需求的工具。

核科學家暗殺關聯證據是伊朗指控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伊朗聲稱，其按國際義務向IAEA提交的核科學家名單、通勤路線、家庭住址等信息，被格羅西團隊通過加密信道直接傳送至以色列國防部。據伊朗公佈的信息，2020年11月27日“伊朗核計劃之父”法赫裏扎德遇刺時，殺手使用的目標照片與IAEA備案的證件照完全一致，甚至連其防彈車的行駛路線都被標註為“最佳伏擊點”。更令人震驚的是，伊朗宣稱摩薩德根據IAEA提供的科學家研究領域資料來定製暗殺手段：研究離心機的專家被製造“實驗室意外”，負責鈾濃縮的則遭遇遠程狙擊或爆炸襲擊。伊朗認為，這種高度針對性的暗殺模式證明了信息必定來源於IAEA內部的精確核技術檔案。

關於數據篡改與雙重標準的指控，伊朗展示了據稱來自摩薩德的127份偽造報告，聲稱以色列通過格羅西團隊將這些報告提交給IAEA，刻意誇大伊朗鈾濃縮進度。一個具體案例是2021年以色列空襲伊朗卡拉季核設施前，格羅西 allegedly 指示核查人員“暫時關閉”該設施的監控設備，事後卻聲稱“不清楚襲擊影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伊朗指出以色列迪莫納核基地擁有80公斤武器級鈈料，IAEA卻從未進行過突擊檢查。這種明顯的差異被伊朗作為“IAEA早已淪為以色列的情報中轉站和洗白工具”的證據。

伊朗公佈的高層密會錄音被視為最具破壞力的“致命一擊”。這段據稱錄製於2023年10月的錄音中，一個聲音疑似格羅西的人在特拉維夫摩薩德總部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晤時，親口承諾“將像照顧自家後花園一樣監控伊朗核設施”。伊朗方面強調，這段錄音的時間戳與IAEA對伊朗核設施的突擊檢查頻率高度吻合——每次密會後，針對伊朗核設施的檢查就會增加，核科學家的遭遇也會顯著增多。此外，伊朗還公佈了據稱是格羅西與以色列駐IAEA大使梅拉夫·扎法裏-奧迪茲的通信記錄，其中多次提及的“近期發展”被解釋為暗指伊朗導彈試驗與核計劃的關聯。

指控類別具體內容伊朗提供的“證據”泄露核科學家信息導致至少6名核專家被暗殺法赫裏扎德遇刺細節與IAEA檔案吻合篡改核查數據誇大伊朗鈾濃縮進度127份據稱偽造的報告及監控設備關閉指令包庇以色列核計劃不對迪莫納基地突擊檢查以色列核設施長期未受嚴格核查的記錄與摩薩德秘密合作承諾嚴密監控伊朗核設施高層會晤錄音及與以色列外交官通信記錄

然而，從獨立驗證的角度看，伊朗提供的這些“證據”存在重大疑問。首先，所有材料均來自伊朗單方面公佈，沒有第三方驗證其真實性和完整性的機會。情報專家指出，現代技術完全可以偽造或篡改音頻、文件記錄，而伊朗並未允許國際社會對原始載體進行法證分析。其次，這些指控出現的時間點極為巧合，正值伊朗在軍事和情報領域遭遇重大挫折之際，明顯帶有轉移視線的政治動機。再者，伊朗長期將IAEA描繪為西方工具，這種指控符合其一貫的敍事策略，但缺乏真正令人信服的獨立證據支持。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即使伊朗的指控部分屬實，也需要通過正當程序來驗證和裁決。伊朗理論上可以向IAEA理事會投訴或訴諸國際法庭，但其選擇通過媒體公佈的方式，實際上反映了這更多是一場輿論戰而非真正追求法律正義的行動。同時，伊朗自身在核問題上的不透明記錄也削弱了其指控的可信度，形成了國際核核查領域典型的“狼來了”困境。

格羅西的政治傾向與爭議行為

拋開伊朗方面頗具戲劇性的間諜指控，格羅西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其政策傾向和實際行動確實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爭議。多位國際觀察家和外交官指出，格羅西在諸多核問題上的決策顯示出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往往與美國的政策立場高度吻合。這種行為模式雖然不能直接證明他是“美國間諜”，但確實讓人質疑其中立性和專業操守。

美英澳核潛艇合作事件是格羅西被質疑偏向西方利益的關鍵案例。2022年在IAEA維也納會議上，格羅西向理事會提交的書面報告公然為美英澳(AUKUS聯盟)的核潛艇合作背書，聲稱這一行為不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王羣當時直接批評格羅西：“(總幹事)不要南轅北轍，更不要火中取栗，這既不合規，也不合法，十分荒唐。” 中國代表團尖鋭指出，美英提供給澳大利亞核潛艇的核燃料濃縮度超過85%，屬於武器級核燃料，隨時可用於生產核武器。對比IAEA對伊朗核燃料濃縮度超過20%就嚴厲批評的態度，這種雙重標準令人質疑。格羅西不僅沒有堅持統一標準，反而費盡心思為美英澳尋找“豁免條例”，玩起文字遊戲，這種行為被多位不結盟國家代表視為對核不擴散體系的嚴重傷害。

在烏克蘭貧鈾彈問題上，格羅西的表態同樣引發巨大爭議。2023年3月，當英國宣佈將為烏軍提供貧鈾彈時，格羅西在訪問扎波羅熱核電站後表示：“我不能支持或不支持使用貧鈾彈，但貧鈾彈不會構成放射性危險。” 這一表態與科學共識相悖，因為貧鈾彈雖然輻射性較弱，無法直接穿透皮膚，但人體一旦攝入或吸入其粉塵，體內就會產生巨大的放射性破壞。美國、英國和北約都清楚貧鈾彈的危險性——1999年轟炸塞爾維亞時，北約曾明確規定士兵在貧鈾彈爆炸500米範圍內必須佩戴專業面具，並禁止飲用附近水源。格羅西作為國際核能領域最高權威機構的負責人，作出如此違背科學常識的表態，被認為是為了迎合美英的政治需要，嚴重損害了IAEA的專業信譽。

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進一步加深了國際社會對格羅西政治傾向的質疑。2023年7月4日，格羅斯訪問東京併發布IAEA關於福島核污染水排海的綜合評估報告，認為日本方案總體“符合國際安全標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隨即表示將根據這份報告決定排海日程，實際上利用IAEA的權威性為有爭議的決策背書。然而，這份報告的科學基礎備受質疑：評估是基於日本單方面委託開展，範圍受日方嚴格限定，不包括排海外的其他處置方案，也不包括核污染水淨化裝置的長期可靠性評估，主要依賴日本單方面提供的數據。更令人質疑的是，當格羅西7月7日抵達韓國時，一名記者當面詢問他是否收受了日本人的100萬歐元，他只能在保安簇擁下尷尬離場。隨後IAEA急忙聲明該報告並非對日本排海決定的“推薦”或“背書”，試圖挽回一些專業顏面。

事件格羅西的立場引發的爭議批評聲音美英澳核潛艇合作為AUKUS辯護，稱不違反NPT對高濃鈾核燃料採用雙重標準中國指責其“荒唐”，損害核不擴散體系烏克蘭貧鈾彈“不構成放射性危險”違背科學共識，淡化貧鈾彈危害被批為美英軍事行動提供便利日本核污水排海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依賴日方單方面數據，評估範圍受限被質疑收受日方好處，缺乏獨立性伊朗核核查頻繁突擊檢查，強調伊朗違規對以色列核設施視而不見伊朗指控其為以色列間諜

格羅西的任職背景也耐人尋味。他於2019年接替突然去世的天野之彌出任IAEA總幹事。天野之彌生前未能在“伊朗核問題”上配合美國，導致美國從2017年開始拒交會費。據報導，天野之彌最後一次出遠門就是去白宮討債，結果被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轟回，不久後便離奇去世。在隨後的總幹事競選中，格羅西作為阿根廷候選人，憑藉出色的演講能力和政治承諾擊敗了代理總幹事費盧塔。值得注意的是，格羅西在競選中打出“支持LGBT”、“促進性別均衡”等與核能無關但能吸引歐洲選票的牌，最終以24票對10票勝出。這種政治色彩濃厚的競選過程，為他日後偏向西方的決策埋下了伏筆。

格羅西上任後的行為與競選承諾形成鮮明對比。他曾信誓旦旦表示IAEA將拒絕任何“政治討論”，只聚焦“受命從事的職業”，對核問題採取“公平而堅決”的態度。然而上任僅一年多，他就在伊核問題、朝核問題、扎波羅熱核電廠問題、澳大利亞核潛艇問題及日本核污水處理問題上，都明顯傾向於美國立場。這種轉變讓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感到失望，認為他背叛了國際公務員應有的中立原則，淪為大國政治的工具。

國際社會的反應與立場

格羅西被指控為美國間諜的事件在國際社會引發了廣泛反響，不同國家和集團基於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和核不擴散立場，表現出明顯分化的態度。這種分化不僅反映了當前國際核治理體系的深刻裂痕，也揭示了全球核秩序正在經歷的重大轉型。

伊朗及其盟友自然是最積極支持“格羅西間諜論”的一方。伊朗官方通過多個渠道強化這一指控，情報部長伊斯梅爾·哈提卜公開宣稱格羅西的身份已被“鐵證”坐實，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更是呼籲國際社會重新評估IAEA的中立性。伊朗採取的實際行動包括：暫停部分與IAEA的合作項目，重新審查與該機構的技術合作協議，並威脅完全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與格羅西會晤後發表的聲明中雖較為剋制，表示“分歧可通過合作與對話解決”，但仍強調IAEA需在其責任框架內發揮專業和技術作用，不要受某些方面“無理壓力”的影響。這實際上是對格羅西領導下的IAEA公正性的含蓄質疑。更實質性的反應是，伊朗開始將獲取的以色列核設施機密文件與“友好國家”共享，這被視為對IAEA未能約束以色列核計劃的報復性舉措。

俄羅斯在伊朗核問題上持相對謹慎支持伊朗的立場。俄外交部多次表示對IAEA在伊朗核問題上“政治化傾向”的關切，並批評其在烏克蘭貧鈾彈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俄羅斯中東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姆拉德·恩特扎爾指出：“國際原子能機構已經多次做出破壞伊朗信任的舉動了，這個組織里顯然有以色列摩薩德的特工。” 這種表態雖未直接指認格羅西為間諜，但明顯呼應了伊朗對IAEA中立性的質疑。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仍保持與格羅西的工作關係，2024-2025年間多次邀請他訪問俄羅斯討論扎波羅熱核電站等議題，這表明俄方在公開批評的同時，仍試圖通過外交渠道影響IAEA決策。

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較為平衡但批判性。中國官方未直接支持“格羅西間諜論”，但多次嚴厲批評其在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日本核污水排海等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中國常駐維也納代表王羣2022年對格羅西的批評尤為尖鋭，直指其“不能凌駕於成員國之上”、“不能淪為三國政治工具”。中國在IAEA理事會中聯合俄羅斯、伊朗等國，多次要求對以色列核設施進行核查，這實際上是對格羅西領導下的IAEA未能公正履行監督職能的間接批評。與此同時，中國仍與格羅西保持工作關係，2025年4月，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教育部、中核集團等多個部門負責人先後會見了格羅西，簽署了多項合作文件。這種“既批評又合作”的態度反映了中國作為負責任核大國的務實立場——在指出IAEA問題的同時，仍致力於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基本框架。

西方國家幾乎一致為格羅西辯護，強烈駁斥伊朗的指控。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之為“荒謬的陰謀論”，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表示“完全信任IAEA及其總幹事的專業性和中立性”。以色列的反應更為激烈，總理內塔尼亞胡稱伊朗的指控是“無恥謊言”，目的是轉移國際社會對其秘密核武器計劃的注意力。西方專家也紛紛為格羅西辯護，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伊朗問題專家霍莉·達格雷斯表示：“多年來，摩薩德將伊朗視為遊樂場。從暗殺高級核科學家到破壞伊朗核設施，以色列一再證明自己在這場’影子戰爭’中佔據上風。” 這種辯護雖然未直接回應伊朗公佈的具體“證據”，但通過強調伊朗核威脅的正當性，間接為格羅西在伊朗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提供了合理性。

國際原子能機構內部反應呈現出複雜態勢。IAEA官方聲明強調格羅西“始終秉持專業、中立立場”，理事會中的西方國家成員一致支持他。然而，據一些外交人士透露，部分發展中國家代表私下對格羅西的政治化傾向表示憂慮，認為這損害了IAEA作為技術性機構的信譽。這種內部不滿在2023年格羅西連任時已有所顯現，當時他雖然獲得連任，但支持率相比第一任期有所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公佈“間諜證據”後，IAEA並未能提供系統性的自我辯護或對指控進行逐條反駁，而是選擇了相對模糊的“信任總幹事”表態，這種應對方式反而加深了一些觀察家的疑慮。

國際核不擴散倡導組織和獨立專家的反應則更為多元。一些組織如“核不擴散條約審議大會”等保持謹慎中立，呼籲各方尊重事實和法律程序；而像“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這樣的組織則更尖鋭地批評格羅西領導下的IAEA未能平等地對待所有成員國，特別是在以色列核問題上的長期不作為。多位國際法學者指出，無論伊朗的間諜指控是否完全屬實，格羅西在美英澳核潛艇、貧鈾彈和日本核污水等問題上的決策確實開創了危險的先例，使得核不擴散體系中的“雙重標準”制度化，長遠來看將削弱整個國際核秩序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非西方國家公眾輿論對伊朗指控的接受度明顯高於西方國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社交媒體和評論文章廣泛討論“格羅西間諜論”，不少人認為這解釋了為什麼IAEA對伊朗如此嚴厲卻對以色列的核計劃視而不見。這種輿論分化反映了全球核秩序中的信任危機正在加劇，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懷疑現行國際核治理機制是否真的服務於全球公共利益，還是僅僅是大國地緣政治的工具。

歷史背景與格羅西的個人軌跡

要全面理解圍繞格羅西的間諜指控，有必要考察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歷史角色演變以及格羅西本人的職業發展軌跡。歷史維度顯示，IAEA與伊朗之間的信任危機由來已久，而格羅西的領導風格和政策傾向也並非孤立現象，而是這一國際組織在大國政治夾縫中求生存的複雜體現。

IAEA與伊朗的複雜歷史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伊朗的核計劃始於1959年，主要是對伊拉克政局變化的反應。1958年伊拉克國王費薩爾被處死，伊拉克變成共和國後，伊朗國王巴列維深感不安，一方面全面倒向美國，另一方面秘密發展核武器。1961年，肯尼迪總統在會見巴列維時明確反對中東出現核國家，因為美國已獲知伊朗正與以色列合作研發核武器——以色列提供技術，伊朗提供核材料和石油，土耳其也參與其中，這一合作被稱為“邊緣戰略”(Periphery Doctrine)。肯尼迪遇刺後，伊朗在1968年又秘密重啓核計劃——“鮮花工程”，1977年4月還與以色列啓動了聯合研製導彈的“鮮花計劃”(Project Flower)。這種與以色列的秘密核合作歷史，與當前伊朗將以色列視為死敵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也反映了中東核博弈的複雜性。

2002年後，伊朗核問題逐步國際化。美國以在伊朗納坦茲和阿拉克“發現核武設施”為由發起輿論攻勢，儘管這些設施是有核電國家常見的燃料生產廠和重水反應堆。國際媒體如CNN、ABC、BBC成為“伊朗核問題”的主要信息源，而伊朗的辯解難以傳播到國際社會，“伊朗核問題”遂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IAEA在2004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否認了伊朗研發核武的可能性，導致美國對時任總幹事巴拉迪極度不滿。美國隨後採取了一系列施壓行動，包括竊聽巴拉迪及其家人的通訊信息，威脅其放棄連任，這一幕與當前格羅西面臨的間諜指控形成耐人尋味的呼應。

格羅西的前任天野之彌的遭遇同樣發人深省。這位日本籍總幹事因未能在“伊朗核問題”上配合美國，導致美國從2017年開始拒交會費。2019年，天野之彌在猶豫是否辭職時突然去世，其死因至今仍有諸多猜測。天野之彌去世後，IAEA急需新領導，格羅西作為阿根廷駐該機構代表參與競選。儘管阿根廷並非核大國，但格羅西憑藉豐富的外交經驗和政治敏感度成功當選。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競選對手是代理總幹事費盧塔，但後者因“不善言辭”而處於劣勢。格羅西在競選中承諾IAEA將拒絕任何“政治討論”，只聚焦“受命從事的職業”，對核問題採取“公平而堅決”的態度——這些承諾與他就任後的實際表現形成鮮明對比。

格羅西的職業軌跡顯示他長期周旋於大國政治之間。1961年出生的格羅西畢業於日內瓦大學和日內瓦國際關係及發展高等學院，1985年加入阿根廷外交部。他的職業生涯充滿國際色彩：1998-2001年任阿根廷駐北約代表；1998-2002年任駐比利時和盧森堡大使館館長；2002-2007年任海牙禁止化學武器組織辦公室主任；2010-2013年任IAEA負責政策事務的助理總幹事。2014-2016年，他擔任核供應國集團主席，成為首位連任兩屆的主席，主持通過了《維也納核安全宣言》。這段履歷顯示格羅西深諳國際安全外交的運作規則，善於在不同利益集團間尋找平衡。

2019年12月格羅西就任IAEA總幹事後，其領導風格逐漸顯現。一方面，他頻繁出訪各國，僅2023-2025年間就訪問了俄羅斯、烏克蘭、日本、韓國、伊朗等眾多國家，展現出積極的外交姿態。另一方面，他在關鍵技術決策上屢屢引發爭議，特別是在日本核污水排海、美英澳核潛艇合作等問題上被認為偏向西方立場。這種矛盾表現——表面上的活躍外交與實質上的政治傾斜——或許正是導致伊朗對其產生深度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制度主義角度看，格羅西的處境反映了國際組織領導人面臨的普遍困境。作為國際公務員，他們理論上應保持政治中立，但實際上無法擺脱大國政治的影響。美國作為IAEA最大的會費繳納國(佔常規預算的25%)，對總幹事人選和機構決策有着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同時，IAEA理事會由35國組成，其中13個為指定成員(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日本等)，22個為選舉成員，西方發達國家在其中往往佔據優勢。這種結構性不平衡使得IAEA難以真正擺脱“西方工具”的嫌疑，也為格羅西等總幹事設定了難以突破的政治框架。

格羅西的個人特質也值得關注。他是八個孩子的父親，這在當代國際高官中相當罕見。一些外交官形容他“表情和肢體語言豐富”、“演講能力出色”，是“競選拉票能手”。這種個人魅力幫助他在國際舞台上贏得關注，但也可能掩蓋了其決策過程中的政治考量。在應對伊朗指控時，格羅西表現出典型的阿根廷式風格——既不正面承認也不直接否認，而是通過強調IAEA的技術性角色來回避政治指控。這種策略在短期內或許能避免尷尬，但長遠來看可能進一步侵蝕國際社會對IAEA的信任。

客觀評估與可能性分析

在梳理了各方指控、證據和反應後，我們需要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評估“格羅西是美國間諜”這一説法的可信度。情報領域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灰色地帶，難以用簡單的非黑即白來判斷，但通過分析動機、機會和證據鏈的完整性，我們仍可得出一些合理的結論。

方法論挑戰是首要面對的問題。間諜指控的驗證本質上極為困難，因為真正的高級別滲透活動必然被嚴密掩蓋，而公開可驗證的信息往往不足以下確定性結論。情報分析專家常用“動機-能力-機會”框架來評估此類指控：即被指控者是否有動機從事間諜行為？是否具備相應的能力和機會？現有證據是否支持這一指控？應用這一框架分析格羅西案，我們會發現情況遠比表面看到的複雜。

從動機角度分析，格羅西被指控為美國或以色列間諜的合理性存在疑問。作為阿根廷職業外交官，格羅西的祖國與伊朗並無重大利益衝突，阿根廷傳統上在中東保持相對中立立場。格羅西個人也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或經濟動機為西方服務——他在國際組織中的晉升路徑是典型的專業外交官軌跡，沒有突然轉向間諜行為的明顯誘因。相比之下，更可能的解釋是，作為國際組織領導人，格羅西面臨着結構性壓力：IAEA的預算和運作高度依賴美國等西方大國(美國承擔IAEA常規預算的25%)，這種依賴關係自然會影響總幹事的決策傾向，而不需要明確的間諜指令。換言之，格羅西可能並非主動成為“間諜”，而是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被“體制化”，不自覺地內化了西方的核不擴散議程。

從機會角度看，格羅西確實處於極為敏感的位置。作為IAEA總幹事，他掌握着各成員國核計劃的詳細信息，包括伊朗核科學家的資料、核設施的位置與運行情況等敏感數據。IAEA的核查機制理論上為總幹事提供了將信息傳遞給特定國家的可能性，尤其是考慮到IAEA與主要核大國之間的密切工作關係。然而，同樣需要考量的是，現代國際組織普遍建立了信息管控機制，總幹事單獨行動而不留痕跡的可能性較低。更合理的推測是，如果格羅西確實傳遞了敏感信息，可能是通過高度專業化的隱蔽渠道，或者是以“需要知道”為基礎的有限共享，而非傳統意義上的間諜行為。

伊朗提供的證據鏈評估是判斷指控可信度的關鍵。情報專家指出，伊朗公佈的“證據”存在幾個明顯問題：一是缺乏原始載體，所有材料都經過伊朗方面處理，無法進行獨立的法證鑑定；二是缺乏明確的時間戳和元數據，難以驗證通信記錄和錄音的真即時間；三是缺乏第三方佐證，所有指控都依賴伊朗單方面解讀。這些缺陷不意味着證據必然為假，但確實降低了其作為獨立證據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選擇通過媒體而非正式國際法律渠道公佈這些“證據”，這更符合信息戰而非法律訴訟的特徵。

從組織行為學角度看，IAEA作為技術性國際組織，其內部存在一定的制衡機制。總幹事雖然權力較大，但重要決策仍需經過理事會討論，核查報告也需要經過技術團隊審核。格羅西若系統性篡改數據或傳遞信息，需要多個層級工作人員的配合，這在高度國際化的IAEA中很難完全保密。更可能的解釋是，IAEA作為一個組織，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核秩序中形成了對某些國家(如伊朗)更嚴厲、對另一些國家(如以色列)更寬容的制度性偏見，而這種偏見被伊朗解讀為格羅西個人的間諜行為。

替代解釋理論或許能更合理地説明格羅西的行為模式。與直接的間諜指控相比，以下解釋可能更符合已知事實：格羅西作為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忠實維護者，內化了西方國家對伊朗核計劃的深度不信任；同時，為維持IAEA的預算支持和政治影響力，他有意識地迎合主要出資國(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偏好；再加上個人職業生涯考量(如爭取連任)，導致他在伊朗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在美英澳核潛艇和日本核污水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這種行為雖有問題，但屬於國際組織政治中的常見現象，與直接的間諜活動有本質區別。

從情報實踐角度看，將IAEA總幹事發展為間諜是高風險低收益的策略。美國以色列完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如衞星偵察、信號情報、人員滲透等)獲取伊朗核信息，而不需要冒巨大政治風險策反國際組織領導人。事實上，以色列摩薩德對伊朗的滲透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據德國《明鏡》週刊報道，“早在這次衝突前，以色列海外情報機構摩薩德對伊朗權力體系的滲透就已屢次顯現”，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伊朗問題專家霍莉·達格雷斯表示：“多年來，摩薩德將伊朗視為遊樂場。從暗殺高級核科學家到破壞伊朗核設施，以色列一再證明自己在這場’影子戰爭’中佔據上風。” 這些成就顯示以色列無需依賴IAEA總幹事這一高風險信息源。

綜合評估，“格羅西是美國間諜”的指控目前缺乏確鑿證據，更多反映了伊朗對IAEA制度性偏見的不滿和對格羅西政治傾向的質疑。但這不意味着格羅西和IAEA沒有問題——其在美英澳核潛艇、日本核污水、烏克蘭貧鈾彈等問題上的雙重標準確實損害了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公正性和可信度。更深層次看，這一爭議揭示了當前國際核秩序的結構性缺陷：核武器國家(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友)在要求其他國家遵守規則的同時，自身卻不斷突破限制，這種“規則只適用於別人”的做法正在侵蝕全球核治理的基礎。

結論與影響分析

圍繞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的“間諜”指控，表面上看是一場關於個人忠誠度的爭議，實質上卻反映了當前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面臨的深層危機。經過對多方證據和立場的系統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結論，並評估這一事件對全球核治理的潛在影響。

指控的真實性評估需要分層次看待。基於現有公開信息和情報分析原則，“格羅西是美國間諜”的直接指控缺乏確鑿證據支持——伊朗提供的材料未經獨立驗證，存在明顯的信息戰特徵，且不符合大國通常的情報收集策略。然而，同樣難以否認的是，格羅西領導下的IAEA表現出明顯的制度性偏見：對伊朗等被西方視為“敵對國家”採取極為嚴厲的監督措施，而對以色列的核計劃則視而不見；對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日本核污水排放等西方支持的項目給予政治背書，卻對伊朗等國的和平核計劃設置重重障礙。這種行為模式雖不等同於間諜活動，但確實損害了IAEA作為國際核監督機構的中立性和專業性。

這一爭議的深層根源在於當前國際核秩序的結構性不公。《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體系本質上是一種“核 apartheid”——五個合法核武器國家(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可以保留並現代化其核武庫，而其他國家則被禁止發展核武器。這種不平等本已引發眾多發展中國家不滿，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核規則適用上的雙重標準更進一步削弱了體系的合法性。格羅西作為這一體系的維護者，不可避免地成為矛盾焦點——當他按照西方議程對伊朗施壓時，無論其行為是否技術上正確，都會被質疑為西方利益的工具。

事件對國際核治理的潛在影響是深遠且多方面的：

首先，IAEA的公信力受損可能難以避免。無論格羅西的個人行為如何，伊朗高調的間諜指控和IAEA未能系統回應的現實，已經讓國際社會對核監督機制產生懷疑。發展中國家可能更加警惕向IAEA提供敏感信息，擔心這些數據會被政治化利用。長遠來看，這可能削弱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信息基礎，使核風險管控變得更加困難。

其次，核不擴散的雙重標準問題被再次凸顯。澳大利亞可獲得美英提供的高濃鈾核潛艇燃料，日本可將核污染水排海，烏克蘭可使用貧鈾彈——這些被IAEA默許或支持的行為，與伊朗和平核計劃受到的嚴厲限制形成鮮明對比。這種不平等對待不僅損害特定機構的信譽，更可能刺激更多國家尋求核武器突破，因為遵守規則的好處變得不再明顯。

第三，國際核外交格局可能發生重要變化。伊朗已經表示將把獲取的以色列核設施信息與“友好國家”共享，這標誌着核情報交流的陣營化。俄羅斯和中國也加強了對IAEA決策過程的監督，在理事會等場合更積極地挑戰西方主導的議程。這種趨勢若持續發展，可能導致國際核治理進一步分裂為相互對抗的陣營，使全球核風險管控失去共同的制度平台。

對格羅西個人而言，這一爭議無疑將影響其政治遺產。無論真相如何，歷史可能會記住他是一位將IAEA更深地捲入大國政治的領導人，而非強化其技術中立的國際公務員。他在第二個任期(2023-2027)內能否恢復機構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在西方壓力和發展中國家訴求之間找到更平衡的立場。

對全球核秩序未來的啓示更為深刻。格羅西爭議表明，建立在強國特權基礎上的核不擴散體系已難以為繼。國際社會可能需要思考更為公平和可持續的核治理架構：要麼通過徹底核裁軍消除NPT的結構性不平等，要麼建立更中立透明的監督機制確保規則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背景下，前一條路徑顯得遙不可及，後一條路徑也面臨巨大阻力，但維持現狀的風險正變得越來越明顯——隨着更多國家質疑現行規則的公正性，核擴散的誘因將持續增強。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格羅西爭議發生在美伊關係微妙時刻。2025年4月，伊朗與美國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進行了自2018年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後的首次間接談判。格羅西此時表示“支持伊美談判”，並呼籲“針對核設施的威脅是不可接受的”。這種相對温和的表態與伊朗指控的“間諜”形象形成反差，暗示IAEA仍可能是美伊接觸的潛在橋樑而非障礙。國際社會應當鼓勵格羅西和IAEA迴歸技術中立角色，避免成為大國政治的犧牲品，這對防止中東核危機升級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格羅西是美國間諜”的指控雖缺乏確鑿證據，但反映了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深層危機。解決這一危機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而非僅更換IAEA領導。在全球核風險不斷升高的今天，國際社會應當以此次爭議為契機，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公正、更可持續的全球核秩序，而非陷入相互指責的信息戰漩渦。對中國而言，這一事件再次凸顯了堅持獨立自主核政策、推動國際核治理體系民主化的重要性，同時也警示任何國際組織若失去中立性都可能成為地緣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最終損害全球安全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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