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外賣電動車事故，車輪下的困局人人都是受害者_風聞

● 作者｜乙水

● 編輯｜局某

一起發生在城市裏的意外交通事故，急剎聲、撞擊聲、混着餐盒傾倒的悶響，相撞的雙方都倒在路邊，類似的場景，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高頻重演。

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抽樣調查顯示，全國約有1.7億人以電動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很多人用電動車往返工作和生活的兩點一線，其中外賣騎手，更是靠電動車實現“用速度換金錢”的典型。

外賣騎手的工作機制，註定需要讓他們在限定之間內賭命狂奔，緊迫的派送時間和超時的壓力，會造成電動車事故風險頻發，而每場和外賣騎手相關的意外，都是效率之下的代價。

在騎手電動車故事頻發的今天，大多數人仍不知道應當怎麼維權，不知道騎手和行人之間，究竟哪一方應當為傷損買單。

然而，在每一個具體的事故案例之中，受害者只有普通人。

被撞半年後，

未完成的賠償和被擱置的生活

2024年11月29日中午，小冰騎着電動車在臨近家門的最後一個路口左轉時，從左後方突然衝上來一輛外賣電動車，回過神來以後，她已經連人帶車都躺在路上。

“當時我人已經懵了，那個外賣騎手把我扶起來，上來第一句是指責我為什麼不看後面。”

小冰腳踝上被撞了個大包，坐在路牙邊還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騎手急匆匆問詢了幾句她有沒有事，緊接着就説自己要急着送餐要先走。小冰沒能在當場攔住要去繼續送餐的騎手，只在慌亂中給車拍了張照片，再主動要了一個騎手的電話號碼。

坐在路邊，上網搜了一下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後，就報了警在原地等待交警過來處理，與此同時，她腳踝上的大包開始愈加疼痛。

通過交警撥打騎手電話後，才發現騎手給小冰留的電話是錯的，聯繫不上騎手。雖然拍下了車牌號，但以當時的情況，交警沒有暫時權利直接根據車牌號找人。

如果聯繫不到這個人就無法立案，是小冰在事故維權過程中，遇到的第一道阻礙。

她只能憑藉記憶中騎手車後黃色外賣箱的信息，找到對應平台，試試看能不能找到騎手。期間小冰去到醫院急診鑑傷，診斷為左踝韌帶損傷、巨䠊前韌帶撕裂。

醫院建議小冰動手術，幾番考慮下，她還是決定保守治療。

為了生活奔波且毫無防備的普通人，哪怕一場輕微的相撞事故，都能將工作和生活徹底打亂。

事故發生當時傷情輕微，不代表後續沒有問題

再通過送餐時間、路徑找到騎手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小冰和騎手一起去了交警大隊。在責任認定書出來前，肇事騎手還是堅稱自己無責，至於之前留錯的手機號，騎手給出的解釋是冰冰自己記錯了。

最終責任認定書給出了騎手全責，小冰無責的判定，騎手當即告訴她“我沒錢，你有事一切走保險。”

至此之後，小冰的工作停止了一個月，誤工費、醫療費、車損物損都是實打實的支出，整個過程也只能先都由小冰全程自付。

“保險一開始給出的理賠方案是80%，我和保險在醫藥費上其實也是拉扯了幾次，最終決定保險賠90%，騎手付額外的部分，當時騎手也同意了。”

事故發生5個月後，小冰經過漫長的鑑傷、申請工傷、康復、收集車損物損維修清單發票後，最終通過保險拿到了90%的賠償，只是不在保險範圍內的支具費、交通費需要向騎手追討。就是這一千塊的賠付，小冰始終沒有等來下文，最終選擇起訴騎手。

這位撞了小冰的全責騎手年齡偏大，看起來和她父母是同輩人，她能理解對方有一定生活上壓力，但也想要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但事發後半年，小冰還是沒能獲得全額賠付。

“該找誰要賠償”是大多數維權者都想問的問題

觀察相似事件，維權時間過長是外賣電動車事故中的共通性。

保險賠付範圍有限、被撞者在平台、保險、三方公司之間踢皮球的隨着事故頻發，也開始變得更加常見。

在互聯網分享貼文的評論區中，同一批交通事故的維權者中，大家會將已經收到保險賠付的人常被稱為“幸運者”，顯然，遲遲沒有收到賠付、甚至維權無門的情況更為普遍。且在一些案例中，維權成本早已超過賠償本身。

維權迷宮：從流程到博弈的現實困境

“在一場事故中，不管被撞一方是什麼身份，需要維權的一定是受傷的一方。”

覆蓋三個省份的法律服務團隊主任黃露露，每個月都要經手一定數量的交通事故維權案件。

在正常的維權流程中，根據人損和車損物損得到的鑑定結論，無非就是兩個處理策略，一個是理賠，雙方和解，就同一場事故看雙方能不能在賠償方案、付款時間等等約定上達成一致。

如果無法達成一致，就導向第二個方案，起訴。

工傷鑑定在事故賠償中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圖源：受訪者）

黃露露團隊近期接手兩輛電動車相撞的案件，其中一方就是外賣騎手，另一方電動車上是駕駛員加一名王姓乘客。

王姓乘客在事故後，腳踝關節處骨折，打了內釘，且六個月後依然影響活動度，經過鑑定已經達到“人身損害十級”的標準，光傷殘賠償金就達到了十萬出頭。

黃露露提到，維權的過程中，每個人會因為角色和立場不同，在自身立場上對責任進行推諉。

所以即便平台和第三方公司為肇事騎手投了騎手險，也很可能用免責條款來儘可能的少賠，以及把一部分責任推給投保人的騎手一方。

作為維權要求賠償的一方，首先一定是希望賠償金能到位，而為了能實現賠償金到位，需要被告有一定的賠償能力，所以黃露露的服務團隊在這場事故中，選擇起訴了五個被告。

第一個是駕駛電動車的騎手，第二是電動車的商業第三者責任險，第三是互聯網服務人員意外傷害保險，第四是和騎手的第三方公司，第五是和騎手有勞務關係的美團平台。

“有了5個被告，雖然在庭審過程中會相互推諉，但這樣官司打贏了，付款的結果會比讓其中某一方承擔更好一些，我們也是儘可能希望讓更有能力的被告來賠償。”

這起電動車交通事故案件最終獲賠19.6萬元，全部由保險公司承擔。

“外賣平台在整個過程中只是提供一個供各方達成交易的平台，騎手屬於第三方，在履行職務中發生事故所承擔的賠償責任，也就需要用人單位來承擔。”

黃露露所在團隊負責處理在事故發生後

至開庭前的工作（傷情鑑定、證據收集等）

黃露露透露，發生此類事故後，無論被撞的一方還是行人，常常都不完全清楚保險的理賠範圍。

平台推向第三方，第三方推向保險，保險不配合，常常是普通人陷入維權迷宮的主要原因。

法律從業人員觀察下，如果沒有專業律師團隊對整個案件進行梳理，根據事故過程、買保險的過程、相應證據材料去層層確認，普通人很容易被看似合情合理的拒賠理由擊退。

“很多騎手，甚至第三方公司去買保險的時候，都沒有對保險免責條款認真分析確認，這些分別是什麼意思，條款具體要結合什麼場景，所以即便騎手是肇事方，也是受害人，畢竟他的保險沒有被得到保險。”

騎手在發生事故後的“一切走保險”，很有可能是被承諾過的保障，是騎手心中發生事故後的唯一應對方案，畢竟每天都能從後台看到有扣掉一份保險錢。

從個體維權到制度重構

當下因非機動車交通違法引發交通事故維權的羣體，已經不算少數，其中外賣快遞配送人員在其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據上海交警微發佈數據總結，2025年5月期間，一週內快遞外賣違法總數就萬起，宏觀數據下的具體事故，都直觀變成傷情鑑定窗口排起的長隊。

圖源：第4焦點上海交警微發佈

外賣平台的用工模式模糊化，讓很多被撞的普通人不知道怎麼維權，生活在鑑傷、復健、起訴、開庭、等待賠償中反覆失序，維權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對每個普通人來説都很沉重。

更沒有一個騎手願意發生事故，他們的日常工作，原本就是在算法和限時中的一場重壓競速賽，即使在發生事故後也更擔心能不能把餐送完，平台和公司他們承諾的保險，是眾多騎手的唯一保險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保險之外還有自付賠償，一場輕微的交通事故賠償也能耗掉他們一週的辛苦錢。

在一場事故中，責任分配和賠償都是明確的，是被寫上白紙黑字的，但到底誰才該為這些事故負責？而在這個問題之上，更重要的，是外賣配送制度需要怎樣被優化、需要平台和第三方公司進行怎樣的監管、如何體系性的從源頭控制，才能這類交通事故少發生。

直至今天，騎手還是在為衝單量冒險違規，被撞者同樣因多方推諉陷入維權泥潭。

兩者本質上都是外賣平台“效率至上”規則下的犧牲品，區別在於前者用生命換生計，後者用時間換公道。

在這些交通事故中，無論是被撞者還是肇事者，都只有賠償沒有贏家。

*本文受訪人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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