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令人震驚的關於伊朗的“暴論”，全是錯的_風聞

1）這段時間，由於以色列突然襲擊伊朗，伊朗問題再次受到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網民的高度關注。

在中國網絡上，一些自媒體拋出了關於伊朗的各種“暴論”，包括但不限於：

——伊朗是一個“神棍”統治的國家；

——伊朗好比滿清，是“小族臨大國”；

——伊朗工業化水平較高，經濟結構與中國存在競爭，所以才倒向美西方。

這些“暴論”流傳甚廣，影響力很大。但是，我之所以稱它們為“暴論”，原因就在於，這些觀點大多出自一些非傳統國際問題專家，更非伊朗問題專家之口，帶有明顯的斷章取義、胡編亂造、似是而非的痕跡。雖然這些“暴論”看起來邏輯自洽，但卻缺乏事實依據，具有很強的誤導性。

2）其中一個流傳甚廣的“暴論”，是有人把伊朗稱為一個“神棍”統治的國家。

我在此前的文章裏已經指出，用這種帶有強烈歧視性和惡意的詞語，去形容一個與中國關係尚可的國家的政治制度，是非常不得體、也是非常不應當的。

很多人連伊朗最高領袖是如何產生的都不瞭解，就開始從自己的狹隘觀念出發，對伊朗的政治制度進行各種冷嘲熱諷，還以為自己代表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方向”。這種表演看起來正義感滿滿，實際上由於基本知識的欠缺，反而顯得滑稽而無聊。

3）很多人在描述伊朗政權性質的時候，喜歡使用一個詞——“政教合一”。尤其是英美媒體，在描述伊朗時，喜歡説伊朗是一個“Theocracy”（神權國家），這實際上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歧視色彩，就跟他們動不動就説某個國家是“authoritarian”（專制主義）一樣，都是一種話語陷阱。美國説自己是“Democracy”（民主），難道美國政治制度就真的是“美國人民當家做主”嗎？我們要理解伊朗的政治制度，必須迴歸伊朗的近現代歷史，摒棄西方基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創造的各種名詞、概念和話語體系。

4）過去100多年來，伊朗到底是怎麼走到現在這種局面的？歷史上，美國在伊朗到底扮演了什麼不光彩的角色？1921年，伊朗卡扎爾王朝時期的一名哥薩克旅軍官禮薩·汗發動政變，掌握實權。1925年廢黜卡扎爾王朝，自立為王，建立巴列維王朝，並效仿土耳其凱末爾，推行現代化和民族國家建設。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走向現代化的一部分。二戰期間，因親德嫌疑，1941年禮薩·汗被英蘇聯軍入侵迫使退位，傳位給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年輕時繼位，初期政權軟弱，受英美影響深重。1953年，民選總理摩薩台（民族主義者）試圖國有化石油工業，被CIA與英方策動政變推翻。從此巴列維王權進一步鞏固，轉向絕對君主制，親美路線確立。在巴列維王朝統治期間，伊朗民選議會有名無實，所有政治反對派被鎮壓，社會缺乏合法表達不滿的渠道；政府強推世俗化政策，激起什葉派教士階層與宗教民眾的強烈不滿，霍梅尼等宗教領袖成為反對力量核心；石油繁榮帶來寡頭經濟，貧富差距擴大，中下階層不滿情緒上升。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視為“美國的傀儡”，伊朗國內民族主義與反美情緒升温。巴列維王朝國防、經濟嚴重依賴美國，缺乏自主發展能力，伊朗民族自尊心受挫。1970年代末，伊朗爆發經濟危機，加上政治腐敗，社會動盪加劇，國內矛盾全面爆發。1978年起，霍梅尼領導的宗教反對派掀起大規模革命運動，聯合各階層力量。1979年1月，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迫流亡國外，伊斯蘭革命成功，王朝覆滅。

5）歸納起來，巴列維王朝是伊朗民族主義現代化的嘗試，但專制統治、宗教打壓、貧富分化和對外依賴導致社會大規模反彈，最終在強大的伊斯蘭革命浪潮下覆滅。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根源在於巴列維專制統治與民眾政治排斥、文化西化衝突、社會經濟矛盾積累，加上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感的激發；革命的勝利則靠宗教體系的動員能力、反對派的廣泛聯盟、羣眾的堅定行動，以及政權自身失誤和國際力量錯位。因此，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具有反對巴列維王朝專制統治、擺脱美國外部勢力干涉的進步意義，也得到了伊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

6）為什麼美國如此仇視伊朗現政權？關鍵原因就在於，伊朗“伊斯蘭革命”顛覆了美國親密盟友巴列維王朝。巴列維王朝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冷戰期間幫助遏制蘇聯南下，也是美國武器出口和石油利益的重要依託。革命後，伊朗從親美國家變成一個明確反美、反帝國主義的政權。同時，革命後的伊朗還影響了美國主導的地區格局，伊朗革命輸出的理念包括反帝、反美、反以色列、支持“受壓迫的穆斯林”等，對中東親美政權構成思想威脅，尤其是對沙特等遜尼派王權國家。1979年底，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攻佔，52名外交人員被扣為人質，長達444天。這是美國曆史上重大外交羞辱，國內輿論和政府極度憤怒，民意長期惡化。卡特政府未能解決，里根上台後更採取強硬立場，美伊關係徹底破裂。

7）通過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美國從來不是什麼“山巔之國”，它的對外政策從來都是以美國利益優先。1953年，美國CIA在伊朗策劃政變，推翻伊朗民選政府，就已經撕下了美國所謂“自由、民主燈塔”的偽裝。此後，美國長期支持、縱容、包庇和利用伊朗巴列維王朝，甚至助紂為虐，幫助後者殘酷鎮壓伊朗國內的反對派，也再次説明，美國在伊朗的政策就是為了維護美國自身的利益，為此，它不惜倒行逆施，與腐敗、殘酷和專制的巴列維王朝合作。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美國長期仇視、“妖魔化”伊朗現政權，根本原因就在於，“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美國在伊朗的“傀儡統治”；而且此後，伊朗現政權一直推行反美、反以政策，加上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極大地羞辱了美國，美伊關係就越來越差。如果你還以為美國仇視伊朗現政權是為了推翻伊朗的“神權統治”，是為了“解放伊朗人民”，是為了“在伊朗推廣民主”，我只能説，你實在是太幼稚、太好騙了。

8）那麼，伊朗的政治制度到底如何？如果我們拋開多年以來美國對伊朗政治制度的污衊和攻擊，我們會發現，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後建立的政權很有自己的特色。它反美、反以，但並非像一些海灣國家那樣搞王權家族世襲。無論是伊朗最高領袖，還是伊朗總統和議會，都是由伊朗民眾間接或直接選舉產生的。其中，伊朗民眾選舉產生88名教士組成“專家會議”，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最高領袖。而伊朗總統和議會則直接由伊朗民眾選舉產生。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伊朗政治制度要比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更符合現代社會的期待。而且，雖然伊斯蘭教在伊朗社會發揮着關鍵作用，但伊朗社會整體上依然較為世俗化，女性可以正常受教育，也可以正常工作。一言以蔽之，伊朗的政治制度帶有明顯的伊斯蘭世界色彩，但這種制度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作為外人，我們要有起碼的同理心，嘗試去理解它的由來，而不是跟着美國的調子，動輒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對伊朗現政權進行攻擊。對於那些人云亦云，跟着美國節奏攻擊伊朗政治制度的人，我就想問一句：“你才吃飽飯幾天？你被美國污衊和攻擊過多少次？現在反過來幫着美國污衊和攻擊伊朗，你真的是非不分、敵我不分。”

9）過去一百多年，中國在探索現代化之路時，走過了很多曲折、艱難的歷程。到今天，我們基本已確立一個原則，那就是堅定走自己的路，反對“全盤西化”。同時，中國也提出，任何國家都有權根據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中國不干涉其他國家的選擇。這與美國那種帶有強烈基督教傳教士情節、動輒自詡為文明國家而對他國進行干涉和改造的做法相比，形成了鮮明對比。而現在，稍微有點知識和邏輯的人也都看到，美國自己的政治制度也在日漸衰敗、腐化，它更不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榜樣和標杆。美國動輒按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其他國家，説到底，並不是什麼高尚行為，而是源於一種西方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心態，更是為了維護美國狹隘、自私的利益。

10）我們不需要為伊朗的政治制度辯護，但是，我們更不要替美國去攻擊伊朗的政治制度。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建立的現政權，有其複雜而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那就讓伊朗人民自己去決定。這不關你我的事，你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去幹涉伊朗的政治制度。一些自媒體跟着美國的調子攻擊伊朗政權，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伊朗很腐敗，發展很糟糕。那麼，美國政權不腐敗嗎？你問問馬斯克。至於伊朗發展不佳，根本原因不在於其政治制度，而在於美西方長期對伊朗的制裁、封鎖與禁運。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人口接近一個億，如果能自由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發展前景不容小覷。但西方的封鎖讓伊朗連基本的對外貿易都難以開展，何談發展？在長期封鎖的背景下，伊朗全社會痛苦不堪，普遍希望改善對美關係，換取制裁解除，走上繁榮富強之路。但是，美國絕不會讓伊朗如願。美國的目標是削弱伊朗，最好是促使其內爆、分裂，扶持一個傀儡政府，從根本上替以色列消除威脅。

弗朗西斯·福山三十多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形態。對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來説，認為人類社會有唯一終極模式的看法，是狂妄的。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早已使“歷史終結論”淪為笑柄。福山本人後來也修正觀點，提出“國家能力”構建比政治制度本身更為關鍵。對伊朗而言亦如此，問題在於國家能力的建設。而恰恰是美西方的制裁，使伊朗無法獲得資金、技術、經驗及市場，國家能力長期處於孱弱狀態，發展水平日漸落後於世界。

我昨天寫了，伊朗的未來在東方，而不在西方。意思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伊朗提供了不照搬西方、立足本國國情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中國的發展成果，如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也為伊朗提供了非西方的現代化方案。

過去幾十年，不少國家“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今後，在美國強迫選邊站的壓力下，這一策略將面臨挑戰。中國已逐漸具備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非美國選擇”的能力，無論在安全還是經濟層面。

我們看看伊朗能否看清大勢，是否能真正受益於這個大勢。

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P.S. 其他“暴論”，我簡單駁斥如下：

——認為伊朗如同清朝，是“小族臨大國”。實際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雖屬阿塞裏族，但其母語為波斯語，長期堅持“宗教高於民族”理念。選舉最高領袖的“專家會議”，主要成員均為波斯人。整體來看，阿塞裏族高度融合于波斯族社會，民族矛盾並不顯著，與清朝的“滿漢分隔”狀況根本不同。

——認為伊朗工業化水平較高，與中國構成經濟競爭，因此對西方抱有幻想。這更是無稽之談。伊朗工業化水平不高，最多算中低度工業化。其石油天然氣大量出口中國，工業製成品大量依賴中國進口，經濟上互補性大於競爭性。伊朗對西方抱有幻想，主要原因是未認清當前東昇西降的格局，仍停留在“離開西方就無法發展”的舊觀念。由於封閉與落後，伊朗民族心理中自尊、自卑與自大交織，在與中國合作中表現出狹隘、保守，缺乏格局。這一點，中國當年改革開放初期也有類似階段。但隨着開放深入，大家逐漸理解：你賺你的，我賺我的，算總賬我沒吃虧。伊朗也需要完成這種心理轉變。

P.S.S. 希望自媒體在談論國際關係時，多讀權威報道、百科全書與年鑑，少看微博、知乎等互聯網平台上不靠譜的信息。同時，也期待權威媒體與專家及時解疑釋惑。讓各種虛假論調流行，是自媒體的恥辱，也是專家與主流媒體的恥辱。

一家之言，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