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燦爛的時光_風聞

我兒時生活的時代正是“陽光燦爛的時代”。真心説，我現在回想起兒時的光陰，雖然那時是普遍貧困的年代，但我的記憶裏真的沒有啥陰影，腦海裏浮現的都是湛藍的藍天和燦爛的陽光，這大概是因為我恰好幸運地生活在一個生活有基本保障的環境裏。

那個時候，實事求是的説，國營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生活是保障的，當然，保障都是按照“級別”來的。

到我父母親這個“級別”——內地某重工業城市一家大型國企的普通幹部——是每人每月50塊錢左右的工資，每個每月29斤糧（大半粗糧少半細糧）、半斤菜籽油（76年改為每月3兩）、半斤肉，每年在春節前每人可憑糧本成票證額外供應1斤花生、3兩香油、一半斤黃豆或綠豆、若干凍帶魚，每人每年憑票買幾尺布（3尺還是4尺記不準了）。此外，做為大型國企職工，我們一家四口在廠宿舍區筒子樓裏分得兩間沒有衞生間和廚房的小房間，每人每月還有4張洗澡票、1張理髮票，每星期廠裏在操場上放一次電影免費。記不得是70年還是71年，我們家分配到一張自行車券，父母咬牙拿出多年積蓄，買了輛永久牌自行車，後來，還買了台像箱子一樣大的收音機。

那是個貧困的時代，但實事求是講，我從來沒捱過餓。我姐姐是50年代出生的，經歷過飢餓的年代，幼時捱過餓。

我父母廠裏的書記（那時叫廠革委會主任）是個老革命、12級。我父親是廠裏知識分子中為數不多的黨員，年輕有熱情，當時是廠黨委組織部幹事兼黨辦秘書，很受領導器重，跟書記關係很好；他家的孩子很多，其中幾個小的是我和我姐的小學中學同學和好朋友，所以我有機會經常去他們家玩。記得他家住在五十年代廠裏給蘇聯專家專門蓋的西式平房裏，帶大花園，記不清幾間房了，反正很多，地上是精緻的長木地板，牆上也裝有高高的木質護牆板；房子裏有獨立的廁所（但很小、不能洗澡）、有廚房，廚房裏竟然還有個烤麪包爐！他家的孩子有很多很多的小畫書，連環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記得就在他們家看到的，當時上萬人的大廠就他們家有這麼一本；他們家人口多，夏天買西瓜不像我們家是一個一個地買，而是一車一車地買（當然這與他們家孩子多有關），儲藏間（是的，他家有儲藏間！）堆一地西瓜。他們家還喜歡吃狗肉，偶爾會看見他家大兒子帶着兄弟們把大狗吊在院前的大樹上剝皮宰殺。這幾個細節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50多年了，仍然還記得。

我伯父——就是我父親的親哥哥——也是個老革命，比我們廠的書記的級別還高官還大。6、70年代伯父在南京某大單位當一把手。他家與另一位領導共享一座國民黨官僚留下的一所帶大花園的兩層大洋樓，伯父家住在二層，有單獨的入户樓梯。雖在伯父家住過好幾次，但那時我還小，一直沒搞清楚他家到底幾間房，只是印象房子非常大、房間非常多，可以玩捉迷藏。他家每個孩子都有單獨的房間。就是在他家裏，我才知道私人住宅裏竟然可以有浴室（當然熱水得自己燒），他家配有電話，70年代初就有了電視。家裏僱有保姆、還配有公務員，伯父還配有一輛專車。這些都是我父母所在廠的書記的級別沒資格享有的。我是隨着父親來到伯父家的，親兄弟倆多年沒見面，伯父拿出茅台酒招待父親，我還小當然不能喝茅台，但小小年紀的我知道茅台不一般對茅台酒充滿尊敬，拿起瓶子來嗅了嗅，我知道茅台酒是不屬於我們這樣的老百姓的，是國家領導人宴請國賓時才能喝的，在我們城市，我只見“友誼商店”廚櫃裏擺着幾瓶茅台，好像標價是8塊錢一瓶，但買那個酒即使你有錢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父親説那酒“特供”的，我們廠的書記都不夠資格買。

我的堂兄堂姐們初中一畢業就當了兵，這是當時中國青年最好的出路了。而我和我姐做為普通幹部的子女，則是必須下鄉的。我姐因為從小極有文藝天賦，後來找了關係參了軍，才逃脱了下鄉命運。

我姨媽姨父也是老革命，那時也在南京，官比我伯父稍小一點，但也比我父母工廠的書記大，而且難得的是，我姨媽姨父都是老幹部都是高幹，所以他們家的實際生活條件不比我伯父差。他們家住的是單獨的帶閣樓的西式平房，房子不如我伯父家的房子大，但花園巨大，長滿了古樹、綠竹和花草，那也是當年國民黨的官僚留下的房子，同樣我也沒搞清有到底有幾間房間，我是在他們家第一次見到榨汁機，第一次喝到了鮮榨的果汁；第一次在他們家聽了留聲機播放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宏偉樂曲——那個時候，由諸多“叛徒”、“走資派”和“修正主義分子”創作和並在文革前導演製作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是禁演禁唱的，偷聽這個音樂是違法的。我表兄從小喜歡攝影，他家有好幾台蘇聯和東德產的照像機，他得意地一台台地拿出來向我炫耀，説實話真驚到了我——在我們廠裏，照像機這玩意兒連書記家也沒有，廠黨委宣傳部才有一台上海產的海鷗牌照像機，像寶一樣由一位幹事專管，別人是動不得的。

他們家的孩子們也是中學一畢業就參軍，我表兄年齡小，當時還在上中學，但也跟有關部隊首長説好了，等他初中一畢業就去。

現在想起來，其實我伯父姨媽姨父都不算特別大的官，但在當時小老百姓看來就已經不得了了，他們的生活在我看來像天堂一般。我父母在廠裏，許多人都知道我們家有這層親戚關係。文革初期，我父親雖是普通幹部，但因為在組織幹部部門工作，算是“走資派”眼裏的紅人，也被列為批鬥對象，還要下放工地勞動，後來造反派們説，他哥他姐和姐夫都是部隊的“大幹部”，批判批判就得了，下放勞動就算了吧。

以上都是我親眼所經歷的。我不是説我的伯父姨媽們不該享受那樣一個比當時普通百姓高很多的生活待遇，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伯父姨媽都是老革命和高級幹部，曾為國家建立出生入死，他們當時所享受的生活待遇，以現在的眼光看，也很一般。

那個時候，由於“計劃經濟”，一切政府控制外的經濟活動幾乎都被禁止，官員們生活中工作中基本上接觸不到錢，再加上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基本上都是針對官員幹部，所以比較起來，官場的涉及金錢的貪污腐敗確實沒有現在嚴重，一般也就是收點煙酒點心搞搞女人啥的，不像現在一查動輒就是上億。但另一方面，一切資源都壟斷在政府手裏並且所有的資源都是政府的官員們進行分配，不僅涉及國家經濟運行生產活動國計民生的資源如此，與個人基本生活和發展直接相關的所有物質資源和機會也基本上如此。在那個時候，你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一切都依賴與“組織”、“單位”和“領導”的賜予，離開了“組織”和“單位”，做為個人你在社會上基本上是沒法生存的。你可以擁有什麼、擁有多少，一切都是由官員們嚴格按級別等級來分配的，你想得到點超出你等級規定的東西，那都是違反規則大逆不道的。所以，特權還是大大地有，並且也是當時老百姓最反感的。你説那時候沒特權，那大概是因為你過得太卑微根本沒資格知道！

改革開放後搞了市場經濟，資源的掌握和分配多元化了，不再為官家一家壟斷，老百姓才有了選擇的權力，獲得了原本只有特權人士才能擁有的物資和機會的可能。為了賺錢，生產者拼命生產，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享用原來特權者才能享有的東西，如汽車、電視、電話、大房子、肉、牛奶等等。有了市場競爭，平等公平透明法治的觀念才逐步深入人心，考學、參軍、留學、當公務員等等稀缺資源才有了公平考試進入的規則，否則，這些好事能輪上你小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