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讓我們吃飽了飯？論“包產到户”歷史敍事的唯心主義陷阱_風聞

 來源： 子墨聽風公眾號   作者：子珩墨​　　在中國，如何解釋“吃飽飯”這一困擾了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歷史難題的最終解決，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歷史觀激烈交鋒的焦點。

　　一種被長期、反覆、大聲宣揚的説法是：我們之所以能吃飽飯，是因為實行了“包產到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靈丹妙藥”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套敍事中，前三十年的集體化時代被描繪成一個壓抑、低效、導致貧窮的“大鍋飯”時期，而温飽問題的解決，則被歸功於一次生產關係的“巧妙”調整。

　　然而，這種説法，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本末倒置的歷史唯心主義神話。它以“積極性”這種主觀精神狀態，來偷換和掩蓋糧食增產所必需的、無可辯駁的物質基礎。它企圖用一種政策的“魔力”，來抹殺掉整整一代人在一位偉人的帶領下，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改天換地的物質建設。

　　本文旨在系統性地論證：“包產到户”絕不是我們吃飽飯的根本原因。糧食，是種出來的，不是“分”出來的。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擺脱飢餓，其真正的、缺一不可的四大物質支柱——獨立自主的水利體系、革命性的農業良種、從無到有的化肥工業和支撐這一切的工業化基礎——全部是在毛澤東時代，由我們英雄的父輩和祖輩，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親手奠定的。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那一代人艱苦奮鬥的直接延續。

　　一、治水改土：農業的命脈——一代人改天換地的宏偉工程

　　農業的根本，在於土地和水。在中國這樣一個季風氣候顯著、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家，解決水利問題，是保障農業穩定發展的命身攸關的大事。

　　(一) 幾千年的水患與旱災

　　翻開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與洪水和乾旱進行無盡搏鬥的苦難史。黃河氾濫、大江決堤、連年大旱、赤地千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分散的、脆弱的小農經濟，在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是毫無抵抗能力的。他們只能聽天由命，在一次又一次的災荒中，背井離鄉，賣兒賣女。

　　(二) 人民公社的組織優勢：移山填海的集體力量

　　這一幾千年未能解決的難題，在新中國成立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開始被系統性地扭轉。其唯一的秘密武器，就是毛澤東同志所開創的人民公社這一集體化組織形式。

　　只有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才可能打破一家一户的土地界限，進行統一的、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那個英雄的時代，數以億計的勞動人民，靠着自己的雙手、肩膀和簡陋的工具，發揚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修建了數萬座水庫，數百萬座塘壩，開挖了數不清的灌溉渠道。這些工程，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農業“靠天吃飯”的脆弱局面。

　　(三) “包產到户”無法修建一座水庫

　　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包產到户”之後，新修了多少大型水庫？答案是，幾乎沒有。

　　這不是因為後人懶惰，而是因為在分田單幹的小農經濟模式下，根本不具備進行這種大規模協作的組織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單幹的農户，其眼光和能力，都只能侷限於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他們是毛主席時代所建立的宏偉水利工程的直接受益者和繼承者，而不是開創者。沒有這些遍佈全國的水利設施，任何“積極性”都將在大旱與大澇面前，化為烏有。

　　二、科技的革命：良種與化肥——產量的倍增器

　　如果説水利解決了農業的“保底”問題，那麼農業科技的革命，則解決了糧食產量的“上限”問題。而這一革命的種子，同樣是在毛澤東時代播下的。

　　(一) “八字憲法”的科學預見

　　早在1958年，毛澤東同志就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指導農業發展的“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密、保、管、工”。這一綱領，將“良種”和“化肥”這兩個核心科技要素，放到了極其重要的戰略位置。

　　這充分説明，我們黨從一開始，就深刻地認識到，要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最終必須依靠科學技術，走科學種田的道路，而非寄希望於某種生產關係的“魔術”。

　　(二) 袁隆平的誕生：社會主義大協作的產物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偉大成就，常常被某些人描繪成個人奮鬥的“神話”。然而，袁隆平本人曾多次滿懷深情地回憶，他的研究，離不開國家在那個特殊年代，不計成本、不問回報的巨大投入和全國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大協作”。

　　沒有國家級的科研立項，沒有成百上千個遍佈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站的配合試驗，沒有無數農民和技術員的無私奉獻，單靠他一個人的“積極性”，是絕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裏，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功的。他的成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優越性的生動體現。

　　(三) 化肥工業的從無到有：工業對農業的根本性反哺

　　化肥，被稱作“糧食的糧食”。在舊中國，化肥工業基本為零。正是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化肥工業體系。

　　特別是在70年代，毛主席和周總理以巨大的魄力，克服重重困難，從西方引進了“四三方案”等一批大型化肥設備和技術。這些工廠，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陸續建成投產，使得中國的化肥使用量，呈現出爆炸性的增長。這恰恰與“包產到户”後糧食產量的第一次飛躍，在時間上是完全吻合的。沒有毛主席時代打下的化肥工業基礎，後來的“高產”，就成了無米之炊。

　　三、工業的支撐：農業機械化——擺脱牛耕的物質前提

　　現代農業，本質上是一個高度依賴於工業支持的產業。沒有一個獨立、強大的工業體系，農業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一) 拖拉機與抽水機：工業化的直接支援

　　在毛澤東時代，“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是一個被反覆強調的戰略方針。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不惜代價地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起了自己的鋼鐵、能源和機械製造工業。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基礎，我們才能獨立地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拖拉機、抽水機、收割機、脱粒機等農業機械，將千千萬萬的農民，從繁重的、延續了幾千年的牛耕體力勞動中，逐步解放出來。

　　(二) 沒有工業化，何談農業現代化？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這個雖然粗糙、但卻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那麼“包產到户”後的農民，他們能用的，依然只是祖輩傳下來的鋤頭和鐮刀。

　　他們不可能用上柴油抽水機來灌溉，不可能用上拖拉機來耕地，更不可能用上機械化的方式來收割和脱粒。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將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空話。工業化，才是支撐整個農業生產水平實現歷史性飛躍的、最堅硬的脊樑。

　　四、“積極性”的迷思：對歷史唯心主義的批判

　　將吃飽飯的功勞，完全歸於“包產到户”所激發的“積極性”，是在理論上十分荒謬、在政治上別有用心的歷史唯心主義。

　　(一) “積極性”能憑空變出糧食嗎？

　　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一個人的“積極性”，能夠憑空變出水、變出肥、變出良種和拖拉機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個農民，即便他有天大的積極性，如果老天不下雨，他的地就會乾裂；如果土壤貧瘠，他的禾苗就會枯黃；如果種子低劣，他的收成就會很差；如果他只有一把鋤頭，他能耕種的土地面積就是極其有限的。積極性，作為一種主觀能動性，只有在具備了相應的物質基礎之後，才能發揮出其巨大的作用。脱離物質談精神，是典型的唯心論。

　　(二) 真正的“束縛”是什麼？

　　“包產到户”論者聲稱，人民公社體制“束縛”了農民的積極性。然而，真正束縛了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到底是什麼？

　　是殘酷的封建地主剝削制度，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是極端落後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恰恰是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人民公社，通過集體化的力量，才第一次開始系統性地砸碎這些束縛了農民幾千年的、真正的物質枷鎖！

　　(三) 偷樑換柱的功勞簿

　　因此，“包產到户”論的全部奧秘，就在於一場巧妙的、偷樑換柱式的“功勞歸因”。

　　它將毛澤東時代幾十年艱苦奮鬥所積累下來的、開始集中顯現其巨大效益的物質成果——即遍佈全國的水利工程、培育成功的農業良種、建成投產的化肥工廠和初具規模的農業機械——所帶來的糧食增產，全部、不加區分地，記到了“包產到户”這一項政策的功勞簿上。這是對歷史的公然竊取，是對前人功績的無恥貪佔。

　　五、歷史的感恩：飲水思源，繼承父輩的犧牲與光榮

　　作為一個享受着温飽和富足的後輩，我們在看待這段歷史時，應當懷有最基本的歷史良知和感恩之情。飲水思源，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我們碗中的每一粒米，都浸透着父輩和祖輩的汗水與犧牲。

　　(一)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我們必須承認，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物質生活相對匱乏、人民羣眾生活普遍清苦的時代。為什麼苦？因為那一代人，為了給子孫後代打下萬世基業，為了讓中國能夠獨立自主地站起來，他們以一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節衣縮食，將極其有限的社會資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了那些短期內看不到回報、但卻關係到國家長遠命脈的基礎性建設之中。

　　可以説，我們的父輩和祖輩，是在用一代人的時間，吃完了三代人的苦，幹完了三代人的活。他們是值得我們永遠敬仰的、最偉大的英雄。

　　(二) “聚沙成塔”的老人：領袖的組織力與意志力

　　而能夠將億萬中國人民這種分散的、潛在的力量，凝聚成改天換地的磅礴偉力，並將其引導到正確方向上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

　　沒有他所創立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公社這樣強大的組織工具，億萬分散的農民，就是一盤散沙，絕不可能靠“積極性”自發地組織起來去修建水庫。沒有他那“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革命樂觀主義和鋼鐵般的意志，面對內外的重重封鎖和困難，我們很可能早就退縮和放棄了。他就是那個能“聚沙成塔”的、獨一無二的巨人。

　　(三) 真正的感恩對象：我們的父輩與他們的領袖

　　所以，當我們今天能夠安逸地坐在餐桌前，不再為下一頓飯而發愁的時候，我們第一個要感謝的，絕不是那些鼓吹“分田單幹”的理論家。

　　我們唯一應該感恩的，是我們的父輩和祖輩，是他們用自己的血汗，為我們澆灌出了今天豐收的田野。我們唯一應該感恩的，是那位帶領着他們，並賦予他們組織、方向和力量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結論

　　綜上所述，中國人民能夠歷史性地解決吃飯問題，其根本原因，絕不是因為實行了“包產到户”這一所謂“激發積極性”的政策。這是一個被刻意編造和放大了三十多年的、徹頭徹尾的歷史唯心主義神話。

　　我們之所以能吃飽飯，其真正的、堅實的、缺一不可的物質基礎，在於毛澤東時代所完成的四大歷史性工程：第一，是遍佈全國、能夠抵禦水旱災害的農田水利體系；第二，是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革命性的農業育種科技；第三，是從無到有、能夠大規模生產“糧食的糧食”的化肥工業；第四，是能夠為農業提供機械、能源和一切現代投入品的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基礎。

　　忘記了這一切，將全部功勞歸於“分田單幹”，不僅是對科學的無視，更是對歷史的背叛。這等於是在説，一座大廈之所以能夠建成，功勞不在於那些打下了堅實地基、豎起了鋼筋水泥框架的建設者，而在於最後那個僅僅是“劃分了一下房間”的裝修工。這是何等的荒謬！

　　因此，我們必須正本清源，恢復歷史的真相。我們碗中的每一粒米，都閃耀着毛澤東時代的光輝。我們理應永遠地、最深切地，感恩那個英雄的時代，感恩我們英雄的父輩，更感恩那位帶領他們創造了這一切人間奇蹟的、最偉大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