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老虎、院士，豪賭創新藥_風聞

　　江蘇連雲港，崑崙山路7號，曾經的A股“藥王”——恆瑞醫藥總部大樓所在地。在這裏，66歲的孫飄揚，思緒有時會回到1990年，30歲的他臨危受命，接手了當地的製藥廠。

　　彼時，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技術匱乏。孫飄揚大手一揮，下注120萬，收購了中國醫科院藥研所的一項專利，打開了局面。

　　當時，這個數字幾乎是企業一年的利潤。

　　往事如風。如今，又該下注了。

　　2021年12月21日，一場線上會議正在舉行，63歲的孫飄揚被問到——“2021年，中國醫藥產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用一個關鍵詞去描述，你會選擇哪一個詞？”

　　孫飄揚脱口而出：

　　“壓力”。

　　自上市以來，恆瑞醫藥市值持續增長，2020年一舉突破6000億，孫飄揚家族曾多次當選醫藥界“首富”。但2021年，恆瑞醫藥首次出現收入、利潤雙降，市值更是一度蒸發3000億元。

　　一個重大影響是，醫保藥品集採政策加速落地。

　　集採，即帶量採購、“以量換價”，主要是針對仿製藥，其核心目標之一是，把仿製藥的價格打下來，省下來的資金，則可用於創新藥採購，從而推動新舊轉換。

　　對於以仿製藥經營為主的傳統藥企，這無疑於當頭一棒。

　　集採之後，仿製藥紛紛大降價。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恆瑞醫藥仿製藥中選18個品種，中選價平均降幅72.6%。

　　靠仿製藥打江山的老路，徹底走不通了。

　　2021年7月，已經退居二線的孫飄揚，重新回到董事長的崗位，他定下新方向——創新藥和出海。

　　恆瑞的研發、組織加速變革。

　　2021年至2024年，4年間，恆瑞醫藥在研發下了超300億的重注。

　　▲恆瑞醫藥近年研發費用，來源：恆瑞醫藥官網

　　同時，人員結構也進行了大幅調整。

　　曾經的恆瑞醫藥，以“銷售鐵軍”聞名。而2020年到2024年，其銷售人員從17138人降到8910人，研發人員則從2020年的4721人增至2024年的5598人。

　　更重要的是，孫飄揚拉來了江寧軍，任命其出任首席戰略官，全面負責創新藥國際化、臨牀研究，和商務拓展工作。

　　江寧軍曾任跨國藥企——賽諾菲亞太區研發負責人，領導過1400人的研發團隊，主導過多項跨國企業研發合作。同時，江寧軍也是國內第一批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他打造了抗腫瘤藥物研發企業基石藥業，將其在港交所上市，不過在2022年選擇退休。

　　孫飄揚的佈局下，大量仿製藥研發項目被砍掉，研發重心轉移至創新藥，創新藥BD（Business Development）進程提速。

　　所謂創新藥BD，即指通過與外部合作，如在研新藥的特許授權、聯合研發等方式，降低創新風險，加速創新進程與商業化，讓創新更有確定性。

　　2023年，恆瑞醫藥共達成5起海外BD授權，交易額超40億美元。而此前多年，恆瑞醫藥只進行過6筆BD交易。

　　2024年，恆瑞醫藥創新藥銷售收入達138.92億元，同比增30.60%，佔公司總銷售收入近半。

　　各家傳統藥企不甘落後。石藥集團蔡東晨、復星醫藥郭廣昌、抗生素龍頭劉革新……紛紛在創新藥上加了注。

　　孫飄揚的老對手——蔡東晨一度表示，“沒有創新，就意味着死。”

　　柳傳志曾評價蔡東晨是“老虎”，性格上敢做敢為。蔡東晨用人講究“球場理論”，不論資排輩，而是看競技狀態，行就上，不行就下來。

　　曾經，由於沒有完成扭虧目標，蔡東晨將子公司二藥的領導班子，全部就地免職。

　　雷厲風行的蔡東晨，打造了一個新平台。

　　2019年3月，蔡東晨從石藥集團分拆出的新諾威，登陸A股市場。彼時，新諾威主要從事功能食品的研發生產、銷售。

　　2023年9月，新諾威收購了石藥的另一家子公司——巨石生物。巨石生物是一家創新生物醫藥企業，以自主研發能力為核心驅動力，專注於抗體類藥物、抗體偶聯藥物（ADC）以及mRNA疫苗等生物製藥前沿領域，以抗腫瘤、罕見病等領域為重點。

　　此後，新諾威正式更名為——石藥創新制藥，成為創新藥發展的重要陣地。

　　與孫飄揚一樣，蔡東晨找來了一位研發大佬——劉勇軍，擔任石藥集團執行總裁和全球研發總裁，負責研發、管線戰略及國際業務開拓等工作。

　　劉勇軍曾在信達生物、賽諾菲等多家跨國藥企（MNC）擔任研發負責人。

　　期間，蔡東晨搭建了雙抗、納米藥物、單抗、小分子、ADC等八大創新研發平台，重點下注了抗腫瘤、精神神經、心血管、抗感染等六大領域。

　　BD進展上，2024年10月上旬，石藥與阿斯利康就在研心血管藥物YS2302018，達成獨家授權協議，其潛在最高對價可達20億美元，即140億人民幣。

　　今年2月，蔡東晨再獲大單，旗下巨石生物與RadianceBiopharma簽署協議，就抗癌藥物srs6005，達成獨家授權協議，有望獲得的潛在對價，最高可達12.4億美元，約合90億人民幣。

　　如果順利，僅兩項交易，最高就可獲得230億。

　　在上海，另一位醫藥大佬郭廣昌，也在加速轉身。他的打法是，以全球研發佈局與行銷網絡快速超車。疫情期間，復星醫藥與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聯合研發了“大爆款”——mRNA新冠疫苗“復必泰”。

　　截至2024年底，復星醫藥在研創新藥、生物類似藥項目超80項（按適應症計算），當年其研發投入超過55億，投入規模是淨利潤的2倍。

　　值得一提的是，復星醫藥旗下創新生物製藥公司——復宏漢霖，2024年持續盈利，是全國第一家憑藉產品銷售，實現盈利的18A創新藥企。

　　郭廣昌投下了較大期許，他曾公開表示，“復宏漢霖，是復星未來的‘珠穆朗瑪峯’”。

　　老革命們忙着轉型，而牌桌上的新玩家迅速崛起。

　　長期以來，恆瑞醫藥穩坐A股“醫藥一哥”寶座。但2025年2月21日，百濟神州市值一度達到3107億元，反壓恆瑞，位列榜首，並至今保持領先優勢。

　　百濟神州不是一家傳統藥企，而是自帶創新藥基因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其背後站着一位科學家創業者——王曉東。

　　王曉東是一名學霸，他1991年獲得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然後去了“新藤校”埃莫里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諾獎學者約瑟夫·戈爾茨坦和邁克爾·布朗。

　　畢業後，王曉東回到西南醫學中心，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從事細胞凋亡方面的研究，並拿到了終身教授的職位；2002年，他成為美國最大的私人醫學研究機構——霍華德·休斯研究所研究員。

　　1987年，王曉東帶着太太開車去華盛頓，在美國科學院的門口，和愛因斯坦雕塑照了個合影。而2004年，王曉東站在這裏，進行了榮獲院士的演講，全場科學家起立鼓掌。

　　當年，他41歲，是美國最年輕的科學院院士，也是中國第一位獲此榮譽的科學家。他發現了線粒體作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機理，這對於癌症治療有着重要意義。

　　2003年，王曉東與時任耶魯大學終身教授的鄧興旺，應邀出任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首任聯合所長，建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中國政府在發展生命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戰略之一。7年間，他沒拿過1分錢的報酬。

　　2010年，王曉東關閉了美國實驗室，辭去首席教授職務，全職回國接任所長。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曾提及，是王曉東的一句話，讓他決定回國，“一公，我們都欠中國至少15年的全職工作。”

　　同在2010年，美國舊金山朋友的一次聚會上，王曉東與歐雷強（John Oyler）相遇。歐雷強在醫藥市場上“身經百戰”，他曾任美國上市腫瘤藥公司——Genta的首席執行官。2005年，歐雷強在北京創立了保諾科技，從事研發外包（CRO），並在4年後，以7700萬美元出售。

　　王曉東和歐雷強一拍即合，決定在中國創業。2021年，百濟神州問世。

　　在百濟神州，王曉東是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我不參與企業管理，只參與科研有關的事。”

　　創新藥研發很燒錢。啓動資金很快花完了，歐雷強飛回美國籌錢。經費緊張，為了節約開支，加快進度，研發人員一度把自家做飯的鍋拿了過來當設備。

　　王曉東為百濟神州定下的方向是——“我們不具備找到原創靶點和原創新藥的能力，那至少要在臨牀前、臨牀療效上，做到效果更好。”

　　按照這個思路，百濟神州先後在RAF（治療實體瘤）、PARP（治療卵巢癌）、BTK（治療淋巴瘤）等多靶點藥物上佈局。

　　其中，BTK的抑制劑（澤布替尼）用於治療套細胞淋巴瘤，一舉打破巨頭強生公司的壟斷，並在全球3期臨牀試驗中，顯示出更高的療效與安全性。

　　2019年11月15日凌晨，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郵件帶來消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首箇中國自主研發的抗癌新藥——澤布替尼，在美上市。

　　至此，中國抗癌藥“只進不出”的歷史被改寫。

　　2024年，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銷售額達到26.44億美元，在公司總營收中佔比超六成。該藥已在美國、中國、歐洲、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市場銷售。

　　▲百濟神州營收情況，來源：百濟神州官網

　　百濟神州登頂A股“新藥王”寶座之際，在蘇州，俞德超率領的信達生物，也在迅速擴張。

　　61歲的俞德超，同是海歸派。他曾在美國多家生物藥公司從事新藥研發，並於2006年發明了全球首個抗腫瘤病毒類創新藥物——“安柯瑞”，開創了利用病毒治療腫瘤的先河。

　　俞德超，來自浙東天台縣街頭鎮，一個叫雷馬坑的小山村，從村裏走到有汽車的地方，要6次涉水。

　　有一件事對他觸動很大。1995年，母親查出胃癌，俞德超通過各種辦法，在國外為母親買藥，最後居然讓母親的腫瘤被治癒了，一直活到了98歲。

　　中美生物製藥的差距，也因此赤裸裸地展現在他的眼前。

　　2011年，回國後的俞德超創辦了信達生物，一出手就定了一個目標：

　　“做國際標準的大分子藥。”

　　俞德超選擇的研發路線是——單克隆抗體。單克隆抗體市場很大，目前在研的生物藥裏面，單克隆抗體的佔比一度超過80%。

　　2015年，信達生物兩次與美國禮來製藥集團，達成產品開發戰略合作協議，獲得首付及里程碑款超15億美元。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將創新藥的國際市場，授權給世界500強制藥集團。

　　達伯舒，是信達生物第一款商業化產品。2018年，達伯舒獲批上市，一年後即迅速成長為10億元級別的國產大藥。2021年，該藥的銷售額已經約30億元。

　　2025年6月，信達生物市值一度超過1300億港元。

　　王曉東、俞德超之外，一批biotech（生物科技）的中國領軍者也在迅速突圍、逆襲，讓中國大步走向世界醫藥創新舞台中心。

　　從美國歸來的抗體藥物研發專家夏瑜，2012年創辦的康方生物，上市了全球第一個腫瘤免疫雙抗卡度尼利，填補了中國雙特異性抗體的空白，公司市值一度接近900億。

　　曾任輝瑞中央研究院研發高級主管的杜瑩，2014創辦再鼎醫藥，推出了全球首款FcRn拮抗劑，產品攻入美國、歐盟、日本等地市場。

　　熊俊等人創建的君實生物，研發了“爆款”PD-1癌症免疫治療藥物——特瑞普利單抗。2024年，該藥僅在國內市場，就獲得了超15億元的銷售收入……

　　孫飄揚並不熱衷資本。自2000年A股上市募集了4個億之後，20多年裏，恆瑞再沒從市場融過一分錢。

　　但2025年5月23日，66歲的孫飄揚卻站在港交所敲了鍾，一把募集資金12.7億美元（約98.9億港元），也開創了香港市場近5年最大的醫藥IPO。

　　想長期坐在創新藥的牌桌上，資本支持必不可少。

　　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市場上的資本對創新藥並不熱衷。

　　高瓴資本張磊就曾表示，“我們從2012年開始投資生物醫藥行業，2012年到2016年的4年裏，都是寂寞的，很少有人一起在這個領域長期深耕。”

　　張磊，是王曉東的河南老鄉。2019年2月亞布力論壇上，他曾當着王曉東的面調侃，認識王曉東之後，才知道什麼叫“沒收入的公司”。

　　因為創新藥的週期長、投入高，所以生物醫藥公司長期不賺錢，很普遍，這也是不少資本望而卻步的原因。

　　百濟神州2011年創立，到今天依然處於虧損狀態，累計虧損超600億元。

　　但這並沒影響它成為“藥王”，這是一個贏在未來的遊戲。

　　張磊，也一直重倉王曉東。

　　2014年，張磊下注1000萬美元，參與百濟神州A輪融資。百濟神州上市前，高瓴已參與其8輪融資，是公司在中國唯一的全程領投投資人。

　　其中最大一筆是，2020年7月，百濟神州完成了20.8億美元的股權融資，高瓴資本作為錨定投資者，認購了其中不低於10億美元的份額，這也是全球生物製藥領域最大的股權融資之一。

　　這筆全球最大交易的背後，則是中國創新藥的融資環境已徹底改變。

　　拐點，是在2015年。

　　這一年，中國藥審改革啓動，重點之一是審評審批速度加快。這一輪改革，為創新藥的研發打開了政策通道。此前，一款創新藥僅僅是審批就或長達數年。

　　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也淡化了“盈利紅線”。2018年4月，港交所在主板上市規則中，新增第18A款——允許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請，打破了“不盈利不能上市”的桎梏。

　　2019年，中國科創板設立，註冊制改革落地，第五套標準允許“0營收”企業上市，更是進一步為生物醫藥公司開了口子。

　　閘門打開，資本大量湧入。

　　醫藥魔方InvestGo數據庫統計，2015-2024十年間，中國創新藥從一二級市場，籌集到的資金總額達到——1.23萬億元。

　　▲2015-2024年期間全球創新藥領域一級市場融資概況，數據來源：醫藥魔方報告

　　一些入場早的資本，則開始賺得盆滿缽滿。

　　今年3月3日至3月4日，高瓴資本旗下的HHLR Fund, L.P 及其聯屬實體，減持百濟神州H股3224萬股，如以3月4日的收盤價152.1港元/股計算，一次套現的金額接近50億港元。

　　5月9日，HHLR Fund, L.P 及其聯屬實體，再次出手，減持百濟神州1600萬股，持股比例從6.03%變更為4.89%，套現約20億港元。

　　除了上市減持，併購也愈發成為資本退出的重要方式。2024年，國內醫藥企業併購規模達到22起，比2023年增長了一倍。

　　資本和創業者跑步湧入，助推了創新藥發展，也帶來了新問題——同質化競爭嚴重，行業泡沫加劇。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中國企業研發的靶向CD19的CAR-T細胞療法，處於I期臨牀階段至批准上市的產品共計149款，全球佔比達61%；靶向BCMA的CAR-T細胞療法有74款，全球佔比71%，競爭高度白熱化。

　　2024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孫飄揚直言，“很多企業都在進行相似的研發項目，導致進入臨牀後，大家都在搶佔相同適應症的受試者資源，互相抬價”。

　　“就連試驗用猴子的價格也曾飆升到二十幾萬”。

　　蔡東晨也曾發文表示，“PD-1、CAR-T等熱門領域同質化競爭嚴重，臨牀資源浪費與低水平重複研發並存，部分創新藥缺乏高質量臨牀數據支撐臨牀價值。”

　　在政策和資本的助推下，截至2024年年末，中國企業研發的活躍狀態創新藥數量，累計已達3575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首位。

　　但創新藥並不能一蹴而就。

　　從市場份額看，一份券商研報顯示，2024年美國創新藥銷售額，佔全球超50%，而中國，僅佔3%。

　　▲中國創新藥市場規模未來測算，來源：東吳證券研報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資本雖然對於創新藥較為熱衷，但仍偏好短期收益，導致創新藥早期基礎研究資金匱乏。

　　目前資本退出的機制，較為依賴海外授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土創新生態的活力。

　　創新藥的發展，不只是藥物的研發，也需要機制的更新換代。

　　不過，相比全中國也沒有一個重磅級創新藥的當年，創新藥所經歷與發生，乃至付出與承擔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中國創新藥也必然繼續加速奔跑。

　　事實上，王曉東當初回國發展，也並非特別順利。北生所遊離於體制之外，而百濟神州也曾資金緊缺。

　　首都醫科大學原校長饒毅，曾在2011年發表一篇博文——《一個成功的研究所為何被邊緣化》，反映了王曉東當時的處境，一度引發熱議。

　　但日子依然有燦爛的一面。創辦的前10年，北生所僅在《自然》《科學》《細胞》三大國際頂尖科學刊物上，發表論文30餘篇。

　　2011年，美國休斯醫學研究所宣佈，經過多個國家700多位學者的競爭，27位最終獲選國際青年科學家獎，中國獲獎人數最多，共7人。

　　而其中，4位來自北生所。

　　每年年底，王曉東總會與學生們“整點兒奇活”——2015年推出《小蘋果之狗血基情版》，2018年的“魔性”抖肩舞《CoinciScience》，2022年的賀歲大片《苦行僧》。

　　期間，他會揹着一個寫着“尿素”的袋子演出，拿起吉他唱上一段rap，放聲大笑。

　　在學生的身上，總能看到王曉東的影子。

　　邵峯，王曉東最早的學生之一，2015年，43歲的邵峯當選中科院院士，也是當時最年輕的院士。

　　2020年，邵峯走出了實驗室，創辦了炎明生物。2023年，炎明生物A輪融資達到7億人民幣，是當年A輪融資額度最高的之一。

　　王曉東曾表示，北生所出來創業的科學家，已有7人。

　　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