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張原和湯芸：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_風聞

昨日看到老師在微信公眾號【他山雲深處】發佈的自述和揭露，令我深感震驚。畢業十年，不知道這過去的十年，學校和西南民族研究院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緊張以及滑落。

在我的記憶裏，西南民族研究院依然還是那個純粹的學術殿堂，裏面有一羣對學術和知識有着純粹嚮往的老師們，包括：張建世教授、李錦教授、蘇連科教授、楊正文教授、馬林英教授，以及我的老師張原教授和湯芸教授。

還有在數不清的讀書會里，陪伴我們這些研究生青年讀書求知的郭建勳老師、王正宇老師。那時候的西南民族研究院像一個真正的學術共同體，青年老師們，對學術抱有極高的理想和追求，幾乎用身體和熱情高擎火炬，引領着我們這些懵懂青年，走向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術殿堂，得以窺見殿堂四壁之上的真理、價值和人類走過的路。

我的導師是張原先生，我是2012年入學。開學不久後的導師選擇會上，我毫不猶豫選擇了這個身上自帶燃燒屬性的青年老師，他有着一種金屬搖滾般的生命氣質。

幸運的，師母湯芸也成了我正式非名義上的導師之一。他們兩人，是我心目中一直以來學術伉儷的典範，對學術有着自己崇高的理想，對生活有着自己獨特的價值定義，在研究生三年求學時光裏，我沒有在兩位老師身上感受任何一絲淤泥的氣息，全是不染的態度和精神。

班裏的同學有人稱呼老師為小張老師，大部分人都叫張老師，入學的時候我也叫張老師。那時候的張老師，剛剛30歲出頭，在民研院裏已經是最出色的青年老師，上課極度的用心用力，從來都不用麥克風，把自己的嗓子用到極致，連同自己的力氣。幾乎用盡一天的熱情，投注在那半天的課堂之上，這種毫不吝嗇的生命熱情，至今想來都覺得很動容。

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樣的教學和知識熱情，會讓一個青年老師如此燃燒自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學術和知識的耀眼光芒。是的，那是一種真正的學術神聖感，我深刻而莊嚴的感受到人類學術精神的神聖感，而後這種神聖感一次又一次的湧動，如大海的波浪，乘我去蔚藍深處遠航。

嚴格來説，我算是張原老師作為碩士生導師，真正意義上帶的第一批學生之一，當然這個“批”並不多，只有三位，2個男生還有一個藏族的女生，我是其中一位。我們三位弟子，都在各自的行業領域，得到了行業的普遍認可和讚許。藏族女生，更是繼續奔赴歐洲求學工作，如同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我記得那時候每次上完張原老師的課，張原老師就要帶我們去民研院後面藏族街的蒼蠅館子裏飽餐一頓，每次都是老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買單，我們這些學生只好聽之任之。老師説過一句名言，老師請學生吃飯，永遠都必須老師買單。張原老師之所以要請我們班裏的這些學生吃飯，不是刻意為之，主要是情感所致，講課講到情感熱烈處，與我們這些愛辯論的研究生討論到激烈處，下課鈴聲響了，張原老師就帶着我們轉移課堂，在蒼蠅管子裏繼續進行深入的知識辯論。在所有的教學老師裏，這是與我們研究生最為親近的青年老師，也是最執拗於我們腦子裏保存何種落後觀念，如何引領啓迪我們求真求善求美的老師，沒有之一。

正式成為張原老師的學生後，老師對我們的要求更為嚴格。除了課上佈置的系列書單之外，老師要求我們每個學期要精讀10本書，寒暑假我們一般都要進入我們的田野工作點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所以，每個學期我們能夠讀書的時間非常緊張，不僅要讀書，還要寫讀書筆記與總結，週末到老師位於成都一環雙楠的家裏彙報。

那是一處被湯芸老師打扮的極為漂亮的房子，房子很舊，連電梯都沒有。但老師們在樓頂佈置了一處美麗的書房，書房裏堆滿了書。書房連同陽台被老師們改為一處院子，院子裏種滿了果樹和花樹，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花果。老師説，雖然身在城市，但還是要與自然天地相呼吸，應時而食，應時而動。

我們就在這處漂亮的院子裏，讀書彙報，和高年級的師兄師姐一起。我們是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生，老師為了讓我們打好學術基礎，讓我們閲讀了不少關於歷史學、哲學、政治學、宗教學、社會學、考古學、人類學的經典著作和讀本，書目都是老師用心挑選的，對我們打下學術基礎大有裨益的著作。

我印象深刻的有漢學家史華茲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的鉅作《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這本才華橫溢的著作足有600多頁。史華茲教授從雅思貝爾斯的軸心文明出發，堅信人類思想經驗共享於同一世界，便以人類文明思想史的整體視角重寫中國思想史，每個篇章都用世界思想史的歷史材料與中國的先秦思想者進行縱橫比較。這種基於人類思想史整體性研究視角，給我一種巨大遼闊的觀念視野，史華茲教授對於歷史材料的選擇、編輯、解讀的詳實仔細，則讓人看到治學的嚴謹細緻，近乎嚴苛。

張老師治學大概就是希望我們從這種嚴謹的學術研究中，沉入進去，仔細精讀，去體悟一個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的精微辨析。這種讀書的體驗對我大有裨益，讓我對學術著作的質量也有清晰的標準，大概知道什麼樣的著作學問是好的，什麼的著作學問差。

除了史華茲教授，還有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魏裴德、周錫瑞、杜贊奇、科大衞等人的系列著作。

記憶深刻的還有歷史學專題，這個專題里老師推薦了很多前輩學人的經典著作，有梁啓超先生、柳詒徵先生、呂思勉先生、錢穆先生、傅斯年先生、葛兆光先生、余英時先生等等。

在思想史裏既讀儒家也讀佛家和老莊哲學，佛家主要讀葛兆光先生的禪宗思想史，也讀葛兆光先生其他的重要著作，比如《宅茲中國》這類。

社會學和人類學專題理論裏，老師帶着我們主要讀三大家的相關著作、學科經典理論著作和具體的民族誌，三大家指的是德國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卡爾.馬克思以及法國的涂爾幹（Émile Durkheim），這三位被譽為社會科學的三大奠基人，是讀書路上的三大明燈。為了讀懂這三個人，就涉及到政治學、考古學、經濟學、哲學、宗教學、歷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擴展閲讀。這三位奠基人的學問研究橫跨多個學科。首先是從馬克思開始，接着是涂爾幹，這位法國年鑑學派的創始人。最後是韋伯，韋伯的思想關懷最為宏大精深。我記得讀馬克思是從《共產黨宣言》開始，接着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論猶太人問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等等。要充分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要順藤摸瓜去讀其思想的來源，有古典哲學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古典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和大衞.李嘉圖，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思想直接來源人類學家摩爾根等等，就是在這種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由一及多，由少即厚的讀書過程中，感覺到讀書和做學問真的是天下公器，人類最閃耀思想的珍貴結晶。

當然還有很多學者的名單，在這裏無法一一列舉，這些書單和學者名字，如閃亮的星辰，指引我們這些研究生青年朝深處去。

那時候讀完書，中午在老師家裏，湯芸老師就會煮麪給研究生們吃，麪碗足有9寸之大，裏面卧有雞蛋，還有湯老師精心搭配的煮西藍花，味道極好，至今都令人懷念。我很難用短短幾句話描述，張原和湯芸兩位老師，對我精神上的灌溉和清潔，也很難用幾句話描繪清楚老師們的治學、為人和處事。在我和兩位老師相處的三年裏，感受不到任何一絲的狹隘、自私與淺薄。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高潔精神的薰陶，2023年我的女兒出生之後，我取名叫雲舒，意為：像雲朵一樣舒展而高潔。或是對兩位老師教育的某種反饋，也或是希望某種價值觀念和座標體系的傳承。

跟着張老師讀書期間，我兼任了他山人類學學社的社長，從2013年下學期開始到2015年我的研究生畢業。這個學社是兩位老師一手創立，精心培育，旨在人類學（民族學）學科體系內部打造一個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凝聚一批熱愛學術和讀書的老師以及研究生，探究真正的好的學問。學社當時主要做三件事情，都是兩位老師創意策劃，我們這些研究生跟着獲益的。

第一件事，他山學社邀請全球眾多知名的人類學學者來民研院講座交流，當時每個學期都有密集的頂級學術講座，有時候是連着2個月的學術講座月，不上課的時候就可以聽到來自全球各地最優秀大學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講座，講座都是以專題系列開始的，圍繞的都是一些國際前沿的學術研究方向以及學科基礎理論，有牛津大學的帕金教授（David Parkin），帕金教授是牛津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前任所長、英國社會人類學會前任會長、大英科學院院士，繼承了英國最古典的人類學研究傳統；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紀仁博研究員（David Gibeault），紀仁博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精通英語與中文，專長於人類學理論與方法，長期在東南亞進行研究，並在中國中部進行田野調研，他專注於知識結構的形成與繼承，他對歌師的研究頗有所長，探討的是中國歷史之結構與知識的傳遞方式也頗有創新；有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戴木德教授（Frederick Damon）；有倫敦大學大學院人類學系主任羅蘭（Michael Rowlands），羅蘭教授曾擔任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會長、世界考古學會會長、也是《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雜誌主編；哈佛大學的人類學系教授邁克爾·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等等。

這樣開闊學術視野的講座，還有很多名字，可待列舉，包括來自澳大利亞、德國、挪威、意大利等地的優秀學者以及國內諸多高校的優秀學者。這些講座的策劃和設計，幾乎都是兩位老師一葦渡航、辛勤促成，湯芸老師幾乎每場擔任講座翻譯。這些國際化的優質講座，帶動了整個學院的學術研究氛圍，為諸多青年教師以及青年研究生們，開拓了學科知識的視野，無論是從縱向維度還是橫向維度，都對整個學院學科建設、學術建設起到了無法評估的價值和作用。如果這種氛圍繼續保持，我認為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不出十年，一定會成為全球人類學和民族學區域研究的一大重鎮，合作產生一大批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學術影響力的科研成果。那時候以他山學社為基礎的學術講座，已經產生了諸多國內重要前沿的人類學研究成果，而他山學社的社刊，至今仍然保留在牛津大學的人類學系圖書館。

第二件事，他山學社會定期舉辦民族誌讀書會，這也是人類學學科的內涵和特點，寫出一本漂亮深厚的人類學民族誌，是這個學科最根本的價值支撐。從費老（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生育制度》、林耀華先生《金翼》到田汝康先生《芒市邊民的擺》，這些民族誌作品奠定了中國人類學整體或區域研究的核心價值，是人類學研究生必須要掌握的一門博雅技藝。在兩位老師精心策劃的民族誌作品系列讀書會里，老教授們、青年教師、研究生們聚集在一起，每個章節由一位領讀人領讀總結，結束後由各位老師評議，研究生們或青年老師們相互發起問題討論，往往最後從一本民族誌作品牽扯出更多的民族誌研究成果，牽扯出更多的隱藏在民族誌背後的學者的思想經緯和脈絡。每一次讀書會，都是從一本書讀到了很多本書，從一個人讀到了一羣人，從一個學科讀到了很多學科的知識脈絡和思想座標。

第三件事，他山學社會定期舉辦一些專題研究班，針對某個特定專題聯合其他幾所高校的人類學系研究生，大家聚集在一起進行專題報道和集中研討，由人類學的青年教師們領銜進行基於自身田野經驗或理論體悟的專題報道，研究生們參與其中，通過各自田野工作經驗的交叉交流以及理論理解的不同闡釋，我們對人類學的西方理論研究取向以及在如何適應中國研究，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啓發。這些密集的交流，讓我們理解了費老所強調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文明包容和關懷。

這是兩位老師在治學上，給我留下的深刻記憶，雖然已經十多年過去，但今天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兩位老師，在研究生的教學和輔導上，可謂是傾盡心血，義無反顧，這樣的老師，今日離開民研院，客居歐洲，想來真是莫大的遺憾和可惜！

還有一些小事，足以洞見張原和湯芸老師的為人。在擔任他山學社社長期間，我印象裏幾乎沒有任何一次因為老師家裏的私事，收到老師的要求或請求。在他山學社的所有歷次學者交流與接待中，我從未有任何一次，被要求幫老師整理發票報銷及其他和我的學業無關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在學校的其他研究生那裏，卻處處都是。兩位老師，永遠關心的都是我們的學業精進，我們何以成為一個獨立之精神的完整青年。

在兩位老師的自身學術研究領域裏，學術研究成果也是拿得出手，經得起推敲的。在人文社會科學，你抄我抄大家抄的浮躁氛圍裏，兩位老師潛心治學，幾乎每一篇論文都經得起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推敲和檢驗，每一本著作都對人類學、社會學的學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田野經驗的典範與理論反思，兩位老師愛惜自己的學術成果如同珍惜自己的羽毛，從未輕易潦草對待，這與我熟知的學界形成了鮮明對比。兩位老師，博士畢業回到民研院，即開始尋求民研院人類學研究的獨特定位和優勢，探究自己區域研究的獨特範式和成果，從一開始的人類學的災難研究、到西南區域的文化、歷史與文明比較研究、人類學古典理論核心的王權研究、人類文明整體比較類型研究，每個研究領域兩位老師都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內人類學界的普遍認可。可以説，兩位老師的每一篇學術研究成果，都是在故紙堆裏、在田野大地上嘔心泣血的結晶。

而我們這些研究生，就深度參與了兩位老師的研究專題序列之中，以人類學的災難研究為例，通過一個一個完全不同的田野研究經驗和比較分析，苗寨的火災人類學研究、地震的人類學研究、風雪災害、冰雹災害、草原沙化災害、動物疫情災害等等的人類學研究主題，培養了一屆又一屆的優秀研究生，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幾乎已經在事實上，奠定了西南民族研究院在國內人類學災難研究中的領導地位。而這，只是兩位老師的學術研究歷程的開始，從區域走向整體，從單一分析走向比較分析，從文化研究走向文明研究，兩位老師的學術視野越發開闊，學術抱負越發寬廣，學術成果越發體現出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獨特生機。

兩位老師2025年初，選擇移居海外，只不過是一種無奈之舉，為了給孩子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為了自身的學術自由追求，也為了樂得清淨，遠離那些是非與鄙陋的人。作家張豐先生所寫的文章《成都失去了一些天真，那是美好的東西》《如果那些不是真的，你又是因何流淚呢》，以及黃菊在公眾號的發文《張原&湯芸:天真的人類學家》，足以説明，兩位老師在成都這座城市的公開之眼裏，是什麼樣的人。

別有用心的媒體與別有用心的人，炒作張原老師是間諜出賣秘密出逃，簡直啼笑皆非。試問，一個沉浸在書齋和田野裏的人類學家，能有什麼樣絕密的情報可供出售？一個真的出賣國家絕密信息的知識分子，又是怎樣才能舉家從學校離職，拿到護照，坦坦蕩蕩拿着機票離開中國？

而老師之所以遭遇所有不公平的對待，主要就是因為在不適當的時候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言論，主要是因為2022年的一件抗疫轉運導致的災難事件，事件回顧如下（官方及多家媒體已做公示）：

2022年9月18日，貴州黔運集團有限公司車牌號為貴A75868車輛，溪抗疫轉運徵用車輛，核載49人。該車從雲巖區接送涉疫隔離人員前往黔南州荔波縣隔離酒店進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於9月18日0點10分從雲巖區出發，9月18日2:40許，車輛行駛至黔南州三都至荔波高速32公里處發生側翻，墜入路旁深溝。截至9月18日21時，事故共造成27人不幸遇難，20名傷者被就近送往醫院救治。

事情發生之後，張原老師看到這樣的災難發生，胸中積鬱悲憤，激烈的情緒湧動之下，寫了一首悲憤人民苦難的詩歌，詩歌內容和當年杜甫的三吏三別本質無異。詩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他人二次編輯成視頻，進行了轉發傳播，由此造成了張原老師的人生動盪。作為一個學者，其學術的追求一旦走向崇高，就不可避免走向許倬雲先生所言的“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要算我走過的路之一”的關懷境地。

一個知識分子對底層人民命運的關懷和表達，在特殊的時間節點“確實”不合時宜，但這種表達本身也是某種吶喊或提醒，提醒我們的社會治理要更以人民為中心，提醒我們犯過的錯，不能重犯，提醒我們不能忘卻歷史和教訓。其背後的情感湧動的源泉，不過是艾青詩歌裏寫的：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愛之深，責之切。張原老師的悲憤，其情可諒解，其行可寬恕，其悲憤可疏導。校方對張原老師的簡單粗暴嚴厲處理，雖所謂政治正確，但也值得商榷，至少還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去愛護這樣的青年教師，給這樣懷抱理想主義和美好社會主義的青年教師，繼續燃燒自己理想的事業和平台。

對於那些網絡胡亂編造的謠言，所造成對兩位老師的傷害，讓人不由得想起魯迅先生的吶喊：人吃人的歷史，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用心之險惡，用力之狠毒，令人膽寒。包括網絡上對湯芸老師的疾病隱私的辛辣諷刺和大眾傳播，讓人激憤，網絡從來不是法外之地，這樣的無底線傷害，是否還有為人的基本良知！

某個別自媒體，我想反問你們：當你們在網絡世界中胡亂表達、宣泄、傷害，彷彿匿名的面紗消弭了行為的重量，你們是否意識到，每一次敲擊鍵盤的迴響，都如同投入現實海洋的石子，激起的漣漪，終會抵達某個真實的人生岸邊。

關於張原老師與學生的黃謠、出走海外的間諜造謠，完全純屬臆造污衊，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證據，沒有一絲一毫的合理性基礎。但凡用一個正常大腦思考的人，都不會得出這般荒謬的結論。而某些學院領導對兩位青年教授的戕害，暴露出其對公權力毫不敬畏以及濫用，對民研院學術環境維護的毫不在意及漠不關心，一個原本快要走向良好學術共同體的組織，在某些院領導的肆意妄為裏，正變得平庸不堪且無聊透頂，甚至已經散發出即將腐朽的味道。在此，作為一直關心民大發展的畢業生，期盼學校領導重視該事件的調查，重視民研院的學風建設、學科團隊領導建設，讓民研院真正走向一流，成為一流，培養出真正服務於國家及民族地區建設的高質量優秀人才。

魯迅先生説：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兩位老師，教學、治學、做人，都是後面這句話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