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並不希望以色列在中東一家獨大_風聞

文/楊斌國

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的戰略目標確實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分歧既體現在對伊朗核問題的應對策略上，也反映在地區穩定、巴勒斯坦問題及政治利益的權衡中。儘管兩國保持着緊密的盟友關係，但核心訴求的錯位已在近期衝突中暴露無遺。

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優勢與戰略地位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國的利益，但這種 “一家獨大” 的局面並非單向的利益輸送，而是雙方基於現實需求形成的複雜共生關係。從軍事威懾到政治博弈，從技術捆綁到經濟依賴，美以互動的深層邏輯揭示了這種聯盟的必然性與潛在風險。

一、伊朗核問題：徹底摧毀 vs 談判威懾

以色列將伊朗核能力視為生存威脅，主張通過軍事手段徹底摧毀其核設施。例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 2025 年 6 月的衝突中堅持對伊朗發動代號 “獅子的力量” 的空襲，認為 “消滅核設施即可保障以色列安全”。然而，美國的目標更為複雜：一方面通過軍事打擊（如 6 月 21 日美軍對伊朗核設施的突襲）施壓，另一方面試圖通過談判實現 “零鈾濃縮” 並推動伊朗政權更迭。特朗普政府甚至將促成停火視為個人政治資本，試圖以此衝擊諾貝爾和平獎，而以色列則更關注實際安全，不惜違反停火協議繼續襲擊。這種分歧導致美以在戰術上出現矛盾 —— 美國希望 “以打促談”，以色列則追求 “以戰止戰”。

二、地區穩定：和平政績 vs 安全優先

美國在中東的戰略重心逐漸轉向印太地區，因此更傾向於通過外交手段快速平息衝突，避免陷入長期戰爭。例如，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 5 月單方面與也門胡塞武裝達成停火，卻未提前與以色列協調，引發以方不滿。此外，美國推動沙特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努力因沙特堅持巴勒斯坦建國前提而受挫，暴露了其在平衡以色列利益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上的困境。相比之下，以色列將國家安全置於首位，不惜採取單邊行動。例如，以色列在未獲得美國明確支持的情況下對伊朗發動襲擊，並在停火後繼續軍事行動，導致特朗普罕見公開批評以方 “失控”。這種 “以色列優先” 的邏輯與美國 “以美為主導” 的戰略形成直接衝突。

三、巴勒斯坦問題：利益交換 vs 領土擴張

美國對巴勒斯坦建國的立場近期出現顯著倒退。2025 年 6 月，美國駐以大使赫卡比宣稱 “美國不再全力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並建議由穆斯林國家為巴勒斯坦提供領土，這一表態與以色列主張約旦河西岸主權的立場高度一致。然而，美國的真實意圖更傾向於將巴勒斯坦問題作為與阿拉伯國家交易的籌碼。例如，美國曾試圖以 “沙特 - 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換取沙特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讓步，但最終因沙特堅持 “兩國方案” 而失敗。以色列則通過持續擴建定居點鞏固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其目標與美國 “以土地換和平” 的傳統框架漸行漸遠。這種差異使得美國在推動巴以和談時陷入被動，而以色列的強硬政策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地區影響力。

四、政治利益：選舉考量 vs 國內博弈

美國的中東政策高度受制於國內政治。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對伊朗發動襲擊的部分動機是為選舉造勢，試圖通過 “軍事勝利” 轉移國內矛盾。然而，以色列的行動邏輯更依賴國內政治生態 —— 內塔尼亞胡政府通過強硬姿態鞏固執政基礎，甚至不惜挑戰美國權威。這種差異在美以協調停火時尤為明顯：特朗普急於將和平成果據為己有，而以色列則通過製造既成事實迫使美國妥協8。此外，美國國內 “親以遊説集團” 與 “孤立主義勢力” 的博弈，也使得美以關係在 “全力支持” 與 “有限約束” 之間搖擺不定。

五、戰略協同：表面同盟 vs 深層矛盾

儘管美以在對抗伊朗和恐怖主義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雙方的合作已呈現 “選擇性綁定” 特徵。美國通過軍援附加條款限制以色列自主行動（如 2016 年協議要求以色列逐步終止本國軍工投入），同時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以分散戰略負擔。以色列則利用美國的威懾擴大行動空間，但在核心安全問題上拒絕妥協。例如，以色列在未獲得美國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單獨襲擊伊朗核設施，暴露了其對美國戰略可靠性的懷疑。這種 “相互綁架” 的利益交換，使得美以關係在 “父子同盟” 的表象下，暗藏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

美以在中東的目標差異本質上是兩種戰略邏輯的碰撞：美國追求以最小成本維護地區霸權，以色列則以生存安全為絕對優先。這種矛盾在伊朗核問題、停火協議、巴勒斯坦問題等領域持續發酵，導致雙方在戰術上頻繁摩擦。儘管美以關係短期內難以破裂，但 “美國優先” 與 “以色列優先” 的衝突已成為中東局勢複雜化的重要推手。未來，隨着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和以色列國內政治極化，這種分歧可能進一步加劇，甚至影響地區力量平衡。

六、軍事威懾：美國戰略投射的 “鋒利刀刃” 與分歧隱現

以色列的軍事優勢直接服務於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作為中東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以色列的 “傑里科 - 3” 導彈（射程 4800 公里）和迪莫納核基地構成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威懾延伸。其空軍的 50 餘架 F - 35I 隱身戰機形成代差碾壓，2025 年 6 月對伊朗納坦茲核設施的精準打擊中，F - 35I 成功突破俄羅斯 S - 300 防空系統，驗證了美國武器的實戰效能。這種技術優勢使以色列成為美國新型裝備的 “試驗場”——“鐵穹” 反導系統在以色列的實戰數據直接推動了美國本土防禦體系的升級。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承擔了對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前線成本。2024 年以色列空襲伊拉克境內伊朗彈藥庫，為美國消除潛在威脅；2025 年對伊朗核設施的 “獅子的力量” 行動，雖未獲美國直接參戰支持，但得到了 “默許”。這種 “代理人戰爭” 模式使美國得以規避直接軍事介入的風險，同時消耗對手的戰略資源。例如，伊朗為應對以色列空襲，單日導彈消耗成本達以色列防禦支出的 5% - 7%，長期消耗戰可能拖垮其經濟。

然而，在伊朗核問題上，雙方的分歧也逐漸顯現。以色列將伊朗核能力視為生存威脅，主張通過軍事手段徹底摧毀其核設施。例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 2025 年 6 月的衝突中堅持對伊朗發動代號 “獅子的力量” 的空襲，認為 “消滅核設施即可保障以色列安全”。然而，美國的目標更為複雜：一方面通過軍事打擊（如 6 月 21 日美軍對伊朗核設施的突襲）施壓，另一方面試圖通過談判實現 “零鈾濃縮” 並推動伊朗政權更迭。特朗普政府甚至將促成停火視為個人政治資本，試圖以此衝擊諾貝爾和平獎，而以色列則更關注實際安全，不惜違反停火協議繼續襲擊。這種分歧導致美以在戰術上出現矛盾 —— 美國希望 “以打促談”，以色列則追求 “以戰止戰”。

七、政治博弈：國內利益與地區秩序的雙重綁定及矛盾

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根植於國內政治生態。親以遊説集團 AIPAC 年均投入超 1.2 億美元進行政治遊説，其網絡覆蓋 90% 的國會議員辦公室，直接影響美國對以政策的制定。福音派基督徒（超 7600 萬人）基於宗教教義支持猶太復國，形成強大的選民基礎。這種國內共識使美國在聯合國多次為以色列行使否決權 —— 自 2023 年巴以衝突以來，美國已五次否決涉以決議。

在地區層面，以色列的優勢地位成為美國分化阿拉伯世界的工具。《亞伯拉罕協議》推動阿聯酋、巴林等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削弱了阿拉伯國家的 “集體反以” 立場。美國通過以色列向沙特等國施壓，要求其在石油美元結算、對抗伊朗等問題上與美保持一致。例如，沙特雖堅持 “兩國方案”，但仍在 2023 年以 83% 的石油交易使用美元結算，維護了美國的金融霸權。

但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美國與以色列的目標出現明顯差異。美國對巴勒斯坦建國的立場近期出現顯著倒退。2025 年 6 月，美國駐以大使赫卡比宣稱 “美國不再全力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並建議由穆斯林國家為巴勒斯坦提供領土，這一表態與以色列主張約旦河西岸主權的立場高度一致。然而，美國的真實意圖更傾向於將巴勒斯坦問題作為與阿拉伯國家交易的籌碼。例如，美國曾試圖以 “沙特 - 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換取沙特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讓步，但最終因沙特堅持 “兩國方案” 而失敗。以色列則通過持續擴建定居點鞏固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其目標與美國 “以土地換和平” 的傳統框架漸行漸遠。這種差異使得美國在推動巴以和談時陷入被動，而以色列的強硬政策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地區影響力。

此外，美國在中東的戰略重心逐漸轉向印太地區，因此更傾向於通過外交手段快速平息衝突，避免陷入長期戰爭。例如，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 5 月單方面與也門胡塞武裝達成停火，卻未提前與以色列協調，引發以方不滿。以色列將國家安全置於首位，不惜採取單邊行動。例如，以色列在未獲得美國明確支持的情況下對伊朗發動襲擊，並在停火後繼續軍事行動，導致特朗普罕見公開批評以方 “失控”。這種 “以色列優先” 的邏輯與美國 “以美為主導” 的戰略形成直接衝突。

八、技術共生：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閉環與潛在風險

美以在軍事技術領域形成深度共生關係。以色列年均採購美製武器超 38 億美元，佔美國對外軍售的 12%，洛馬、雷神等軍工巨頭通過遊説推動國會增撥援以預算。同時，以色列的尖端技術反哺美國 ——“箭式” 反導系統從美以合研項目升級為關島防禦中國導彈的核心裝備；8200 部隊開發的 “震網” 病毒被美國用於癱瘓伊朗核設施。這種技術交換使雙方在對抗共同對手時形成合力。

以色列的軍工體系也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延伸。其自主研發的 “梅卡瓦” 坦克、“哈比” 無人機等裝備在中東實戰中積累的經驗，為美軍提供了寶貴參考。2025 年以色列向美國轉讓的無人機察打系統，已應用於美軍在非洲的反恐行動。這種技術協同不僅增強了以色列的軍事優勢，也提升了美國在全球的干預能力。

但這種技術共生也存在潛在風險。以色列在未獲得美國支持的情況下單獨襲擊伊朗核設施，反映出其對美國戰略可靠性的懷疑。而美國通過軍援附加條款限制以色列自主行動（如 2016 年協議要求以色列逐步終止本國軍工投入），同時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以分散戰略負擔。以色列則利用美國的威懾擴大行動空間，但在核心安全問題上拒絕妥協。例如，以色列在未獲得美國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單獨襲擊伊朗核設施，暴露了其對美國戰略可靠性的懷疑。這種 “相互綁架” 的利益交換，使得美以關係在 “父子同盟” 的表象下，暗藏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

九、經濟依賴：脆弱的利益平衡鏈

以色列的經濟高度依賴美國援助。2025 年特朗普政府批准的 74 億美元武器援助，佔以色列國防預算的近 20%。若美以關係破裂，以色列可能面臨經濟倒退 10 年的風險 —— 美國遊客減少將衝擊旅遊業（佔 GDP 4.2%），技術封鎖將重創其高科技產業（佔出口額 55%）。這種依賴使以色列在戰略選擇上不得不考慮美國的立場。

但美國同樣受益於以色列的經濟價值。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如網絡安全、生物醫藥）吸引美國資本投入，2024 年美以雙邊貿易額達 680 億美元。美國通過以色列在紅海的軍事存在，保障了全球 10% 石油運輸的安全，間接維護了自身能源利益。這種經濟紐帶使雙方在 “美國優先” 與 “以色列優先” 的博弈中形成微妙平衡。

十、結束語

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的關係是利益交織與目標分歧的複雜混合體。以色列在中東的優勢地位短期內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但其 “一家獨大” 的局面並非無懈可擊。軍事技術的代差、國內政治的共識、經濟利益的綁定構成了美以關係的堅固基石，而戰略目標的錯位、地區矛盾的激化、國際格局的演變則埋下了深層隱患。未來，隨着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以色列國內政治極化加劇，這種 “特殊關係” 可能面臨更嚴峻的考驗。若以色列過度擴張引發地區失控，或美國國內親以共識鬆動，美以聯盟的根基或將動搖，進而重塑中東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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