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豈止在汗青?——從“魚化寨之謎”説起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1小时前
歷史離我們其實可以很近很近。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在為靳生禾、謝鴻喜著《長平之戰:中國古代最大戰役之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作的序言中説:
“猶憶50年代不佞在西安西南郊外魚化寨考察時,於斷崖間挖掘出高逾丈餘重疊積累的白骨堆,白骨之間並無雜土,縱橫雜列,陰森無比。魚化寨在漢長安城之南,唐長安城之西,當地無有關戰爭的文獻記載,已難知其間的曲折。”
為《長平之戰》作序時,因為作者提到了對長平之戰遺址趙軍屍骨坑的考察,引發史先生回憶起自己四十多年前在西安看到的白骨及其來歷之謎。史先生推測魚化寨這些堆積的白骨也應是戰爭遺留,但又沒有查到當地有戰爭的記錄,因而一直毫無頭緒,只能承認“已難知其間的曲折”。
於是我問了一下AI:“西安魚化寨附近發生過戰爭嗎?”
AI答:“發生過。”並指出:1867年,西捻軍入陝與清軍在此作戰失利。據清軍戰報,西捻軍此役犧牲了一千四五百人。
我擔心AI瞎編(AI經常煞有介事地瞎編,而且史念海先生畢竟是史學泰斗,如確有此役,他似乎應該知道),又下載了一本《捻軍史》。其中果然有如下記載:
“圍攻西安後,西捻軍曾分軍至附近地區活動。2月10日,他們乘剛到的湘軍立足未穩之機發起進攻,在西安城西雨花寨同劉松山、總兵李祥和等部激戰,旋稍為退卻,復以大批馬步隊分三面包抄,儘管敵人施放連環槍炮,西捻軍仍頂住不退,馬隊又從敵後圍攻,前翰林院編修張錫嶸帶領親軍100餘人深人,陷於圍陣之中,登時斃命。隨後敵人拼命反撲,又鏖戰了數個時辰,西捻軍不利,損失1000多人,遂退守秦渡鎮、花園鋪、梁家橋等地。”(郭豫明《捻軍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2頁)
此處講的“雨花寨”,就是“魚化寨”的別稱。所以我推測,史先生當年看到的那些層疊的白骨,很有可能就是這次激戰的陣亡者。
史先生四十餘年沒能解開這個謎,今天我也不能肯定我的推測一定對。但我想:當年的戰鬥陣亡了那麼多人,他們的遺體一定是埋葬在附近的,而且戰事仍在繼續,也不會埋得很仔細;而史先生恰好在這附近發現了草草疊壓而葬的大量白骨——這兩者應該不是巧合。通過史先生的眼睛與史書記述的耦合,我感到歷史並不遙遠,而是可以走近的:魚化寨不僅見證了七八千年前先民們的生息繁衍(這裏有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投射下了農民戰士們與封建統治者殊死搏鬥的英姿。
再説我曾與人談到的戰國時燕國內亂引起齊人伐燕的史事。
這段歷史並不只留存於《孟子》《史記》《戰國策》等書本上,而是同樣可以實實在在地走近的:
“1966年春,在河北易縣燕下都都城南解村東發現戰國墓1座,人頭骨叢葬14座(編號為YNXC1-C14)。它們分佈在東西向的一條直線上,方向為100°。人頭骨叢葬之間,地勢平坦,無任何文化遺存。1974年5月,為了解燕下都都城南解村附近人頭骨叢葬埋葬情況和更好地保護這些人頭骨叢葬,搶救發掘了5號人頭骨叢葬。人頭骨的放置沒有一定的佈局和規律,也沒有一定的秩序,看來是隨意掩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韓康信、潘其風對5號人頭骨叢葬中較完整的221個個體進行了性別、年齡的觀察,‘這批人骨幾乎全是男性成丁個體’,‘頭骨中最多的屬於18-35歲的青壯年,約佔觀察數的80%’,沒有發現幼年個體,55歲以上的老年個體幾乎沒有。在發掘清理過程中,發現有2個人頭骨中有三稜式鐵鋌銅鏃,有3個人頭骨的下頜骨被砍去一部分,有的枕骨被砍去一部分。‘因此,5號人頭骨叢葬中所掩埋的顯系戰爭中被殺或受傷後被殺掉的戰俘。’根據文獻記載,在燕國內亂時期,‘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根據5號人頭骨叢葬掩埋人頭骨在2000以上的數字計算,已發現的14座人頭骨叢葬所掩埋的人頭骨總數將接近3萬或3萬顆以上,與文獻記載大體相符。因此,‘這3座墓葬和14座人頭骨叢葬可能與上述燕國內亂有關’,‘其具體墓葬年代應在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前的前4年,即公元前315年齊、中山伐燕之前’。”
在《燕國八百年》(彭華著,中華書局2018年第99頁)讀到這些考古發現的時候,我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我不但看到了這些骷髏,還依稀能看見2000多年前這些年輕人鮮活的面容和他們互相廝殺的身影。
此外,該書還告訴我們,有關齊人伐燕的另一個謎也被揭開了。《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這裏的“北地之眾”是什麼人?過去的史家只能説是“齊國北部靠近燕國一帶的人”。但1974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古中山國三件青銅禮器(即所謂“平山三器”)上的銘文則證明“北地之眾”其實不是齊軍,而是與齊國聯合伐燕的中山國的軍隊。(同上,第101—102頁)中山伐燕一事,過去人們是不知道的,幸虧有了“平山三器”的出土,才揭開了歷史的塵封(參見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再回到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長平之戰》一書。在此書之後,山西高平的賀宛旦、楊紅保、郜和平三人又出了一本《戰國長平之戰新考》(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書的“後記”是如此敍述他們寫作的緣起的:
“我們三個都是高平人,和平是寺莊鎮西陽村人,紅保是寺莊村人,晚旦是永錄鄉東莊村人。寺莊永錄一帶正是當年秦趙長平之戰的主戰場,其遺址遺物分佈之密集,其故事傳説流佈之深廣,外地人怕是想像不到的。也許在你耕田放牧修渠壘灶的不經意間,就挖出幾枚古兵器古錢幣甚或一坑枯骨;也許在你探親訪友問路尋廊的閒扯漫談中,就引出一段有關此村地名來歷的遙遠血腥的故事。版本不同,詳簡不等,但敍述主題永恆,描述對象特定。這些物事,對於啓蒙向學的頑童們,雖不如逮兔捉鳥有趣,也不如覓食填飢重要,但卻在不知不覺間永遠地溶匯到終生不滅的孩提時代的記憶裏。
兩千多年前的秦趙長平之戰,對於古代中國的統一太重要了,對於長平人民的歷史記憶太深刻了!”( 第244頁)
讀着這兩段文字,我想起了在電視上看過的兩部紀錄片的片段:
1993年中央電視台《望長城》劇組去探訪戰國魏長城遺蹟。主持人站在一道土樑子上問村民:“老鄉,請問這兒的古長城往哪兒走?”
“就是你站的地方。”村民波瀾不驚。
“什麼?”主持人不信。
村民於是走上土樑子,拂去浮土,説:“你看,這是夯過的,這就是當年的長城。”
主持人感嘆,這豈止是“長城兩邊是故鄉”,這是“長城上面是故鄉”。
而在甘肅臨洮,主持人則是被當地一位探訪秦長城數十年的老師帶到了一個叫“殺王坡”的地方的一道夯土的殘牆前面,並被告知:
“史書説的長城西起臨洮、東到遼東,所謂西起臨洮,就是這個殺王坡。”
而央視十套一部關於西夏曆史的紀錄片裏,寧夏西吉縣一所鄉村中學的教室裏,歷史老師正在給孩子們講“宋與西夏的和戰”。
下課後,這位老師領着央視攝製組的記者來到教室外面的一處土坡上,告訴她這就是北宋與西夏之間著名的“好水川之戰”的戰場。見記者不信,老師隨手就從土坡上扒出一根帶着箭鏃的腿骨,並指給她看散落和半埋在山坡上的那些頭骨和兵器殘片。
讀着《戰國長平之戰新考》三位作者的文字,想起看過的這些電視畫面,我感覺他們已經不是“接近”歷史,而是就生活在歷史之中。
不過,太接近歷史,有時也會“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比如高平的三位作者認為長平之戰後白起不可能活埋40萬趙軍俘虜,因為趙軍同時出現在戰場上的人數不超過10萬。説趙軍有45萬,那是歷經3年趙國前後派往長平的總兵力,而且經過了3年傷亡慘重的戰爭,最後被俘的最多兩三萬人左右,不可能有40萬之眾。而且從永祿屍骨坑發掘的多具趙兵屍骨身上的創傷來看,他們是被擊殺於戰場而不是被活埋的。
到這裏,我認為他們説的很合情理。
可是,他們還腦洞大開給了這樣一個“論證”來證明趙軍不可能有40萬之眾:
“前邊説過,趙軍在長平邑的主陣地,是從長平關——故關——金門鎮——長平關,地域成三角形,每邊長約20千米,域內總面積約200平方千米。假設在這塊地域內佈置10萬軍兵,那麼,不排除域內陵谷、河泊、樹木、莊禾等不能站人的因素,也不扣減域內房舍碾井居民牲畜的佔地量,平均每2平方米要安置一名軍兵﹣﹣這當然不可能……”(第93頁)
換言之,他們認為200平方千米的陣地連10萬人都安置不下(因為要2平方米站1人),更不可能安置下40萬人(那就得1平方米站2人)了。
問題是他們犯了一個小學生都不會犯的數學錯誤,即誤以為“1平方千米=1千平方米”,所以“200平方千米=20萬平方米”,所以10萬士兵只能兩平方米站一人,擠不下……
但誰都知道,1平方千米=100萬平方米,200平方千米=2億平方米,所以根本不存在“兩平方米安置一名士兵”或“一平方米安置兩名士兵”的“困難”。
也不知道軍事科學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們審稿的時候怎麼連這樣一個大bug也看不出來。
但他們這本書還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考察了當地很多地名以及民間文化、傳説等與長平之戰的關聯,確實令我們感到兩千多年前的刀光劍影、戰馬嘶鳴不但一直投影迴盪在那裏的山間田野,也一直激盪在每個人的血脈深處。
它不但教會了人們分辨善與惡、忠與奸、智與愚,也諄諄告誡着每一個炎黃子孫:
我們的祖先用如此高昂的代價換來的四海為家、山河一統,決不容許任何人來動搖與分裂。
我們的歷史,是戰天鬥地改造自然的歷史,是制禮作樂創造文明的歷史,也是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的歷史,更是人民革命舉義伐暴終於當家做主的歷史。
我們應該更加親近這雄壯多姿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