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王輝耀對話UNESCO助理總幹事_風聞

2025年6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加布裏埃拉·拉莫斯（Gabriela Ramos）到訪全球化智庫（CCG），並與CCG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博士圍繞人工智能發展的倫理基石與全球治理這一熱點話題對話交流。以下為對話全文：

多邊治理的核心在“人”

**CCG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今天我們在座嘉賓中有來自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的張凌寒教授，中國科學院研究員、人工智能安全與超級對齊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聯合國人工智能高層顧問機構專家曾毅，以及多位大使館官員，還有來自智庫和媒體界的眾多專家朋友。拉莫斯女士，您剛才發表了一場極具深度和啓發性的演講，全面闡述了您對全球治理的看法，分享了關於人工智能發展方向及其重要意義與貢獻的思考。

據我瞭解，您曾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工作近二十年，期間擔任主任幕僚及二十國集團（G20）峯會事務協調人，推動了包括全球最低税率提案在內的多項重要倡議，這項舉措對全球税收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近年來，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任職，負責多個領域的工作，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倫理治理方面發揮了開創性作用，致力於構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倫理基礎。這些努力不僅體現了卓越的戰略遠見，也體現瞭如您所強調的“通過執行力實現領導力”的理念。

因此，結合您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對全球多邊機制的深入參與，謹請您分享如何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實現更加高效的多邊治理？在協調各國利益訴求、推動成員國合作的同時，您是如何制定激勵機制並有效推進議程的？相信您在這一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與獨到的見解。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您在過去數十年中致力推動的全球治理和多邊合作創新，如何為未來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提供借鑑與啓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非常感謝您的提問。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正如阿蘭查·岡薩雷斯所説，她曾是WTO的G20峯會事務協調人，而我是經合組織的G20峯會事務協調人。她曾告訴我一句非常有意義的話：“一個機構的生命力來源於其中的人。”也就是説，機構的運轉取決於其領導力的質量、與成員國的互動質量、關係的質量，歸根結底，是信任。而最終，一切歸於“人”。

這非常值得思考。我們往往容易被宏大的制度設計和架構所吸引，但真正關鍵的是人。關鍵在於是否有優秀的代表在談判桌前，他們是否能夠理解所面臨的挑戰，是否願意共同致力於尋找解決方案，是否願意接受共識規則。對大國而言，共識機制有時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在這一機制下，你不可能獲得100%的訴求滿足，通常只能獲得80%、70%，甚至60%。因此，我認為營造一個高質量的合作氛圍至關重要。而這樣的氛圍必須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並且讓各方相信，通過多邊機制達成的成果要優於單邊行動。

我很幸運——或者説，也歸功於我本人、我的團隊以及與我共事的領導者——曾處於一個“可行性很高”的環境中。以人工智能倫理建議的制定為例，這是一個值得借鑑的最佳實踐。

首先，必須有堅定的領導。我當時非常堅定，持續推動。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組建了一個專家組，增強了國家間的信任，因為整個過程體現了全球區域的廣泛代表性。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説：“我請我在北方國家工作的朋友寫了一個文件，請大家討論”，那必然會引發牴觸情緒。但我們採取了包容性的方式來推進這項工作。專家組的主席是一位來自南非的女性，同時小組成員來自中國、美國、非洲等地，真正做到了多方參與。這種方式建立了信任。

當然，僅有包容性還不夠，還需要具備高超的領導能力。我認為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我在競選UNESCO總幹事的過程中也深刻體會到，國際組織的領導崗位，並不總是以能力為唯一標準來做出決定的。

我非常清楚，我並非初出茅廬，我瞭解其中存在諸多雙邊考量、地緣政治因素，也存在“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式的利益交換。但我始終認為，一個領導者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往往正是因為其具備真正的能力與領導素質。

在我任職OECD以及後續在UNESCO社會與人文科學部門工作的過程中，我始終強調，對於多邊體系，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歸根結底，多邊體系反映的是我們自身的投入。當成員國或領導人批評多邊主義時，也應視為一種自我反思。因為一個體系的運行效果，取決於你投入了什麼、你參與了多少。

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即使制度和平台已經搭建好，如果有一方不願參與或投入，合作就難以推進。基於當前全球高度極化和多重裂痕的現實——正如我所指出，並非所有主要國家都願意真正投身於多邊主義，也許在現階段，我們需要採取一種“差異化架構”的方式。即由那些真正有意願、願意積極推進的參與方先行行動，推動取得實際成果。

最後，體系本身必須具備高度的靈活性。國際機構應當不斷改革，這應成為一種常態思維，因為現實不斷變化。而在許多情況下，制度中存在大量規則，反而導致效率低下，最終使得許多事務難以落實。因此，我認為，這些是當前多邊體系必須認真思考和應對的關鍵問題。

我們不能總是在追趕技術

**CCG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非常感謝，您的發言讓我深受觸動。您提到“與人合作”的重要性，我認為這對於國際組織的領導者而言至關重要。領導者要能夠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深入交流和合作。

我瞭解到，您能夠使用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並且畢業於哈佛大學。但更為重要的是，您在OECD工作期間，親身經歷並參與了與不同國家開展合作的全過程，而如今在UNESCO，您面對的成員國更多，這種與國家和人民深入互動的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其次，我非常贊同您關於改革的看法，我們不能原地踏步，必須不斷前行、不斷創新，尤其是在當今這個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下，更應積極推動變革與進步。

因此，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您是如何最初開展人工智能倫理研究、政策制定以及相關工作的？我們都知道，人工智能正在快速發展，它已成為各國之間的競爭領域，同時也充滿諸多不確定性。從封閉系統到開放系統，從技術競爭到能力競賽，這一領域正經歷劇烈變革。

當然，如今在諸多地緣政治衝突中，我們已經看到人工智能被廣泛應用，例如無人機、智能作戰系統等，人工智能的作用無處不在。展望未來，這一領域還將面臨諸多挑戰：倫理問題、安全問題、風險防控、隱私保護等等。因此，我非常想了解，您是如何關注並推動這一議題的？作為聯合國體系中的一個國際組織，教科文組織如何全面系統地思考這些問題——無論是安全、倫理，還是全球標準建設？我們確實需要在這方面啓動全球治理機制。也請您談談，這一願景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推動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發展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您對此問題的表述非常清晰而有條理，因為歸根結底，我們似乎總是在“追趕”的狀態中。我們好不容易理解了某個“黑箱”系統是如何生成結果的，結果模型發展的整個基礎又突然發生了變化。

我們原本在思考如何確保數據質量，以避免歧視現象、避免系統或模型被錯誤地構建，但很快又出現了合成數據，或者是大規模抓取網絡信息的做法。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如何討論“數據”的問題？當數據來自網絡抓取，我們開始討論數據來源的問題，而一開始這些來源甚至都沒有被標註。現在雖然有些來源得到了引用，但其質量如何？如果你深入研究技術細節，就會發現我們始終處在“追趕”的狀態，因為技術本身非常複雜，而我們並非都是技術專家。

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拓寬討論的視角，把“主動性”還給那些需要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決策者和機構。在這方面，我找到的一個較好切入點，是從技術的“結果”和“影響”出發來思考問題。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需要去窮盡所有可能出錯的類型——我認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現在也有一些機構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這非常有價值。比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建立的一些研究機構，中國也有很多專家在研究相關風險，通過測試系統來評估哪些地方可能出問題，以及如何控制潛在的負面風險，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

但對我而言，更可行的方式是這樣思考：比如在荷蘭，政府使用一個算法來幫助更好地管理社會福利系統，防止福利濫用。一開始開發這個算法，或許是出於良好的目的，而且即便代碼是專有的，這也可以理解。但後來我們發現，數以千計的移民因此受到負面影響。那麼我們就必須提出質疑：如果這個模型在實施中主要針對移民羣體，並剝奪他們的福利，那顯然出了問題。事實證明，這個模型存在偏見，因為它把“移民”羣體過度地標識為“濫用者”。

因此，在那一刻，必須確保問責機制的存在和有效運行。這正是我所關切的問題。我的關注點並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如何將法治所賦予我們的線下保護機制有效延伸到線上環境。這並不容易，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開源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各類模型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一個模型再開發出另一個模型。如果出現問題，責任歸屬將變得十分複雜，遠非表面看上去那樣直接清晰。

但歸根結底，真正的關鍵點就在於系統的問責機制，以及制度應當具備的責任承擔能力。《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中就納入了這一點，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它的邏輯並不是要求我們去追蹤所有的代碼，或逐一審查每一個算法。相反，全球範圍內有數以千計的模型正在帶來積極成果，無需逐一瞭解。但如果出現問題，就必須能夠建立起一套責任體系，以便及時糾正錯誤並對受影響者進行補償。

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來組織思路，自然需要具備相關技術背景的專家提供支持與建議，但最終的治理框架將更加有結構性，也更具可操作性，而不會陷入過度複雜的困境。

教育應超越就業，培養公民意識與批判性思維

**CCG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非常好。那麼在請在座專家和朋友們發言之前，我想提出最後一個問題。

眾所周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核心使命涵蓋文化、教育、文明等“軟實力”領域。正如剛剛辭世的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所強調的那樣——您作為哈佛校友應當也非常熟悉——軟實力在當今世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作為UNESCO總幹事職位的有力競爭者，我想請您談一談，您對教科文組織未來發展的總體願景是什麼？在當前這個充滿“硬實力”博弈的世界中，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興起不斷強化這種趨勢，但與此同時，關於軟實力，包括文明、教育、文化、人才等方面的力量，我們應當如何理解與弘揚？

我們確實需要更多依靠軟實力來平衡當今世界日益增長的硬實力傾向。當今，各國紛紛提高軍事預算，但我們或許應當迴歸初心，重視軟實力的價值，通過文化、同理心、共情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例如學生交流、旅遊往來、歷史遺址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等，這些正是教科文組織的核心工作內容。只有通過這些努力，才可能真正推動世界朝着更加安全、更加宜居的方向發展。

這就是我最後一個問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我想説，UNESCO是推動多邊主義的一個安全且重要的平台。這一點非常有意義，因為我曾負責跟蹤貿易措施、金融危機及金融體系崩潰，以及金融改革和税收改革的相關工作。我很慶幸現在不再承擔這些任務，因為那確實非常艱難。

我認為正是現在這個時刻，應當加強UNESCO的影響力，因為正如您所言，該組織提出了另一種將人類聯繫在共同願景中的方式。文化、教育、科學賦予了我們“人性”的定義。這不僅僅是貿易、交流，也不僅是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而是交換我們的身份、我們的來處、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

是什麼讓我們作為人類彼此相同？是創造力、學習和交流。我認為這些正如您所説，是極具力量的工具，前提是我們能夠以正確的方式加以利用。正如我開頭所説，關鍵在於坐在談判桌前的人，真正共享為善而行動的緊迫感。其他領域亦是如此。

因此，我希望教科文組織能夠在過去幾年所提供的服務基礎上實現質的飛躍。首先，繼續推動技術轉型相關議題，並以更加基於人類價值觀的方式進行，因為技術發展可能帶來分裂，也可能促使我們更加團結，這一點毋庸置疑。技術正在重新定義整個社會參與、經濟活動及諸多方面。

其次，是教育問題。但我們應當反思：教育的目的為何？過去幾十年，教育被視為幫助年輕人就業、增強競爭力、實現個人成功的平台。但我認為，我們需要回歸教育的本質——教育是為了培養公民意識、促進和平和培養批判性思維。

非常有趣的是，這些對社會和諧共處至關重要的工具，同時也是幫助我們掌控技術的重要手段。因為批判性思維以及對技術影響和後果的意識，極為重要。

所以，教育，特別是優質教育，應有更廣泛的內涵，即我們希望培養成為什麼樣的人，而不僅僅是“經濟人”。保護文化遺產固然重要，但我更希望能有更多對文化的投入，讓文化煥發生機，將其從博物館中帶出來，激發人們的創造力。

因為有時候，當我作為G20峯會事務協調人來到中國時，每次都會見到由各地區帶來的盛大音樂和舞蹈表演——那種感覺，令人深刻體會到中國的文化魅力。你坐在那裏，看着這些表演，有時會覺得某些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很像墨西哥的文化，或者不盡相同。

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地將文化融入發展之中。這也是我所稱之為“包容性”議程的一部分，因為我的綱領包含包容性、創新和影響力。第二個部分——創新，是要真正利用科學技術帶來的飛躍性進展，讓部分國家取得的成就惠及所有人，確保科學開放，保護科學家權益，保障言論自由。

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民粹主義、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的抬頭，數字平台的弊端以及虛假信息的傳播，這些都不利於社會的發展。我認為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極為重要。順便提一句，我們剛剛通過了《神經技術倫理建議書》，對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影響力”。

所以，包容性、創新和影響力——這就是我對未來UNESCO的設想和主張。

重啓教科文組織的“科學使命”

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教授、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張凌寒**：**謝謝您，拉莫斯女士。非常榮幸見到您。請允許我做一下自我介紹，我叫張凌寒，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同時，我也是曾毅教授的同事，我們二人均為聯合國人工智能高層顧問機構專家，是該機構中的兩位中國成員。

我非常高興能來到這裏。因為在我們參與聯合國人工智能高級別諮詢機構工作期間，我們關注了眾多極具影響力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議。我們注意到，最早的倡議之一是OECD的《人工智能原則》，其次就是UNESCO的《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這是我首次瞭解到該建議書完全由您發起推動，能有機會與您見面並對話，實在是我的榮幸。

我的問題同樣聚焦於UNESCO的未來發展。祝您在競選總幹事的過程中取得成功。我非常喜歡您的競選口號：“包容性、創新和影響力”。正如您在演講開頭所提到的，UNESCO以世界遺產、文明和文化聞名，但在科學領域的影響力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實際上，正如我所提及，您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領域發揮了卓越的領導作用，推動了經合組織和教科文組織的倫理規範建設，影響深遠。

因此，我想請教您：如果您當選為總幹事，或者在未來的工作中，您將如何進一步提升教科文組織在科學領域的影響力？您已經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領域取得了卓越成果，我認為科學領域，尤其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將成為教科文組織未來願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請問您對此有何規劃？謝謝。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很高興認識您，也祝賀您！我非常欣賞您在聯合國人工智能高層顧問機構中的工作，更高興的是，您在報告中引用了UNESCO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您參與撰寫的兩份報告以及對《全球數字契約》的貢獻都非常出色，衷心祝賀。

關於科學問題，首先，國際組織的作用在於設定議程。我認為，目前科學本應擁有更高的可見度，而科學合作往往還處於邊緣位置。我們偶爾會推進一些合作項目，但現在是時候呼籲各國對其本國的科學生態系統負責，包括對科學的投入，以及對科學家羣體的保護。

此外，現在正是UNESCO重新啓動“科學使命”的良機。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開展類似的工作了。但我們曾經成功促成了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建立，也就是位於瑞士的粒子物理學實驗室，這是一次規模宏大的國際合作。

那我們為何不能圍繞某些關鍵議題啓動新的科學使命？我願提出一些正在倫理委員會中討論的議題，因為我也負責UNESCO科學與技術倫理專家委員會和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

其中一個議題就是人類是否具備通過技術手段改變氣候或環境的能力。技術上這已是可能，尤其是在美國，已有機構在研究這一方向。還記得冰島火山噴發時產生的火山灰粒子覆蓋全球，從而阻擋部分強烈太陽輻射，這啓發了科學家們：我們是否也可以通過人為方式達到類似效果？若能如此，或許就能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一種新可能。

但這也令人警惕。一方面，它確實可行，另一方面卻也令人不安。若操作失誤，我們是否會“凍結”整個地球？又是誰來決定是否啓動這樣的干預？可能具備實施能力的，全球不過寥寥幾人。我們如何確保圍繞這類技術展開真正包容性的全球對話？這正是UNESCO應當發揮作用之處，正如我們在推進神經技術倫理問題時所做的那樣——圍繞重大科學前沿議題開展系統性思考，而這些議題不應僅由“能做到的人”決定，而應納入所有人共議，因為其影響將波及全人類。

另一重要方面是：當前的全球科學生態系統結構，令全球南方的很多科研機構難以獲得應有的代表性。由於各種制度門檻，目前全球80%的科研成果集中在G20國家之中。而如果進一步縮小範圍，主要就剩下中、美、英等國。這就嚴重缺乏來自全球南方的知識多樣性、認知差異、願景表達和學術抱負。

因此，我認為，UNESCO肩負着至關重要的使命：讓各方知識都能進入全球對話的議程中，真正實現互學互鑑。其中一個常被提及、但始終缺乏系統整理的角度是原住民知識。如何對其進行整理和規範化？如何真正將其納入全球知識體系？這是一項亟待推進的工作。

UNESCO應當全力開展這些工作。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要重複其他國際組織的工作。比如，OECD正在編寫非常優秀的《科技展望》報告，這非常好。我們教科文組織每年也發佈關於“女性與科學”的權威報告，這正是我們的重點之一。因此，各機構之間應加強協作。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如何通過新的理念和出版物來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我擔任社會與人文科學部門負責人期間，我特別享受與思想領袖的合作。他們往往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是我們原本未曾設想過的。

例如，我們曾邀請哲學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來做關於“社會能量”的演講。我從未以那樣的方式與哲學家交流過，甚至不確定在座聽眾是否都完全理解了他的觀點。但正是這種挑戰我們認知邊界的過程，才真正有價值。我相信，UNESCO完全可以成為這樣一個提供思想碰撞與知識探索的平台。

從誤解到共識****的合作歷程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人工智能安全與超級對齊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聯合國人工智能高層顧問機構專家曾毅**：**我沒有特別的問題，主要是想表達支持，並回顧一些我們與UNESCO的合作。我認為這些合作不僅對我個人有益，更展現了UNESCO這樣的平台所能夠實現的積極作用。

我想簡單回顧一下我們最初如何開始參與《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的制定工作。這項工作的起點其實是一場“爭執”——我和艾瑪·魯特坎普-布魯姆（Emma Ruttkamp-Bloem）教授之間的“較量”非常有意思。秘書處想啓動該項建議書的討論，並希望我和艾瑪共同牽頭負責其倫理基本價值的框架設計。

於是我們互相發郵件溝通，但卻一直未能收到對方的回覆，也許是網絡問題，也可能是郵件被誤刪，總之始終未果。後來我就自行開始做了一些問卷調查，參與工作組的一些成員也參與了問卷。艾瑪看到問卷後説：“咦，曾毅，你怎麼能在沒有我參與的情況下就啓動調查？”於是她表示“不想和這個人合作”。而我這邊也説：“她從未回覆過我的郵件。”我們的共同同事、倫理委員會的一位成員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我説：“她沒回郵件。”艾瑪説：“天哪，是你沒有回我郵件，是你先開始的！”原來一切都是誤會。

這其實也反映了現實世界的常態——充滿了誤解和無意間造成的傷害，而我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秘書處的首要工作便是先化解我們之間的誤解。之後，我和艾瑪開始共同主持工作組，合作非常順利，我也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我最喜歡我們所達成的成果之一，便是“相互關聯的原則”——即在一個和平、公正且互聯的世界中共處。這正是我與艾瑪共同提出的主張。

當我提出“人與技術和諧共生”的理念時，大家都很認同。我記得當時秘書處的負責人達芙娜還説：“這也許是第一次有非西方價值被納入UNESCO正式文件。”這非常重要，因為過去文獻中充斥着西方價值，非西方價值卻少之又少。

艾瑪非常認同這個理念。她説這不僅來自中國、韓國、日本等亞洲文化，也深深植根於南非文化。她提到：“在南非的‘Ubuntu’哲學中，我們一直在討論個體與整體之間的聯繫、相互依存與協調共處。”因此我們一致認為，應將“相互關聯”“和平共處”的價值觀結合起來，寫入倫理建議。

我記得在2024年UNESCO舉辦的全球人工智能倫理論壇上，我們共同推動建立了“無國界人工智能倫理專家網絡”。當時，加布裏埃拉從兩個候選人中選擇了我和艾瑪。一位男士（我），一位女士（艾瑪）。如今我們已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每次國際會議前，我們都會郵件聯繫互通有無。我去年邀請艾瑪參加中國主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參與我們的人工智能安全與倫理項目。有位同事給艾瑪安排了太多任務，結果她説：“我退出了，實在做不來。”

後來我發郵件勸她：“你只需要作為支持留在團隊中，不要求你承擔工作，是否參與完全由你決定。”她回覆説：“我留下，只是因為你。”所以，我們從最初的爭執走到如今的互相支持，並共同提出“和諧共生、相互關聯”的倫理原則。

我從UNESCO的合作中真正學到了很多。艾瑪曾説：“曾毅，雖然我們差異很大，但我仍願與你合作。”我回應説：“我們能不能不再説‘雖然我們差異很大’，你為什麼覺得我們差異很大？”她説：“因為我來自非洲，而你來自中國，我們的文化非常不同。”

這是事實。在申請聯合國世界遺產時，必須展示文化遺產的獨特性，否則不能入選。但我嘗試挑戰這一邏輯，提出：“我們是否也能談談人類文化之間的共性？”當然，每一個文化遺產項目都有其差異與獨特性，但也正是人類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將我們聯結在一起。因此，我們在推動《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的過程中，不僅強調利用人工智能保護世界遺產與文化遺產，更提出要利用人工智能促進文化交流。

最後，我想表達對UNESCO未來發展的支持，特別是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我認為中國應當重建一個更高效的合作框架。目前對接UNESCO的主要是教育部，但我建議應由更強有力的機構牽頭，協調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以及工業和信息化部，形成合力。因為UNESCO涵蓋教育、科學、文化三大領域，而教育部的職能主要集中在教育領域。因此，我認為中國應當建立更有效的協調機制，以更有力地支持UNESCO的使命，使其倡議更好地在現實中落地實施。

最後補充一點：當UNESCO制定《神經技術倫理建議書》時，秘書處曾諮詢我是否有合適的專家人選推薦。我説：“請找一位既具備神經科學專業背景，又具備一定政治影響力的人，這樣他就能真正推動倫理的落實。”因為我在人工智能倫理培訓過程中深知，要推動落地實施，僅有學術是不夠的，還需要執行力。後來他們採納了我的建議，邀請了中國的駱清銘教授——他是海南大學校長，也是人工智能領域的頂級神經科學家。

我認為，中國政府應給予更多支持，推動《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的落實。這不僅是一個起點，更可作為典範，推動中國建立更強大、協同更高效的機制，真正與UNESCO在教育、科學、文化領域形成緊密互動。正如加布裏埃拉所言，UNESCO的工作不僅是“發佈建議”，更是引導各國“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而未來的關鍵在於“行動與落實”——由UNESCO聚集的思想領袖推動實施，才是通向未來的正確路徑。謝謝大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反思，正如我一開始所説，一切歸根結底都是關於人——關於人的挑戰與合作。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問題，但最後我有一點想法想要分享。

培養適應力與韌性，超越單純技術培訓

**CGTN記者：**感謝您的演講。我是來自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的記者。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拉莫斯女士。UNESCO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六大支柱：通用框架》中分析了防止人工智能技術加劇教育不平等的必要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背景下，UNESCO是如何推動會員國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數據治理框架的？謝謝。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如果我們能夠正確處理技術與教育體系之間的關係，那將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因為在較小的範圍內，這種關係體現了人工智能對我們世界和生活所產生的整體影響。

但如果將其具體落實到教育體系中，正如你所説，我們面臨一系列問題。首先，如何確保這項技術不僅僅服務於那些“幸運者”——即已經接入網絡、知道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並能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自身學習能力的個體？這是個體層面的問題。進一步看，是學校體系的問題——教師是否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是否能將其融入教學、改善孩子們的學習體驗？抑或由於完全不熟悉任何技術工具，而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這點非常值得深思。因為我認為，討論的重點不應放在技術本身。如果學校因為擔憂而選擇完全禁止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使用，我認為這並不是正確的做法。相反，我們應當將其作為工具，規範使用，在透明、申報的前提下，協助學生完成特定學習任務。

我記得在OECD任職期間，我們曾做過一項研究，分析引入更多技術的國家與其學生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在課堂上大量引入技術的國家，學生的學習成績反而出現下滑。原因在於，他們的討論集中在“技術”本身，而沒有考慮學校體系為引入技術所需進行的組織性變革。這種變革應服務於教學目標，而不僅是單純引入市面上的技術產品。相反，學校需要開發適配本地課堂的內容，使用本國語言，並設計出適合本地區孩子審美和認知習慣的視覺呈現方式。

因此，這就像企業引入新技術時所面臨的問題：關鍵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企業內部的轉變——領導者的觀念、員工的能力建設，以及基礎設施的準備。

所以，在教育中引入新技術，其實質是推動教育體系的改革，以適應技術的使用。因為，最終我們不可能，而事實上也不應該，僅僅為了適應生成式人工智能去培養學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很快也將成為“過去式”，後續還會有新的技術湧現。我們真正需要教會孩子們的是適應力、預判力和韌性，所有這些能夠幫助他們在一個高度技術化的環境中靈活應對，同時不忘教育的根本目的：提升學習過程和效果。

最後，回應你的問題，有一點其實並不複雜：如果某些學校落後，那就加大對這些學校的投入；如果某些國家落後，那就加大對這些國家的支持。這不是高深的科學，但現實中常被複雜化。

我們已經制定了《將人工智能引入課堂的指導方針》，但正如前面所説，核心仍然在於——培訓教師、準備學校、開發內容，並確保這些內容與文化背景相契合。

**CCG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好的，看來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但我認為今天下午的討論非常富有成效。

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加布裏埃拉·拉莫斯女士，她專程來華訪問。我知道您此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但此次是以UNESCO助理總幹事的身份，並且正在競選UNESCO未來總幹事這一重要職務。您與我們分享了您的理念、經驗，以及對UNESCO未來發展的遠見，同時也介紹了您在過去所推動的一系列創新工作和領先成果。這次交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能夠更深入瞭解您的觀點和洞察。因此，這場對話確實非常有價值。

此外，我們也希望將今天的活動納入“CCG全球名家對話”系列的一部分。該系列已經持續五年，與近百位全球領導人、專家以及政界人士開展了對話，具有深遠的影響。

最後，或許可以請拉莫斯女士發表簡短的結束語，然後由苗綠博士對您表達感謝。現在請拉莫斯女士做最後發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拉莫斯：**我剛才的回應，其實是針對記者所提到的內容。因為除了我們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如技術變革、氣候轉型、人口結構轉型等，各種轉型正在同時發生，人類正共同處於這一劇烈轉變的時代。

但事實上，我們迫切需要新的理念、全新的實踐方式，需要擺脱那些已被證明在諸多領域未能帶來有效成果的“傳統智慧”——無論是在應對不平等、還是氣候變化方面。

因此，我覺得曾毅與艾瑪之間圍繞“互聯性”和“和諧”所展開的討論具有重要意義。曾毅提出了“和諧”的概念，有些西方國家會説，“我們不喜歡這個詞，因為它太有中國特色了”；而他們提出別的概念，東南亞國家又覺得那太西方化了。這些分歧，其實我們都很熟悉。

但我認為，未來的UNESCO應當具備真正整合不同知識體系的能力，幫助我們思考：我們如何才能共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經濟”本身，很多問題的根源正源於此。現行的體系往往獎勵個人成功，推崇競爭，強調利益最大化，是利潤導向下的技術發展邏輯。

我們確實應當改變激勵機制，把那些真正對人類有意義的維度納入考量，而這些往往在現有的經濟模型和政策決策體系中被忽視。

我曾在冰島參加“福祉經濟論壇”，深受啓發。在新冠疫情之後，我們逐漸意識到，人類並不僅僅是“工人”“消費者”或“生產者”。人類還是需要相互聯結的社會個體。而疫情期間，我們的應對策略幾乎只關注“保護身體”或“維持經濟”，卻忽略了人的精神、情感與社會關係層面，這正在給年輕一代帶來嚴重的心理健康挑戰。

因此，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需要從倫理、哲學，甚至從更深層次的理解出發，尋找新的社會與經濟構建方式。就像非洲的Ubuntu理念或中國提出的“和諧”概念，它們都強調我們是更宏大整體的一部分，是一個共同體，而不僅僅是孤立的個體。或許，集體的成功並不等於個人的成功，但這種新的思考路徑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我相信，UNESCO將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非常感謝大家。

**CCG秘書長苗綠：**感謝親愛的加布裏埃拉·拉莫斯女士，感謝您就這一重大議題發表的精彩講話。我們都深知，這一議題至關重要，它關乎未來發展，是對全人類提出的一個開放性問題；對每一位個體而言，也都意義深遠。因此，我們高度讚賞您今天的發言，您帶來了許多富有啓發性的新理念，也讓我們得以共同深入探討這一重要話題。

同時，也要感謝來自各地的專家參與今天的對話。親愛的拉莫斯女士，您知道嗎？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對話。王輝耀博士主持過眾多場次的“全球名家對話”活動，對話對象包括勞倫斯·薩默斯、約瑟夫·奈等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嘉賓，圍繞全球治理展開深入討論。但今天，您關於人工智能的發言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不僅是一個精彩的回應，更是一個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開放性命題。

再次表示誠摯的感謝，也感謝所有參與今天“CCG全球名家對話”的嘉賓。我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再次與您相聚。特別感謝曾毅教授、張凌寒教授等中國專家學者，他們都是該領域的重要研究者。

CCG非常希望與UNESCO開展更多互動。UNESCO不僅是一個推動文化與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也在人工智能與新技術等全球性議題上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願繼續圍繞這些重大議題開展深入討論。再次感謝大家，謝謝！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王輝耀對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加布裏埃拉•拉莫斯”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閲，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