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少了，這個東北省份有點拼_風聞

人口壓力，籠罩吉林省。

近日，吉林省衞健委、財政廳聯合印發《吉林省生育假期成本補貼制度實施細則》，明確提出給予用人單位生育假期成本補貼。

根據上述文件，吉林省規定：自2025年起對落實女職工180天產假、併為其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用人單位，按每名生育女職工2000元的標準發放生育假期成本補貼。

據時代週報記者梳理，吉林是東三省中，首個出台此類補貼政策、直接發錢為用人單位分擔生育成本的省份。

實際上，吉林省率先“試水”，並不令人意外。

2024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減少了22.1萬人。其下轄的8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均是減少態勢，長白山人口持平。疊加吉林省正經歷着較為明顯的人口老齡化進程，使得勞動力市場面臨壓力。因此，破解人口困局、改善人口結構，已迫在眉睫。

     

為什麼是吉林？

    

過去十年，吉林省一直揹負着“人口流失”的標籤。

數據顯示，吉林省人口於2010年達到峯值後，此後一直處於下跌狀態。2010-2024年，吉林省人口數從2746.6萬下降至2317.31萬，縮減429.29萬人，若以2020年為界，其十年下降的人口數大約400萬人。

✎ 2010年-2014年吉林人口變化趨勢圖

與此同時，由於人口流失較為嚴重，吉林省大部分城市都出現了人口降級，其下轄的吉林市從400萬量級降至300萬，延邊、白城、通化從200萬降至100萬，遼源和白山總人口已不及百萬。

而減少的400多萬人，有兩層因素。一方面是人口流出，另一方面是生率下滑，導致自然人口不斷減少。

人口數量變化分為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其中機械增長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差值。

時代週報記者根據統計年鑑及統計公報數據的推算發現，吉林省早期以人口流出為主，目前已逐漸轉向以人口自然減少。

具體來看，在2011年-2015年，吉林省人口年均減少約26萬人。同期，自然增長率整體為正，年均自然增長率約為1.79‰。

這意味着在那段時間，人口流出是吉林省人口總量縮減的主因。

✎ 2010年-2014年吉林人口變化趨勢圖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楊繼瑞告訴時代週報記者，那段時期我國經濟結構正發生轉變，東北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面臨着諸多困難和挑戰。

從經濟表現來看，自2003年國家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以來，吉林省的煤炭、石油等化工資源優勢與全國產業發展需求相吻合。2003-2012年，吉林省GDP翻了兩番多，年均增長13.42%，高全國平均增速3.11個百分點。

到2014年，吉林省GDP增速降至6.5%，低於全國GDP增速7.4%，且在全國中排名靠後。此後其經濟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經濟活力不足、產業轉型乏力、就業機會減少，導致人口外流是那段時期的主要原因。”楊繼瑞説道。

而繼人口外流之後，吉林省的出生率隨之波動下行，也導致人口自然增長率轉為負值，其結果就是人口遷出對總量減少的作用逐漸減弱，繼而是生育率下降導致的人口縮減。

在楊繼瑞看來，自然增長率為負是人口結構和經濟變遷的疊加影響。“東北受計劃政策影響較深，導致經濟和人口自然增長要比全國更早進入負增長的拐點。”數據顯示，吉林省人口自然負增長比全國提早了4年。

不僅如此，在總人口上，吉林省先於全國11年開始出現持續的人口負增長。

這一結論出現在民建中央網站公佈的民建吉林省委提交省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提案《加快完善吉林省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議》中，改提案着重提到2011年起，吉林省先於全國11年開始出現持續的人口負增長，嚴重的少子化已成為吉林省的基本省情，為此建議大力鼓勵一孩生育、降低教育成本及擴大生殖輔助技術投入。

由此可見，扭轉出生人口數下跌走勢、改善人口結構，是吉林省當務之急。

    

現金補貼用人單位

  

出生率實際上受多方因素影響，但普遍認為養育成本是關鍵因素之一。

國家統計局2021年的一項專項調查顯示，80%的育齡婦女有生育一孩的願望，但實際生育率卻明顯低於意願水平。

其首要原因“經濟負擔過重”，佔受訪者比重的60%，除了經濟負擔，佔比較高的還有生育成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時間成本包括休產假、看護和接送孩子的時間、增加的家務時間和家庭教育時間等。

機會成本則包括有報酬工作時間的減少、個人閒暇時間的減少、工資下降等。

吉林省多次出台刺激生育的政策，正是為了逐步改善以上問題。

例如，發放生育補貼、增設普惠拖育，甚至還推出“生育貸”，為符合的夫妻最高提供20萬元的婚育消費貸款，按生育數量給予不同程度降息優惠。這是全國首次由政府層面提出婚育消費貸款。

而此次吉林省出台的“給予用人單位生育假期成本補貼2000元”政策，是一項旨在降低企業因女職工休產假而增加的用工成本負擔的激勵措施。它是地方政府支持企業、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最終鼓勵生育的配套政策之一。

遼寧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人口資源與環境中心主任宋麗敏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在育兒成本持續上升背景下，多地已發放生育津貼及育兒補貼。但部分企業仍承擔婚育假期用人單位的薪資支出，這可能導致休假者遭遇職業發展阻力。

“因此，政府通過補貼減輕企業負擔，從而避免年輕人因婚育休假而影響職業發展，最終實現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婚育成本上的共擔。”

所謂生育津貼，是對女性因為生育離開工作崗位造成收入減少的一種補償，相當於是休產假期間的工資。若用人單位繳納了五險一金裏的生育保險，那津貼就由社保支付。反之，津貼需要用人單位給足。

一般而言，生育津貼由醫保經辦機構發放給用人單位，再由用人單位支付給個人。

如果説生育津貼是兜底性質，那生育、育兒補貼則是激勵。如生育補貼是政府對生育子女家庭的一次性獎勵；醫療、學前教育、拖育等育兒補貼是生育福利裏的一部分，減輕育兒成本。

可以看出，當前的補貼機制主要面向生育者個體，而用人單位仍需承擔較大壓力。“五險一金、工資成本、津貼主要由企業承擔，而各地針對性的財政補貼和税收減免政策較少，難以適應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宋麗敏説道。

在2022年中國人口協會“新時代的性別平等與人口發展”分論壇上，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政策法規研究室副主任楊慧，曾聚焦參加職工社會保險費用和假期工資兩項直接成本，測算過育兒假成本。

測算結果顯示，企業承擔每個有3歲/6歲以下孩子的男女職工的育兒假成本，全國平均為1.72萬元。分省來看，重慶企業需要承擔的育兒假成本最高（3.09萬元），吉林省等6省份育兒假成本在2萬至2.97萬元。

對當前背景的吉林省來説，承擔萬元以上育兒假成本，足以企業降低其落實育兒假政策的積極性。宋麗敏認為，吉林省對於企業給予用人單位生育假期成本補貼，正是順應了企業的需求，此外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和諧關係。

✎  撰文  阿力米熱

✎  編輯   黎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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