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選擇馬克思主義_風聞

 　　1、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的歷史淵源

 　　如果形式主義地僅從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入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指儒家文化），似乎八竿子都打不着。一個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研究中得來的，一個是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思想文化，一西一東，一新一舊，二者的結合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在實踐層面，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不僅進入中國生根發芽，而且與儒家文化實現了融合，並未出現實質性的衝突。因為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是中國人民，這是一個被儒家文化浸潤了幾千年的羣體。讓我們疑惑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故鄉，西方至今仍然極力排斥馬克思主義。顯然，我們繼續主觀地把儒家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看成互不相容，甚至排斥儒家文化，這將以歷史發展背道而馳。

 　　百年前，當苟延殘喘的清王朝在西方資本主義，以及民主、科學潮流的衝擊下，國內民眾的覺醒，大清王朝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垮台了。中國要發展民主、科學，走資本主義道路似乎成了不二之選。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模仿西方的社會制度，通過議會、總統選舉，成立了民國政府，但結果仍然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啓發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仁人志士，李大釗作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利用《新青年》雜誌宣傳馬克思主義。弔詭的是正當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時，恰逢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新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相遇，二者在一些人的認識上發生了新與舊的碰撞。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碰撞肯定是屬淺表層的。因為儒家思想中的“民為邦本、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為政以德、興亡有責、富民厚生、見利思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知行合一、實事求是、自強不息、天人合一”等儒家經典思想與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説並不衝突，後者雖然是一種新思想，尚未成為文化，但它在歐洲肯定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定存在着某種聯繫。

 　　2、什麼是文化

 　　我們平時説到“文化”，往往是指一個人是否有知識。即有知識就被認為有“文化”，或者説讀過書就被稱為有“文化”，沒讀過書就稱為沒“文化”。為此人們會覺得，文化的含義非常簡單，知識就是文化。實際上知識與文化是既有聯繫又相互區別的兩個不同概念，即知識不等於文化。一個人即使沒讀過書，依然有文化。顯然，“文化”一詞的內涵超乎我們的想象。你如果到辭典、書籍中查找“文化”的定義，你一定會頭疼。你會找到幾十條甚至上百條關於“文化”的定義，難以找到一個既精確、簡潔，又權威的定義。正如美國人類學家洛威爾所感嘆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

 　　當我們觀察自然界，會發現自然界是由兩類物質構成的。一類是天然的，另一類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人造的，無非是將人的思想“物化”後，形成的物，可稱之為“文物”。當然，這裏所説的“文物”是廣義的。這就是説，我們在自然界目之所及或可感知的物，要麼是文化的物，要麼是自然的物。但是，我們反觀人類自身，會發現人類完全不同於自然的物，也不同於人造的物。人類自誕生以來，在不斷的進化，這種進化過程也是人的文化（這裏的“文化”是一個動詞）過程。就個體而言，人在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產生了精神生活，使人的“文化”成為一種客觀存在，即人們在日常生產、生活過程中，依據自身的感覺、知覺獲取各種信息，以及不斷地學習、積累，形成各種經驗、教訓，在分析、歸納的基礎上會形成一些規律性的知識，並能將自己的思想、意識及知識用文字記錄下來或直接傳授給他人。某些信息，如人的性格特徵、智力等甚至會遺傳，這也是一種人的文化過程。

 　　所以，這個地球上實際上只有兩種人，即原始人和文化人。自從文字產生以來的人都是文化人，相對文物而言，文化人可簡稱文人，同樣這裏所説的“文人”是廣義的。不過，文化人並非都是文明人，不然，孟子為什麼會把不仁之人斥之為“禽獸”呢？由於每個人出生後，在成長過程中都將稟賦其所屬民族的文化，而與其他民族文化相區別。如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華民族，其文化與西方文化有着非常明顯的區別。這些區別會自覺地體現在人們的為人處事方面。這種文化特質被學者稱之為“前見”，其本質就是一種成見，即各自的價值觀。簡單説會產生同則取之、異則棄之的效果。所以，“文化”不僅僅指“文”的物化，還包括人的文化，即人文。現實中，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多着眼於“文物”，而少關注人的“文化”。既然我們在這裏牽涉的主題是儒家文化或孔子文化，其內容如果用哲學術語來描述，則屬形而上的東西，與之對應的“文物”則屬形而下（具有可視性），將不在這裏討論。所以，即使聖神的“科技”（一些人把它當作信仰）在此也將被排除在本文之外，因為科技無論怎樣發展都無法改變其工具的屬性。

 　　儘管認識來源於實踐，但有所思才會有所成，人的思想、精神終究是事物產生的先決條件。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正是認識到這一點，他才特別關注，人的內心世界才是決定一個人能否過得幸福的關鍵因素。這個內心世界也就是一個人的文化，而羣體文化是由個人文化組成的。為此在這裏，我用一句最簡潔的話，來給人的“文化”下定義，即文化是在社會引導下形成的具有穩定性的價值觀。這個定義將文化中的“文物”排除在外。我知道人的價值觀是易變的，但“文化”中“文”之所“化”，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生產中獲得，並逐漸積澱而形成深層的心理意識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東西，作為思想、精神來影響人們為人處事的方式。之所以歸結為“價值觀”，是因為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個人形成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種族在為人處事方面往往會有不同的特點。凡人都離不開利益，即價值，所以，一個人在社會引導下形成相對穩定的價值觀決定了這個人的“文化”。這個定義比餘秋雨先生的文化定義更簡潔了。他説：“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但是，餘秋雨先生的文化定義不只涉及人的文化，還包括物的文化。

 　　3、中國文化的特點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文化發展早期最繁榮的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政治紛爭、劇烈動盪的時代。孔子之前，學在官府，受教者均為貴族子弟。孔子是宋國沒落貴族的後裔，首開私學之先，將官學傳入民間，有教無類，平民百姓的子弟也能入學接受教育。當時的儒家思想以孔子為代表，依據《論語》中孔子説：“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及《論語》、《孟子》書中多處涉及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及周公的事蹟，説明孔子當時擁有豐富的上古文化典籍，因而非常讚賞堯（唐堯）、舜（虞舜）、禹（夏朝）、湯（商朝）、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的治國思想。這説明在孔子前，上訖唐堯，下至周公，歷經堯、舜、夏、商、週五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截至孔子，儒家思想至少已經存在兩千五百年以上，孔子成了承前啓後的中間人物。孔子之後，所謂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社會上自由思潮風起雲湧，如道家、墨家、法家、農家、名家、陰陽家等等，甚至還有兵家。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先秦“法家”中的“法”是辦法的“法”，與現代法治中的“法”不是一回事，即為君王出謀劃策而已，當時還沒有“法治”的概念。當時的國家治理，以禮治（屬行為、道德規範）為主，輔之以律治（刑罰）。“法治”的含義是依法治國，由秦訖清都屬家天下專制統治，雖有法律，但無法治，皇帝擁有對法律的最終解釋權。

 　　當我們對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分析歸類後，會發現儒道墨三家即可統括諸子百家的思想，非儒則必道或墨，即依儒、道、墨某方面思想進行演繹。道家偏重自然，重個性，似哲學；墨家重羣體人生，抑個性，本於天，似宗教。儒家居於道、墨之中道，重人生，兼個性與羣體，不忽視自然。若從儒道墨典籍和代表人物出現的時間順序來看，道、墨似是將儒家思想向兩極發展，即道家的“天”純屬自然，是現代唯物主義的鼻祖，道家的“人”就是個人，可以説是現代極端個人主義的鼻祖。墨家極重尊天精神，以天抑人，易於往宗教方面發展。其餘各家如法家出於道，重視政治與法律，忽略尊天精神，在人文的範圍內重視上層建築；農家出於墨，放棄遵天精神，則又似與法家相對，重視社會底層；名家近於墨，重在名字與觀念的推演與哲學思辨，最終陷入詭辯；陰陽家出於道，在觀察自然的基礎上，把道家的自然哲學演變為多神或泛神論，轉向了宗教。

 　　自戰國至秦，儒家思想的發展，經歷了非儒反孔的階段，以楊、墨、莊、老為代表，到戰國中後期則出現孟荀之爭。孟子、荀子都是孔子弟子再傳弟子的學生，間接師承孔子，都極力推崇孔子思想。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惡。但至秦皇、漢武期間，由於政治上的一統，社會思想也開始進入了歷史上的第一次融合階段，如儒家典籍《易傳》、《中庸》吸取了道家的許多思想，而《禮記》、《孝經》則融入了墨家的一些合理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強大的包容性，正如《論語•為政》篇中，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思想從來不排斥異己。所以，漢武帝時的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因為儒學的發展，兼收幷蓄，融入諸子百家的優秀思想而成一統，也致道家思想漸漸處於次要地位，而墨家思想則成為不重要，其餘法、農、兵、名、陰陽等思想，由於其理論上的侷限，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慢慢地被邊緣化或消失。

 　　漢末，佛教興起，漢順帝時（公元115年~144年），道家最終演變為宗教，由張道陵創立道教，隨後慢慢演變為與佛教相抗衡的一大宗教。佛教傳入中國約為漢明帝時（公元29年~公元75年）。因此，自漢以後，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僅剩儒釋道三家。西漢訖至漢武帝前，官方的統治思想以黃老道家思想為主，但道家核心思想（如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等）直至清末，也從未退出過官方統治思想，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這樣的愚民思想（《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被歷代統治者所遵奉。後來由於道教越來越往神秘化方向發展，近代以來，中國道家思想，無論政壇還是民間已日漸式微，而儒家思想雖經民國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打擊與文革期間的“批林批孔”，以及近、現代西方文化不斷湧入，許多人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儒家文化至今不僅在治國理政方面，還是在民間仍佔主流。

 　　4、儒學發展概況

 　　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著名史學家柳詒徵先生曾説：“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中國文化史》第二十五章）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先生也説：“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裏，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裏出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兩位前輩都認為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者，均未特指儒家文化或儒學。一般的説法是孔子創建了儒學，是中華儒學的奠基人。但我們從先秦儒學典籍《論語》、《孟子》、《荀子》可以看到，荀子之前尊師道，到荀子時才開始重儒學，如《論語》中僅有一處提到儒，即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孟子》中一處提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另一處則是墨家夷子談喪葬時提到儒。至於《荀子》中則許多地方提到了“儒”，而且還有腐儒、賤儒、陋儒等説法。這説明“儒”成為學派大概是孔子過世一百多年後才出現的事情，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出生，荀子又晚孟子五十多年出生。為此有必要理清古代“儒”這個概念的演變。

 　　中國的“古代”這個概念，實際上是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代，孔子之前被稱為上古時代，孔子所處的時代稱為中古時代，孔子之後的時代稱為近古時代。由於上古和中古時代尚未發明紙張，記錄文字只能使用木簡或竹簡。因此，古人用字非常精煉，往往用一個字就能表達一個完整的概念。如“士”這個字在古代單獨使用時就是表達“讀書人”這個概念。但現在“士”必須和其他字合在一起來表達某個概念，如士兵，護士等。讀書人這個“士”，如果通過某種渠道獲得功名，比如當官了，就在“士”的左邊加上“亻”這個偏旁，即“仕”。那麼，“儒”又是什麼意思呢？《説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即儒是指性格柔和之人。又如《周禮•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經查閲相關典籍得知古代的讀書人如果始終未獲得功名，沒有當官，是自謀職業者，而被稱之為儒。亦有説法，是指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人。所以，上古和中古時代的“儒”是指民間人士，而且往往是指社會地位較低者。春秋時的儒家尚未成為學派，大概到戰國中後期，孟子前後，儒家才開始形成一個相對於其他諸子學派而言的儒家學派，所以先秦儒學自戰國中後期，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儒學實際上與官方沒有任何關係，而且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和君權神授”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相背離。如，孔子在魯國任大司寇，齊國害怕魯國強盛後會對齊國不利，於是設計送女樂給魯定公，打算離間孔子與魯定公的關係。有《論語•微子》為證：“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此事《史記》、《孟子》均有記載。這説明，孔子根本就不存在貪戀官職，魯定公既然貪戀女色，不聽勸告，孔子寧可四處流浪都不願向當權者低頭。孔子會有“君為臣綱”的思想嗎？

 　　儒學的發展自漢以後又進入了低谷時期，大約七百多年，直至北宋，儒學與佛道大體成三足鼎立之勢，同時也進入儒道佛相融合的時期。宋時是儒學發展的中興時期，也是儒道佛大融合的時期。這個時期出現了多位儒家學説的重要人物，如北宋的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及南宋的朱熹等，開儒學之理學先河。張載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著名。宋時程（二程）朱（熹）理學，認為“理”在事先，以“格物窮理”而著名。所窮之理仍屬“心”之理，以現在而言，其“理”仍屬客觀存在，與上帝、靈魂無關。始自南宋的陸（九淵）王（陽明，明朝）心學則認為“心”即理。二者在“道問學”與“尊德性”方面各執一端，實際上是各有一偏，其本質是一樣的，最終推動儒學發展達到了頂峯。其次是佛教中的禪宗，其思想非常接近孔子的思想，區別在於佛教的修行目的在於來世，未離宗教出世之桎梏，而孔子思想重現世，人們更易接受。

 　　5、孔子儒學的主要思想

 　　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在法國巴黎舉行，七十五位參會者（包括五十二位科學家）經過四天討論得出重要結論：“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瑞典物理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他一直致力於空間研究，1970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於他的工作無意中成為“星球大戰”的序曲，因此他曾義憤地建議各國將國防部改名為“大批殺傷平民部”。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體現在《論語》中，《論語》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論語》是一本專門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漢書·藝文志》説：“《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的成書經過，有學者分析（如錢穆）大概可分兩階段。前十篇即《學而》篇至《鄉黨》篇，可稱《上論》。主要由孔子的門人有子、曾子的弟子編篡而成。學不厭、教不倦大概是孔子的人生信條。據《孟子•公孫丑》，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這説明孔子在他的弟子心目中已是一聖人。孔子超強的人格魅力令弟子們崇拜不已，孔子過世後，類似有子、曾子這樣的學生效仿孔子收徒講學，續傳孔子之道。當孔子的再傳弟子收徒講學時，他們將遇到問題，屆時孔子過世已久，因其弟子各有所記，孔子之道或許出現零散不全的窘境。於是再傳弟子們相聚商議，收集他們老師隨孔子時的筆記，系統編篡一冊孔子語錄之類的書，作為他們的教學講義，因而誕生了《論語》一書。這可以從《論語•學而》篇，首章是孔子語，第二章是有子語，第三章又是孔子語，第四章是曾子語，可窺見一斑。説明有子、曾子的弟子既尊師祖，同樣也非常尊重他們的老師，但畢竟所編為孔子語錄，而他們的老師又師承孔子，因而孔子語必為首章。至於為何有子語之後才列曾子語，想必孔子之道認為“仁”自“孝”始，凡體魄健全之人，沒有人不需盡孝或不能盡孝，所以行孝為仁之本，故將有子語排在首章孔子語之後，而曾子語“忠、信”，應為一個人的處世之基。如果一個人在世上不忠、不信，必為人恥，但若不孝父母，處世之基必不牢，因而次於有子語。當《上論》既成，此風已開，再傳弟子們遍尋他們老師隨孔子時的筆記，於是《下傳》乃成。此風或延續至戰國末，漢初而不衰，長達數百年，最終成書究竟出自何許人已不可考，實乃那個時候中華優秀知識分子的共同成果。

 　　關於孔子思想，按以往的説法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這以歷史事實並不相符，如著名史學家錢穆所説：“孔子道昌，則為興盛世；孔子道晦，則為衰亂世。”由於歷史上的開明皇帝不多，三百多個皇帝（或稱王）中絕大多數只是從儀式上尊孔，即舉行祭孔典禮，而真正貫徹孔子仁政思想的皇帝鳳毛麟角。但是，孔子的確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楷模。由於孔子的許多弟子不願當官，傳説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可當官的沒幾人，卻願意效仿孔子收徒講學，弟子的弟子延續不絕，孔子的思想被廣泛傳播，所以孔子思想在歷史上對民間的影響是長期持續的。正因為此，官府才不得不以孔子為榜樣來教育官員與百姓。

 　　人類進化過程中最有意義的事件是猿人“我”的意識形成，是猿人意識上的飛躍。在“我”的基礎上，認識到“我”的存在有賴於他人，為“我”就必須為他人，無他人將無“我”。到此，猿人已經進化成為真正的人。因此，孔子“仁”的思想的產生，是人類進化必然產生的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人心”不屬生物意義上的“人心”，而是精神、思想上的。從“仁”字的本意來看，二人成“仁”，因此，仁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仁”的思想在《論語》中反覆出現，其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待人處事。可概括為孝、悌、忠、恕四個方面，如“當仁不讓於師”，“巧言令色，鮮矣仁”，“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孔子的財富觀，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放於利而行，多怨”，“見利思義”等。在治國理政方面，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等等。

 　　每個中國人一般情況下都懂得要孝敬父母。俗話説“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何況人呼？所以，孝悌實際上是一種人性。中國文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是“家”文化，中國人非常重視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的血緣關係，認為彼此之間都是有責任和義務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自覺自願地遵守父慈子孝，即父母對子女慈愛，子女則對父母孝順的倫理規則。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非常強的家庭觀念，他們認為，從小家到大家，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家鄉，再從家鄉到國家都是一個整體。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保障，等等。但西方文化則不同，基督教認為上帝創造了人，人是獨立的個體，是構成國家的基礎。父母與子女之間不存在任何依附關係，父母把子女撫養成人（大體上是18~21歲），是在履行法律義務，這也意味着子女沒有孝養父母的責任，養老是國家的責任，這也是西方國家的養老院非常普遍的原因。

 　　6、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不是憑空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在西方憑空產生的，而有着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據中國文化史記載，中國至遲自唐朝始，就開始出現中西方文化交流了（主要是間接的，即通過阿拉伯地區）。如，據公元九世紀阿拉伯人所著《中國近聞錄》：有“廣府Gonfu者，為商舶薈萃地。紀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賊黃巢Punzo陷廣府，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這樣的描述。基督教（猶太教）在唐朝時叫景教，在宋時叫一賜樂業教，在元時叫“温教”。

 　　唐朝始建於公元618年，而西方所謂的中世紀是指公元5世紀至15世紀這段時期，被西方稱為黑暗時期，而所謂的文藝復興是指14世紀至15世紀。始於公元13世紀的蒙古西征，被西方稱之為“黃禍”。這在西方歷史上，是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影響最大的一次歷史事件。熱兵器最早發明於北宋，世界上最早的熱兵器，火藥槍及火炮就是那時候傳入西方的。1275年，17歲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作為教皇的特使出使中國，由於馬可•波羅聰明伶俐，在中國很快學會了漢語、蒙古語，並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隨後還在忽必烈手下做過官。1295年回到歐洲後，他的書《馬可•波羅遊記》隨後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

 　　據中國近年來的研究，明末清初（即16～17世紀）西方派了許多傳教士來中國傳播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方濟各、羅明堅、利瑪竇、白晉、柏應理、湯若望、南懷仁等等。其中的一些傳教士將中國古籍翻譯成西文傳播到歐洲，如羅明堅將《四書》譯成西文，柏應理還專門寫了《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16世紀時，歐洲實際上已經進入東學西傳（即中國傳統文化西傳）的發展階段。如，歐洲早期的著名學者萊布尼茨非常瞭解中國傳統文化，他説，歐洲除基督教和思辨哲學能夠超過中國外，其他方面並未超越中國。他跟在中國傳教的白晉關係密切。白晉曾花很長時間專門研究過《易經》，因而非常熟悉《易經》。白晉曾將他研究《易經》的資料寄給萊布尼茨。萊布尼茨認為，他發明的二進制與《易經》有着密切的聯繫。他之後的康德、黑格爾都是著名的哲學家，難免會受到萊布尼茨的影響。我們知道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與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哲學有密切的聯繫。馬克思是個中國通。在鴉片戰爭時期，他曾任紐約時報《中國問題》欄目的撰稿人。萊布尼茨生於1646年，康德生於1724年，黑格爾生於1770年，馬克思生於1818年。黑格爾沒來過中國，但他仍然可算是一箇中國通，但他對中國的瞭解完全基於傳教士帶回西方的資料。他崇拜老子，但貶低孔子，並抨擊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應該説黑格爾是一名了不起的哲學家，但可惜的是，他沒能讀懂孔子，這對西方而言是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