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性主義變成“厭男”：男性都是加害者、女性都是受害者？_風聞

社會學理論大缸

2025年06月28日 19:21:03

文/陳昭如 按語/冷靜

一言不合，就搞性別對立？

最近幾年，隨着女性主義思潮在國內的傳播，很多性別議題開始進入公共討論。這種討論本身很有價值，但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但凡討論到性別，評論區總是刀光劍影。“普信男”、“女拳”之類的標籤滿天飛，好像不站隊就不會説話了。

想一想，現在的性別討論越來越像在“找壞人”、“貼標籤”：

• 職場歧視？一定是男老闆欺壓女員工；

• 家庭暴力？男性都是潛在施暴者；

• 情感糾紛？一定是渣男的錯。

這些討論似乎都在套用同一個模板：男性=加害者，女性=受害者。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我們是不是忘記了，職場也有“百度某女副總”、“格力某女總裁”的爹味管理，也忽略了女性對男性、女性對女性壓迫的可能…

實際上，這種二元劃分的思維模式正在遮蔽問題的複雜性。我們選擇性忽視那些關係中強勢的女性，也很少討論男性可能遭遇的傷害。當“受害者中心敍事”成為某種政治正確時，我們是否在製造新的不公？那些被排除在這套敍事之外的男性受害者，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聽到嗎？

*該書作者喬安娜·伯克（圖源：網絡）

所以，我特別想分享一本新書——倫敦大學教授喬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的新著《恥辱：一部性暴力的全球史》就是在反思這個問題。在作者看來，這種“男加害、女受害”的框架，不僅常常與事實不符，而且對男性和對女性都非常不利，因為它會讓我們漠視男性等性別羣體的受害經驗，也無法公平地呈現女性面對的多重脆弱性——傷害女性的，又豈止是男性呢？

下面，是這本新書的書評和推介。

性暴力，都是男人加害的？

性暴力是什麼？如何定義性暴力的內容？

一般來説，性暴力是指“非合意的性活動”，通過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的強制性行為，就算是性暴力。這樣的概念看似明確，卻可能出現認定上的困難，例如丈夫以暴力逼迫妻子就範的婚內性行為，算不算性暴力？

要解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因為性暴力不是普世經驗，也不是單純的暴力行為，它在特定文化與時間有不同的指涉概念。長期以來，相關論述多着重性暴力的相似性而忽略了差異性，甚至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例如“非洲的父權文化”“性暴力的東方化”），造成看待性暴力角度的偏誤，難以掌握問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圖源：網絡）

《恥辱：一部性暴力的全球史》援引全球各地歷史與文化案例與理論，解釋性暴力為何不只是外在的施暴行為，而是文化建構下的產物。例如：南蘇丹女性受害者保持沉默，是為了避免歸還龐大聘禮；尼泊爾受害者拒絕接受協助，是基於前世因果業報的信仰；意大利羅姆男性被污名化為強暴犯，是右翼政治人物的刻意炒作。

全書通過大量實例的分析，指出在思考性暴力時，必須同時考量性別、種族、階級、宗教、制度、習俗、意識形態等因素的交互影響，方能理解性暴力的本質。

作者喬安娜·伯克特別以南非為例，説明某些羣體受害比例偏高不只是天生性別使然，而是兼具種族、性認同、國家政策等多重脆弱性，並提出“受害經驗不是單純對脆弱性的反應，而是會‘創造’出脆弱性”的觀點，極具參考價值。

“受害者中心敍事”的二次傷害

作者對既有相關論述的質疑是顯而易見的，而我以為這樣的質疑是來自“以受害者為中心”的立場。她批評揭露性報道及觀點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是鞏固了既定的刻板印象，例如海地、印度男性常被西方世界標籤為“暴力黑人”，遭到全面的污名化。

她指名部分學者為了追求與受害者無關的個人目標，以權威之姿強行挪用受害者的創傷，恐怕存在倫理上的高度風險。她抨擊自動將女性、未成年、黑人列入高風險族羣的常見假設，不僅強化了受害者弱者的形象，也漠視了男性等性別羣體的受害經驗。她懷疑“聆聽受害者的呼聲”在哲學及實務層面都可能剝奪他們的能動性，甚至造成二次傷害。

*MeToo運動（圖源：網絡）

另外，作者指出承認“順性別”男性經常是加害人，不代表就可以忽略他們受害的事實，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她縝密鋪排文獻及研究作為佐證，説明對陽剛特質的扭曲（例如：天性暴力、隨時充滿性慾），以及否認男性受害的經驗，導致男性受害人數普遍被低估，而“他們在社會里享有的優勢地位，卻也正是導致他們遭受的性虐被人漠視的原因”。

令人震撼的是，書中提及紀錄片《男性在武裝衝突當中遭受的強暴》在烏干達放映時，遭到國際救援組織的阻擋。另外，90年代美國仍有37%的機構不願救助男性受害者，兩者都是擔心提供男性受害者協助與支持，會瓜分女性受害者享有的資源，這讓作者痛斥：“痛罵男性無助於我們理解具備攻擊性的性接觸所帶有的複雜性，更是絕對無助於和成年與未成年男性從事建設性的對話。”她甘犯眾怒，直指性別本質論者及維權者不自覺陷入的道德困境，發人深省。

*（圖源：網絡）

接續上述觀點，作者認為強調“男加害/女受害”的論述，不只是錯解了性別特質，也忽略了女性加害者的事實，並以美國反恐、盧旺達、塞拉利昂與烏干達的內戰作為佐證。遺憾的是，維權及慈善團體卻避而不談，因為“捐款人都熱衷於資助支持強姦受害者的項目，但無意捐錢幫助其他不是那麼單純的成年與未成年女性”。

不過作者認為，兼具“受害”、“加害”身份的女性的選擇是極端受限的，僅以“能動”與“屈從”的二分法，並無法公平地呈現並解釋女性（尤其是在戰時）面對的複雜情境。她更進一步引述哲學家卡德（Claudia Card）的話説：“壓迫性的社會結構……對於良好人格的發展提供了惡劣環境”“外人極少有立場可以斷定什麼時候是適合抵抗的時機”，足見作者並不以道德的高度自居，在嚴詞批判之餘仍透露着温柔的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