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東：紀念抗戰勝利，必須廓清日本侵華前炮製的錯誤史觀！_風聞

2025年6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正式公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系列紀念活動的總體安排。發佈會強調，在抗戰勝利80週年之際舉行紀念活動，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弘揚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偉大抗戰精神，意義重大而深遠。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上某些人炮製的錯誤史觀，與日本侵華前精心策劃的學術輿論攻勢同出一轍，都試圖解構中國歷史敍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值此重要歷史時刻，我們必須正本清源：中國各民族共同抗戰的史實不容篡改，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脈絡不容割裂！

在國外學術界和輿論場中，諸如“滿蒙非中國”“元清非中國”“長城內外非一家”等歷史虛無主義論調時有出現，與之相伴的還有“支那”“中國本部”“崖山之後無中國”等被刻意曲解的概念話語。

究其真實面目，都源於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出於侵略中國、分裂中國的圖謀而炮製的包裹學術外衣的謬論。

追根溯源，這是近代日本學術界和軍國主義合流炮製出的錯誤史觀的現代翻版。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界為配合其大陸擴張政策，糅合文明史觀、亞洲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話語符號，系統性炮製出“華夷兩分”“南北兩分”“長城內外兩分”等理論框架。

這些所謂“學術觀點”的本質，是為肢解中國領土完整性、割裂中華民族整體性、中斷中華文明連續性提供理論工具，是為其政治意圖服務的學術體系。

▲天壇祈年殿。天壇，為明、清兩代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場所。天壇暗合“天圓地方”的宇宙觀，也是“王權天賜”“天下一統”的象徵。（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日本“解構主義史觀”的形成及其實質

“華夷兩分”作為近代日本“東洋學”“支那學”的核心話語理念，是以福澤諭吉、內藤湖南、矢野仁一、白鳥庫吉為代表的近代日本學者不斷塑造強化的結果，為近代日本鼓吹的“建設東亞新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撐。

源起於福澤諭吉所謂的“文明史觀”的誤導。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大肆宣揚“日本為文明社會，中國落後文明需要日本來拯救”論調。1883年，福澤諭吉提出了所謂的“中國歷史停滯論”。德富蘇峯則在甲午戰爭前宣揚“中國威脅論”，為侵佔中國領土製造輿論。

而“大陸政策”和“日本亞洲主義”則成為日本侵略的突破口，其宣揚日本擁有先進文明、中國則是落後野蠻的國家，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所謂的“滿洲非中國”論。主張“華夷之分”是其解構主義的本質，主要目的是論證日本已經成為東亞華夷秩序的“華”和“文明核心”，這種“文明史觀”刻意貶低中國文明，無視其內在發展動力與連續性，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為日本殖民擴張披上了“文明開化”的道德外衣。

▲內蒙古赤峯市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皇城內有宮城形成“回”字形格局，突出“皇權至上”思想，是契丹統治者對漢文化認同的具體表現。（圖片來源：國家文物局官網）

發展於內藤湖南所謂的“文明中心移動論”“文化中心移動論”的曲解。甲午戰爭期間，由於受到戰爭的刺激與啓發，內藤湖南從文明與文化的角度撰寫了一系列文章，系統集成地提出了所謂的“文明中心移動論”“文化中心移動論”。

這些論調的邏輯起點來自於其“宋代近世説”“唐宋變革論”。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的中心在宋代由北方轉移到南方，而近代又轉移到了日本。他認為元之後中國文明出現“停滯”，日本代替中國成為東洋文化中心，成為大東亞文化圈的“救世主”。由此衍生出的“崖山之後無中國”“中國本部”“支那”等論説，最終成為日本侵華的核心話語。

1924年，內藤湖南出版了《新支那論》，指出東洋文化的中心已經移至日本，認為由日本來“幫助”中國是於中國和東洋文化有益之事。內藤湖南的心中沒有或根本不願接受“中華民族”的概念和事實，認為“五族分治”取代“五族共和”才是“明智之舉”。這一思想認識完全服務於日本“領導亞洲”“侵華有理”的政治目標，其“救世主”姿態掩蓋的是文化霸權主義和領土野心，是對中華文明強大生命力與包容性的蓄意否定。

▲唐三彩駱駝載樂俑包含濃郁的“異域情調”，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經濟交流，也體現了各民族間交往的空前盛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成熟於矢野仁一所謂的“滿蒙非中國論”炮製。九一八事變之前，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論》宣揚“中國無國境論”和“滿蒙非中國論”；其後繼學者岡田英弘在《從蒙古到大清》中繼續渲染“滿蒙非中國論”，宣稱大清帝國的領土繼承自蒙古帝國。這一以“華夷之分”為內核的思想認識，徹底割裂了中國歷史上東北地區、蒙古高原與中原腹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有着緊密聯繫的共同體歷史，完全無視清王朝作為中國正統王朝繼承和發展中華法統、治理體系、文化認同的客觀事實，其目的直指分裂中國領土，為“偽滿洲國”等傀儡政權制造“法理”依據，是赤裸裸的學術侵略，也是日本肢解中國的解構主義論調核心。

定型於白鳥庫吉所謂的“長城分界論”“南北對立論”的出籠。作為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的代表人物，白鳥庫吉系統性地否定了中國傳統的“華夷一體”天下觀，主張所謂的“長城分界論”“南北對立論”，突出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長城對峙、漢族與非漢族的南北對抗。

這種深藏“文明對立”“胡漢對立”底層思維的“學術探討”，將長城這一兼具軍事防禦與貿易文化交流功能的古代工程，曲解為水火不容的“文明斷層線”，其對於特定時期衝突的刻意放大，是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和“主流本質”的曲解與誤讀，實則是為了製造中華各民族間的“永恆對立”，究其根本，是為了服務日本“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

▲“萬里長城第一門”之稱的張家口大境門，“大好河山”四字蒼勁渾厚。大境門內外是蒙古、漢、回、藏等多民族文化經貿交流的主要場所。 新華網發 趙琛 攝

對於近代以來日本解構中國的錯誤史觀，我國曆史學家顧頡剛在1939年發表的《“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一文中進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日本學者：“是怎樣的偽造歷史或曲解歷史來作竊奪我們土地的憑證，而（日本）帝國大學把他們的謠言發表於世界也就是用作侵略的前驅，並不是提倡純正的學術研究。”

顧頡剛進一步揭露：“自從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國必先攫奪滿蒙，便硬造出‘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析出邊疆於‘本部’之外，拿來欺騙中國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國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並不曾損害了中國的根本。”

▲《大清一統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刻本。此書通過重修和續修，將清朝實現和鞏固統一的過程特別是新疆、蒙古等地區的建制沿革，及時完整地記述下來，從而在官方地理總志中正式確立了清朝“大一統”的疆域範圍。（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此後，1987年至1990年期間，美國漢學家歐立德在東京外國語大學師從岡田英弘，受到其內亞史觀的深刻影響，並基於“內亞帝國”的視角，強調蒙古、滿、藏等族羣的“特殊性”，試圖繼續解構中國歷史的統一性、整體性和共同性。

這一學術路徑最終催生了“新清史學派”，其研究取向聚焦於“非中國”“內亞”“周邊”等概念，突出滿洲特性，並構建“滿蒙帝國”“滿蒙共同體”（藏傳佛教世界）等歷史解釋框架，實質上是日本“支那學”研究的延續和發展，成為了一種解構主義的中國史觀和方法論。

總的來看，這種美日“中國學”合流的學術本質是以“華夷之分”替代“華夷一體”，其研究傾向於解構的、微觀的、相對主義的、小歷史的多元主義特徵；試圖以非中心非統一多民族國家、非整體視角的觀點和方法碎片化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從歷史文化斷裂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進而否認多元一體、向內凝聚的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

（二）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明辨日本錯誤的“解構主義歷史觀”的內容與實質，反對解構主義式的歷史敍事，要求我們真實還原中華民族整體發展的歷史史實、牢固樹立“五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全面認識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活字印刷術”節目中展示出的“和”字，表達了中國文化中對和平的崇尚。（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要充分明晰各民族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主流。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是各民族共同參與、共同締造的。蒙古族主導建立的元朝，其國號“大元”取自《周易》“大哉乾元”之意，不僅體現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更開啓了南北民族大融合的新篇章，實現了“胡漢一家”的歷史性跨越。明朝推翻元朝後，仍然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説，“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

清朝通過《大清一統志》系統地闡述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脈絡：“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清朝有效統合了中國內部的各個區域，實現了“長城內外皆一家”的空前“大一統”局面，奠定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疆域版圖。

▲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圖。（圖片來源：地球知識局）

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要矢志堅持“大一統”歷史敍事傳統。中國自古以來就秉持“四海一家、天下一家”的天下觀的包容理念，這種“四海之內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天下一統”思想深深植根於中華文明的土壤中。《詩經·商頌·玄鳥》中即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記載。這種超越單一族羣的“大一統”政治理念和文化認同，是貫穿中國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線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深厚思想基礎。

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要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同體歷史。各民族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和諧共處、手足相親、守望相助始終是我國民族關係的主流。特別是在抵禦外侮、防止分裂、維護統一的進程中，各族人民空前團結、同仇敵愾，書寫了中華民族艱苦卓絕、氣壯山河的偉大史詩。

▲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城內街101號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圖片來源：新華社）

總而言之，正像八十年前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以失敗告終一樣，反而推動“中華民族”觀念從自在走向自覺，其基於“華夷之分”炮製的錯誤史觀在今天即使花樣翻新、沉渣泛起，也只會像一面鏡子，照出妖魔鬼怪的原形。

我們在堅決批駁這些謬論的同時，更要高度警惕其背後的險惡圖謀——以歷史虛無主義解構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唯有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才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根基，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地抱在一起，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同心同行、砥礪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