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遭痛斥，究竟是怎麼回事？_風聞

這兩天互聯網上寫蔡瀾的文章很多，去世後無論被贊被罵，最不在乎的人可能就是蔡瀾了，所以那些文字對他本人沒什麼意義。

▲6月27日，微博賬號@蔡瀾 發文稱，蔡瀾先生已於2025年6月25日（六月初一）於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離世。

其實那些對蔡瀾進行深度評價的文章，大多都“借題發揮”了。它們觸及了香港這個英國前殖民地的文化生態，借蔡瀾評香港文化，以及它對中國內地的影響。我覺得其中一些對殖民地文化內在扭曲以及“精神天花板”的分析，應當説有其道理，邏輯上也是自洽的。

然而我同時覺得，對蔡瀾一方面不應朝着“香港四大才子”的方向使勁拔高，另一方面也不應對他刻意貶低。對他這個香港文化名人如果朝一個方向評價得太極端了，雖然文章可以自圓其説，但會脱離真實，成為把蔡瀾當由頭的價值觀宣示和叫板，難免離原本的素材跑題太遠。

有幾個基本事實還是值得確認的。一是蔡瀾的確挺有才的，儘管“香港四大才子”這個標籤本身就有些誇張，但是他能出那麼多作品，跨越了多個領域，而且在香港文化市場上很成功，做到就很不容易。可以説，市場對他的個人才氣做了驗證。

蔡瀾的確算不上什麼大師，個人履歷中也曾有拿不上台面的東西，比如早年拍三級片。但是不能否認，他這一生中對香港文化的繁榮整體上是一個積極的角色，也是一個活躍元素，他為香港在華語文化圈裏一度站到很高位置上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蔡瀾早年在邵氏電影公司工作，監製了很多電影作品。

第二，為了論證蔡瀾總體上“品位不高”，一些作者強調了香港殖民文化的侷限性，意思是包括金庸等其他幾位“才子”其實水平一般，概因這種侷限性。香港地域狹小，又受殖民統治多年，文化屬性上有些中不中西不西，這一指出有一些道理。

但我們同樣要客觀看，香港流行文化在八九十年代對內地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影響對內地走出文革時代的文化荒蕪和僵化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開拓內地文化工作者的視野，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元素構建提供了大量參考線索，也提供了一些有示範價值的案例。後來隨着大陸迅速發展，香港在文化上的參考價值逐漸降低，直到華語世界的文化創新中心基本離開香港，香港的一些藝人紛紛到內地發展，或者融入到內地的文化市場框架中。經歷了這個變遷，內地文化自信大幅提升，創造力今非昔比。

然而即使這樣，不能對香港曾經發揮的作用以及那波影響中的活躍力量反過來進行蔑視，否定他們的集體價值和延續力更強的一些個體價值。我們應當更公允地評價香港所謂“才子”“天王”等在幾十年大交融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被稱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黃霑、倪匡和蔡瀾。

第三，蔡瀾主張“人生沒什麼好比的，每個人都是這個世界的體驗者。人生沒有真正的完美，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緒，這場人生你就已經贏了一大半”。這樣的價值觀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以及“橫渠四句”所宣揚的價值觀當然不同，顯得不夠積極。

但同樣要看到，蔡瀾的宣揚在社會流傳過程中從未與“遊戲人生”“躺平”這樣的真正消極主義為伍，也沒有被後者當成旗幟或者武器大肆利用。他的話更多是被人們在過度緊張和麪對失敗想不開時用來自我勸慰，幫着自我解脱。因此他的許多“消極言論”對人們實際起了積極作用。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儒道兩種價值觀在從不同方向幫助實現國人的精神平衡。蔡瀾是名人，有錢，他最後看輕名利，勸慰人們各得其樂，其作用即使是複雜的，但肯定不應被武斷做負面的定性。

▲蔡瀾的作品。

除了上面這些，老胡想説，蔡瀾西歸後，引起了這麼多評論和爭議，這反映了現實中人們存在的精神矛盾和困惑，每一種主張都有他們的現實淵源。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不要拿蔡瀾過度借題發揮，這種發揮走向極化時，出現一定的荒謬就是難免的。蔡瀾經歷了香港繁榮而矛盾的時代，他本身是複雜的，但他配得上是香港那個時代文化的符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