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烏到伊朗，從“看見”到“操控”，衞星如何改變衝突邏輯？_風聞

**Club 提要：在今天的戰場上，衞星早已不只是“看見”的工具，更是“製造現實、操控敍事”的手段。**伊朗和俄羅斯遭遇轟炸之後，來自不同勢力的衞星圖像密集釋出，不僅展示了戰場的最新動態，更揭示了各方在信息解讀上的巨大分歧。每一處廢墟、每一個座標，都是輿論引導、戰略判斷與外交博弈的交叉點。

隨着各國軍方、智庫、媒體乃至網民紛紛藉助開源情報（OSINT）分析這些圖像，太空已不再是高懸其上的“技術中立地帶”，而是悄然演變為信息競爭、權力博弈與制度重構的核心戰場。“太空凝視”正深度捲入地面政治，成為現代衝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隨着遙感衞星的普及，衝突監測變得前所未有地持續和精準，而信息流的開放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與不確定性。一方面，私人衞星公司和技術平台成為圖像採集與傳播的關鍵節點；另一方面，誤讀、剪輯和深度偽造（deep fake)則在各類社交平台上迅速擴散，使事實與敍事界線日益模糊。

核心問題在於：誰控制數據，誰就有定義現實的權力。曾經只有國家掌握的高分辨率地球觀測能力，如今因商業化與技術擴散，已經觸達普通公眾、地方政府乃至非國家武裝。這帶來前所未有的可視化能力，卻也激化了“數據主權”的爭議和安全焦慮。

與此同時，中國、印度等新興太空大國正在強勢崛起，打破過去歐美俄的強勢壟斷地位；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享受衞星數據紅利的同時，也面臨被納入“數據治理依賴鏈”的風險。

遙感圖像、星鏈網絡、算法權重——這些看似技術的要素，實則正與全球軍事部署、政治聯盟和經濟通道並列，成為重構地緣秩序的關鍵。未來的地面衝突，或許不再是由坦克開火引爆，而是由一張圖像、一串數據率先“打響”。面對這一遙感信息驅動的新時代，商業領袖與政治決策者必須迅速調整認知框架：太空這塊“高地”，將是定義真相、掌控節奏與規訓規則的最新前沿。

2025年6月，伊朗福爾多核設施遭遇空襲的消息迅速登上全球頭條。短短數小時內，Maxar、Umbra Space、空客防務公司、OnGeo-Intelligence等多家商業遙感衞星公司先後公佈了事發後的衞星圖像。由光學與合成孔徑雷達（SAR）衞星拍攝的高清照片清晰顯示：山體佈滿彈坑，隧道入口遭到嚴重破壞。然而，儘管圖像“客觀”存在，美國、以色列與伊朗卻各執一詞，對具體戰果給出截然不同的解釋。

從烏克蘭戰場上的“蛛網行動”到伊朗核設施爆炸後的多方“遙感解讀”，類似的“衞星圖羅生門”正變得越來越頻繁。這不僅反映出事實真相在戰爭信息戰中變得模糊，也揭示了全球安全格局和太空秩序的深刻轉型。**曾被超級大國壟斷的太空情報，如今正被更多國家和私營企業所獲取和操控。**在全球南方，越來越多的國家啓動低軌衞星項目，用於軍事偵察、邊界監測、災害預警，甚至經濟數據採集；而大量初創企業也在利用衞星圖像與開源數據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推動新一輪的“地理信息資本化”。

這種前所未有的信息分佈重構，正在重塑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然而，與之不匹配的是全球太空治理的嚴重滯後：現有法律體系支離破碎、**技術標準模糊不清，監管機制缺乏權威協調。**在這片迅速拓展卻秩序未明的軌道空間中，越來越多的“灰色地帶”正在浮現，其中可能正潛伏着未來機遇與衝突的火種。

一、技術快速普及，衞星不再“高不可攀”

曾幾何時，衞星技術還只是美蘇等超級大國的專屬“天眼”；如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大眾化。隨着**火箭發射成本斷崖式下降、微型衞星平台加速標準化，幾十個國家和眾多私營企業紛紛將“太空之眼”送入軌道。**曾經只有超級大國才能實現的衞星能力，如今正在全球廣泛普及。

以Planet Labs為例，這家初創企業通過部署超200顆“鴿子”微型衞星，**建立起全球最大光學成像星座。**每顆衞星僅有鞋盒大小，卻可實現每日對地表的光學成像覆蓋。它們作為火箭次級載荷“拼車”發射，大幅壓縮單顆成本。搭載的商用傳感器如同不知疲倦的眼睛，每日拍攝並上傳海量圖像。圖像隨即商品化，無論是監控森林砍伐、追蹤乾旱災情，還是分析軍事動態，用户只需訂閲數據流，就能獲得近乎即時的信息。

在雷達成像領域，合成孔徑雷達（SAR）衞星正掀起另一場技術革命。芬蘭的ICEYE、美國的Capella等公司推動了**高性能、低成本雷達衞星的商業化。**ICEYE在2018年發射首顆重僅100公斤的SAR衞星X1，分辨率為10×10米；不到一年，X2衞星便將分辨率提升至3×3米。每顆成本不過幾百萬美元，發射週期也被壓縮至幾個月。這些新興力量迅速打破了軍事雷達遙感領域的技術壟斷，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商業級戰略級別能力”。

與此同時，一批“中等強國”也在迅速崛起，將太空視為未來戰略競爭的關鍵高地。印度通過PSLV火箭發射了628公斤的RISAT-2BR1雷達衞星，不僅具備軍事偵察功能，還能支持農業監測。印方公開表示，這顆具備35釐米分辨率的新衞星，填補了2019年巴拉科特空襲中“看得見卻拍不清”的關鍵能力缺口。日本、韓國、巴西也紛紛投入地球觀測項目，阿聯酋更憑藉國產KhalifaSat加入全球圖像聯盟PanGeo。中國則早已建立高分系列遙感衞星體系，並積極向多國出口遙感平台，2024年更與阿聯酋共建聯合空間中心，拓展“太空絲路”。

衞星圖像不再稀缺，數據來源也日益多元。今日的導彈發射或軍事調動，不再只是美俄偵察衞星的專利監控目標，而可能被任意一個在軌傳感器捕捉並公開上傳。**商業遙感企業還因其“非軍事”、“全天候”、“全球覆蓋”等優勢，成為媒體、智庫與政府獲取衝突數據的首選工具。**在烏克蘭戰場、加沙地帶乃至伊朗核設施爆炸案中，商業衞星圖像的使用頻率遠高於傳統軍情圖像。更重要的是，這些圖像不僅記錄衝突，也在重塑衝突的敍事。

圖像數據的商品化正在模糊軍事與商業的界限，也打破了信息壟斷的邊界。越來越多的金融、保險、物流企業將衞星圖像作為數據決策基礎，從農作物預測到港口貨運分析，甚至用於評估戰爭風險或供應鏈中斷。在這場“從天空中讀取世界”的新競賽中，太空圖像成為基礎性基礎設施，信息權力結構悄然轉變。

▲ 美國Maxar公司於2025年6月22日提供的衞星圖像顯示了美國襲擊後伊朗福爾多濃縮設施的受損情況。圖源：Maxar Technologies

二、“眼見為實”？衞星圖像如何主導衝突敍事

2025年6月，福爾多核設施爆炸當夜，衞星圖像迅速成為戰爭敍事的主戰場。ICEYE雷達星座與Maxar光學衞星第一時間捕捉到現場的破壞痕跡，圖像被分析、標註、放大，隨後在互聯網上以不同角度呈現。在德黑蘭、華盛頓與耶路撒冷，不同政府依據“同一張圖”講述全然不同的故事，公眾在“爆炸坑深度”和“隧道口是否完全坍塌”的細節中被迅速分化。

這類“太空速報”已成為衝突中的常態。從烏克蘭前線到中東戰區，商業衞星構成全天候情報網。烏克蘭軍方早已將每日衞星圖像嵌入作戰指揮系統，藉助Maxar與Planet的高頻監控，即時追蹤陣地變動與武器部署。在震驚世界的“蛛網行動”之後，俄方空軍力量受損的衞星畫面更是在數小時內完成定位、解析與全球傳播。圖像成為決策基礎，也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定調工具”。

這場信息變革早已超出軍事領域。在烏克蘭，法國保險科技公司Descartes Underwriting運用機器學習模型，快速識別衞星圖像中的火災或攻擊痕跡，以便觸發理賠流程。每一個被燒燬的像素都意味着一筆金錢流動。福爾多事件發生後，石油交易市場甚至在伊朗官方發聲前就已因圖像信息劇烈波動。即時圖像已成為影響資產價格的關鍵變量，“誰先看到”便決定“誰先獲利”。

衞星圖像傳播的加速雖提升了事件透明度，卻也使誤判與操縱風險激增。志願者、記者、調查員藉助開源圖像驗證地面事件，有時推動了真相公開。但與此同時，大量“前後對比”“空襲截圖”也被偽造、篡改、拼貼，用於宣傳動員。

Bellingcat等開源調查機構利用歐空局Sentinel-2和Google Earth定位導彈發射時間與地點，但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上也充斥大量通過人工智能生成、缺乏時空元數據的**“假圖像”**。近年來，不少圖像被證明是將真實衞星背景與虛構事件拼接所得，有的甚至標註着不存在的地名與部署點。

圖像核查的門檻雖在降低，但“第一張傳播最快的圖”往往早於任何嚴謹分析。事實尚未核實，敍事已然成形。

儘管主流衞星供應商開始引入水印、傳感器元數據校驗、像素異常標記等方法，初創公司也推出圖像驗證算法和自動識別服務，但應對“深度偽造”的速度仍落後於圖像傳播的速度。美方發佈了地理空間內容核查的政策指南，但在多語言、多平台的信息生態中，這些手段仍顯分散而薄弱。

更復雜的是，部分“黑客行動主義者”藉助開源衞星圖，構造“信息襲擊”：他們披露部分真實圖像，混入篡改內容，利用社交媒體制造爆點敍事。在西非政變等事件中，虛假的衞星部署圖竟成為政治動員素材，製造了空前的公眾混淆。

衞星圖像的普及沒有帶來認知上的平等，反而使“信息戰”的門檻大幅降低，模糊了真與假、監視與透明、正義與操控之間的界線。

**▲**烏克蘭“蜘蛛網”行動無人機襲擊俄羅斯造成了多大破壞？NBC News等西方媒體分析了Planet Labs等獨立公司拍攝的衞星圖像，48 小時內迅速判定至少10架飛機被摧毀。圖源：Planet Labs

三、從供應商到“守門人”：衞星企業的角色躍遷

在全球遙感格局迅速演變的當下，私營衞星公司已不再只是技術承包商或數據提供者，而逐步掌握了圖像分發、信息節奏乃至情報主導權。伴隨各國政府、國際機構和媒體日益依賴商業遙感圖像，這些企業事實上成為了全球觀察力的重要“守門人”。

從烏克蘭戰爭到伊朗福爾多空襲事件，公眾首次接觸到現場圖像往往並非來自軍方渠道，而是**出自Maxar、Planet、ICEYE等私營遙感公司。圖像發佈時間、裁切方式、配套解讀，均可能影響全球輿論與政策判斷。**誰先提供圖像，誰就可能先影響衝突敍事的結構。

相比過去“賣圖為主”的模式，如今領先遙感公司紛紛轉向**“分析即服務”（**Analytics as Service）路線。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被嵌入遙感產品的前端，自動識別港口貨運、軍事部署、洪水範圍等關鍵信息。這些“加工後”的情報成果，具備可直接嵌入政府與企業決策鏈的能力，顯著提升了遙感圖像的戰略含義。

然而，**算法模型的輸出結果往往涉及跨國責任鏈條。**傳感器可能部署在一個國家、數據處理中心位於另一國家，最終用户再屬於第三國。在缺乏明確國際監管框架的情況下，這種跨司法系統的信息流動使遙感服務極易陷入責任模糊與權責交錯的局面。

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多家遙感企業建立了高度制度化的合規系統，主動篩查客户背景、用途與最終用户。涉及制裁國家、潛在軍事用途的數據請求往往會被拒絕或中止。這類機制的存在，使企業事實上承擔起部分國家原應負責的監管與篩選責任。

在某些高度敏感的情報場景中，私營公司所作出的“是否供圖”決定，已具備了類似政府出口許可的效力。這種民間機構執行國家戰略邊界的現象，意味着技術平台日益承擔起政策執行與風險防範的雙重壓力。

隨着遙感圖像頻繁介入軍事、金融、氣候等高度敏感議題，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正在浮現：**商業公司應對其數據使用結果承擔多大責任？**若某張圖像被第三方用於打擊行動、輿論操控，或引發信息誤判，圖像生成方是否需要承擔道義或法律後果，尚無國際共識。

此外，圖像是否“公開”並不等於“無害”。即便技術上可以捕捉到某一場景，是否應該向公眾或特定客户披露，仍涉及倫理、隱私、安全等多重考慮。目前，企業自設的合規標準往往是唯一的防線，而這套標準本身亦缺乏外部問責機制或透明度。

▲ 2024 年，歐洲商業衞星公司ICEYE 宣佈與歐洲航天局共同為希臘航天局及希臘數字治理部簽署希臘國家衞星空間項目Axis 1.2合同。自 2018 年起，ICEYE 已至少發射 38 顆衞星，ICEYE 憑藉快速生產能力加速衞星組裝與發射，通過新建衞星組裝設施擴大全球業務。圖源：希臘航天局

四、規則缺席，“遙感自由”變身權力工具

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但相關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卻明顯滯後。如今的**衞星作為軍民兩用設備，在全球上空自由飛行，卻缺乏統一、具約束力的國際法規來規範其用途與數據流通。**雖然各國分別制定了一些相關法規——例如美國的《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TAR）和我國的《網絡安全法》——但適用標準不一，反而造成混亂。

2024年10月，美國國務院提出對ITAR進行重大修訂，一方面放寬對小型衞星零件的出口限制，承認此類硬件在全球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卻仍保留對獲取高分辨率雷達數據的衞星本體的出口禁令。諷刺的是，一家公司可以根據商務部許可出售這些圖像數據，但卻因ITAR規定無法出口生成圖像的衞星。與此同時，關於數據主權的要求日益增長，例如法國和澳大利亞均提出要求地面圖像必須在本地存儲。然而，目前並無全球統一標準：一家美國公司可能將尼日爾的農作物圖像存儲在加州，而印度則堅持所有地形數據必須保存在新德里。

1967年聯合國**《外層空間條約》**雖強調太空探索的自由，卻未提及成像活動。聯合國1986年發佈的“遙感原則”雖提出需尊重主權、允許圖像數據的訪問權，但不具法律約束力。現實中，這些原則被普遍忽視。**商業衞星公司可不經目標國許可對其進行成像，並對數據採取選擇性共享。**至今，仍無明確的國際法律文件對遙感活動加以規範，實際監管仍依賴於國家層面的各自法律。

儘管空白明顯，政策調整進展緩慢。美國國會雖已討論更新相關法律，但仍未達成新的國際協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雖開放部分遙感許可，但仍將高分辨率圖像視為敏感。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UNCOPUOS）也在推進“可持續性指南”，但聚焦太空碎片控制，而非數據共享。儘管ISO標準（如ISO 24113）有所更新，但仍為自願遵守。在跨境數據與人工智能分析方面，則更無全球治理機制。例如，分析非洲所有通信塔的圖像雖在技術上可行，但涉及隱私與國家安全的灰色地帶問題無人監管。

此外，對軍事活動的界定更加模糊。**如果一家商業衞星公司對戰區進行成像，這算是情報收集還是挑釁行為？****外國衞星若繪製油田或導彈井等敏感目標的地圖，又是否構成間諜行為？**現有國際條文對此類行為並無明確限制，多邊機制亦未建立對應懲罰機制。冷戰時期，禁止遙感並未成為談判焦點，如今大國之間對圖像管控的共識依然缺失。

在缺乏全球治理的現實下，企業和國家往往在監管灰區中運行。正如多個研究指出，**地球遙感是少數幾個尚未被任何國際協議明確定義的太空活動之一。**新興“衞星大國”也可通過商業化名義在全球運作，在特殊時期也能借此收集戰略目標信息。與此同時，一些無意為之的企業，可能因為自動分析模型識別出某國軍事目標而觸犯敏感規則，甚至引發外交摩擦。由於沒有明確邊界，地緣政治博弈中，任何數據收集或衞星過境都有可能被誤讀為挑釁行為。

**▲**2024年10月1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聯合多個機構發佈了《淘金熱：2024 年商業遙感全球排名》報告，對全球最佳商業天基遙感系統的多個性能類別進行了排名。報告稱，儘管美國仍是太空競賽的領先者，但中國已取得長足進步，中國的系統在11 個類別中奪得 5 枚金牌，美國奪得 4 枚。芬蘭和韓國等其他國家也登上了領獎台，凸顯了全球競爭的激烈程度。圖源：CSIS

五、區域合作浮現，多極力量織造未來遙感網絡

隨着全球太空格局的劇烈重塑，新興力量與創新主體正不斷打破既有的等級體系。越來越多的國家間合作與公私合營項目在非西方國家間浮現，形成一張繞開傳統“西方主導”框架的合作網絡。

我國正積極推動“太空外交”。在歐亞與非洲，其太空合作佈局持續擴張。2024年，中國與阿聯酋宣佈將在阿布扎比共建航天技術中心，合作研發遙感衞星與太空望遠鏡；依託“中非衞星合作計劃”，我國已在多個國家建設12個遙感服務節點，同時培訓航天人才、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項目既服務於氣候監測、農業規劃與災害響應，也擴展了戰略影響力。

印度也在嶄露頭角。2021年，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成功為巴西發射Amazonia-1衞星，用於亞馬遜森林的環境監測。這一合作提升了印度在商業衞星發射市場的形象，同時也幫助巴西獲得了自主的遙感能力。如今，金磚國家正在醖釀組建“虛擬遙感衞星星座”，以實現數據共享與技術互補——這一多邊合作將有力補足發展中大國之間的技術短板。

除金磚外，其他區域合作也迅速展開。歐盟通過“哥白尼計劃”資助多國聯合遙感任務，東盟國家在氣象與漁業圖像共享方面加強協調。中東則出現三邊合作的趨勢：沙特、阿聯酋與埃及正聯合開發一套氣候監測星座系統。與此同時，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也在加強與印度、伊朗、哈薩克斯坦的合作，特別在遙感數據與“格洛納斯”導航系統領域。這些合作結構，或在潛在衝突中提供西方體系之外的關鍵替代方案。

太空技術創新步伐同樣迅猛。一項引人注目的趨勢是**“軌道邊緣計算”**——即在衞星上直接部署AI處理芯片，使數據在太空中即時分析，無需完全傳回地面。例如，美國初創公司Sophia Space計劃部署“軌道數據中心”，Axiom Space等企業也在嘗試將數據處理節點嵌入空間站，從而實現“近即時洞察”。這將極大分散數據流通結構，使敏感圖像不再集中於西方服務器。

更進一步的探索還包括“太空網絡”——一種類區塊鏈的分佈式衞星通信架構。歐美及亞洲多家團隊正在測試小衞星間的網狀數據鏈，甚至在嘗試太空中的數字錢包。這種架構意在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太空信息網絡，擺脱對地面站（尤其是美國基礎設施如AWS或Google Earth Engine）的依賴，體現出各界對技術自主的強烈訴求。

面對制度與技術雙重挑戰，**西方國家已加快佈局，強化本國衞星供應鏈，並通過“Trinet”等多邊框架嘗試穩固傳統盟友。**但美歐官方反應仍難匹配私營企業與新興國家的推進速度。遙感圖像、水循環監測、通信中繼等多個技術環節，正被逐步去美國化。

未來太空秩序可能更像“太空區域主義”——由多套制度、數個技術網絡與多個情報社區並行運行。它不再服從一個統一的中心邏輯，而是體現出高度碎片化與動態權衡的狀態。這種格局雖提升了技術包容性，卻也放大了制度摩擦的可能性，尤其在遙感圖像使用、危機可視權與數據解釋權方面，可能演化為新的衝突焦點。

**▲**2020 年，阿聯酋開展阿拉伯世界首個火星任務，儘管有批評者認為這是“面子工程”，但阿聯酋將多元化希望寄託於太空探索；2024 年阿聯酋在太空領域取得重大進展，2025 年計劃發射由阿聯酋工程師自主研發的MBZ-SAT衞星，還將與ICEYE公司合作在當地製造衞星技術，且中東首個私人太空基礎設施公司 Orbitworks 將開始測試首個衞星平台，計劃年產最多50顆500公斤級衞星。圖源：阿聯酋駐美大使館/迪拜太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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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太空領域正經歷一場深刻而複雜的變革，五大相互交織的議題共同構築了這幅全景圖。首先，遙感衞星與相關技術的迅猛普及，極大拓寬了地球觀測的深度與廣度，但同時引發了監控過度、信息真偽難辨的嚴重挑戰。其次，法律與監管體系滯後，未能有效規範數據的採集、流通與使用，導致私人企業與新興國際聯盟在話語權和信息控制權的爭奪中角力，塑造了一個多極化且競爭激烈的太空新戰場。

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一變革既帶來發展機遇，也伴隨數據主權和隱私安全的潛在風險。高質量、即時的遙感數據促進農業生產、氣候適應和國家安全，但數據的歸屬權與使用方式卻缺乏明晰的國際規則，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隨着大國博弈和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軌道空間不再是超脱現實的“外太空”，而是地緣政治衝突與合作的“新前沿”。

■ 北京對話 Beij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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