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行不行？_風聞

“她是個勇敢的女人”。

2010年章子怡開通新浪微博時用的名稱叫“稀土部隊”，直到2019年換回本名“章子怡”。

這十年是中國電影從文藝市場轉向商業市場的十年，也是大多數人真正通過電影合作看海外的十年。

在此之前，中國電影人與國外同行雖偶有合作，但基本上還是各幹各的。導演、演員等能“看世界”的機會不多，基本也只集中在幾個人身上。後來當國內資本和廠牌出現在一些國外影片的出品方一欄時，中國人發現自己已經不知不覺“闊”了起來，甚至可以用意志決定某部IP大片中填充各種廣告。

“我們出海了。”

時人評價。

“出海”這個詞雖然只是近兩年頻頻出現，但能夠“出海”的終究是少數。除卻上世紀1980年代-1990年代初少數赴海外發展的文化人士之外，大多數人，尤其是演員能“出海”的機會很少。幾乎所有“出海”的演員都只有一條路：

通過某部作品，在國際上獲得較大反響，隨即憑藉自身眼光與資源嘗試拓展海外市場。

如較早的鞏俐和後來的周迅，還有跟隨張藝謀用《我的父親母親》（1998年上映）征服海外觀眾的章子怡。這部電影未必見得有多好，但它確實是章子怡事業發展的第一步。且直到2010年代初期，章子怡在成龍、李安等人的幫助下拍攝了多部作品，國際化合作經驗遠勝同時代的大多數人。

但，這也讓她隨後長期陷入爭議，併成為內地互聯網話題最多的女演員之一。

玉嬌龍

無論是否願意承認，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外國人眼中的東方文化（包括中日韓地區），最直觀，也最有興趣的電影主題主要是“神秘的功夫”，直到現在都是。從李小龍到成龍，讓老外先發出驚歎，才有繼續欣賞其他文化特質的可能。

所以憑拳腳打天下的楊紫瓊作為華裔女星，到現在還在演美劇《獵魔人》。她早於《卧虎藏龍》（1999年上映）之前就是成龍鏡頭下的武警女軍官和“邦女郎”。

作為內地女演員，章子怡先天缺乏的“培養皿”終於在她走出國門後被她找到了。

《尖峯時刻》和《卧虎藏龍》成為其在本世紀初敲開文化壁壘的工具。

前者憑藉成龍在海外的影響力讓外國人看到了章子怡的另一面——

人家對東方人也有“臉盲症”，最有效、最快速的識別路徑便是打造“功夫臉”。

後者則是李安作為華語電影知名導演的武俠情懷之作，在這部影片囊括奧斯卡諸多獎項的同時，章子怡成為外國人眼中新一代的功夫“打女”。雖然後來隨着功夫片於海內外逐漸勢弱，甚至無人再去考據當時國內外媒體對她的評價，可有些年歲的觀眾依然記得這個憑文藝片出道，功夫片出名的女演員那時一度風光無限。

這也讓她在片場外屢次被人譏諷是“心機女”——

有意思的是，如果單看這段歷史，章子怡幾乎和《醬園弄·懸案》中薛至武嘲諷西林的論調一樣：

“你再怎麼強大，也是靠男人上位的。”

因此，不喜歡她的人彼時佔多數，且叫她“國際章”，這個詞絕非褒義。

直到2017年之前，章子怡在國內的負面評價遠遠多於她的正面評價。即便她在2005年就已經成為奧斯卡金像獎終身評委，依然阻隔不了很多人對她的惡意。討厭她（哪怕毫無理由）的人會對她的戀情、舉止、言論百般挑剔，其實換一個角度，或者換一個性別看，章子怡並沒有太出圈的地方。但她還是“國際章”，還是那個“心機女”。

無論之前之後，章子怡已經是唯一一位獲得金球獎提名的中國人，唯二主演了兩部奧斯卡獲獎片的華人女星（另一位是楊紫瓊），曾拿下華語五大獎項獲得N尊影后的女演員（華表獎、金馬獎、金像獎、金雞獎、百花獎）。

獲得的榮譽越多，挨的罵就越多。

因此當“玉嬌龍”縱身一躍時，她身後留下的不止是“羅小虎”的不捨，還有千百年來中國人的性格養成——

其他人對於優秀者的立論可能是：

“我不行，你行，你上，我為你加油。”

一些人則是：

“我不行，你行，我要讓你不行。”

事實證明無論是人還是其它文化產品都是如此。

從《黑神話》到“科目三”，再到《哪吒之魔童鬧海》，無論它們在海外是否獲得關注，最先攻擊它們的都是我們自己。“批評”者的底層邏輯很簡單：

“我”為什麼要“看世界”？如果老外説“好”，那它（她）就有了原罪。

“我”可以壓根沒看過，但“我”一定要有情緒。

這就是“出海”最大的掣肘。

章子怡

真正讓章子怡收穫路人緣的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通過微博賬號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言論。

“稀土部隊”在2017年11月23日18:03分，用一句話把一件看似諱莫如深的社會事件送上了熱搜。

隨後，官媒發表評論，立場鮮明。

同樣有意思的是，率先發聲的除了章子怡，還有另一位女星伊能靜。

她們此前都因種種事由導致負面輿論頗多。

所以人是複雜的，多面的，既非粗製濫造的角色塑造，也非永遠“鎖死”的官宣人設。

不誇張地説，正是因為章子怡出人意料的舉動，讓她幾乎第一次收穫一邊倒的大量好評。

此後數年，多數還記得的人面對其他人對“國際章”的譏諷時，只用一句話擊潰了這種偏見：

“她是個勇敢的女人”。

因此，章子怡在喜歡她的人眼中，竟與“宮二”重疊：

寒冬中女子起手，面無表情，任憑風雪加身。

也正是在2010年代，章子怡逐漸擺脱了坊間對於她榮譽加身的非議，實際上從任何角度看，章子怡都在用一部部作品累積她的資歷，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

倘若把時間重置，自2000年代開始，隨着中國電影商業化的市場發展，同時伴隨“第五代”導演們重新審視電影的商業屬性，以及文化部門與海外市場的接觸，都需要若干能夠增強商業價值的作品和演員出現。

章子怡卸去“打女”標籤後，凸顯出她原本的文藝片女主氣質。包括最被人漠視的《最愛》（2011年上映）：

這部由顧長衞執導的電影一些演員顛覆了此前留給觀眾的印象。

如郭富城、濮存昕、蔣雯麗、蔡國慶和章子怡。

和部分人心目中的“國際章”不同，章子怡回到了鄉野女性視角，她患癌症晚期，用身體澆築愛情的同時，感染了一批觀眾。或許此時章子怡證明了一件事：

打破偏見最好的方式是成功的作品。

但往往僅憑從眾印象評價的人通常不會耐着性子看作品，並從來就不是文化作品的消費者。

輿論場上矛頭針對的永遠是成功者。

這個道理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不過大家都忽略了“輿論下沉”後，互聯網環境惡化導致創作上同時承受的“夾板氣”。演員的個人行為與漸漸出現的飯圈文化重疊，導致大家在品鑑一部作品和一位人物時，通常會夾雜一些不便明言的情緒。

這種最難掌控的因素通常又會反作用於人物和作品本身，導致其在不同的時間段內出現極端輿情——

好到玉皇敕封，壞到萬劫不復。

總之都脱離了文藝評論應有的範疇。

章子怡便是典型的代表。

她的作品、演技、言論、戀情、婚姻都在承受來自不同維度的解讀。

內地、港台乃至海外導演與其合作的電影，一方面讓章子怡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商業化屬性明顯，另一方面也讓她始終難以擺脱“憤青”乃至一些飯圈粉絲的無差別攻擊。

包括不久前上映的，她闊別內地銀幕多年的《醬園弄·懸案》。

醬園弄

章子怡在這部電影裏的演技是合格的。

即便脱離影片在輿情兩極分化的情況下，也可如此評價。

倘若賦予“詹周氏”的悲憫施加於章子怡，這種人物解讀也成立：

在1990年代末，章子怡憑藉《我的父親母親》首次進入公眾視野。

隨後各種資源向她傾斜，一度在海外發展，與國際知名導演合作，樹立作品與人設。

外界對她的評價從千夫所指到大吃一驚，再到默認其主演的市場價值。

有人發現近三十年來，無論國內飯圈之間如何爭鬥撕咬，從海外市場看，大致熟悉的華人女星也就兩三人（楊紫瓊是馬來西亞華人）而已。

影片中“詹周氏”望向薛至武時，眼前恍惚出現了一個暴虐的身影。

而在章子怡的演藝生涯裏，這個身影是重疊的。

它不僅是關於“行不行”的質疑與刻意的譏諷，也是兩三代網民始終不變的戾氣。這股戾氣有男性的嘲弄也有女性的怨毒——

畢竟，“同行之間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同性也是。

依舊是“我不行，你行，我要讓你不行”的底層邏輯。

一如影片中講述詹周氏時常被丈夫毒打就喜上眉梢的房東太太。

畢竟，當一些人沒有勇氣直面真正的殘酷時，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個宣泄情緒的替代品，無論對方是電影、電視劇還是導演、演員，並假裝至死不渝的正義。

所以今天再談論“出海”，這個話題被賦予的屬性很尷尬：

它的希望在於無論男性、女性抑或其他文化層面表達的意義被時代設定的意義，能讓人看懂其想表達的思想和普世價值。

它的困境在於當下橫跨三十年的互聯網語境不斷被各種負面情緒填充，所過之境“無人生還”的恐怖感。

就像“平權”在普通人身上的體現。

亞美利亞“自由民”説：

“你不是非洲裔，憑什麼訴説我們的苦難？”

而大洋這邊，真正通過文化傳播樹立的希望，也被“男人講不得，女人不代表全體女人”的精神狀態所左右。

這才是“詹周氏”，或是“章子怡”們從義憤填膺到雲淡風輕的轉變。

1998年，章子怡還很年輕。

那時人們討論最多的還是演技，不是其他。

但那個時代對她同樣不太友好。

人們，永遠只對“和我一樣？太好了”的人保留互相打量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