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特朗普的“混亂”與中國的“點穴”_風聞
芙宁娜-55分钟前
來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630
目錄
一、特朗普對華關税戰：不是美國的對華共識
二、技術出口管制：美國對華的真正共識
三、中國的稀土反制：精準有效的戰略武器
四、中美：有限合作與持續博弈
五、特朗普的“意外機遇”：個人特質創造的戰略窗口
六、中國的戰略機遇：以“時間換空間”的關鍵期
正文開始：
2025年6月9日至10日，中美兩國代表團在倫敦舉行經貿會談，會後，雙方即表示原則上達成了“措施框架”，雙方將向各自國家領導人彙報並進一步推動。大約兩週後，6月26日，特朗普宣佈與中國達成了貿易協議，6月27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也予以確認：
“在中美兩國元首共識指引下，雙方經貿團隊於6月9日至10日在倫敦舉行經貿會談，就落實兩國元首6月5日通話重要共識和鞏固日內瓦經貿會談成果的框架達成原則一致。近日，經批准，雙方進一步確認了框架細節。中方將依法審批符合條件的管制物項出口申請。美方將相應取消對華採取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
從日內瓦到倫敦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中美經貿博弈的底層邏輯已經轉變——從傳統的關税戰，轉向更加複雜、涉及大國長期競爭核心利益的“供應鏈戰”及“科技戰”。
而正如筆者在《美國對中國的五大共識，以及“非共識”部分》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國朝野的對華政策實際上有“共識”與“非共識”之分。當前中美博弈的新態勢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分析：特朗普原先主導的以加徵關税為特徵的貿易戰，屬於“非共識”政策，在美國沒有廣泛基礎，而美方推動的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實際上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真正“共識”，這一塊恰恰是目前雙方博弈的核心。
倫敦貿易和談最終塵埃落定，也標誌着特朗普第二任內中美貿易關係暫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從制裁和反制，轉向了有條件的合作。
一、特朗普對華關税戰：不是美國的對華共識
特朗普對華發動的大規模關税戰，不代表美國的主流共識。
從政策邏輯看，特朗普本人對關税的認知是比較籠統、感性的，他希望用簡單的方式解決複雜化問題，認為關税可以“一石多鳥”，同時達成多個目標。而他的目標包括:1）貿易平衡維度——美國減少對華逆差，這是一個數字問題，可以通過中國減少對美出口或增加對美採購解決；2）產業邏輯：美國利用關税高牆，倒逼企業將供應鏈搬回美國。這需要關税的維持具有長期性且確定性，不能朝令夕改；3）利用關税為美國政府換取一定的財政收入，補貼減税帶來的收入減少。這也需要關税長期維持，不能輕易取消；4）把關税作為談判工具——要麼是“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要麼是獲得中國在“芬太尼問題”上的支持。這就意味着，只要雙方達成協議，關税就可以取消。顯而易見。以上目標是相互矛盾的，對於關税覆蓋的產業範圍、力度強弱、推出節奏、維持的時間期限都是不同的。再配合特朗普關税在方法論、預期引導、具體執行上的全面混亂，都已經決定了其不可能達成既定目標，只會削弱政治基礎和市場信任。
特朗普自認為可以主導美國的政界：民主黨似乎已經“名存實亡”，提不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抗，基本已經從舞台上消失，而共和黨又完全由其支配——無論是國會兩院，還是政治派性極強的最高法院法官們。
但他無法左右市場，無法左右民間，也無法改變經濟規律。自3、4月份以來，美國的消費者、進口商、零售商、依賴全球供應鏈的製造企業，都對特朗普關税政策表達強烈不滿；經濟領域精英（金融從業人員、經濟學家、智庫分析師、大學教授、媒體評論家等）大部分反對關税及其底層邏輯，指出美國經濟即將陷入衰退；消費者希望美國能夠在關鍵產業重建制造業，但不希望看到自己購買衣帽鞋物、日用品、玩具、電子產品的價格大幅上升，使食品雜貨價格高企問題雪上加霜。此外，各國政府，無論是否是美國的盟友，都沒有對特朗普輕易讓步，措辭嚴厲，也在採取不同程度的反制手段。
關税戰急劇透支特朗普的政治基礎和市場信用。最終，資本市場對他形成了最大的掣肘。標普500指數從2月的前高點跌至4月8日的2025年最低點，跌幅高達19%；在這個高度金融化的市場裏，股市下跌會迅速加劇全社會的悲觀情緒，並改變企業和個人的消費行為；但真正倒逼特朗普改變行為的是債市：投資者拋售美債，美債收益率快速上行，使得這位對利率極為敏感的開發商背景政客不得不改變計劃。他先是暫緩了對各國的“對等關税”，接着在日內瓦會談後降低了對中國不理性徵收的145%關税。
這裏，作者提供四個觀察，可以用於預判未來貿易戰的發展。
第一個觀察，特朗普徵收高額關税在美國沒有政治共識，沒有經濟條件，沒有民意基礎。
第二個觀察，市場認為，特朗普目前徵收的關税，是可以“消化”的：目前美國平均關税税率達到18.8%，是193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2024年僅為2.4%）。市場暫時還沒看到美國出現大規模通脹，可能認為整個供應鏈、流通體系和消費者可以共同承擔和消化當前税率，不至導致經濟情況惡化。當然，如果未來幾個月情況惡化，經濟衰退，市場可能改變看法。
第三個觀察，在美國政界、業界、資本市場、民間看來，特朗普目前的關税已經能夠同時達到若干戰略目標，應該相對“滿意”了。具體有三個，其一，它已經具備“分級”特徵，即對中國徵收的更高（30%，僅包括特朗普第二任內），對其他國家徵收的較低（10%），符合定向打擊中國的邏輯；其二，維持目前的關税水平上，美國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的收入（大約一年4,000億美元），緩解減税壓力（當然，這實際上是對富人減税，對窮人增税，會加劇貧富差距問題）；其三，一些企業會做供應鏈調整，包括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因為中國關税是30%，其他國家10%），部分可能還會遷回美國。綜上，市場可以接受這個關税水平，也認為特朗普應該維持這個關税水平。
第四個觀察，各方已經充分相信：資本市場可以制約特朗普。這就是TACO（“特朗普永遠退縮”）邏輯——只要特朗普推出更極端的政策，市場就可以給予強烈反擊（例如拋售股票和債券），特朗普礙於壓力，只能退縮。3、4月份的數次博弈最終似乎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市場對此有充分的信心。
基於此，市場認為特朗普恢復或升級關税戰的風險可控。這也是標普500指數在上週五創下歷史新高的原因：投資者雖然不認為經濟的情況很好，但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相比前幾個月，特朗普的行為更有預測性。説白了，市場已經下了賭注：在關税問題上，特朗普大張旗鼓、捲土重來的可能性很低。人們已經不再認真看待特朗普談論關税。
小結。特朗普對華加徵激進關税，在美國沒有廣泛的政治共識，因為它缺乏政策共識、經濟條件和民意基礎。作為讓步，美國國內各方可以接受維持現階段的對華關税水平。
二、技術出口管制：這才是美國對華的真正共識
與關税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政策，才是美國朝野的真正共識。實際上麼，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後的主線：一方面，拜登基本維持了特朗普對華關税，未做調整，另一方面，將與中國的博弈轉移到技術出口管制方面——有的政策針對特定行業和產品，有的則更加“精準”，針對特定企業。美國兩黨精英認為，中美大國競爭，最終是在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域的競爭。中美經貿的長期關係，是“戰略脱鈎”——敏感領域減少聯繫乃至完全脱鈎，非敏感領域則保持經濟往來。
這就是筆者在《美國對中國的五大共識，以及“非共識”部分》一文中寫到的“共識4、設法限制中國戰略產業的發展和追趕”。
“美國要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之中保持優勢，就需要在關鍵的技術和產業領域保持優勢，一方面要求美國在相關領域繼續發展，另一方面則是設法限制中國在相關領域的發展和追趕。
“具體方法，一是被動防禦，即避免向中國的相關領域輸送資源，包括經驗、技術、人才及資本；二是主動出擊，對相關領域的中國企業和實體進行打擊，例如納入各種實體清單，實施技術出口管制。”
基於這個共識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切斷企業的商業和技術聯繫；切斷金融和資本層面的聯繫（金融脱鈎）；切斷學術和科研層面的聯繫（學術脱鈎）等。
在美國精英共識看來，以上邏輯，屬於“科技戰”邏輯、“國家安全”邏輯。因此，對華為進行出口管制，和在“關鍵領域”減少對中國學生髮放簽證等，底層是一個邏輯。這不屬於“貿易戰”邏輯——“貿易戰”更多的是關於“貿易平衡”問題，市場開放問題。而且不僅如此，“貿易戰”邏輯會影響“科技戰”邏輯——“貿易戰”邏輯是最大化美國對華出口；“科技戰”邏輯是限制美國在關鍵領域出口。
在“國家安全”（政治賬）與“貿易平衡”（經濟賬）方面，美國精英共識認為，當然是“國家安全”重要。因此，即使因為技術出口限制而減少了美國對華出口，影響了美國企業的利潤，也是必要的。
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特朗普政府，至少在技術官僚、決策專家這個層面，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高度共識和連貫性的——他們會不假思索地推行同樣的政策。
2025年4月份以來，作為中美矛盾升級的一部分，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措施呈現出系統性升級態勢。
芯片設計軟件限制：5月29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向新思科技、Cadence等主要EDA軟件廠商發出通知，要求其停止向中國大陸提供芯片設計軟件服務。EDA軟件是半導體設計的核心工具，這一限制直接切斷了中國芯片設計企業獲取最先進設計工具的渠道。
航空發動機技術管制：5月底，美國暫停向中國商飛出售關鍵航空技術的許可證，直接影響到C919大型客機項目。美方暫停的技術包括LEAP-1C發動機相關技術，旨在阻礙中國在大型商用飛機領域的發展。
化工原料出口限制：5月23日，美國對向中國出口“純度為95%或以上的乙烷和丁烷”實施新的許可要求。乙烷是製造塑料的重要化工原料，這一措施導致多艘原定前往中國的美國乙烷船隻在墨西哥灣沿岸滯留。
半導體技術全面收緊：6月中旬，美國商務部通知台積電、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等全球主要半導體制造商，計劃撤銷這些公司在中國大陸使用美國技術的全面豁免權。
以上是美國商務部的“工業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推出的。這個職能部門本來都不在“貿易戰”的框架裏。
除此之外，5月29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宣佈，特朗普政府將開始吊銷中國留學生的簽證，特別是在 “關鍵領域” 學習、“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的學生。美國國務院當然也不在貿易戰的框架裏。國務院推出的政策是“科技戰”但不是“貿易戰”的一部分。
有人會説，雖然這些措施負責的職能部門和關税/貿易沒有直接的關係，但都是在貿易戰期間推出的，作為對中國反制的手段，能説之間沒有關聯麼？當然是有“關聯”的：但其關聯邏輯是這樣的，這些部門的官員都非常希望推出這些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政策才是中美博弈裏能夠幫助美國取得制勝的關鍵手段。但凡中美地緣政治環境緊張（貿易戰是一個表現）的時候，有對中國進行遏制的需求時，就給這些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窗口和機遇。官僚們會抓緊時機，加速推出更多這樣的政策；政客也樂見這樣的施壓手段。因此，從推出的時點和契機上看，它和貿易戰有關聯，但在底層邏輯上，又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獨立——它們只是在借貿易戰的“氛圍”裏推出，但通常不會因貿易戰的緩和而撤回。（實際上，美方從來就不願意針對這些問題做出讓步，不希望中方將這些措施與貿易戰聯繫起來。）
與關税戰不同，“科技戰”有較為清晰的底層邏輯、明確的戰略目標、更精準的目標、系統且可持續的方法論、對美國本土經濟社會最小化的影響等，因此有：
1）跨黨派政治支持（無論是兩黨選舉政客、還是技術官僚精英）；
2）業界和資本市場的認可（抑制中國企業競爭力，對美國企業當然只會有好處。只有少數可以通過出口技術與服務獲利的企業（如英偉達）是例外）；
3）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支持（關鍵一點，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和美國老百姓日常生活毫無關係，他們當然不反對）。
我們看到，在特朗普營造的亂局之後，華盛頓也是有隱含邏輯的：精英們在引導特朗普，朝着正確的方向與中國博弈。關税戰上，偃旗息鼓，對中國徵30%，對其他國家徵10%，這就差不多了，主戰場應該回到科技戰，就是關鍵技術的對華出口管制。
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覺地，特朗普就轉到這個方向上來了。
這甚至可以説是陽謀，不是陰謀。
三、中國的稀土反制：精準有效的戰略武器
講完了美國的“陽謀”，再回來説説中國。面對美國的技術出口管制升級，中國自2025年4月2日起實施了針對性的反制措施，主要集中在稀土等關鍵礦物資源領域，對美國實施稀土出口管制，要求相關企業在向美國出口稀土產品前必須獲得政府許可。該措施的效果立竿見影：據統計，中國在4月份對美稀土磁鐵出口量同比下降59%；5月份對美國的出口量同比驟降93%。
中國的稀土反制措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中國開採了全球70%的稀土，承擔了90%的化學加工，在稀土產業鏈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稀土是製造風力渦輪機、電動汽車電池、軍用雷達、精確制導武器等高科技產品的關鍵材料，美國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度極高。
中國的稀土反制措施迅速產生了預期效果，美國多個行業都面臨供應鏈中斷的風險，直接影響到生產經營。各個大小企業紛紛遊説美國政府，方方面面的壓力，最終促使美方在最新的框架協議中同意取消對華的一些限制措施，以換取中國恢復稀土出口。
這當然是中國反制的勝利。
美方這次應該看到，不僅是美國對中國“卡脖子”，中國也可以對美國“卡脖子”——中國人管這個叫“卡脖子”，美國管這個叫“武器化”。
到最後，兩國的博弈，就成了誰比對方更能“卡脖子”。一是數量上，你“卡”我的脖子多，還是我“卡”你的脖子的多，二是效果上，即誰的“卡脖子”影響更大，可以讓對方真的難以為繼。
美國對中國限制關鍵技術，中國則對美國限制關鍵資源。可以看出來，稀土這項關鍵資源是真“卡脖子”，效果很強，一招制勝。
這些年，美國人總在考慮供應鏈安全。實操角度講，要在中國之外再造一套成規模的稀土供應鏈的代價很高，週期很長。最關鍵的一點，美國只有純市場力量（私營企業），沒有“國企”作為“抓手”下場。僅靠價格機制和減税等單純市場機制是沒法帶動一個產業的（而稀土是多個細分產業構成的產業鏈體系）。有能承擔功能職責的國企最好，如果沒有國企，也要有產業政策，但美國就產業政策有重大政治分歧，一半人從原則上堅決反對。因此，發展稀土供應鏈的難度很大，基本停留在理論和願景層面。
像這樣的細分產業絕對不止一個，還有很多。甚至可以説，中美已經是不對稱的。只不過中國沒有把這些產業和資源作為博弈的工具（用美國的話語，即沒有“武器化”）。
大國博弈的前提，是龐大的製造業/產業基礎。最終，科技創新也要建立在實體產業基礎上。
四、中美兩國：有限合作與持續博弈
最新的框架協議，中美進行的是“交換式”安排：中國加快審批稀土等關鍵材料的出口申請，美國相應取消對華的一些限制措施，雙方在供應鏈博弈中體現了相互制衡的關係。
從時間安排看，中國對美國稀土出口許可的有效期為6個月，美國在芯片設計軟件、航空發動機技術等核心技術領域的出口管制預計不會因此協議而根本改變。所以，相關安排本質是臨時性安排，不是長期解決方案。
這種帶有臨時性的協議，恰恰印證了所謂“供應鏈武器化”時代的到來。這也使得中美經貿會談有點像冷戰時期的軍控對話——雙方都維持自身戰略優勢，知曉對方因為供應鏈武器化可以給己方帶來影響衝擊，同時思考如何獲取針對對方的更大戰略優勢，改變博弈形勢。
五、特朗普的“意外機遇”：個人特質創造的戰略窗口
特朗普的重新上台，雖然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但其個人政治特點反而為中國創造了難得的機遇窗口。
首先，特朗普對關税的偏執為中國爭取了談判空間。拜登時期，專注於對華搞科技戰；特朗普又回到了關税戰，但關税戰並不是美國精英的真正共識，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相對孤立，耗費了大量資源，削弱了國內政治基礎和信用。但為了自己的顏面，特朗普仍然維持“貿易戰”的主題和框架。談的是貿易戰，打的卻是科技戰。這也使得中國能夠在“貿易戰”的框架下，迫使美方在“科技戰”上做出一定的讓步。
其次，特朗普強烈的“交易屬性”使得中美能夠在具體問題上達成務實的“交換性”安排。特朗普更加關注短期、可見的成果，不關心也不擅長長期戰略佈局。他對安全、意識形態等抽象理念更是絲毫沒有興趣。這也為中美兩方政府尋找共同利益提供了空間。
第三，特朗普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固然增加了中美關係的波動性，但也使得美國對華政策更難形成長期連貫性、系統性、規劃性，甚至延緩了美國對華政策朝着更加系統化和有效化方向發展的進程，為中國爭取時間、調整戰略提供了機會。
（這一部分內容，可參考筆者文章《特朗普成了“最不反華”的政客——美國反華政治“卷”完的結果》
六、中國的戰略機遇：以“時間換空間”的關鍵期
面對當前複雜的態勢，中國必須基於對美國政策本質的清醒認識，制定應對策略。
首先，要準確判斷美國對華政策長期趨勢。特朗普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非常偏執地關心關税，但對於安全、意識形態、制度競爭、科技戰等議題均不敏感。但特朗普還剩三年半時間就會離開美國政治。美國對華政策最終大概率會回到其真正的政策共識基礎之上。從4月以來美國在多個關鍵技術領域實施的系統性限制措施可以看出，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在科技上進行遏制，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工具，其核心底層邏輯——維護技術優勢、延緩中國追趕——並不會因為特朗普的個人偏好而改變。要看到這一政策在美國國內有着深厚的共識基礎，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
第二，善於利用自身比較優勢進行反制。在稀土等關鍵資源方面建立更加完善的出口管制體系，特別注意反制時更加高效，同時更加“精準”，避免誤傷（例如其他地緣政治或經貿盟友與夥伴）。除此之外，還可以研究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的反制措施。未來，圍繞供應鏈的博弈註定會在更多領域展開。
第三，中國要加快推進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一輪關税+關鍵資源出口管制的反制組合拳，為中國在未來類似博弈中提供了寶貴經驗。但也要看到，僅僅依靠資源優勢還是不夠的，關鍵還是要在核心技術領域實現突破，防止被美國“卡脖子”。諸如半導體制造、航空發動機、先進材料等美國重點限制領域，還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力爭在未來幾年內實現重大突破。
第四，中國既要看到戰略窗口期，也要看到時間緊迫性：特朗普在美國政治裏是一個非常特異、極其不具代表性的特殊人物。特朗普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美國推行系統性反華戰略的最大“干擾”因素，為中國創造了難得的戰略機遇。然而，任何因他個人特質所帶來的戰略窗口期都是有限的，中國必須充分利用當前的時間窗口，加快推進技術自主創新和產業鏈自主可控，儘快在關鍵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歷史告訴我們，大國競爭的勝負往往取決於對戰略機遇期的把握。當前國際形勢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甚至是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機遇縱然寶貴，也有可能稍縱即逝。只有準確判斷形勢、科學制定策略、堅決貫徹執行，中國才能在這場長期戰略競爭中贏得主動，佔據絕對優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