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完伊朗，以色列的安全自此無虞？_風聞

2025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代號為“雄獅崛起”的大規模空襲與斬首行動，在美國高調調停下終於暫時落下帷幕。然而，沒有任何觀察家相信真正的和平已然到來，短暫的停火只不過是下一場更大沖突前的喘息間隙。

以色列在此次行動中確實展現了出色的戰術能力，成功斬殺伊朗多名高層將領，破壞了部分核設施，然而這種窮兵黷武的做法在戰略層面卻未達到預期效果，既沒有從根本上瓦解伊朗政權的軍事意志和反擊潛力，反而加劇了以色列內部的政治分裂與國際孤立，其整體安全環境非但沒有改善，甚至可能變得更加危險。

為這樣一場得不償失的勝利，以色列付出的代價值得嗎？

司法改革：非常時期的非常集權

以色列轟炸伊朗這一場看似貿然的軍事行動，其實被醖釀已久，從2022至2023年以色列國內爆發巨大抗議的司法改革就能看出端倪。當年7月，以執政聯盟強行通過限制最高法院司法複核權的首項法案為導火索，全國150家頂尖企業聯合發動罷工、數十萬民眾湧上街頭表達不滿，全國交通幾近癱瘓。

更有甚者，素以團結奉獻著稱的以色列預備役軍人羣體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抗命——超過1.1萬名預備役軍官和軍醫聯名致信，表示若政府不懸崖勒馬，他們將拒絕繼續無償服役。

彼時，以色列軍方高層警告稱，大規模的預備役消極抵制足以危及國防安全。可以説，司法改革一度將以色列內部撕裂至“內戰邊緣”。

內塔尼亞胡為何不惜自毀政治資本，也要在2023年冒險推進這一高度爭議的改革？深層原因在於安全形勢對他提出了新的考驗。

眾所周知，制約以色列總理決策的掣肘很多：多黨制下聯合政府內部矛盾叢生，獨立司法體系和輿論環境對國家重大行動有監督權。在內塔尼亞胡看來，如此分權的民主機制下，要果斷執行一次針對伊朗的預防性打擊幾乎不可能——無論是軍事情報、行動計劃還是外交準備，都難以在漫長的民主程序中保密推進。

因此早在2022、2023年，他便謀劃通過法律手段削弱最高法院和議會對政府決策的干預，為日後對伊朗動武掃清制度障礙。

正如美國媒體報道的，內塔尼亞胡實際上在2024年秋天就已下定決心對伊朗開戰，並着手遊説美國新政府默許或參與。可以推測，司法改革在他眼中是非常時期集中權力的非常手段：只有確保政府擁有更大自主權，他才能排除國內異議者的阻撓，在2025年前果斷按下對伊朗核設施開火的按鈕。

換句話説，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本身，被內塔尼亞胡視為國家安全的潛在軟肋，需要“外科手術”式修正。這一動機雖未明説，卻可從戰後一些跡象中印證：2025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空襲後不久，內塔尼亞胡的執政聯盟隨即重新提上司法改革日程，顯然並未因戰爭勝利而放棄對權力的進一步整合。

然而，透支國內團結來換取戰略主動，值當嗎？事實證明，這是一場高風險的豪賭。以色列雖在對伊作戰中取得一系列戰果——摧毀了伊朗大部分鈾濃縮離心機和導彈基地，重創了“軸心”盟友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軍備網絡，併成功説服美國出手打擊伊朗地下核目標——但國內為此付出的代價同樣沉重。

首先，司法改革激化的社會裂痕至今未癒合——即便外敵當前，2024年至2025年的徵兵動員仍遭遇部分民眾牴觸，一些高科技領域的精英選擇移民逃避，國內右翼和自由派陣營互不信任的問題也遠未解決。

其次，持續兩年的非常狀態給經濟帶來顯著拖累：以色列2023年至2024年的多線作戰，讓國防開支激增，2024年財政赤字率攀升且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被調為負面。

到2025年3月，當局短暫停火準備對伊朗動武時，市場對政治風險的感知再次飆升，特拉維夫股市指數創下自2023年10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3.7%，銀行板塊暴跌逾7%。也就是説，以色列以民主制度撕裂和經濟增長放緩為代價，換來了對伊朗一場並不徹底的先發制人打擊。

根據戰後以美情報部門的評估，伊朗核計劃雖然遭重挫但並未徹底根除，估計可延緩其獲取核武器的時間約2年。兩三年後，若伊朗東山再起，而彼時的以色列卻因內部紛爭和經濟疲軟喪失了技術和軍事優勢，那這場硬仗究竟有何意義？

換言之，如果説內塔尼亞胡以集中權力實現了戰術勝利，他也必須面對因此埋下的戰略隱患——戰爭窗口期內如何修復民主機制裂痕、重拾經濟發展動能，否則以色列將難以為繼。

正如有以色列評論員尖鋭指出的：“當國防支出佔GDP飆升至8%卻仍無法確保優勢，那政府削弱民主換來的‘安全’正當性又從何談起？”

加沙陰霾：道義代價與形象崩塌

2023年10月7日清晨，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越過邊境發動了震驚世界的突然襲擊，超過1200名以色列平民在家中、街道和音樂節現場慘遭殺戮。

這一天被許多以色列人稱為“以色列的911”——按人口比例計，相當於十幾個“911傷亡規模”令全國陷入集體心理創傷，至今沒有恢復。在巨大的憤怒和悲痛中，“絕不再讓悲劇重演”成為全民共識，於是以色列迅速對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展開報復性打擊。

以色列社會對“10·7恐襲”零容忍的態度在軍事上轉化為了“安全絕對主義”政策：也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剿滅哈馬斯，即便這意味着大量無辜平民將陷入戰火。

從那年10月中旬起，以國防軍在加沙發動大規模地面進攻和持續數月的高強度轟炸。在此過程中，加沙平民傷亡數字不斷攀升。據國際人權組織統計，截至今年6月，加沙有56000人死亡，其中約15000人是兒童。如此慘烈的傷亡引發全球強烈譴責：聯合國大會多次幾乎全票通過要求以色列停火和保護平民的決議，國際刑事法院也介入調查戰爭罪指控。

然而以色列政府自始至終表現出極為強硬的姿態，強調這是“反恐戰爭”，一再強調要把哈馬斯從加沙連根拔除。結果便出現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圖景——

一方面，以色列社會堅信對加沙的強硬行動是為“10·7恐襲”遇難者復仇雪恥的正義之舉；

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眼中，以色列對加沙難民營和醫院的無差別轟炸是赤裸裸的懲罰性屠殺。

國際主流媒體用“野蠻”“人道災難”等字眼形容加沙戰事，以色列的國際聲譽跌至谷底。

一些昔日友邦雖礙於政治現實未對以色列實施正式制裁，但民間抵制情緒高漲：歐洲多國爆發大規模反以遊行，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掀起抵制以色列商品與公司的浪潮，甚至在西方學術和文化界也出現了與以色列機構中止合作的現象。

據報道，包括英國某知名學府在內的多所高校研究人員宣佈暫停參與以色列技術項目，一些國際學術會議上以色列學者也遭遇抵制風波。這種外交孤立和道義壓力無疑給以色列敲響警鐘：一個長期被視作“人權惡棍”的國家形象，將極大削弱其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支持與合作的能力。

對於崇尚實力哲學的以色列政壇來説，國際輿論的批評往往不足掛齒。但不可否認的是，以色列生存發展所仰賴的外部環境正在因加沙戰爭而惡化。

首先，歐美內部對以色列政策的分歧加深，美國國會一度激烈辯論是否附加對以援助的限制條件；歐洲議會有聲音要求審查與以色列的貿易優惠協議。

其次，新興大國例如中國、印度開始在中東扮演更積極角色，以色列過度強硬使其難以融入這些調停者構想的地區和平框架。

再次，也是最深遠的影響，即全球公眾輿論的態度轉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在社交媒體上將以色列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相提並論，把巴以衝突視為殖民壓迫和反抗的圖景。這種觀感一旦固化，將對以色列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產生負面連鎖效應。

簡言之，一個被貼上“戰爭罪”標籤的以色列，將很難在國際上拓展正常的合作伙伴關係：高科技產品出口可能遭遇隱形抵制，海外投資和人才更不願前往一個聲譽不佳且存在安全風險的地方。這對於立國以來就嚴重依賴外援和國際市場的小國以色列而言，絕非長久之計。

正因如此，許多有識之士呼籲，以色列必須在安全訴求與人道責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儘快結束加沙泥潭並投入資源修補自身形象。畢竟，以色列不能僅靠樹立敵人來維持團結，更無法在孤立中獲得長久安全。十月風暴造成的心理傷痕需要時間修復，但永無止境的報復只會讓傷口化膿。

如何走出“越反恐越孤立，越報復越不安”的怪圈，成為以色列決策者無法迴避的課題。正如一份民調所揭示的，超過七成以色列民眾認為國家安全狀況在過去兩年中並未因為一次次軍事勝利而真正改善，反而讓人感到“更不安全”——安全困境的癥結或許並不在疆域之外，而在於國家戰略本身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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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運十字路口：技術強國之路如何保持

回顧以色列的建國曆程，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科技與經濟實力才是這個彈丸之國長久生存的根基。以色列缺乏戰略縱深、資源匱乏、四戰之地且樹敵眾多，卻能在短短幾十年內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出色的教育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

從滴灌農業到網絡安全，從醫藥研發到芯片設計，“創業國度”創造了一個個耀眼成就，為他們贏得了“中東硅谷”的美譽。然而，近年來這一優勢正在被快速追趕的對手削弱乃至反超。

首先，在以色列傳統優勢的網絡戰領域，伊朗等地區對手投入巨大資源培養黑客部隊，頻頻對以色列關鍵基礎設施發動攻擊。例如2020年伊朗黑客試圖入侵以色列供水系統、企圖提高自來水氯含量製造公共危機，被媒體披露後震動全國。2023年更有報道顯示，一個親伊朗的黑客組織侵入了以色列多家安全公司的監控系統並公開敏感影像，以示對以色列情報機關的反制。

伊朗網絡戰部隊據説還運用了AI技術提高攻擊效率，在某些攻防對抗中給以色列摩薩德造成了不小困擾。網絡安全曾是以色列引以為傲的碾壓級技術王牌，如今已不再是一枝獨秀。

其次，在無人機和導彈等尖端武器領域，地區強國土耳其、伊朗紛紛後來居上。土耳其的Bayraktar TB2武裝無人機憑藉物美價廉的特點搶佔國際市場，其出口數量在2024年甚至超過了美國和以色列同類產品總和。伊朗則依託實戰經驗，開發出一系列中遠程攻擊無人機與精確制導導彈，讓“反抗之弧”的盟友們裝配到前線對抗以色列。

與此同時，全球主要科技大國在人工智能、雲計算、生物科技等前沿領域的競爭日趨白熱化，以色列面臨的“掐尖”壓力與日俱增。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和中國的巨頭公司砸下千億美元訓練超大規模AI模型，而以色列的初創公司雖算法人才輩出，但算力和數據資源無法同巨頭抗衡；網絡安全領域，歐美軟件巨頭憑藉雲平台優勢拓展安全服務，以色列專業安全公司的市場份額受到擠壓；高端製造領域，歐洲在醫療器械、芯片代工等以色列擅長的細分行業加大投資，使以色列出口面臨新的競爭對手。總之，以色列科技強國的護城河正在變淺，“彎道超車者”越來越多。

面對這些，以色列當然也沒有坐以待斃。在過去幾年裏，其高科技企業通過併購和融資不斷壯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財富神話。2025年3月，美國谷歌公司宣佈以高達320億美元的現金收購以色列網絡安全獨角獸Wiz，創下谷歌史上最大收購案。這筆交易令全球矚目，也讓正處戰爭陰雲下的以色列國內為之一振——有媒體稱之為“一劑強心針”，暫時提振了國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然而，一筆Wiz的收購無法改變宏觀趨勢：創新型小國的發展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是市場狹小和區域封閉的先天劣勢。以色列本土只有不到1000萬人口，而且周邊阿拉伯國家長期對其商品和服務封鎖抵制，等於被隔絕在一個2億多人口的中東潛在市場之外。這導致以色列企業從誕生之初就只能瞄準歐美大市場，但跨國擴張也意味着被更強勁的競爭對手圍剿。

此外，頻繁的衝突動員使以色列勞動力時常“兵走業停”，人才流失問題日趨嚴重。2023年內政和戰事雙重衝擊下，大批高科技從業人員選擇移居海外。據統計，自2023年10月戰火重燃至2025年中期，已有約1萬名以色列高科技人才離開本土，至少一年內無意返回，這個數字約佔以色列科技勞動力的2.1%。此等高端人才流失潮如果持續，將對以色列經濟和税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傷。

再者，隨着國家安全壓力上升，以色列不得不投入更多資源於軍事和安保領域（戰時國防預算佔GDP比重一度超過15%），這無疑擠佔了教育、科研、基礎設施等長遠發展所需的投資。在軍事衝突面前，原本充滿活力的創業生態也蒙上一層陰影：海外風險資本對以色列初創公司的興趣下降，擔心地緣風險；本國政府為應對戰後財政吃緊，削減了對創新產業的補貼。

這一系列連鎖反應，使得“科技立國”的馬達開始減速。如果不能儘快停止連年消耗的戰事、恢復和平穩定的營商環境，以色列在全球科技版圖中的領先地位恐難保全。

用經濟學術語來説，以色列正面臨“發展紅利耗盡”的拐點：當初驅動其崛起的人才、技術和全球化紅利，被戰爭和內耗逐漸蠶食。如果不痛定思痛、重回專注發展的軌道，那麼以色列各高科技細分領域的優勢都會趨於不明顯乃至喪失殆盡——那將是比輸掉一場戰爭更可怕的前景。

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理性的聲音在吶喊：是時候讓以色列好好“休養生息”了，唯有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才能支撐國家應對未來更嚴峻的安全挑戰。

尾聲

或許，以色列需要一次“國家戰略大辯論”，為自身開闢一條全新的生存道路。一些學者提出了大膽的構想，例如利用以色列在數字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打造全球第一個“雲端主權國家”——把經濟活動和人才網絡鋪向全球，以降低地緣風險，把虛擬空間作為新的戰略縱深。

當然，這聽起來仍是未來幻想。更現實的選項，可能是學習瑞士那樣的小國智慧：奉行優勢軍力下的“武裝中立”，專注經貿科技，將自己打造為地區的“安全穹頂”和“資金智力中轉站”，而不是意識形態和領土紛爭的前沿。

具體而言，以色列需要在若干關鍵問題上做出艱難但明智的妥協：凍結擴張定居點以恢復與阿拉伯鄰國的最低互信，為自身贏得一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嚴格區分極端威脅與一般安全挑戰，不再把所有敵對行為都視作生死存亡戰，從而避免陷入多線長期戰爭；加大對教育、基礎科研的投入比例，力爭將軍費佔GDP比重逐步降回正常水平（如從戰時高達15%的佔比，降至和平時期的5%以下），把更多資源投入“看不見的戰場”——也就是國家競爭力領域。

這些改變不會輕鬆，甚至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正如一句諺語所説：“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

以色列如果再不及時調整戰略思維，任由眼前的軍事優勢掩蓋長遠隱憂，那麼等待它的可能是一場“温水煮青蛙”式的國運滑坡。那將是以色列數代開拓者最不願看到的慘痛結局。

在目睹了太多鐵與血之後，以色列的決策者們再次觸摸到了反思何為真正安全的國運時刻。軍事力量固然是以色列生存的盾牌，但唯有在堅盾之外織就經濟繁榮與道義合法性的軟甲，國家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在《恐怖的對稱》裏寫道：“當最後一個敵人倒下時，戰士發現自己正站在鏡前。”放下屠刀，才能看清鏡中映照的自己。這或許正是今日以色列最寶貴也最苦澀的啓示：安全困境的出路，不在他方，恰在自身。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