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改變中國的歷史方向，唐玄宗李隆基到底做錯了什麼？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1小时前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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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追了幾集《長安的荔枝》，整體感覺節奏、音效、情節都不如前些年的《長安十二時辰》，讓人沒有一直追下去的想法……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偏嚴肅的劇。
不過，這不影響我們藉機聊聊唐玄宗李隆基。
現在網上流行一種説法，如果李隆基早死十年，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排名前五的明君。
這個説法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來，李隆基早死也只是保全了自己的名聲和歷史地位，唐朝的結構性矛盾和他親手造成的問題，並不能隨着他的早死而解決。
安史之亂之所以爆發、唐朝之所以由盛轉衰，其實和李隆基的政治素養、好大喜功、歷史包袱有很大的關係。
而這些負面問題，在後世頌揚的“開元盛世”時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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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皇子，李世民能取代李淵成為唐朝皇帝，依仗的是超一流的軍事戰績和政治能力，但李隆基做皇帝以前，沒有展現出這種正面能力，而是在鼎故革新的歷史潮流中展現出陰謀、政變等負面能力，才成為皇位的最有力競爭者。
公元690年9月，皇太后武則天即皇帝位，改唐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女皇帝，並冊立武承嗣為魏王、武三思為梁王，建立起武周天下。
做了六年傀儡皇帝的唐睿宗李旦，相繼被貶為皇嗣（後讓位給兄長李顯）、相王，李隆基等皇子也被軟禁在宮裏，將近十年不能出門。
那年，李隆基年僅5歲，便開始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幽閉生活。
武則天能掌權，根本原因是唐高宗李治晚年身體欠佳，她在代行皇權的過程中培植了黨羽、建立了威信。武則天能做皇帝，其實也是以李氏媳婦、皇帝母親的身份又一次代行皇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武周王朝的政治基礎就很不牢固，興亡成敗完全繫於武則天一人之身，一旦武則天有倒台的跡象，那些忠於唐朝的大臣們，必然不會放棄唾手可得的從龍大功。
公元705年正月，武則天病重。
見時機到來，宰相張柬之、天官侍郎兼同平章事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相王府長史兼同鳳閣鸞台三品姚崇、右羽林衞大將軍李多祚等人便聯合發動政變，相王李旦則利用武則天授予的“知左右羽林衞大將軍事”身份，統兵駐守洛陽各地，為政變戰友壓陣，隨時準備支援。
事後，武則天退位，皇嗣李顯即位復唐，相王李旦晉封安國相王，太平公主晉封鎮國太平公主，其他功臣也被授予郡王、國公、郡公、宰相、大將軍等官職，可謂是皆大歡喜。
政變過後，李隆基也憑藉相王李旦的功勞，從被人冷落的前朝皇子一躍而成權臣嫡子。
這是李隆基命運的關鍵性轉折點。
但李隆基的好運不止於此，歷史大勢將一步步的把他推到舞台中心。
因為武則天掌權數十年，培養了大量親信黨羽，武則天退位不代表“武氏親貴”消失，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會反攻倒算。而皇帝李顯的根基薄弱，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位高權重，又導致唐朝政出多門、大臣們難以形成向心力。
沒有核心人物坐鎮且利益不一致的朝堂，必然產生層出不窮的政鬥，直至角逐出唯一的贏家。
於是，武則天退位以後，唐朝大亂——
公元706年，張柬之等人要求李顯誅殺武氏親貴，但武三思曾做過李顯的太子賓客，兩人關係十分親密，李顯便想建立李氏宗室—武氏親貴—復唐功臣三位一體的政治格局，直接拒絕了張柬之等人的要求。
隨後，武三思利用上官婉兒、韋皇后、安樂公主的關係，促使李顯貶謫張柬之等人，軍政大權盡歸武三思。
復唐功臣，敗。
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不堪忍受武三思的欺凌，聯合李多祚將其誅殺，武氏親貴死亡殆盡。李顯又調兵平叛，太子李重俊死。
武氏親貴，敗。
公元710年，韋皇后和安樂公主突發奇想，一個想效仿武則天統御天下，一個想做皇太女登臨大寶，母女兩人便在餅中放毒，毒死皇帝李顯，並大力起用韋氏諸人，準備建立韋氏天下。
經過幾輪大規模的血腥政鬥以後，曾經聲勢煊赫的復唐功臣、武氏親貴、皇帝李顯都已退出歷史舞台，仍然留在朝堂的只有相王李旦、太平公主、韋氏諸人三股勢力。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是皇室兄妹。
韋氏諸人試圖篡唐。
這還有什麼可説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立即聯手，發動政變誅殺韋氏諸人，然後擁立相王李旦做皇帝。
韋氏諸人，敗。
史料裏都説，相王李旦是淡泊名利的人，不喜歡政治鬥爭，所以此次政變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發動的，李旦並不知情。
但這樣的話，有個問題就解釋不清了，那就是武則天晚年時，李旦都能統兵參與政變，為恢復唐朝江山貢獻力量，此時韋氏諸人想效仿武則天篡唐，李旦真的能無動於衷？
更何況，李旦曾經做過六年皇帝，又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唯一在世的兒子，面對如何混亂的政局，他難道就沒有一點復位的想法？
按常理推論，以上兩點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誅殺韋氏諸人的政變，就是李旦和太平公主發動的，但為了保險起見，李旦隱居幕後、李隆基代表李旦聯絡禁軍將領並衝鋒陷陣，一旦政變失敗，李旦還能以“不知情”為由，保住李氏宗室的最後一條血脈。
從政治大局的角度來看，李旦的做法是正確的，但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李旦忽略了“親歷親為”的力量，正是這次政變，讓毫無政治基礎的李隆基，在軍中和朝中建立起自己的威望。
於是在李旦復位以後，李隆基逐漸培植起嫡系勢力，和太平公主一起成為唐朝朝堂的雙子星。
公元712年8月，李旦為平衡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兩股勢力，也為了保證李隆基不被太平公主顛覆、永遠把皇位留在自己一系，便宣佈退位做太上皇，李隆基即位做皇帝。
與此同時，李旦宣佈了一條耐人尋味的規定：“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這就意味着，李旦延續了“幕後操控”的政治習慣，保留着唐朝大政方針的最終決定權，李隆基只能處理日常事務。
結果，短短一年以後，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便爆發火併，太平公主落敗，被李隆基賜死，積攢數十年的家產全部充公。
既然政治平衡打破了，李隆基徹底一家獨大，那麼李旦也就沒有資格再垂簾聽政了，於是在太平公主死後，李旦下了一道旨意：
“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
李隆基，至此成為武則天之後的另一位政治核心人物，中唐亂局的最後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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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掌政權的李隆基，很是有一番明君作為，推行了很多善政——
拜姚崇為宰相，日常政務全權交其處理，號稱“專委任之”，姚崇提出“抑權佞、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等意見，李隆基一概接受。
徵發二十萬大軍到驪山下演武，考察軍隊素質，選拔優秀將領。
重新設立右御史台，督察地方州縣的紀律，強化朝廷對地方的監控。
接見京畿地區的縣令，講解“郡縣治天下安”的道理，告誡他們要好好做地方父母官，養育一方黎民百姓。
親自面見都督、刺史、都護等官員，建立皇帝和地方軍政官員的深度聯繫。
要求“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促進朝廷和地方官員交流任職、多崗位鍛鍊。
武則天以來，貴戚官員爭相營造佛寺，耗費人力物力。李隆基下令裁汰天下僧尼，逼迫1.2萬人還俗耕種。
薛王李隆業的舅舅王仙童欺辱百姓，李隆基命姚崇嚴厲治罪，一舉扭轉貴戚橫暴的不正風氣，“由是貴戚束手。”
恢復貞觀年間的“公共政治”，官員奏事或諫官彈劾，都要在公開場合宣讀奏表，史官如實記錄在冊，嚴令禁止武週年間的“秘密政治”、“酷吏政治”。
………
以上一樁樁一件件，單獨拎出任何一個都可以在史書上寫一筆，這麼多事在開元元年、二年集中推出來，可想而知對唐朝朝野的衝擊有多大。估計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僅次於李世民的明君，大唐的天要晴了。
正是李隆基的善政和朝野的期許，推動着唐朝一步步走向巔峯，開創了開元盛世。
4
但李隆基推行善政的同時，也根據自己的個人喜好，推行了大量的惡政，對唐朝政治生態造成史無前例的破壞。
貞觀年間，李世民定下制度，內侍省不設立三品官，即宦官不能和宰相平起平坐，只負責看守宮門、傳達詔命而已。但李隆基做皇帝以後，立即將政變有功的高力士封為從三品的右監門將軍，掌管內侍省。
不久以後，皇宮的宦官增加至三千餘人，其中穿紫衣（三品）、緋衣（四五品）的就有千餘人。
唐朝的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制，李隆基親手開啓了宦官專政的先河。
唐朝繼承北朝風俗，非常崇尚“宗王領兵”制度。儘管這樣容易造成宗王勢力膨脹，但不論如何，宗王始終是皇權的延申、王朝的柱石、以及制衡朝堂勢力的重要砝碼。
對於唐朝來説，宗王是利大於弊的。
結果李隆基做了皇帝以後，明面上非常器重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義、岐王李隆範、薛王李隆業等兄弟，卻始終不給他們安排實際工作。後來雖然任命為刺史、都督，也只是遙領，每天的工作仍然是陪他喝酒跳舞打球。
再往後，李隆基興建起十王宅、百孫院，把自己的子孫也關到裏面，不許他們出閣任職，也不許和朝臣接觸。
宗王領兵制度被廢了，李隆基一人獨治天下，唐朝皇權失去了最重要的助手。一旦遇到危機，再也不可能有下一個李世民出來力挽狂瀾。
唐朝的地方政府是州縣兩級，李隆基覺得朝廷直接管理數百個州有些困難，便想在州的上面再設一級政府，幫助朝廷管理各州，職能相當於現在的省。
原本這也沒什麼，治理模式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很正常。
李隆基完全可以設立常規的政府管理各州，然後通過吏部選官—宰相審核—皇帝批准這一套流程任命新政府官員。但李隆基偏不，他任命了一批節度使、採訪使、按察使等使職。
為什麼？
因為常規政府官員有嚴格的辦事流程、任職年限，不可能無條件的執行李隆基的命令，而使職不是常規政府官員，就不受條條框框的約束，可以無條件的執行李隆基的命令。
説到底，李隆基是要繞過朝堂和政府，另起爐灶，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地方。
但問題是，嚴格的辦事流程和任職年限，限制了李隆基的意志，同時也限制了官員的意志，讓他們不至於太放肆，有利於唐朝的長治久安。使職為李隆基開了方便的大門，卻也解除了官員的枷鎖，讓他們有機會打着李隆基的旗號，謀取自己的私利。
安祿山等節度使能夠稱雄邊鎮，其實就是利用了這個制度漏洞。
如果説以上三條是李隆基個人推行的惡政，那麼“制度崩潰”便是李隆基始終無法解決的唐朝結構性矛盾。
唐朝的基本制度是繼承自北魏的均田制和府兵制。
這種制度要求朝廷掌握大量的國有土地，等青年男女長成以後，再按照一定的標準給他們授田，他們收到土地就要給朝廷交税，並接受折衝府管理，執行征戰戍邊的義務。
依託於土地分配，唐朝建立起兵農合一、軍事和經濟合一的制度。
但隨着天下承平日久，唐朝人口越來越多、土地兼併愈演愈烈，朝廷掌握的國有土地自然越來越少，到了開元年間，便無法給青年男女分配土地了。
既然青年男女不再接受土地，那麼他們也就不再承擔交税、參軍的義務。唐朝的税基由此日漸枯竭，兵員常年缺額。
面對這樣的困境，李隆基想了兩個解決辦法。
為了解決兵員問題，李隆基放棄府兵制，改為募兵制，然後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招募了13萬壯丁，效率遠超府兵制。
問題在於，府兵制是兵農合一的制度，朝廷養兵只需要出一份土地，成本非常低，改為募兵制以後，朝廷要給士兵發軍餉、制裝備、賞功勞，養兵成本翻四五倍都不止。
僅這一項改動，就讓匱乏的財政雪上加霜。
而為了解決日益惡化的財政問題，李隆基給出的辦法是加税、搜刮民間財富。
早在公元718年，即開元六年，李隆基為解決州縣官員的俸祿問題，就接受秘書少監崔沔的建議，下令在百姓的正常賦税以外，加徵一部分，用來給州縣官員發工資。
加税這種事，只有零次和無數次，一旦開始就很難回頭了。
公元721年（開元九年），李隆基又命令監察御史宇文融普查州縣的人口和土地，只要能在賬冊之外再搜刮出人口和土地來，朝廷就有了新税基，開闢了新財源。
宇文融為完成財政任務，州縣官員為了出政績，便極力搜捕人口和土地，如果實在沒有的話，就虛報數目，登記造冊。
在這樣的背景下，唐朝的賬面數據開始暴漲。
武則天剛退位時，户部的卷宗上寫着：“天下户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到了公元732年，户部卷宗就改成“天下户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不到三十年時間，唐朝就多了171萬户、829萬人口，以及相同數量的土地，“田亦稱是。”
不論這個數據是不是真實的，反正宇文融把這個數據報上去，州縣就要以此為標準給朝廷交税，完不成指標就是不稱職，輕則罷官，重則流放抄家。
結果麼，自然是州縣官員大力搜刮民財，百姓哀號遍野，怨聲載道。
李隆基統治下的唐朝，至此陷入土地制度崩潰—財政兵員枯竭—募兵—財政惡化—加税—州縣動盪—人口逃亡土地拋荒—財政兵員持續下滑的惡性循環。
國事如此，如果李隆基能和漢文帝一樣勤儉節約，倒也罷了，可他偏偏是閒不住的人，不是耗費巨資開宴會，就是出動大軍開疆土。
住進ICU了還要吃砒霜，能好得起來嗎？
總而言之，唐朝在結構性矛盾和李隆基惡政的催化下，早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世人眼中的開元盛世，其實已經爛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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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梳理了李隆基在“開元”年間的做為，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了——
李隆基的所有善政都流於表面，雖然起到了撥亂反正的效果，但沒有解決唐朝的結構性矛盾，和儒家理論推崇的不觸及根本的“改良”沒有區別。
李隆基的所有惡政，不僅破壞了唐朝的政治生態，也進一步催化了唐朝的結構性矛盾。
此消彼長之下，唐朝國運在短暫的“開元盛世”以後便急轉直下，對中國造成全方位的傷害。
這樣來看，所謂的開元盛世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它更像是北魏以來的歷史進程走到絕巔以後，必然結出的一顆果實。隨後爆發的安史之亂，則是送給北魏以來歷代豪傑的一曲告別葬歌。
李隆基確實有明君的一面，但從其所作所為來看，李隆基的個人能力和苻堅、楊廣等人差不多。
李隆基能有現在的歷史地位，只是趕上了好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