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是誰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_風聞

1937年9月，斯諾，一位美國記者，在河南鄭州採訪中國的抗戰。

此時，全面抗戰已爆發兩月之久。伴隨着大片國土淪陷，越來越多的人湧向黃河岸邊的這座交通樞紐。逃難的人羣極度恐慌，只想迅速撤過黃河，遠離兇狠殘暴的日軍。

然而，在這片哀鴻遍野的氛圍中，斯諾卻意外遇到了一位逆行而來的青年。在後來的一篇文章裏，斯諾懷着極大敬意記錄了與這位青年的談話——當被問及戰爭結束後的打算時，青年露齒微笑，泰然回答：“那時我一定是死了，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一定會在這次戰爭中死去的。”

斯諾清晰地記下：這位青年是一位中國共產黨員。他不名一文，也未留下姓名，卻毅然前往河北抗日。

青年在斯諾的注視下，繼續踏上了北上的路途。那一刻，滔滔黃河水正從這座城市邊奔流而過。

不知斯諾是否知曉，溯河而上，在豫晉陝三省交界處的河道上，激流中矗立着一座砥柱山。山石如鐵，堅韌無比，在黃河水中千年屹立。

中國古人將在艱難困苦中起支柱作用的人或集體，稱之為“中流砥柱”。

一

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時已戰鬥6年之久的東北抗日聯軍，正是這樣一羣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未作抵抗便撤入關內，國民政府僅限於譴責和抗議，日軍得以迅速侵佔整個東北。

中共中央第一時間發出抗戰通電，要求東北黨組織立刻派遣幹部深入南滿、中東、吉長鐵路沿線等地，發動反日鬥爭。

河南人楊靖宇、雲南人周保中、遼寧人李兆麟、黑龍江人趙尚志、四川人趙一曼……響應號召，不約而同奔赴那片水深火熱的黑土地，他們有個共同的身份：共產黨員。

這對個人而言，註定是一條有去無回的道路——那裏天寒地凍、強敵環伺、遠離後方、孤立無援，但這卻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徑。時任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宣告：“蔣介石國民黨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東北同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爭取東北人民的解放。”

實事求是地説，東北淪陷後，最初高舉抗日旗幟的武裝不少。然而在那極其惡劣的環境和懸殊的敵我力量對比下，許多抗日武裝很快銷聲匿跡，唯有這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始終在冰天雪地中堅持戰鬥，令日軍如芒在背，如鯁在喉。

一個寒冷的冬日，日偽討伐隊將楊靖宇圍困於一片山林。面對這個令日軍寢食難安多年的“共匪要犯”，指揮官岸谷隆一郎親自喊話勸降。然而，“他連答應的神色也沒有，依然用手槍向討伐隊射擊”。

楊靖宇犧牲後，日軍立即鍘下他的頭顱在附近示眾，並印製銅版照片和數十萬傳單，用飛機在抗聯活動區域散發。侵略者妄圖以此威懾抗聯戰士。可遍佈白山黑水、聲聲不息的槍聲，就是這支隊伍的回答。

砥柱之所以為砥柱，在於再大再猛的風浪也無法將其吞沒。

許多侵華日軍老兵曾困惑不解：為何從北到南，無論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乃至海南和滇西，日軍所佔之處，無不陷入與共產黨武裝的苦戰？為何這些共產黨員永遠剿不完、殺不絕？

中共洛川會議決議中的這句話或許可以揭曉謎底：“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決本上述綱領（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為保衞祖國流最後一滴血。”

二

這支隊伍從不缺乏前仆後繼、無懼生死的勇氣。犧牲很容易，但在那場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唯有勝利，才有意義。

1937年秋，紅軍在陝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前線。根據改編計劃，全體將士需摘下紅五星，換上青天白日徽。許多人強烈牴觸——畢竟在十年土地革命中，這枚帽徽代表着深仇血恨。

關鍵時刻，一位師長站出來説：“現在國難當頭，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我願帶頭穿國民政府發的衣服。”言畢，他望向部隊，軍帽上的新帽徽清晰可見。人們都知道，師長賀龍自參加革命以來，全家已有超過數十位親人犧牲在反動派的屠刀下。

為了勝利，捐棄前嫌；為了勝利，共禦外侮。

部隊順利完成改編，旋即東渡黃河，奔赴山西前線。此時，氣焰囂張的日軍精鋭師團正沿鐵路、公路兇猛推進，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構築的一道道防線接連被碾碎，傷亡慘重。

通往前線的路上，滿是潰退的國民黨軍。他們看到這支番號陌生的“友軍”裝備簡陋，好心勸告：“你們打不過日本人。”然而，這支隊伍絲毫未能動搖自己的士氣和必勝的決心。

捷報傳來：日軍一部在平型關遭伏擊，一部在雁門關被襲擊，陽明堡機場24架日機亦被焚燬。八路軍的勝利，如同黑暗中突然燃起的一支火炬，讓絕望的國人重見希望。

砥柱之所以為砥柱，在於在無垠的黑暗中能給人以希望。

如何以農業國戰勝工業國？如何以裝備落後的軍隊戰勝用現代化武器武裝起來的敵人？這個政黨及其軍隊一直進行着深刻思考。1938年春，毛澤東在一孔窯洞中奮筆疾書八天九夜，寫就了一篇世界軍事史上的經典文獻——《論持久戰》。這篇五萬餘字的雄文，深刻洞見了日本侵略者必敗、中國人民必勝的歷史結局。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就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力挽狂瀾，扭轉命運的。

當華北大城市相繼淪陷，年輕的記者周立波受邀深入敵後根據地訪問。歷時50余天，足跡遍及晉察冀邊區數縣，親眼目睹邊區軍民開展游擊戰、破襲戰後，他鄭重向全國人民報告：“感謝第八路軍和一切民眾武裝的英勇，中華民族的人民，在這裏依然度過常態的自由獨立的生活。”

最初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也漸漸發覺：在每一塊佔領的土地上，每天都有無數游擊隊活躍，無數襲擊發生。這些戰鬥規模不大，卻讓侵略者防不勝防，一點點消耗其資源和士氣，彷彿陷入了無盡的沼澤。日軍侵佔的地域越廣，投入的力量越多，便陷得越深。

三

1940年，戰爭的廣度烈度在驟然加快。

彼時，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德國法西斯橫掃西歐，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北非。

受此鼓舞，日本在中國戰場再次加大賭注，幾乎切斷了中國所有海陸外援通道，扶植起汪精衞偽國民政府，並加緊對重慶國民政府進行誘降逼降。一時間，國內的投降派、親日派異常活躍。

至暗時刻，方顯一個政黨的擔當。 那年秋日，青紗帳遍地之時，無數八路軍戰士從高粱地中鑽出，沿着正太、同蒲、平漢、津浦、北寧等交通幹線發起猛攻。這場後來命名為“百團大戰”的大規模正面戰席捲華北後，日軍控制下的2000餘公里鐵路公路、近3000個大小據點被摧毀。

在無數次慘烈的白刃格鬥中，戰場上出現了越來越多日軍投降的情景，這在之前的戰鬥中極其罕見。作家魏巍曾説：“在戰場上看得很清楚，這是兩種精神在較量：一種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種是老紅軍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誰更頑強，誰壓倒誰。”

此役的輝煌戰果，不僅振奮全中國，更是當年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難得的一抹亮色。

連日軍也不得不承認，其在華主要對手已轉變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自那時起，日軍投入敵後戰場的兵力開始超過正面戰場。數據昭然：1941年至1942年，日偽軍組織了30餘次萬人以上兵力的“掃蕩”；僅1941年一年，日軍在華北就與八路軍交戰達1.7萬次……

砥柱之所以為砥柱，在於能承受風高浪急乃至驚濤駭浪的重壓。

蕭瑟秋風中，5位八路軍戰士完成掩護羣眾轉移的任務後，在狼牙山小蓮花峯的懸崖上，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砸爛所有槍械，決然躍下懸崖。而那場反掃蕩後，又有無數父母把孩子親手送入部隊。這樣的故事在那場戰爭中比比皆是：危急關頭，人民軍隊為保衞人民羣眾不惜一切，而人民羣眾為支持人民軍隊亦一無所惜。

同心換來的是抗戰軍民更加堅固的“銅牆鐵壁”，日軍一次次聲勢浩大的“鐵壁合圍”最終在這面“銅牆鐵壁”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每一名共產黨員、每一位八路軍新四軍戰士，都與人民保持着緊密的血肉聯繫。這是中國其他任何黨派、任何軍隊所不具備的。誰在不死不休地戰鬥，誰在不計生死保衞人民，中國人民看得最清楚。這亦是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能在敵人殘酷掃蕩中，始終不斷發展鞏固的根本原因。

四

1944年8月，陝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信發自尚在淪陷中的上海，幾經輾轉才抵達。

作者在信中寫道：視察敵後根據地，見人民英勇鬥爭，更覺新中國前途光明。信末，他請求：“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合格，請追認我為黨員，並將遺囑送往延安。”

鄒韜奮，這位中國最著名的新聞記者之一，以另一種形式完成了向延安的奔赴。

寶塔山上那座始建於唐代的九層寶塔，曾被日軍作為轟炸延安的地標。然而，在整個抗戰期間，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青年，向着這座象徵希望的燈塔，絡繹不絕、跋山涉水而來。

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約70%投奔了共產黨。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成為這場戰爭中的中流砥柱？

鄒韜奮遺書寄達的那些日子，正是延安天氣晴朗、陽光明媚的日子。

那些日子裏，抗大、魯藝、延安公學等窯洞裏書聲朗朗；那些日子裏，根據地農田裏萬物生長，共產黨領袖的手中，紡輪飛轉如梭；那些日子裏，從華北到華東，八路軍、新四軍正發起反攻，侵略者將最終向中國人民舉起白旗……

捍衞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