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是誰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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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斯諾,一位美國記者,在河南鄭州採訪中國的抗戰。
此時,全面抗戰已爆發兩月之久。伴隨着大片國土淪陷,越來越多的人湧向黃河岸邊的這座交通樞紐。逃難的人羣極度恐慌,只想迅速撤過黃河,遠離兇狠殘暴的日軍。
然而,在這片哀鴻遍野的氛圍中,斯諾卻意外遇到了一位逆行而來的青年。在後來的一篇文章裏,斯諾懷着極大敬意記錄了與這位青年的談話——當被問及戰爭結束後的打算時,青年露齒微笑,泰然回答:“那時我一定是死了,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一定會在這次戰爭中死去的。”
斯諾清晰地記下:這位青年是一位中國共產黨員。他不名一文,也未留下姓名,卻毅然前往河北抗日。
青年在斯諾的注視下,繼續踏上了北上的路途。那一刻,滔滔黃河水正從這座城市邊奔流而過。
不知斯諾是否知曉,溯河而上,在豫晉陝三省交界處的河道上,激流中矗立着一座砥柱山。山石如鐵,堅韌無比,在黃河水中千年屹立。
中國古人將在艱難困苦中起支柱作用的人或集體,稱之為“中流砥柱”。
一
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時已戰鬥6年之久的東北抗日聯軍,正是這樣一羣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未作抵抗便撤入關內,國民政府僅限於譴責和抗議,日軍得以迅速侵佔整個東北。
中共中央第一時間發出抗戰通電,要求東北黨組織立刻派遣幹部深入南滿、中東、吉長鐵路沿線等地,發動反日鬥爭。
河南人楊靖宇、雲南人周保中、遼寧人李兆麟、黑龍江人趙尚志、四川人趙一曼……響應號召,不約而同奔赴那片水深火熱的黑土地,他們有個共同的身份:共產黨員。

這對個人而言,註定是一條有去無回的道路——那裏天寒地凍、強敵環伺、遠離後方、孤立無援,但這卻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徑。時任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宣告:“蔣介石國民黨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東北同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爭取東北人民的解放。”
實事求是地説,東北淪陷後,最初高舉抗日旗幟的武裝不少。然而在那極其惡劣的環境和懸殊的敵我力量對比下,許多抗日武裝很快銷聲匿跡,唯有這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始終在冰天雪地中堅持戰鬥,令日軍如芒在背,如鯁在喉。
一個寒冷的冬日,日偽討伐隊將楊靖宇圍困於一片山林。面對這個令日軍寢食難安多年的“共匪要犯”,指揮官岸谷隆一郎親自喊話勸降。然而,“他連答應的神色也沒有,依然用手槍向討伐隊射擊”。
楊靖宇犧牲後,日軍立即鍘下他的頭顱在附近示眾,並印製銅版照片和數十萬傳單,用飛機在抗聯活動區域散發。侵略者妄圖以此威懾抗聯戰士。可遍佈白山黑水、聲聲不息的槍聲,就是這支隊伍的回答。

砥柱之所以為砥柱,在於再大再猛的風浪也無法將其吞沒。
許多侵華日軍老兵曾困惑不解:為何從北到南,無論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乃至海南和滇西,日軍所佔之處,無不陷入與共產黨武裝的苦戰?為何這些共產黨員永遠剿不完、殺不絕?
中共洛川會議決議中的這句話或許可以揭曉謎底:“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決本上述綱領(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為保衞祖國流最後一滴血。”
二
這支隊伍從不缺乏前仆後繼、無懼生死的勇氣。犧牲很容易,但在那場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唯有勝利,才有意義。
1937年秋,紅軍在陝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前線。根據改編計劃,全體將士需摘下紅五星,換上青天白日徽。許多人強烈牴觸——畢竟在十年土地革命中,這枚帽徽代表着深仇血恨。
關鍵時刻,一位師長站出來説:“現在國難當頭,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我願帶頭穿國民政府發的衣服。”言畢,他望向部隊,軍帽上的新帽徽清晰可見。人們都知道,師長賀龍自參加革命以來,全家已有超過數十位親人犧牲在反動派的屠刀下。
為了勝利,捐棄前嫌;為了勝利,共禦外侮。
部隊順利完成改編,旋即東渡黃河,奔赴山西前線。此時,氣焰囂張的日軍精鋭師團正沿鐵路、公路兇猛推進,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構築的一道道防線接連被碾碎,傷亡慘重。
通往前線的路上,滿是潰退的國民黨軍。他們看到這支番號陌生的“友軍”裝備簡陋,好心勸告:“你們打不過日本人。”然而,這支隊伍絲毫未能動搖自己的士氣和必勝的決心。
捷報傳來:日軍一部在平型關遭伏擊,一部在雁門關被襲擊,陽明堡機場24架日機亦被焚燬。八路軍的勝利,如同黑暗中突然燃起的一支火炬,讓絕望的國人重見希望。

砥柱之所以為砥柱,在於在無垠的黑暗中能給人以希望。
如何以農業國戰勝工業國?如何以裝備落後的軍隊戰勝用現代化武器武裝起來的敵人?這個政黨及其軍隊一直進行着深刻思考。1938年春,毛澤東在一孔窯洞中奮筆疾書八天九夜,寫就了一篇世界軍事史上的經典文獻——《論持久戰》。這篇五萬餘字的雄文,深刻洞見了日本侵略者必敗、中國人民必勝的歷史結局。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就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力挽狂瀾,扭轉命運的。

當華北大城市相繼淪陷,年輕的記者周立波受邀深入敵後根據地訪問。歷時50余天,足跡遍及晉察冀邊區數縣,親眼目睹邊區軍民開展游擊戰、破襲戰後,他鄭重向全國人民報告:“感謝第八路軍和一切民眾武裝的英勇,中華民族的人民,在這裏依然度過常態的自由獨立的生活。”
最初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也漸漸發覺:在每一塊佔領的土地上,每天都有無數游擊隊活躍,無數襲擊發生。這些戰鬥規模不大,卻讓侵略者防不勝防,一點點消耗其資源和士氣,彷彿陷入了無盡的沼澤。日軍侵佔的地域越廣,投入的力量越多,便陷得越深。
三
1940年,戰爭的廣度烈度在驟然加快。
彼時,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德國法西斯橫掃西歐,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北非。
受此鼓舞,日本在中國戰場再次加大賭注,幾乎切斷了中國所有海陸外援通道,扶植起汪精衞偽國民政府,並加緊對重慶國民政府進行誘降逼降。一時間,國內的投降派、親日派異常活躍。
至暗時刻,方顯一個政黨的擔當。 那年秋日,青紗帳遍地之時,無數八路軍戰士從高粱地中鑽出,沿着正太、同蒲、平漢、津浦、北寧等交通幹線發起猛攻。這場後來命名為“百團大戰”的大規模正面戰席捲華北後,日軍控制下的2000餘公里鐵路公路、近3000個大小據點被摧毀。
在無數次慘烈的白刃格鬥中,戰場上出現了越來越多日軍投降的情景,這在之前的戰鬥中極其罕見。作家魏巍曾説:“在戰場上看得很清楚,這是兩種精神在較量:一種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種是老紅軍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誰更頑強,誰壓倒誰。”

此役的輝煌戰果,不僅振奮全中國,更是當年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難得的一抹亮色。
連日軍也不得不承認,其在華主要對手已轉變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自那時起,日軍投入敵後戰場的兵力開始超過正面戰場。數據昭然:1941年至1942年,日偽軍組織了30餘次萬人以上兵力的“掃蕩”;僅1941年一年,日軍在華北就與八路軍交戰達1.7萬次……
砥柱之所以為砥柱,在於能承受風高浪急乃至驚濤駭浪的重壓。
蕭瑟秋風中,5位八路軍戰士完成掩護羣眾轉移的任務後,在狼牙山小蓮花峯的懸崖上,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砸爛所有槍械,決然躍下懸崖。而那場反掃蕩後,又有無數父母把孩子親手送入部隊。這樣的故事在那場戰爭中比比皆是:危急關頭,人民軍隊為保衞人民羣眾不惜一切,而人民羣眾為支持人民軍隊亦一無所惜。

同心換來的是抗戰軍民更加堅固的“銅牆鐵壁”,日軍一次次聲勢浩大的“鐵壁合圍”最終在這面“銅牆鐵壁”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每一名共產黨員、每一位八路軍新四軍戰士,都與人民保持着緊密的血肉聯繫。這是中國其他任何黨派、任何軍隊所不具備的。誰在不死不休地戰鬥,誰在不計生死保衞人民,中國人民看得最清楚。這亦是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能在敵人殘酷掃蕩中,始終不斷發展鞏固的根本原因。
四
1944年8月,陝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信發自尚在淪陷中的上海,幾經輾轉才抵達。
作者在信中寫道:視察敵後根據地,見人民英勇鬥爭,更覺新中國前途光明。信末,他請求:“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合格,請追認我為黨員,並將遺囑送往延安。”
鄒韜奮,這位中國最著名的新聞記者之一,以另一種形式完成了向延安的奔赴。
寶塔山上那座始建於唐代的九層寶塔,曾被日軍作為轟炸延安的地標。然而,在整個抗戰期間,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青年,向着這座象徵希望的燈塔,絡繹不絕、跋山涉水而來。

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約70%投奔了共產黨。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成為這場戰爭中的中流砥柱?
鄒韜奮遺書寄達的那些日子,正是延安天氣晴朗、陽光明媚的日子。
那些日子裏,抗大、魯藝、延安公學等窯洞裏書聲朗朗;那些日子裏,根據地農田裏萬物生長,共產黨領袖的手中,紡輪飛轉如梭;那些日子裏,從華北到華東,八路軍、新四軍正發起反攻,侵略者將最終向中國人民舉起白旗……
捍衞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