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民國時代大師輩出”論辨謬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3期

不是所謂民國“大師”憑空創造出所謂“學術繁榮”，而是近代以來救亡圖存、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爭取民族獨立的時代需要與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客觀趨勢孕育出一批新的學術文化成果。

在一些人眼裏，民國時代“學術大師”輩出，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學術最繁榮”的“黃金時期”，甚至有個別文化名人發出“民國教育為什麼如此成功”的“大哉問”。這一謬論在網絡時代流傳愈發廣泛，時至今日，在搜索引擎輸入“民國大師”，依然能找到各種吹捧民國文人“風骨”或民國文化教育“成就”的文章和視頻。

“民國時代大師輩出”論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台灣地區及歐美反華勢力否定新中國文化成就的政治工具。他們吹捧的對象具有明顯偏向性，積極為胡適、傅斯年、陳寅恪戴上大師桂冠，卻絕對不會讚揚郭沫若一句，難道郭沫若的學術貢獻不如這幾位嗎？非也。他們選擇性地鼓吹“大師”，不是為了讚美真正的學術貢獻和個人操守，而是通過片面摘取歷史碎片、篡改歪曲歷史真實，以達到其險惡的政治目的。他們往往預設“文化繁榮”與“政治干預”的二元對立，將胡適等人塑造為學術成就巨大、具備高尚情操風骨的“大師”，將民國美化為“教育發達、社會寬鬆、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目的是要將新中國污衊為“文化專制的黑暗時代”，以此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

民國“大師”學術成就透視

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入侵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學者在學術方面取得的一定成果和存在的缺陷，總體來説都是這一社會性質在文教領域的反映。

中國傳統學術在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和中西交通的時代背景下開始轉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學術框架被打破，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之學”尚未健全，存在大量學術空白亟待填補。如在傳統積澱最深厚的文史學科，六經及其傳注不再代表不可置疑的“聖人之道”，而是學術研究的對象和資料；人類社會遵循進化規律，上古三代不再被視為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時代，孔子的思想是春秋晚期的時代產物，孟子的思想是戰國中期的時代產物，古人的言行事蹟絕不可盲目套用於當代；傳統經史子集之學拘泥於傳世文獻，近代則有考古資料、國外歷史語言及社會科學理論可供援引利用。民國學者在引進西學、整理國故、發起白話文運動等方面確有開創性貢獻，但應將其置於特定歷史語境中溯源和評價。不是所謂民國“大師”憑空創造出所謂“學術繁榮”，而是救亡圖存、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爭取民族獨立的時代需要與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客觀趨勢孕育出一批新的學術文化成果。

被稱為“大師”的民國學者可以被視為近代學術文化轉型的象徵人物，但不代表他們有系統性學術產出和不可超越的學術成就。比如胡適以“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打破經學傳統而系統採用西方現代哲學的方法，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且不説胡適一生都未能完成此書下半部，他也完全不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學術演變的根本經濟和階級基礎，信奉“實驗主義的唯心論和多元論”，無從揭示思想學術發展的內在動力和規律，因而“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着了一些兒邊際”。

民國學者身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學術研究帶有濃厚的時代侷限。其一，所謂民國“大師”的研究是高度精英化的，學術思想往往與社會實踐脱節。受人吹捧的“大師”幾乎全部集中在少數中心城市的學術教育機構中，與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沒有多少聯繫。美國進步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評價胡適，“這位美國化的中國教授把對中國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南京政府的三位老者身上（可能是指蔡元培、張靜江和吳稚暉——引者注）。他們是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和學者，具有他認為贏得民眾信任所必需的‘道德影響’……他隻字不提消除農民的飢餓，或是被驅使過度的工人的要求，這是他不瞭解也無交往的社會”。胡適的情況絕非孤例，這些民國“大師”也許在感情和道義上會表現出對普通勞動羣眾的同情，但他們不理解勞動羣眾擺脱各式剝削的真實願望，勞動羣眾對他們高度抽象的文化主張也毫無興趣，兩者的關係有如水和油——油浮於水，壁壘分明，幾無交集。

其二，民國學術是高度半殖民地化的。從學科分佈看，所謂“大師”集中在文史學科，自然科學、應用工程技術的學者人數很少，根本上是因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工商業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極度孱弱且不可能充分發展。當時中國極為有限的鐵路、冶金、機械、能源礦產等重工業多掌握在帝國主義列強或官僚資本手中，本國相應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自然長期停滯。而在“大師輩出”的文史學科，研究範式和學術觀點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服務於西方中心主義敍事，半殖民地化甚至自我殖民現象觸目驚心。

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例，除肉麻吹捧蔣介石政權外，該書深受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影響，繼承其濃厚的西方中心論和文明等級論思維，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把西方化等同於機械化。蔣廷黻所謂“中國人能近代化嗎”的追問，庶幾可等同於“中國人能西洋化嗎”、“中國人能機械化嗎”。該書出版於1938年，全民族抗戰已進入第二個年頭，而蔣廷黻對形勢的判斷竟是：中國人仇視日本導致日本侵華，稱“倘若這建設的中國是仇視日本的，必於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擊，這是顯而易見的……在過渡的時期不能不萬分努力以圖避免中日的決裂”。民國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雖然剛剛起步，但絕不缺少真知灼見。蔣著出版一年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正確指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指明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革命因而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其後還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范文瀾名著《中國近代史》，深刻揭露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在“文明”外衣下的侵略罪行，讚頌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為反抗侵略壓迫進行的可歌可泣的鬥爭，將批判鋒芒指向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充斥西方中心主義和避戰妥協思想的作品，在今天被某些書商學人捧為“民國經典”、中國近代史的“開山之作”，其作者蔣廷黻被不加分析地捧為民國的“無雙國士”，實在荒謬。

民國“教育發達”、“學術繁榮”？

今天某些人不顧事實地吹捧民國“大師”，其中包含着民國時期“教育發達、社會寬鬆”的潛台詞，目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在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否定近代以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文化道路。然而，民國“大師”或出自富貴豪霸之家，得自家學薰陶，或擁有歐美留學教育經歷，罕有出自民國教育體系者。個別“大師”光鮮亮麗的背後，是當時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無法接受現代教育的殘酷現實和大多數學者缺乏正常學術研究條件的窘迫境況。

近代以來，科舉制度和舊式書院教育遭到拋棄，新式學堂和現代大學體系逐步建立，但相對中國眾多的人口而言，數量稀少、發展緩慢、城鄉分佈極不平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既是帝國主義列強入侵、掠奪資源、傾銷商品及其帶來的長期戰亂和社會動盪的最大受害者，也遭到經濟上佔支配地位的封建地主的剝削，處於飢寒交迫、動輒破產、基本生存都無法得到保證的悲慘境地。這樣的經濟地位反映到文化教育層面，就是集中於城市的新式教育、現代大學體系與他們基本沒有關係。農民的文盲率居高不下。1927年，農村社會學家楊開道估計，“一百個農民裏頭，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至於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廣東省立民眾教育館語文教育部主任黃裳綜合1920—1933年中外學者及教育機構在河北、山東、山西、江淮、武漢周邊和珠江三角洲等地的抽樣調查，得出結論：平均文盲率為66.7%，其中失學學齡兒童佔57.3%；男性平均文盲率為49.2%，女性高達92%；城市文盲率為49.4%，鄉村則高達70%。可以看到，在全國文盲人口中學齡兒童比例畸高，反映民國基礎教育情況持續惡化；女性文盲率畸高，反映男女受教育的嚴重不平等；農村文盲率過高，反映城鄉差距巨大。民國時期絕大多數人口都被排除在基礎教育之外，如此境況下的“大師輩出”有何值得吹捧之處？

當時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同樣面臨生存危機和極大的工作困難。今天某些人喜歡宣揚“民國教授一個月工資300大洋”，以證明民國尊重知識分子、重視教育。工資指標雖高，但錢是發不出來的，所謂“300大洋”或“400大洋”不過看上去誘人罷了。實際上，北洋時期絕大部分財政資源為封建軍閥掌控，“教育為第一窮部，富有勢力者，類唾棄不顧，每月廿五支發薪費，內、陸、海三部例領現金，以有軍警關係也。他部署則搭發紙幣，惟教育部不但無一毫現金，且積欠亦難望補發”，拖欠工資是家常便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李大釗同志未能出席的一個原因就是北洋政府因財政困難，停發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薪金，而他是八所高校聯合索薪委員會的負責人，正為教職員工的基本利益奔走。連薪金都無法保證，更不用談校舍場館、參考資料、實驗儀器等學術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條件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民國時期文化教育經費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列強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庚子退款。如美國共進行兩次退款，一次始於清末，主要用於派遣中國學生赴美國留學，另一次始於1925年，表面宗旨是“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之事業”。兩者的根本目的都在於培養親美崇美的中國“精英”，為美國在華利益服務。所謂民國“大師”中有相當一部分即是由此留學美國、回國後在文化教育界身居高位者。

20世紀30年代，胡適與蔣夢麟、傅斯年等人掌控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操作將第二筆美國庚子退款部分注入北京大學，雖一定程度上解決北大經費問題，但代價是學閥當道，但凡學術立場或治學理路有違所謂“大師”胡適、傅斯年者，皆被清除出局。如毛澤東同志諷刺，“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列強之侵略滲透、本土教育之積貧積弱、“大師”之崇洋媚外及脱離羣眾、民國學術之半殖民地化，已形成惡性循環。

真正的文教繁榮

學者是人民羣眾的一分子，文教事業是社會與時代的產物。衡量文教繁榮與否的根本標準是人民羣眾的教育和精神文化資源是否科學、普惠、多樣。大多數勞動羣眾不得温飽、國家依然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民國時期，絕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文教繁榮。

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強調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一貫強調“實踐—理論—再實踐”的認識論飛躍過程。文化教育事業有且只有紮根人民羣眾，才能真正繁榮發達。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各根據地和解放區利用冬季農閒時期，組織農民開展“冬學”運動，識字讀書、享受文教成果不再是“士”或精英的特權。1949年冬，參加“冬學”的農民人數達1200餘萬。隨着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新中國成立，根本阻礙文教事業發展的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被徹底剷除，文教事業的春天真正到來。針對舊中國男女受教育程度嚴重不平衡的特點，人民政府大力推動婦女掃盲教育，僅1950年4—7月，天津市便組織117個識字班，有學員4451人，婦女佔比90%以上。至21世紀初，中國實現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標，全國成人文盲率降至9.08%，青壯年文盲率降至4%以下。

圖為1950年某工礦企業家屬的掃盲學習活動  本文作者/供圖

高等教育層面，1953年，全國有高等學校181所，學生21萬餘人（包括研究生），比新中國成立前學生人數最多的年份1947年增加40%。1956年全國工資改革後，復旦大學等高校教授月平均工資為238元，副教授182元，講師118元，雖從數字上看低於民國時期，但收入穩定，還另有住房分配、醫療保健、伙食補貼、子女入學等福利。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能夠無後顧之憂地積極投身新中國文化建設。

中國共產黨人還逐步糾正民國“大師”學術半殖民地化的致命缺陷，清理“全盤西化”等極端論調。早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功績是揭穿統治階級及其幫閒者們的老八股、老教條並與其展開鬥爭，但後來又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新中國成立前夕，他自豪宣佈：“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民國學術的問題意識多停留在如何學習西方，如何在學習西方前提下對待自身文化傳統，相應教育體制和學術研究模式多還是西方的“模仿者”。新中國的學術視野則逐步超越“傳統—現代”的二元框架，走向“本土—全球”的宏闊主題，在價值取向上完成從“文化自救”到“文明互鑑”的跨越。

從學術生產方式來説，某些人吹捧“大師”，也是試圖否定集體化、制度化的知識生產模式。現代學術研究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財政投入，需要工業化大生產與之配套。但“大師輩出”論的信奉者完全無視這些基本條件，好像只要“放任自流”，只要個體“天才卓越”，高質量學術成果就能自動出現。這不是在普及知識、追求進步，而是在宣揚迷信、鼓吹倒退。大千世界紛繁複雜，每個人的認識都有侷限，各個學科專業的知識和視角也是有限的，現代學術研究需要團隊合作、資源整合和各學科有機結合，而非個人英雄主義。民國“大師”的學術研究基本處在單打獨鬥狀態，中國共產黨推動建立的超越個人主義的集體式知識生產方式卻被“大師情結”的吹鼓手污衊為“平庸化”。也就是説，所謂的“民國大師熱”不僅貶低新中國文教事業，更潛移默化地扭曲公眾的科學常識素養。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本文批評的是網絡上某些心懷政治目的、無視歷史事實吹捧民國學者和民國文教發展狀況的論調，而不是否認民國時期學者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和中國文化現代轉型所作的貢獻。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我們固然不能忘掉前人架橋鋪路的功績，不應以今律古、苛責古人，但也不能盲目地是古非今，陷入某些別有用心者編織的學術神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破除對“大師”的偶像崇拜，轉向對知識生產機制和社會功能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識破“民國時代大師輩出”論的荒謬，擺脱對極少數文化倖存者的浪漫化想象，真正理解學術文化發展的辯證規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