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奧地利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_風聞

1908年6月12日是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1]登基六十週年。這一天，維也納舉行了五彩繽紛的慶祝活動和盛大遊行。我就出生在這一天的下午早些時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還是個孩子，所以我對戰前歲月的記憶完全來自父母講的故事。按照他們的説法，一戰之前是個黃金時代。從之前幾個世紀裏撰寫的書籍，尤其是傳記中可以看到，每一代人都把上一代稱為黃金時代。

今天，很多上了年紀的歐洲人仍然對一戰之前的奧匈帝國時代讚不絕口。而一戰及其可怕的後果將世界變成了一個動盪的海洋，其影響甚至波及今日。在一戰前的“黃金時代”，每個人都相信，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和整個世界都會迎來安全穩定的未來。只有極為傲慢的民族主義者才對現狀不滿。

我對這個“黃金時代”的末尾，也就是一戰爆發之際還有這麼一段記憶。1914年7月，我的母親、哥哥、姐姐和我在不來梅港附近的一個北海療養地度假。我的父親是土木工程師，當時留在維也納處理公務，計劃隨後與我們團聚。8月初，當我們在北海之濱的淺灘涉水漫步時，可以看到遠方有龐大的灰色船隻全速航行，那是德國海軍在執行最初的戰術任務。我們當時還很難理解這個震撼景象的意義何在，當然我們後來知道，它代表着四個漫長戰爭年頭的開端。幾天後，我們離開了北海海灘，前往不來梅。

1914年8月，不來梅的夜晚濕氣很重，英軍對不來梅港口和橋樑的第一輪空襲就是在此時開始的。雖然這種空襲和二戰時相比造成的損失甚微，但還是導致不來梅城內實施燈火管制，高射炮開火還擊。這些充滿了戰爭喧囂的漫漫黑夜，我們永生難忘。後來，我們最終離開不來梅、返回維也納，途中發生了一件令我母親焦慮不已的事情。由於戰時的鐵路系統優先執行軍用運輸，所以到維也納的行程長達96個小時，途中還發生了很多延誤。在德累斯頓，火車停了幾個鐘頭，我趁母親不注意溜下火車，跑到大街上，想把手裏的一個硬幣花掉。我自豪地走進一家糖果店，買了一塊糖。隨後我還能順利地找到火車站台，完全是憑運氣。

幼年時代的我非常頑皮，但在學校過得還算順利。在小學第一年，我一下子體會到，奧地利從一個富足社會猛然間變成了一個物資緊缺的戰時國度。我小學一年級那一年，一個夾香腸的白麪包卷只賣20海勒；而在一戰的最後一年，我們的早餐就只能吃到塗着少許果醬的粗糧麪包。我上小學時，由於戰爭的緣故發生了很多動盪，這讓我們都變成了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

我的中學[2]時代（1919—1926）也很平靜。年輕一代對舊帝國的垮台沒有任何惋惜。我們很快就忘記了過去，為經濟的每一步復甦而高興。在戰後的最初幾年，國際紅十字會對我們來説有着特殊的意義。作為營養不良的兒童，我們通過紅十字會得到了美國、荷蘭、瑞典、挪威和丹麥的援助。這些援助主要包括食品和衣物，幫助我們度過了艱難的歲月。不幸的是，由於貧困，社會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甚至孩子都能察覺到這一點。工人階級子弟和來自中產階級的中學生之間經常打架鬥毆。有時我也捲入了這些鬥毆，受了一些輕傷。

我很輕鬆地掌握了算術、幾何、物理和化學，但英語和法語對我來説很困難。我經常受罰留校，但大多數情況都是因為整個班級受到了集體懲罰（這種懲罰在今天頗為流行），我們班的同學也活該受到這些懲罰，一般是因為惡作劇和無意中損害公物。我們一般不會把犯錯的人招供出來，於是老師不得不把全班一起懲罰，我們有難同當。

   我們很討厭期末考試，另外老師也不喜歡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尤其是因為他們僅僅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待我們。如果他們沒有把我們當作沒教養的野孩子的話，一定會為我們的團結精神欣慰。中學一共八年，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班有90多人，到最後一年已經只剩下17名學生。因此我們這個小集體凝聚力非常強，絕不會允許任何同學在期末考試中掉隊。

在中學期間，我對各種體育運動都興致盎然，尤其痴迷健身。我們學了各種球類運動。我經常參加校隊，在夏季的中學聯賽與其他學校的隊伍比賽。雖然我參加了各種各樣的運動，但沒有真正成為優秀的運動員，不過還是大出風頭。

我的職業選擇早已確定——工程師，就像我的父親和哥哥一樣。我對技術問題很有天賦，而且我的創新能力也在日漸增長。1926年秋季，我進入維也納工業大學[3]，第一學期學習機械工程。

我的很多朋友是醫科學生或醫生。因此我常常去解剖學院參觀，聽了一些相關課程，對外科手術產生了興趣。有時我會懷疑，機械工程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理想職業。有好幾個月時間，我對自己的未來職業猶豫不決：工程學還是醫學。最後我還是決定學機械工程，但直到今天我對醫學的進步仍然很感興趣。

我在學習方面沒有遇到任何困難。課程要求我作大量的技術繪圖，我很喜歡這項工作，很快就掌握了繪製高質量設計圖紙的技能。但我的課外活動豐富多彩，所以有的課程會缺席，複習功課準備考試的時間也很少。我有些要好的同學缺席很少，所以我會抄他們的課堂筆記。

在我大學時代的早期，奧地利的大學裏仍然能感受到戰爭的影響。大學生一般是十九到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但也有很多年紀較大的學生。由於戰爭以及戰後條件的艱苦，很多人上大學很晚，或學業曾經中斷過，多年後又撿起了學業。我們從這些年紀較大的學生那裏得知，戰爭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讓他們的雄心壯志受挫。他們給我們講述過去的故事（我們對那些事情沒有直接體驗），對我們產生了某種特別的影響。

由於戰爭的緣故，年輕教師很少，大多數教授年紀都很大。很多教授在帝國時期都曾是皇室或王室顧問，他們和過去有着緊密的聯繫。在這方面，我們也感受到了過去時代的影響。

我的大學同學中有一位是奧地利前皇室成員，克萊門斯·馮·哈布斯堡大公，他的大學學業沒能完成。由於他的正式頭銜比較長，為了簡便起見，我們都稱呼他為“同學先生”。我曾和這位上層階級的同學一起參加皇室顧問賽德爾教授主持的一次考試，這是我們較早期的一次考試。賽德爾教授向大公提每一個問題時都要説“殿下”，我們聽了都想笑。教授非常小心，總是隻以廷臣的方式用第三人稱稱呼大公。

   1928年至1929年冬天，我順利通過了第一次國家考試，基本上完成了理論階段的學習。隨後是機械工程的實習階段，此時我已經確定，這就是我的理想職業。

   我於1926年加入了一個大學生社團組織“擊劍兄弟會”，結交到很多朋友，和他們的友誼一直維持到大學畢業之後。在這個兄弟會里，我們的目標是成為能戰勝生活考驗的男子漢。

直到今天，我都不是很確定，我的“疤臉”的這個綽號是怎麼得來的。一般來講，我不反對這一類諢名，但“疤臉”聽起來就好像美國西部片或20年代黑幫片裏的角色一樣。我要説明的是，我臉上的疤痕是以光榮的方式得來的。我明白，大學生之間擊劍打鬥的古老傳統對大多數人來説都很難接受。在有些國家，決鬥仍然很常見，也受到指摘，因為它與很多國家的人道標準不契合。

如果某些階級憑藉這種習俗獲得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特權，他們應當受到排斥，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如果這些階層的成員因此產生傲慢自負情緒的話，就更可恥了。隨着這些決鬥的繼續，決鬥者也受到更多的恥笑。奇怪的是，我是在外國學到決鬥這種可疑習俗的。大學生圈子裏的很多傳統都已經過時了，的確需要改良，但也不應該像在第三帝國一樣強行對其加以干涉。這種兄弟會傳統以一種保守的方式幫助維持我們國家的內在力量。另外，以鋒利的劍從事擊劍運動，也是一種教育手段。大學生的擊劍打鬥考驗的是人的冷靜，對觀察者來説也是個學習的機會。被對手擊中並不可恥，但如果閃避對方的攻擊，就會受到處罰。考慮到這一點，我不相信拳擊能取代擊劍。我們學擊劍的最初目的是學會自控。我們得到的教訓是，始終保持進攻態勢、避免被迫轉入防禦。這種訓練還有更深層的意義：以消極被動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的人很難取得成功；相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積極主動，結果也一定是積極的。積極主動的人比消極被動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影響力也更大。這是我在兄弟會學到的理論，為此我對兄弟會心存感激。在我的一生中，我能戰勝遭遇的危險，恰恰得益於這種訓練教給我的態度。

[1]弗朗茨·約瑟夫一世，1830—1916，1848年起為奧地利皇帝，1867年又成為匈牙利國王。1830年8月18日生於美泉宮，為弗朗茨·卡爾大公與索菲公主（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女）的長子。1848年12月2日，皇帝斐迪南一世退位，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在奧洛穆茨被推舉為皇帝（他的父親沒有被考慮為皇位繼承人）。（編者注）

[2]中學這個概念對美國人可能有誤導性。在歐洲，中學開始的時間比美國中學早一點，結尾在美國大學的開始階段。（編者注）

[3]奧地利的工業大學的學習時間覆蓋了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階段，可以算作美國的研究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