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歲三甲醫生患晚期腸癌：還想上臨牀_風聞

　　這是一位三甲骨科醫生與腸癌抗爭的故事，從確診、治療、康復、復發到再治療，張茗然醫生和許多普通患者一樣走過彎路，並對疾病和醫學有了新的認識。

　　**撰文 |**燕小六

　　責編丨汪   航

　　三十五六歲是外科醫生成長的黃金期，但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骨科主治醫師張茗然的醫學生涯，卻在這一節點按下了暫停鍵。

　　2024年初，張茗然在單位體檢中查出腸癌肝轉移，轉移灶多達20餘處。更殘酷的是，在完成9次化療和7次靶向治療、手術切除原發灶和轉移灶後，他很快就出現了復發，無瘤生活僅維持了幾個月。

　　如今，經再次射頻局部治療後，張茗然的病情相對穩定。化療間隙，他會回到科室上班，幹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拍了很多講解腸癌肝轉移的醫學科普視頻。

　　在接受“醫學界”專訪時，他説“不跪”是自己作為醫生和癌症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好態度。

　　做完肝臟手術、正在做行走訓練的張茗然。/圖源：受訪者

　　骨科醫生確診晚期腸癌

　　張茗然的患癌診斷及治療過程可謂一波三折，用他的話來説，自己早已做好心理準備，只能再陪家人兩三年。

　　2024年正月初九，剛休完春節假期的他在朋友圈看到同事發帖，大意是當天做體檢的人少，院內職工要抓緊時間。

　　“一個念頭閃過”，張茗然去做了體檢。一開始非常順利，直到超聲科醫生説肝臟有問題，不清楚是血管瘤、原發性肝癌還是癌症轉移灶。

　　此後幾天，他完成PET-CT、胃腸鏡等檢查，確診為乙狀結腸癌肝多發轉移，處於Ⅳa期，即所謂的癌症晚期。

　　“我曾經搞過骨腫瘤相關研究。在我們的經驗裏，患者出現肝轉移，基本就是game over（遊戲結束）。”張茗然告訴“醫學界”。

　　肝轉移也是腸癌治療的重點和難點之一，亦是相關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中國結直腸癌肝轉移診斷和綜合治療指南（2023版）》顯示，根治性切除原發灶、轉移灶是最佳的治癒方法。

　　但在臨牀中，腸癌肝轉移灶切除面臨多方面難點。病灶可能與重要的血管、膽管緊密相連，甚至侵犯重要結構，手術難度大、風險高。此外，腸癌肝轉移常常是多發的，可能存在於肝臟多個區域，需要大範圍切除，或影響肝功能。

　　上述指南顯示，肝轉移無法切除者的5年生存率低於5%。出現肝轉移但不積極治療的，中位生存期僅6.9個月。

　　確診當天，張茗然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幹家務，“怕以後自己能做得越來越少”。然後，他坐等妻子下班，坦白自己患上重病，能陪伴家人的時間可能就剩兩三年。

　　妻子得知消息後，兩人抱頭痛哭了1分鐘，隨後開始盤算怎麼瞞過雙方父母，後續如何治療。

　　一開始，張茗然跑遍吉林省的大醫院，均被告知“大概率切不乾淨”“不好切”。後來，他又在朋友推薦下到北京求診，終於得到一線希望，“可切除或潛在可切除”，前提是先做新輔助治療，增加根治性手術的機會。

　　2024年2-5月，張茗然共計完成6次化療、5次靶向治療。去年6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完成肝病灶手術，根治性切除轉移灶18枚、微波消融6枚。

　　此後，他又做了2次化療、1次靶向治療，於2024年9月14日在長春市完成腹腔鏡下乙狀結腸切除。

　　術後一個療程的輔助化療結束，張茗然達到影像學“無瘤”標準。北京的主診醫生給出樂觀評估：“如不復發，即是治癒。”

　　然而，今年2月14日，複查提示，腸癌重要且敏感的腫瘤標誌物CEA數值升至7，幾天後增至11。月末的增強核磁顯示，張茗然的肝臟有2個復發病灶。

　　這意味着，無瘤狀態僅維持三四個月，張茗然又將投入新一輪治療。3個小強度化療旨在縮小病灶，微創射頻消融處理病灶，再做化療以降低復發幾率。

　　今年5月29日，鞏固化療中的張茗然再次迎來影像學的無瘤時刻。“上班、迴歸社會還會遠嗎？”他在社交平台發帖，慶祝自己又一次勝利。

　　獲得“無瘤”生存、決定返回工作崗位後，張茗然去打了場籃球。/圖源：受訪者

　　活下去

　　張茗然告訴“醫學界”，確診癌症後，患者、家屬的心態往往會經歷否定、拒絕、痛苦、接受等轉變，約需1個月逐漸消化，“我幾乎是確診當天就接受了，晚上睡得很好。”

　　這份遠超常人的冷靜，源於他的醫生身份和多年臨牀歷練，以及他開放的人生態度。

　　“我出生於一個相對沒什麼知識底藴的家庭，父母不是高級知識分子。”他説，小學6年級時，外公因肝癌離世，是激發他學醫的關鍵性事件之一。

　　選擇幹骨科，是受到家裏一名骨科醫生親戚的影響。“我去他們醫院觀摩過關節置換手術，很感興趣。我又高又壯，是幹骨科的身板。”

　　進入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骨科工作後，張茗然“非常興奮”。該院是國家骨科區域醫療中心牽頭承建單位。骨科有多個亞專業，包括骨創傷、關節、脊柱、骨腫瘤等，整體實力在吉林乃至東北三省都名列前茅。

　　“我就想，自己能考進雙一流高校，職場上升空間大，而且婚姻幸福、家庭美滿、孩子聽話懂事，不能所有的好事都讓我佔了吧？如果人的一生必須經歷重病等小概率事件，我寧願落在自己身上。我有良好的體魄、健康的心態，能應對這些。”張茗然告訴“醫學界”。

　　就是這種“能活一年是一年”的想法，一度成為他的治療桎梏。

　　發現多處肝轉移灶時，張茗然沒有過多謀求肝臟手術，只計劃着切除整段腸子，以避免遠期消化道梗阻，影響生活質量。那段時間，他只想着如何安靜陪伴家人，度過餘生。

　　同窗摯友們合力改變了他的念頭。確診第二天，一羣人來到他家，這些來自吉林大學各附屬醫院的中堅力量，在客廳裏完成了一場“癌症MDT會診”，包括胃腸外科、肝膽外科、血液腫瘤科等。

　　每個人分享自己對腸癌肝轉移的專業解讀，用最新文獻打破張茗然的跨學科認知壁壘，告訴他“你這體格，即使治療不順利，也能對付個七八年”。還有人主動提出幫他聯繫北京等地專家，諮詢治療進展。

　　這場“客廳MDT”為他指明瞭生的方向。張茗然第一次知道，腸癌肝轉移有獨立的診療指南，新輔助治療後爭取手術切除是關鍵。他有臨牀治癒的可能。

　　在羣策羣力下，確診後的第10天，張茗然在校友的工作醫院開始化療。“得知我要去兄弟醫院治病，科室、院領導、醫保辦領導等給了很多便利和幫助。大家都知道，骨科有個大夫病了。”

　　同時，他還感受到同行間的惺惺相惜和守望。復發後，北京的主診醫生主動提出換一個化療方案，以降低神經毒性，儘可能保全他的醫生職業生涯。

　　針對結腸癌肝轉移，鉑類是化療一線用藥。張茗然對該藥很敏感，這對治療來説是好事。但其明顯的副作用是神經毒性致手腳麻木。

　　“復發前，我已經做了9次鉑類化療，雙手麻木、僵硬，精細動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張茗然特別感激主診醫師，“換藥拯救了我，要不然這輩子很難再拿起手術刀。”

　　截至目前，治療效果超出張茗然預期。他已開始居家康復，有時間就練習握力器，用小鑷子撿玻璃珠，或拿女兒的玩具串項鍊。看着他一天天好起來，父母們再不催着他出國看病了。

　　張茗然將自己的康復過程拍成視頻。/圖源：受訪者

　　患癌有跡可循

　　“事後諸葛亮地想，其實，我早就意識到不對勁。”張茗然略帶遺憾地説。

　　2023年，他出現便血等腸道症狀。“身邊任何人便血，我都會建議立刻去做胃腸鏡篩查。偏偏對自己，總是以忙碌為由一拖再拖、一直沒做。”他説。

　　兩三個月後，消化道症狀消失。疲憊感愈來愈重、揮之不去。熬夜值班後，張茗然好幾天都緩不過來。起初，他以為是自己老了，“畢竟三十五六歲，怎麼能跟二十多歲一樣。”

　　錯覺也源自一些常規檢查。張茗然懷疑過肝臟有問題，但血檢等提示肝功能正常。直到肝部超聲發現轉移、腫瘤標誌物明顯升高，隱匿的癌症才被揪出來。

　　治療迄今，張茗然接觸過不少患者、家屬，發現很多人在與疾病抗戰時，和自己一樣走過彎路。有的盲信傳統醫學，每個月花費幾千上萬仍不見效，等再想手術時，現代醫學已無法介入；還有一些治療挫折或源於醫務人員的知識、技能儲備不足等。

　　2024年11月化療期間，張茗然在本地某醫院複查，普美顯核磁報告“肝臟6個病灶復發”。他馬上跑到北京。主診醫生解釋，前次手術處理掉大量病灶、產生瘢痕組織。讀片經驗較少的影像科醫生可能誤報成復發。

　　病友王大爺的遭遇讓他印象深刻。張茗然在本地化療到第4個療程時，75歲的王大爺已經挺過8次化療，身體基本狀態不錯。醫生卻稱其病情進展，預期生存期僅有半年。

　　“我看過他的影像，比我好多了，就婉轉建議他們去北京看看。結果，大爺很快排上手術，切乾淨了。”張茗然感慨，各地醫生的理念、判斷、經驗存在較大差別，這和接診量等因素有關，也和病種關係密切。腸癌肝轉移的手術難度普遍高於原發性肝癌，要想完全切除轉移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更大的阻力來自診療模式。最近幾十年，臨牀一直在推動循證醫學。然而，當經驗醫學和循證醫學發生衝突時，不少醫生會回到“經驗模式”。

　　“我最近想通一件事情。作為醫生，不管什麼病，都要有格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考慮問題，要思考自己的經驗為什麼跟循證醫學不一樣，為什麼指南不照着我想的那麼寫？難道我比指南更準確嗎？”張茗然説。

　　返崗第一天，張茗然給自己拍了張照。/圖源：受訪者

　　看到太多病友們的延誤及錯誤治療，病情穩定的張茗然開始在社交平台科普腸癌肝轉移。他坦言，不能保證一定給出最正確的建議，但起碼在患者、家屬做治療決策時，能幫着參謀。

　　他還時常發視頻自我勉勵，稱無論多麼艱難，一定要把抗癌之路走到底，“因為確診至今1年半，欠的人情債太多，無法用金錢衡量、用語言形容。”

　　“我非常感謝愛人，北京的影像檢查很難約，預約週期要三四個月。可能今天我剛做完檢查，她就得每天抱着手機，搶幾個月後的檢查預約。”張茗然説。

　　對大學同學、醫院同事們，他也心存感激。張茗然所在的醫療組有4名醫生，1名正教授、1名副教授，2個主治醫師，每週約有15-20台手術。生病期間，其餘三人分擔了他的工作。另一名主治醫師在2024年沒休過一天假。

　　張茗然反覆告訴“醫學界”，當其專注於治療而無法上班時，收入一直都有保障。“以前，大家認為骨科是高績效科室。隨着支付改革，現在績效是縮水的。但科裏、組裏一直在協調，説白了就是養着我。”

　　“大家能吃口肉，就不會讓我喝湯。他們沒有拋棄我。”張茗然説。復發後，自己和家人、科室商量，決定一邊治療一邊工作。他坦言，這是在報恩。

　　目前，他主要負責出門診，配合一些小手術，6天左右排1個急診值班。遇到急活兒、累活兒、大活兒，同事們會特意讓他儘早回家休息。

　　對於未來，張茗然想“先活到5年”。腸癌肝轉移獲得手術治療的患者，5年生存率在40%-60%。他深知，落到個體身上，概率就是100%或0。

　　“大學室友曾專程從成都飛來探望，告訴我向前走、別回頭。既然退無可退，那就戰鬥吧。”張茗然説。

　　參考文獻：

　　1.中國醫師協會外科醫師分會, 等. 中國結直腸癌肝轉移診斷和綜合治療指南 （2023版）. 中國普通外科雜誌. 2023,32(1):1-29. doi:10.7659/j.issn.1005-6947.2023.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