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藥崑崙”石刻有五處疑點？學術爭鳴繼續_風聞

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04日 10:44:46 來自北京

【學術爭鳴】

編者按

學術求真之路，從來不是獨奏的孤鳴，而是思想碰撞的交響，往往很難“畢其功於一役”。不同的觀點、思想在交流和論爭中相互激勵、相互啓發，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態。

披沙瀝金、去偽存真，其結論，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正所謂“真理越辯越明”。

提倡學術爭鳴，是光明日報的優良傳統。歷史上，光明日報曾進行過多次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學術爭鳴，如《蘭亭序》真偽問題、《胡笳十八拍》作者問題、古人“鬍子”問題，等等。這些議題，吸引學術界廣泛參與和討論，拓展了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促進了學術繁榮，也擴大了學術的社會影響力，起到了學術普及的作用。

6月8日，本報11版刊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的文章《重大發現！秦始皇派人去崑崙山採長生不老藥的石刻找到了》，引發歷史、考古、古文字等多個領域學人廣泛關注，在公眾中也“一石激起千層浪”，討論熱烈，持論各異。本報特就此話題繼續徵集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哪怕觀點迥異，均十分歡迎。

為深入探討此話題，我們建立了這個平台，期待在碰撞中釐清現有困惑、拓展認知新境，勉旃社會各界以文會友，以理服人，激盪學術活力，共同營造平等對話、砥礪切磋的良好氛圍。

連日來，圍繞“崑崙石刻”真偽，本報陸續收到各界來稿。王子今撰文《崑崙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建議石刻應按考古學定名慣例進行命名，並提供了與石刻相關的古代文獻信息；湯惠生撰文《“採藥崑崙”石刻的考古學和文本研究》，將青海巖畫與石刻進行比對，為石刻判定提供了參考；王乃昂撰文《地理學視角下的“崑崙石刻”及疑點》,從自然地理角度指出刻石存在五處疑點。

對於各種觀點，本報均提供爭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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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崙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

作者：王子今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本文寫作得到王澤博士的幫助，謹此致謝）

新近承仝濤研究員著文發表發現於青海瑪多扎陵湖北側尕日唐，可能屬於秦代遺存的石刻文字資料，討論者或稱“崑崙石刻”，或稱“採藥崑崙石刻”。依照青海考古學者的意見及考古學通常定名慣例，似稱尕日唐石刻為宜。

尕日唐石刻發現之後，引起社會頗多關注。質疑者或以為現代偽刻。刻痕刀法與秦篆存在距離，疑似使用新近工具，是若干位篆刻家的看法。而這一判斷生成的依據之一，也包括石刻如果存在兩千餘年，為什麼一直沒有被發現這一疑問。

就這一石刻遺存是否為現代偽刻的問題，有這樣的信息有必要提示學界朋友注意。即根據清代地理學者記述，鄰近地方曾經有“昔人所刻篆文”受到關注。“昔人所刻篆文”很有可能就是記載方位出現一定偏差的尕日唐石刻，或有可能與“五大夫翳”所謂“採藥崑崙”行程的其他相關地點有關。清人著作明確載錄高原山野“昔人所刻篆文”的存在，或許有益於澄清今人偽刻之説。

清代學者許鴻磐（1756—1837）《方輿考證》卷一〇〇《外域二》“烏藍得什山”條寫道：“在河源東查靈海北四十里，其山高大，頂極平坦方正。又尼馬塗山，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民國七至二十二年濟寧潘氏華鑑閣刻本，第17頁a）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稿本文字有異，作：“在河源東查靈海東四十里，其山高大，頂極平坦方正。又尼馬塗山，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8月影印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稿本，無頁碼）。《方輿考證》是價值相當高的歷史地理學論著。大致相同的記載見於乾隆時代的《河源紀略》卷三五《雜錄四》，然而文字作：“馬尼圖山，在烏藍得什山東，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鐫刻漢文。”（《欽定河源紀略》，清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第3頁a）。相關文字亦見於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四一二：“馬尼圖山，在黃河源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烏藍得什山東，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鐫刻漢文。”（乾隆《大清一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版，第483冊第537頁）。由此可知許鴻磐“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説可能來自乾隆組織的河源考察發現。然而康熙《大清一統志》卷三五〇同樣看到這一記載（康熙《大清一統志》，清乾隆九年武英殿本，第15頁a），那麼這一信息的獲知，似乎年代更早。《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四六《青海厄魯特》“馬尼圖山”條亦明確載錄：“馬尼圖山，在黃河源，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烏藍得什山東。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第26890頁）。許鴻磐《方輿考證》言其位置“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與其他信息相同，所説應是同一處石刻遺存。然而寫作“尼馬塗山”，與其他文獻“馬尼圖山”有異，且言“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也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不同。許説或許有其他資料來源。

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部分，所謂“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大致在今布青山一帶，東南為蒙古爾津司所在（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8冊第59至60頁）。其地今屬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香加鄉。不過，《中國文物地圖集·青海分冊》涉及“都蘭縣”文物遺存的介紹未見有關“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遺存的記錄（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青海分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92頁，第184頁至第186頁）。

許鴻磐，山東濟寧人，曾先後在江蘇、安徽、河南任職，似乎並沒有青海行跡。所論“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不知具體史料來源。輾轉所獲信息，其記述發生空間位置的錯亂是有可能的。比如“尼馬塗山”對照其他文獻，可能即“馬尼圖山”之誤。然而其説畢竟與“河源東鄂靈海”即緊鄰扎陵湖的鄂陵湖有關。也許“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者，就是具體位置出現偏差的尕日唐石刻。當然，如果這樣推斷，則所謂“其山甚大”等等，也是錯誤信息。

我們推想，或許幾種《大清一統志》《河源紀略》及許鴻磐《方輿考證》記載無誤，則有關“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的記錄，也不排除與“五大夫翳”“採藥崑崙”行程所至其他地點包括與尕日唐石刻文字所見距離“二百五十里”或“三百五十里”地方存在一定關聯的可能。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有關“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的方誌學記錄，都沒有説明“所刻篆文”“鐫刻漢文”的具體文字內容。但畢竟可以理解為重要的提示，對今後相關文物遺存的調查、尋找、發現與研究有積極意義。而且所提供的相關信息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實際存在的古代石刻等遺存未見歷代著錄，亦未為今人所識，其實是很正常的情形。凡看到新發現石刻即簡單判定為偽刻的認識，或許並不符合歷史真實。

“採藥崑崙”石刻的考古學和文本研究

作者：湯惠生

河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青海黃河源發現的石刻，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廣泛關注。36個字的完整敍事告訴了我們一件任何史料都不曾記載過的歷史事件，由此引發了人們對文字及其含義的辨認與解釋，對採藥的用語與性質，崑崙的地理位置，秦代疆域、職官、交通、年代以及題銘的真假等問題的種種思考和爭論。爭論的焦點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遺址本體的真假問題，另一個是文本問題。其實也就是石刻遺址研究的兩個方面：考古學研究和文本研究。

遺址本體的考古學研究

許多人認為文字刻痕看上去腐蝕程度不像是經受兩千多年風雨侵蝕的樣子、人類無法在冬天去高海拔地方刻字、秦代的金屬工具刻不動玄武岩等，這些問題應該説是關於遺址的研究，是一個自然科學研究的範疇。

其實目前所有關於對遺址本體的懷疑，都是一種主觀感受，討論者只是憑藉照片進行想象，想象那裏的環境、天氣和自然侵蝕程度。對此，舉一個巖畫的實例便可打消對石刻的疑慮。青海海西州野牛溝巖畫地處海拔3900米的崑崙山，經微腐蝕測年認為是距今3200至2000年的古人作品，而且巖畫製作在硬度弱於玄武岩的花崗閃長巖上，畫面上有雙輪馬拉車、犛牛、狩獵、牽駝、出行等圖像，大多巖畫的刻痕與崑崙採藥銘文一樣清晰與新鮮。野牛溝巖畫的例子説明，僅憑巖刻畫的腐蝕程度是無法推測其年代的，因為根據微腐蝕測年法的理論，影響岩石腐蝕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風。也就是説在比較石刻的腐蝕程度時，關鍵的環境因素是降雨量。所以對於野牛溝和崑崙採藥石刻所在的扎陵湖這種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地區而言，僅憑所謂內地石刻侵蝕“常識”來判斷，很容易誤判。此外還有一個石質問題，崑崙採藥石刻是刻鑿在玄武岩（或安山岩）上的，其硬度較高。所以降雨量和石質是影響石刻摩崖腐蝕程度的兩大重要因素，若不從這兩個因素入手而單純談論石刻腐蝕，就只是一種純粹的主觀感受而已。

青海海西州野牛溝巖畫中的野犛牛圖像。湯惠生攝/光明圖片

青海海西州野牛溝巖畫中的馬車圖像。湯惠生攝/光明圖片

儘管崑崙採藥石刻刻痕的腐蝕程度尚淺，但其石鏽（又稱巖曬、氧化層或沙漠漆）的色澤頗深，幾乎與岩石原始面一致，由此可以確定其古老性。世界巖畫組織聯合會會長貝德納裏克教授（Robert Bednarick）認為，對石鏽色澤的色度測量是可以作為巖刻畫的斷代手段之一來使用的。中國巖畫學會主席王建平先生曾致力於利用石鏽對巖刻畫進行斷代的實驗，實驗還在進行之中。石鏽類似於可移動文物的“包漿”，可移動文物的包漿可造假，但位於海拔4300米之上的不可移動文物的石鏽卻無法造假。石鏽色澤的深淺關係到年代的早晚，年代越久、色澤越深，反之亦然。

關於石刻的具體年代，我們可以通過微腐蝕觀察來確定其年代。微腐蝕測年的原理與微痕研究相同，微痕分析是通過顯微鏡對微痕的觀察來確定微痕產生的原因、類型和特徵，而微腐蝕測年則是通過顯微鏡對岩石晶體腐蝕程度的觀察來測定年代，二者都是通過顯微鏡觀察，建立在數據比較基礎上進行研究。現代科學中，“一眼假”或“大開門”的説法並不適用於科學研究。

其他關於石刻遺址的考古學研究，則需要考古發掘來進行。通過考古發掘，我們能夠發現更多相關的遺蹟和遺物，從而證實石刻的真實性、古老性，研究製作工具與方式等其他相關問題。

石刻內容的文本研究

關於石刻內容的文本研究，其實是人文研究的範疇，主觀因素較強，也不是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針對文本疑慮者所涉及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相關文獻記錄進行對比，從而來佐證其內容的真實性和可能性，這就是《穆天子傳》。

儘管史牆盤銘文載：“祗穆王，井（型）帥宇誨”，對周穆王語多誇讚，但《列子·周穆王》卻説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左傳·昭公十三年》有同樣記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荀勖也説：“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

何為“遠遊”？遠遊就是求仙、尋仙、登仙，追求長生不老。屈原的《遠遊》中有清晰而明確的答案：“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遠遊的目的就是登仙。“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徵。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這裏的“閶闔”“太微”“清都”“微閭”等都是古代人認為的天庭或神仙所居之地。西王母掌管不死藥，而這也正是周穆王西行的目的。根據《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周穆王即位時已經50歲了，所以“不樂臣妾”，而“肆意遠遊”去求仙尋找長生不老藥，這一點是可以想見或意料之中的事情。西王母在與周穆王臨別時的贈詩中也非常清晰地點明這一點：”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最後一句“將子無死”，説明西王母給了穆天子“不死藥”。

可見“遠遊”、尋仙、採藥的傳統至少從周穆王就開始了，後來秦皇漢武踵其跡：秦始皇5次遠遊巡幸，漢武帝34次遠遊巡幸，其主要目的都是尋仙求仙或登仙。此外，對尋仙勒石以紀的傳統也是從周穆王開始的。同樣是《穆天子傳》雲：“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為銘跡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穆天子傳》卷三也明確記載：“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名跡於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弇茲山,日入所也。”

勒石銘功紀德，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刻石立表，效仿周穆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山一帶海邊開展了大規模求仙活動，派出了大批方士上山、下海尋找仙人。並巡幸碣石山，刻石記功，命丞相李斯在碣石門題刻了《碣石門辭》。《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羨門”就是“薩滿”巫師；而“高誓”，根據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對這段記載註解：“高誓亦古仙人。”《史記》記載，公元前209年，胡亥“東行郡縣”時，亦“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來到碣石山觀海，並開展了求仙活動。酈道元《水經注·濡水》記載：“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所以根據文獻和考古，我們都可以發現從周穆王到漢武帝時期的尋仙和刻石記錄的資料。

此外，《穆天子傳》中還回答了一個關於車的問題，即穆天子“駕八駿之乘”“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這都是文獻記載，而相應的考古材料中我們也有實證，從而構成二重證據。穆天子西巡發生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其時代恰好與野牛溝巖畫的時代重疊；更湊巧的是野牛溝巖畫中出現了三輛單轅雙輪的馬車圖像，儘管挽車的只是雙馬，而不是《穆天子傳》中所説的“八駿之乘”。野牛溝地處崑崙山，溝內也有被稱為“瑤池”的西王母勝蹟與之呼應，雖然我們不能由此便實證穆天子西巡會西王母的地點就在這裏，也無法證明野牛溝巖畫中的車就是周穆王西巡的“八駿之乘”（八駿很有可能只是一種修辭，因為史料雲“天子駕六”，秦始皇的馬車也只用六匹馬拉的“天子駕六”），但我們由此可證實崑崙採藥石刻中“車”和“採藥”（求仙）等文本記錄不僅符合西周以來的遠遊求仙傳統，而且也符合秦始皇勒石以紀的習俗。

最後，神話學證據法是一種實證研究與歷史文化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中應堅持“物證優先”的原則,因物證本身具有客觀性、可見性特點，從而打破神話過分依賴文獻的困局。其實在歷史研究中遇到文字著錄與考古發現不符的情況時，也應堅持物證優先的原則。歷史文獻中不見“採藥”二字，但崑崙石刻中出現了“採藥”二字，我們就應接受，並將其納入相應的知識體系中去。

根據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我認為崑崙採藥石刻是一個重大的發現，而且我相信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和文本的深入研究將為我們揭示更多以前未知的歷史信息。

地理學視角下的“崑崙石刻”及疑點

作者：王乃昂

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

《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石刻：實證古代“崑崙”的地理位置》（以下簡稱《實證》）一文指出，該石刻內容及其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於“崑崙”“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由於對該石刻的“證真”與“辨偽”爭論激烈，針對這一學術公案，本文從地理學角度進行一些粗淺分析。

歷史地理視角下的“河源”與“崑崙”

古人關於“河源”與“崑崙”的地理認知，屬於歷史地理範疇，其解讀自然應以先秦地理著作為準。成書於戰國初的《禹貢》，有“導河積石”的記載。關於“積石”，一説在今甘青省界的小積石山，它是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過渡的標誌性山脈和文化地理界線；一説在今青海省阿尼瑪卿山，又稱大積石山。“河出崑崙”見於《山海經》，其中《五藏山經》（以下簡稱《山經》）有“崑崙之丘……河水出焉”和“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的記載。以水系特徵為依據，敦薨水可比定為今疏勒河。源於祁連山的疏勒河注入泑澤（羅布泊），是明清以前被視作黃河源頭的依據。《山經》還將河源“積石説”與“崑崙説”進行了整合，謂“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並説“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由於當時對積石山以遠的河源瞭解甚少，以致將羅布泊當作河源，在先秦地理體系中形成了黃河“重源伏流”的錯誤認識。

秦昭襄王時滅義渠等戎而置隴西、北地二郡，秦國的疆界擴展至洮河流域。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以郡縣制統治全國，保證農業發展的需要。高寒氣候是進行農業生產的障礙，農耕區在青藏高原東麓大致分佈在海拔3300米以下，故秦朝疆界“西至臨洮、羌中”，積石山以遠則屬於“羈縻”“徼外”的氐、羌、戎人地區，秦人對黃河的地理認知很難及於河源地區。清代曾三次探源並繪製了河源圖，但仍有“重源伏流”之説。即使今天，黃河源頭的地理界定依然存在爭議。

“崑崙”之名見於《山海經》《禹貢》等古籍中，認為崑崙山是“河水之源”。對於崑崙山的真實性和地理位置，兩千多年來學者多有爭論，與《山海經》一部分是可靠記錄且後人有混排、一部分是想象的神話內容有關。《山海經》和《禹貢》記載的崑崙山，在地域組合上具有西北、高寒、流沙、產玉、遊牧業、諸水源頭等地理特性，以祁連山為中心的青藏高原東北部最為符合。“崑崙”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地理認知，得到歷史文獻的佐證。《漢志》記載，西漢在金城郡臨羌縣（今青海湟源縣）設置崑崙山祠，有湟水、弱水（今黑河）等明確的地理標識；在敦煌郡則設置崑崙障，有源於祁連山的南籍端水（今疏勒河）。

19世紀以來，近代地理學的重點開始轉向大陸內部和兩極的科學考察。在此背景下，現代地理學的山系概念（由成因關聯、延伸方向相同的若干山脈構成的地理單元，形成於大型構造單元，具有顯著的地質整體性）傳入中國。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在對中國西部進行多次考察後，率先在地圖上畫出了崑崙山的輪廓。從帕米爾高原發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北緣，迤邐向東延伸到柴達木盆地分為兩支。一支向東北延伸形成阿爾金山脈和祁連山脈，一支向東南延伸形成巴顏喀拉山、阿尼瑪卿山等山系。

《實證》提出秦朝已認定黃河源為星宿海、崑崙山是巴顏喀拉山及其周邊區域的觀點，難以解釋秦以後對河源問題認識的曲折歷程，以及崑崙山地望不斷西趨、不能確指的地理事實，目前只能是缺少文獻依據的假説。

自然地理視角下的“崑崙石刻”疑問

關於“崑崙石刻”的真偽問題，支持者與懷疑者已從歷史學、文字學、文本學、歷日、書法等方面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論。現從自然地理角度，對“崑崙石刻”提出五點疑問。

1.“崑崙石刻”所在地層為砂岩，何以稱是玄武岩？黃河發源於巴顏喀拉山北麓，歷史上以卡日曲為正源，向東北和約古宗列曲、扎曲匯合後，東流注入扎陵湖、鄂陵湖，至瑪多為河源地區。這裏的地層以三疊統紫紅色砂岩、粉砂岩、石灰岩、中性和中基性火山岩為主，也有板岩、結晶灰巖及白堊系紫色砂岩和粉砂岩等。兩湖地區雖有比高100米左右的低丘，但缺少大面積基岩出露，限制了“崑崙石刻”的選址。根據各種“崑崙石刻”圖片，判斷其所在地層為中生代砂岩。據披露，這處石刻的發現和論證經歷過較為漫長、複雜的過程，砂岩不耐風化，玄武岩抗風化能力強、利於石刻保存，此疑問之一。

2.高寒氣候和缺氧不致阻礙河源探險，但“車到此”是小概率事件。扎陵湖地處青藏高原腹地，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生長期一般90~100天，屬高原亞寒帶半乾旱至半濕潤氣候區，常有雪災或暴風雪發生。瑪多（海拔4272米）年平均氣温零下4.1℃，1月平均氣温零下16.8℃，7月平均氣温7.5℃，氣温年較差24.3℃，日較差約14℃。較大的氣温較差和季節性凍土，不利於石刻長期保存。河源地區海拔4300米左右，氧分壓雖不足海平面的58%，還不是高度的生理界限，但寒冷、缺氧以及乾燥、多風的嚴酷自然條件，沒有強大的後勤保障，是難以抵達的。秦朝的馳道或驛路多以都城和郡縣治城為中心向轄區內四周輻射，最遠可達邊境。在冬季出發前往河源雖可利用河水結冰順利渡過黃河，但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秦代，於河源地區修建道路難以想象，“車到此”無疑是小概率事件，此疑問之二。

3.“崑崙石刻”缺失地衣，不利於證偽其是“確切晚期”的遺存。“崑崙石刻”所在地以高山草甸為主，岩石表面一般會附生各種地衣。地衣是真菌與光和生物之間穩定而又相互利用的聯合體，從南北兩極到赤道的所有陸地，無論是高山、平原還是荒漠、草地，都可以尋覓到它們的蹤跡。據報道，在青藏高原直徑大於2釐米的巖面凹穴，通常30年內就會被黃綠地圖衣等先鋒物種佔據。近日流出的高清圖片“崑崙石刻”頂部，就有黃色和褐色的殼狀地衣附着。殼狀地衣生存期長，喜愛生長在高山草甸帶的岩石及冰磧漂礫上，形態多呈圓形，其半徑尺寸與生長年代有一種指數曲線關係，可用以進行高海拔地區的年代學研究。遺憾的是“崑崙石刻”刻面、刻痕、凹穴均未見殼狀地衣，無法通過地衣覆蓋證偽其是“確切晚期”遺存的可能。至於為什麼缺失地衣，是人為損毀還是“崑崙石刻”年輕所致，抑或原本就沒有，此疑問之三。

“崑崙石刻”字口的明度差異及頂部殼狀地衣。資料圖片

4.“崑崙石刻”字體之間存在明度差異，難以自證真確。岩石自然風化狀態下刻痕的明度，亦即被攝體在接受光線照射後，其反射出來的明亮程度會隨時間衰減。岩石表面新的石刻，顏色呈白色或灰白色，與自然風化狀態下的褐色岩石表面可形成鮮明的反差。由於岩石中含有鐵、錳等物質成分，石刻暴露於開放環境中即受到風吹、日曬、雨淋等現象的自然風化，隨着時間推移表面顏色及光澤逐漸趨於暗淡而呈淺褐色。因此，根據石刻的明度與年代的關係，可判斷其相對年齡大小。“崑崙石刻”作為摩崖石刻，壁面總長82釐米，最寬處30釐米。在如此小的範圍，應不存在巖性差異等因素導致的刻痕明度差異。但從整個刻面看，下部顏色新鮮，中上部顏色較深，顯示風化時間有差異。特別是“月”“到”二字的刻痕明度較其他字體泛白或新鮮，“採”字疑似刻在較新剝落面上，如何給予科學解釋，此疑問之四。

內蒙古曼德拉山西夏及之後巖畫的明度差異。王乃昂攝/光明圖片

5.砂岩不耐風化，“崑崙石刻”何以保存至今且相對完好？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且屬同一自然地帶的情況下，氣候條件對岩石風化的影響可忽略不計，但對巖性差異、抗壓強度、岩石結構構造等可能有比較明顯的影響。不同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礦物組成和結構構造，它們影響着岩石的易碎性和表面積。風化速率的差異，可以從不同岩石類型的石刻、碑刻上表現出來。“崑崙石刻”岩石構造節理髮育，由於愈接近地表寒凍風化愈強，刻面下方有多處殘損剝落。石刻字口邊緣較光滑，刻痕深淺不一，底部寬平呈現出U形凹槽。相較“崑崙石刻”的字跡清晰程度，抗風化能力較強的秦泰山刻石、嶧山刻石均已嚴重風化，幾乎難以辨識。但“崑崙石刻”卻風化較輕，主要信息保存完好，此疑問之五。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由於筆者缺少實地考察和第一手數據資料，上述分析難免錯誤。從高清圖片可見，“崑崙石刻”背風坡腳有厚約20釐米的冰緣風成黃土，內應保存或多或少的石刻“密碼”。因此，期待相關專業團隊給出權威的斷代結果和真假結論，以合理解釋上述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