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譯：譯者與作者平分國際文學大獎？從“韓江門”看翻譯背後的文化權力博弈_風聞

2024年10月10日，韓國女作家韓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引發全球關注。殊不知，這位創作出諾獎級作品的作家，此前也一度深陷爭議之中。

有人質疑，韓江代表作《素食者》的獲獎並非源於對原作本身的認可，而是得益於翻譯的出色表現。

《素食者》用冷峻的筆觸揭露了東亞家庭的冷漠與壓迫：英惠因一場噩夢突然不再吃肉，丈夫覺得她不可理喻，家人視她為瘋子，就連姐夫也將她的痛苦當作創作素材。在眾人的指責和控制下，英惠的精神逐漸崩潰，甚至幻想自己變成一棵樹。她用絕食抗爭，在絕望中尋找屬於自己的自由。

這部作品獲得了2016年的布克國際文學獎。

布克獎不僅能帶來鉅額獎金，更能極大提升作家的國際知名度。

而且布克獎常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風向標”之一。比如，石黑一雄在1989年獲得布克獎後，又在201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長日將盡》《別讓我走》通過布克獎奠定國際聲譽後，進一步獲諾貝爾文學獎認可，成為“英語文學標杆”的雙重印證。

由此可見，韓江2016獲得布克獎，對她此次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給予了多大助力！

《素食者》在國際上“出圈”幾乎成為了韓江作家生涯中的轉折點。

事實上，《素食者》最初的英文譯本在出版時並未引起廣泛關注。直至2015年，只學了幾年韓語的狄波拉·史密斯採用**“徹底再創作”**的翻譯策略，推出全新英文版The Vegetarian。

這一譯本不僅助力韓江成為首位獲得布克國際獎的亞洲作家，更推動《素食者》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傳播。

但伴隨着作品的聲名遠揚，質疑聲也接踵而至。

韓國學界對史密斯的譯本提出諸多批評，指出其中存在大量誤譯與刪減現象。

有學者通過對比原文與譯文發現，譯本的行文風格與原作大相徑庭，甚至認為“譯本實質上已成為另一部作品，對原作造成了損害”。更有評論直言：“此次獲獎的並非韓文原著，而是英文譯本。”

這場爭議引發國際文壇的廣泛討論，英國《衞報》將其稱為“韓江門”事件。

事實上，韓國學界對韓江作品獲獎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

2016年，布克國際文學獎做出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決定：將獎項同時授予《素食者》的作者韓江與譯者狄波拉·史密斯。

譯者竟然和作者平分文學獎？！從這一做法也看得出來，布克獎究竟意指誰家。

儘管譯者史密斯曾公開承認自己的韓語水平尚不成熟，且譯本再版時修改了80餘處內容，但相關爭議仍在持續發酵。

最後，韓江不得不親自出面回應：“我是原作者，並非共譯者或翻譯校對者，我本人認為，雖然The Vegetarian的譯文不排除明顯的錯誤，但這並不意味着英文版與韓語原版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作品’。”

到此，這場爭端才算結束。

風波雖已平息，但其背後透露出來的問題卻值得深思：為何原作未能在英語世界引起反響，而經過史密斯改寫的版本卻能斬獲大獎、風靡全球？

首爾大學翻譯課程教授、韓裔學者查爾斯·尹在《洛杉磯時報》發表文章指出，史密斯在翻譯過程中，大量添加原文中不存在的修飾詞、最高級及強調性詞彙，改變了韓江作品原有的樸素文風。

例如，原文描述為“皴裂的蠟黃皮膚”，史密斯卻譯成了“病怏怏的黃疸色皮膚”（jaundiced, sickly-looking skin），明顯強化了形容詞的負面程度。

這樣的“添油加醋”在譯作中隨處可見。

尹教授認為，這一現象不僅關乎翻譯準確性，更涉及文化傳播的核心問題。

韓國文學底藴深厚，但長期以來難以在英語世界獲得認可，部分原因在於西方讀者在閲讀韓國小説時，對其中**“被動敍事”的方式存在理解障礙。而史密斯通過強化敍事衝突與張力**，使作品更契合西方讀者的閲讀習慣，這種**“歸化”**翻譯策略，成為打開英語市場的關鍵。

**歸化（Domestication）：**指將源語言文本的文化元素、表達習慣調整為符合目標語讀者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的翻譯方法。其核心是減少譯文中的“異域感”，使讀者像閲讀母語作品一樣自然流暢。

然而，《素食者》的文學價值，恰恰體現在其對靜默抵抗的深入刻畫，以及對韓國文化中個體與羣體關係的細膩探討。

但由於韓語文化在國際話語權體系中處於弱勢地位，一部作品想要獲得國際認可，似乎不得不迎合西方的敍事邏輯與審美標準。

由此可見，翻譯策略的選擇，不僅是語言轉換的技術問題，更是文化權力博弈的重要體現，背後折射出國家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話語權較量。

近年來，中國文學外譯領域的成功案例，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路。

在翻譯劉慈欣的科幻鉅著《三體》時，譯者劉宇昆採用**“異化”**翻譯策略，保留了“面壁者”“黑暗森林法則”等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並完整呈現“紅岸基地”“文革”等特殊歷史背景。

**異化（Foreignization）****：**指刻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語言形式和異質感的翻譯策略，使讀者明確感知到文本的外來性。其核心是通過“陌生化”效果，將讀者推向源語文化，與“歸化”策略形成對立。

這種“硬核”的翻譯方式，非但沒有阻礙作品傳播，反而使《三體》在海外市場獲得巨大成功，成為現象級作品。

這兩個案例的對比，恰似一面明鏡，映照出翻譯背後震撼人心的時代邏輯。從《素食者》的迎合式翻譯到《三體》的自信式表達，不僅見證了翻譯策略的轉變，更銘刻着國家實力由弱到強的崛起軌跡。

如今，中國憑藉日益雄厚的綜合國力，正賦予文化傳播磅礴底氣。中國文化早已擺脱被動詮釋的舊態，以昂首挺胸的姿態主動講述東方故事。身處新時代，中國譯者得以以母語為舟，載文明出海，向世界傳遞東方智慧與中國故事，這是時代賦予中國譯者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