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砸窗事件：為什麼對“公民自救”總是不寬容？_風聞

    千千來2025-07-06 09:23湖北  

7月2日晚上，一列火車因脱線停運，車廂空調失效，一名旅客因悶熱難耐，使用安全錘砸窗通風。官方通報指出，列車工作人員認為車內雖悶熱，但未達到馬上開啓車門和破窗應急預案的緊急程度；事發後，鐵路警方已對涉事旅客進行批評教育。

乘客拍攝的視頻顯示，車廂內悶熱難耐，許多人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些人還脱去上衣。在其中一節車廂，有乘客高喊“快悶死了”“受不了了”，多人要求打開車窗通風。

根據媒體報道，一名乘客告訴央廣網，車內悶熱至極，有人中暑，在列車工作人員攙扶下離開。一些車廂內還有大量購買站票的旅客，人流密集；乘客希望乘務員開門通風，但工作人員回應稱，列車未靠站且兩側無站台，若開門可能引發安全事故，因此無法照辦。

據金華氣象服務中心發佈的消息，當天當地最高氣温達37.9攝氏度，雖為夜間時段，但車廂內仍悶熱難耐，使不少乘客感到身體不適。

拋開這些細節不談，“自救權”本來就是公民擁有的天然權利之一。但我們總是發現，類似這種事件發生之後，公民卻總是“被懲罰”，這到底是為啥？

我就從一個小小的細節，來聊聊社會治理機制當中的“對公民不信任”。

國外的公交車，都是當你下車的時候，需要自己提前按車內按鈕，響鈴之後司機到站停車；國外的地鐵，大多也是乘客自主開門，到站的時候自己按一下門才會開。

並不是崇洋媚外，我想説的是，這種細微的差別，其實體現着社會治理思維的底層根本邏輯之不同。

中國的社會治理傾向於“大包大辦”，即什麼都有一個“管事的”，從細微的公共交通就能看出來。一定要由司機來掌控開關門的權力，但很明顯，由乘客自己決定是否開門下車，效率要高很多。

在一些無人按鈴下車的站點，國外的公交車司機就不再停車了，節省了很多資源。

對乘客的舒適感來説也很重要，你在座位上按一下開門鈴，不需要提前預備到車門附近去，司機開門了你再下車。尤其是對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來説，這一點非常人性化。

但是在中國，行動不便的人士也必須在車子的晃動中提前走到車門附近，這樣司機才知道有人要下車。

拋開這些細節不談，其實一個小小的“開車門權”，背後是一整套社會信任機制的不同。

我有一個歐洲朋友在中國生活了幾年，我問感受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她説：“歐洲是政府先信任老百姓，然後再執行規則；中國是先不信任老百姓，然後基於這種不信任去制定規則。”

因為在中國的社會治理心態中，“民眾自主”往往意味着“亂套”。權力部門不信任老百姓能理性、自主地行使一些權利，於是乾脆全部收回，統一指揮。

在常規的生活中，由統一的部門大包大攬倒也影響不大，但是在這次火車砸窗事件中，這個問題就凸顯了。

當民眾在意外或者災難中嘗試自救時，會被先處罰一通。習慣了大包大攬的權力部門，對於民眾的這種“自發性”不習慣也不喜歡，覺得即便是危急時刻也應該由自己出面來指揮安排。

所以他們認為，情況還沒危急到需要砸窗。覺得是這些人過度反應了，甚至是一種“滋事”。

這次如果沒有輿論，那位帶頭砸窗者恐怕還會面臨更嚴重的處罰。

但是從民眾的角度來説，“情況危急”到了什麼程度才允許自救？這是一件不可以對賭的事情。

因為，對賭有可能讓自己喪命。

在特殊情況下，沒有人能説得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將會有多嚴重，這時候，預留的砸窗設施本來就是需要起到作用的——不然要它們真當擺設？

在多年以前的一次重大公交車火災中，就是因為砸窗設施不齊全，導致很多人無法逃生。在那之後，中國的公交車才開始普遍嚴格落實逃生錘之類的設施。

但很顯然，這東西在相關部門看來，還是“我可以準備，但你不能隨便用”的心態。

這種心態其實源遠流長，在古代，民眾即便到官府告狀也要先打板子，因為老百姓總是容易被扣上“愚昧”之類的帽子。在官府眼中，你就安安靜靜待着聽指揮最好，一旦有什麼自發性、自主性，就覺得要“亂”。

可是到了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不可能繼續沿用那種舊思維，只有民眾自己承擔一部分責任，才能符合現代社會的效率與公平要求。

尤其在危難時刻，民眾只能對自己的性命負責，去預判事態可能的嚴重性，而相關部門不可能無時不刻、無處不在地進行安置和預判，所以“自主性”在這時候起主導作用，再正常不過。

在事後通報中，相關鐵路部門還在不斷彰顯自己的“無所不能”，就是這種思維作祟。事實上，我們經常看到緊急事件當中，管理部門容易陷入低效和官僚主義，往往都是來不及做出反應的。

在這次砸窗事件中，人們普遍感覺熱得受不了，僅這一項都足以構成砸窗的理由了。因為乘車者不僅有青壯年，也有慢性病患者和老人，他們很有可能因為車內悶熱而出現重大健康問題。

在這時候，難道還要把重心放在“是否有必要砸窗”上面嗎？當你搞清楚有沒有必要的時候，可能已經有幾個人倒下了。

前段時間的西班牙大停電當中，一些火車停在半路，民眾普遍都砸窗出來，自己步行離開事發地點，根本沒有任何質疑和處罰。人們的關注焦點反而在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故？為什麼讓乘客不得已被迫砸窗？誰來承擔這個重大責任？

長期習慣了大包大攬式的社會治理方式，主要會有兩個問題：

1、相關部門看起來啥都管，但其實責任也被放到無限大，這反而導致了很多沉重的負擔和管理成本，造成嚴重的財政浪費，很多管理部門的冗餘就是這麼造成的。

2、民眾素質長期無法提高。當開公交車門、手動按下紅綠燈之類的“自發性”機會缺失，偶爾自己嘗試動一下， 又會被懲罰，那民眾就會長期缺乏公共責任意識和權利意識。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社會的民眾素質一直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不排隊、擁擠、亂開車、無視公共環境這類現象一直無法得到很好的改善。

氾濫的“巨嬰”現象，恰恰就是因為長期習慣了被“管着”。

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管理部門與民眾之間的權力、責任劃分，需要很清晰，各負各的責任。如果總是“捨不得”或者“不放心”讓民眾適當自己管管自己，那無論物質文明怎樣發展，社會文明都不可能真正進步。

“37.9℃的悶熱車廂裏，乘客汗如雨下高喊‘快悶死了’，安全錘本該是救命工具，卻成了‘未經批准不得使用’的擺設。歐洲朋友一針見血：這裏先假設你會犯錯，所以剝奪你開門的權利；而文明社會，是把緊急情況下的自救權交還給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