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和金刻羽，你更支持誰的觀點？_風聞

原標題為《牆裂反對餘永定，堅決支持金刻羽》，作者劉勝軍。

提振消費，被中央列為2025年首要任務。這不僅是短期目標，更是中國經濟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偉大轉型的重要里程碑，是一次高瞻遠矚的戰略抉擇。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形成了以投資驅動為鮮明特徵的獨特增長路徑，這一路徑在2008年次貸危機後被進一步強化。雖然這一模式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然而其可持續性日益遭遇挑戰：產能龐大導致激烈的內卷，債務佔GDP比重持續偏高，一些地方償債壓力凸顯，房地產日益泡沫化並加劇社會階層固化……

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檢驗，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學者已經達成共識：提振消費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

然而，這樣一場宏大的變革與轉型，必然會遭遇利益和觀念的激烈碰撞。學術界也不例外。

消費！消費！消費！

最近，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金刻羽的觀點可謂説出了大部分人的心聲。金刻羽指出：

——中國可大談科技優勢、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相關話題，但除非中國成為消費大國，否則它永遠不會成為富裕國家，像韓國和日本等就實現這樣的轉型。從全世界來看，富裕國家都是消費大國、幸福大國，都是相對公平公正的大國。沒有一個國家靠只注重生產，不注重分配，貧富差距過大而走上富裕國家的。

——中國在政經方面，仍以生產為導向，一切圍繞着技術、競爭力與生產。在討論刺激政策從供給導向，轉向需求導向時，如果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能將消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之一，那就太棒了。這是中國真正從舊產業向新產業轉型的方向。

——中國必須轉型為消費大國的另一原因——給其他國家一個機會，成為全球供應鏈的參與者。中國產品不斷出口外銷，其實是中國面對的大問題。不僅是與美國之間，而是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問題，涉及的不是效率，而是與他國的和諧問題，這關乎中國給其他國家機會，讓他國也能成為全球供應鏈及各個行業的參與者。

——消費的前提是要有工作。就業機會就在服務業，但目前中國的服務業僅聘用約47%的勞動力，僅佔GDP的五成左右，應進一步開放服務業領域。中國年輕一代都在關注消費，希望取得工作與生活平衡，他們創造新穎的消費方式，帶動發展在地經濟，而不是進入工廠。我們必須給他們機會。讓他們有更好的收入，同時支持消費，反過來去促進新科技的應用，在本地層面創造越來越多的機會。現在的主要的機會在二三線城市，有大量的人才正回到這些地區來享受新的機會，這種反潮意味着中國會有內在的動力。

善哉，金刻羽！

餘永定的“基礎設施拉動論”

但也有一部分學者仍堅持認為投資才是政策發力點，甚至反對消費拉動這種説法。這種説法依舊是“凱恩斯主義”的經典思路，而脱離了中國經濟現階段的基本現實。

餘永定是後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之前大力提倡投資拉動的是林毅夫，筆者多次撰文進行批駁。

餘永定是我很尊重的學術前輩：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博士，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是金融領域的資深大咖。

但是投資vs消費之爭，攸關中國的國運。為此，筆者不得不冒犯餘永定老師。

先看看餘永定老師的核心觀點：

——發放消費券的主張在邏輯上是自洽的。發錢或消費券之類的辦法可以使收入暫時增加，但這一作用的實際效果與可持續性仍然存疑。“以舊換新”政策同發放消費券的性質接近，肯定對刺激消費會起到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政策的效果有多大值得進一步研究。不僅如此，“以舊換新”還是一種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必須注意。

——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費，為了增加消費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環論證，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第一推動力”。這個第一推動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資的基礎設施投資。一筆基礎設施投資會立即產生等量收入，這筆收入隨即通過新的投資和消費又會產生派生收入。通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啓動消費不僅可能比通過發放消費券等方式更為有效，而且還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

——在中國的特定製度環境下，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宏觀調控當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變量，除了在當前能彌補總需求不足，還能提高中國潛在經濟增速。

——反對政府通過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中國基礎設施“接近飽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CF40研究團隊測算，未來5年中國至少還有約31萬億的增量公共投資空間。某權威研究機構的一份報告指出，僅城市地下管道排水系統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就高達4.5萬億元。

——鑑於2025年中國面對的嚴峻外部挑戰，中國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否已經足夠大似乎還有討論的餘地。在“十五五規劃”期間，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當年執行四萬億刺激計劃時期類似的大項目。例如，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亞進一步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並建立相應的經濟走廊。在西部存在大量的可投資領域。像這樣一舉多得的基礎設施投資現在不做更待何時？我們期待發改委儘快推出“十五五規劃”期間的項目清單。

説實在的，餘永定老師的觀點並不新奇，屬於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思路。

我為什麼反對餘老師的觀點：

1、從數據上看，中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這是客觀事實。高投資必然導致高產能，長此以往產能過剩就不可避免，這是當前很多行業出現嚴重內卷的根源。這一問題在2008年次貸危機前就出現了，但因為彼時出口需求強勁，產能過大問題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最近幾年，在貿易依存度逐年降低的情況下，國內產能過大帶來的問題已經充分顯現。

2、餘老師邏輯的根本缺陷在於：他認為要靠增加投資去創造居民收入，基礎設施投資是第一推動力。這是認知是明顯錯誤的。投資雖然可以間接創造居民收入，但更會擴大產能，屬於供給側的刺激。如果按照餘老師的邏輯，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過去20年中國的投資率如此高而居民收入佔比卻持續下滑的事實。事實上，基礎設施投資屬於“資本密集型”，對就業帶動作用很低。真正可以拉動就業的是服務業投資。因此，如果將基礎設施投資作為第一推動力，產能過剩只會變得雪上加霜。指望靠刺激投資來消除產能過剩，這無疑是南轅北轍。

3、在生產能力顯然過剩的情況下，消費刺激才是第一推動力。原因很簡單，刺激消費，才能幫助企業把產品賣出去，企業才有利潤，才會給員工加薪而不是裁員降薪。

4、一些人認為只有投資才能創造價值，消費不創造價值，這種觀點錯得離譜。例如，林毅夫曾經説：

——消費當然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斷增長，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這些的前提又是什麼，都是投資。

——過分強調消費，就是沒有分析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特性。如果接受國外那些理論，讓中國必須以消費為主，這是公然要求中國陷入危機。現在發生危機的國家多是過多消費造成的，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投資過多而造成危機的國家。

其實相反，消費才是社會大循環的最關鍵一環。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循環中，消費才是最難、最關鍵的。生產出再多的產品，賣不掉都是白搭。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提出“商品的驚險的跳躍”——生產出產品最多隻是成功的第一步，銷售出產品從而使商品轉換成貨幣才是更為關鍵的一步。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早期經濟危機時就指出，資本家將利潤用於擴大再生產，而工人因為收入低而缺乏消費能力，最終導致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研究發現，生產過剩是經濟危機的實質和最基本的特徵。這種生產過剩並不是絕對過剩，而是相對過剩。也就是説，生產出來的商品並不是超過了社會的需要，而只是超過了勞動羣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林毅夫説“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投資過多而造成危機的國家”，這真是荒唐。

大經濟學家凱恩斯也説，“消費是一種美德”。他講了一則古老的寓言：有一窩蜜蜂原本十分繁榮興隆，每隻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後來一個哲人教導它們説，不能如此揮霍浪費，應該厲行節約。蜜蜂們聽了哲人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於是迅速貫徹落實，個個爭當節約模範。但結果出乎預料，整個蜂羣從此迅速衰敗下去，一蹶不振了。凱恩斯指出：

——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增加儲蓄會減少國民收入，使經濟衰退，是惡的；而減少儲蓄會增加國民收入，使經濟繁榮，是好的，這種矛盾被稱為“節約悖論“。

5、消費不足才是當前真正的堵點。2012-2015年，中國也出現過一次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但在當時消費並未遭遇外部衝擊，這是與當前情況最大的區別。因此，2015年化解失衡主要是從供給側發力（去產能）。但這一次完全不同，在過去幾年，居民收入和消費受到了外部強衝擊，這是本輪產能過剩的突出特徵：1）疫情衝擊；2）房價下跌導致的財富縮水；3）民間投資下滑導致的就業和收入預期不穩。因此，當前穩經濟的要害是從消費發力而非投資，這是禿子頭上的蝨子。

6、誠然，中國還存在投資空間，例如城市基礎設施、與AI相關的新基礎設施等等。但給定有限的財政資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麼當前“消費”與“基礎設施”之間如何選擇？當然是消費，因為這個問題更緊迫、更具全局性。

7、有人説，消費不需要刺激。這話不全對。從長期來看，消費主要取決於收入水平。但就短期而言，考慮到過去幾年消費遭遇的“超強衝擊”，眼下很有必要通過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方式進行“快速修復”，否則“疤痕效應”就會長期持續。筆者提倡一次性發放10萬億消費券，這不是刺激，而是必要且合理的補償和修復。

8、有人説，政府發消費券，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何意義？很有意義！如果不進行必要的補償，消費者出於安全動機就會“節衣縮食”，進而引發經濟的收縮循環；如果在短期內進行大規模的消費券補償，就可以顯著提振消費熱情，進而打破“收縮循環”。在市場缺乏信心的情況下，政府創造需求，這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為什麼投資拉動論經久不衰？

投資拉動論屬於凱恩斯主義的典型主張。這一觀念之所以經久不衰，有深刻的原因：

1、投資容易抓、見效快。例如，建一個鋼鐵廠可能就投資幾百億，GDP立馬就又了。凱恩斯有句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是會死的）。他的意思是説，人的行為容易短期化。官員受任期的影響，行為短期化的動機極為強大，這是官員熱衷於搞投資、上項目的根本原因。

2、官員容易追求政績、形象，機場、地鐵、開發區、房地產更容易被上級領導看到，從而有利於仕途。已經落馬的李再勇在2013年到2017年擔任六盤水市委書記期間，推動興建了23個旅遊項目，其中有16個項目已被貴州省列入低效閒置項目。李再勇主政六盤水的三年多里，當地新增債務達1500億餘元，從2013年到2017年債務增長率超300%。李再勇坦承，“認為離中管幹部只有最後一步了，希望搞一些大手筆、大動作，搞一點大動靜，這樣才能夠引起上級的關注，所以説還是自己的私心。”

3、雖然中央一再強調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但GDP和税收依然是地方官員最為看重的“考核硬指標”。只有大幅度改變官員考核機制，以實實在在的獎懲作為牽引，才能最終推動觀念和行為的轉變。

4、官員喜歡“抓手”，搞投資項目最容易找到抓手，這意味着權力和利益。如果促消費，例如每人發1萬元消費券，等於把資金的支配權從官員轉移到了公眾手中。顯然，官員對促消費所帶來的“資金支配權轉移”是會有牴觸心理的。

促消費的政策建議

促消費，需要短中長期結合，從收入、社會保障、預期等多個角度綜合發力：

1、在短期內，以10萬億消費券彌補過去幾年消費承受的衝擊波，快速修復疤痕效應，很有必要；

2、以更大的力度促進房地產止跌回穩，是穩消費的重要一環；

3、大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釋放更多改革紅利，打破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促進消費創新，進而創造更多增長和就業機會；

4、抓住《民營經濟促進法》出台的契機，大力度清理整頓針對民企的趨利性執法、拖欠賬款等問題，快速修復民企信心；

5、將政府財政支出的重點，從基建投資轉向民生（社會保障、教育、養老、醫療），構建更高水平的社會安全網，破除消費者的後顧之憂。中國的社保支出佔GDP的比重不到4%，加上社保基金支出也只有10%左右，成熟市場國家的平均佔比在18%左右，高的國家能達到20%以上；

6、破除996文化、增加公共假期、促進靈活休假，讓民眾有更多的時間去消費；

7、開徵遺產税，縮小貧富差距；

8、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從資本密集型向人力資本密集型轉變，大力發展服務業、創新產業。

9、企業家應有福特式的大格局，善待員工就是創造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