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西西弗評論”的《火車破窗與輿論的狂歡》_風聞

火車破窗與輿論的狂歡

1，類比錯誤：將火車砸窗比作飛機開門、飛機砸窗，錯在本質不同

作者用自己“飛機延誤、有人下機導致錯過起飛窗口”的故事，類比火車乘客砸窗透氣，認為“每個人從自己角度出發都有得失，無法説孰對孰錯”。這類比看似客觀，實則偷換“制度安排”與“生理本能”的邊界。

飛機延誤的關鍵點在決策程序與航空調度效率；而火車砸窗是面對生理極限、缺乏通風、乘客被封閉數小時的生存反應；

機上有人下機是非必須行為，砸窗透氣卻是生理不適的逼迫反應。

簡言之：一個是“非剛需的拖延”，一個是“剛性需求下的應急自救”。將這兩者類比，是嚴重的誤導。

飛機上的乘客爭取下機是非必要行為，是個人選擇的衍生糾紛，而火車事件中，乘客被困於高温密閉車廂，生理不適、通風受阻，是迫不得已的生存反應。一個是程序擾動，一個是生理極限；一個可以等待，一個無法呼吸。將兩者並列，是對現實中個體求生情境的掩蓋和矮化。

2、只用“砸窗收益”vs“全車延誤”來衡量行為正當性，是對人身安全的蔑視

作者不斷強調砸窗帶來的“損失”大於“收益”：“砸窗的收益只有幾排人，但修窗卻導致全車人延誤，怎麼算都是不划算。”

這個思路落入典型的“事後功利主義陷阱”。

問題在於：在事發當時，車廂悶熱、列車封閉、信息不通、應急措施不清晰，乘客沒有任何保障與渠道，只能被動承受；

此時是否“全車中暑”並不是判斷危機與否的標準——一個人中暑就已表明危機初顯；

將“有沒有人搶救”“破窗值不值”“修車多耽誤幾分鐘”作為判斷自救行為正當性的依據，等於否定了人在極端環境下的主觀感受與自主權利。

保障人身安全優先於保障車窗完整，這是任何現代制度的底線。

用是否“划算”來反駁求生行為，是剝奪人本反應的合法性。

3、混淆合法與正當：砸窗是制度未能提供最低保障下的“不得已”，不能按常規秩序衡量

文章反覆在“合法”和“正當”之間遊走，試圖建立如下邏輯：“你可以理解他砸窗，但不能讚賞他砸窗；否則以後大家都去砸窗，怎麼辦？”

這是典型的用“防濫用”來否定“個案正義”，製造道德恐慌：砸窗之所以獲得支持，是因為制度未提供任何有效替代措施，乘客被封閉在31度高温車廂近3小時，僅靠少量氣窗與瓶裝水支撐；

當制度未能提供最低通風保障、無具體應急下車方案、也未説明“破窗的緊急啓動機制”時，乘客的自助行為具有明顯的正當性；

砸窗之後列車並未報廢，也未引發更大混亂，説明其風險有限，收益明確；

對這種正當行為的支持，不是鼓勵亂砸，而是迫使制度反思與改進。

不能因為“制度預設無法容納”，就否定“現實中出現的正義行動”。

4、對媒體和輿論的指責，是在要求“沉默的合理性”

作者認為：“媒體一致讚揚砸窗行為，是媒體之恥。”

這是一種“反社會共識式控訴”，其內核是：將“集體共識”視為非理性；將“讚譽”解讀為“政治觸點”或“情緒利用”。

但恰恰相反：公眾對砸窗行為的讚譽，正是基於親身經驗和普遍處境下的合理共鳴

許多人在夏季遇到過空調失效的列車，面臨過這種情境

許多人遭遇過制度執行機械而對人冷漠的體驗？

媒體和輿論的讚譽，是對勇於挑戰僵化權力、捍衞個人生存尊嚴的行動的一種回應。

5、“我不討厭他”是虛偽寬容

作者一方面承認砸窗青年“敢作敢當”“情緒可理解”，另一方面又説：“我最討厭的是那些慫恿別人砸窗、自己坐享其成的人。”

這種説法表面上指向“陰陽怪氣的鍵盤俠”，實則是藉助“道德鄙視鏈”來壓制公眾表達與批評：誰規定公共事件中只有行動者有資格發聲？

難道表達共鳴就必須“自我獻身”？表達讚譽就一定是“蠱惑他人”？

這類論調是典型的“羞辱參與”、“打擊批評”的話語操控術。它表面上維持“理性討論”，實則維護“順民邏輯”：只許理解，不許批評；只許單獨行動，不許集體共鳴。

對豬運輸有明確温控標準，GB/T 43168-2023《生豬運輸管理技術要求》：6.3.4   運輸過程中應保持車廂的空氣流通。運輸途經地温度高於25°C或者低於5°C時，應採取必要措施避免生豬應激。

對人類乘客卻只能説“還不算中暑，就別動”。

拒絕讚美砸窗者的文章，實際上不是理性辯論，而是在悄悄為一種無權自救、不得表達的邏輯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