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MBA兩年親歷記：一場資本主義騙局_風聞

筆者原籍四川，本科就讀於華盛頓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主修國際關係和政治科學。工作五年後重回校園，於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獲得MBA學位

序幕

在踏入商學院之前，官方宣傳猶如一場堂皇儀式：這是“培養未來領袖”的搖籃，是世界精英雲集之地，是用智慧與奉獻名正言順地“將世界變得更好”的神聖使命。我當時深信不疑，如同被賜予世間至高真理一般。

那時我在摩根士丹利打工，我身邊的幾位中國女同事被西方女權理論灌輸得七葷八素，每日討論的主題淪為兩件事：

其一，“所有男人都是原罪”，替男人貼上“男蛆”標籤；

其二，消磨於八卦、刷微博。

他們口中標榜的“尊重”與“仁愛”，卻全然忽視我作為男性整日被赤裸裸的性別歧視所環繞，西方企業的意識形態佈道和他們手下流水線螺絲釘們的鄭重道貌耿耿不過是一幅幅遮蓋人性大惡的假面具。

那段時間，我偶然看到一則新聞：貴州一名少女，父母早亡，獨自打工養弟，因營養不良體重只有五十斤，最終悽慘辭世。我當時抑制不住情緒。那一刻暗自發誓：從這些整日叫罵的廢物中脱身，進入最好的商學院，與全球聲稱的“未來領袖”一起，用能力與善意，為這個世界鋪設真正的希望之路。

然而，等我踏入那傳説中的商學殿堂，一切幻象迅速破滅。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徹底顛覆了我人生的所有信仰。

師資與教學

本科在英美念大學時，經歷的師生關係充滿着類似中華傳統意味的濃厚：教授們飽學歷經、傾囊相授。除了傳道授業，也塑造人格與品德。在倫敦時，曾帶我的英國導師去唐人街吃火鍋、暢飲夜談；當我遭遇家庭困頓與人生起伏，老教授們亦不吝傾聽我的境遇和感受，給予誠摯慰藉與激勵——那些温暖時刻，至今銘記在心。

然而，當邁進商學院，立即撞入截然相反的幻境：在這裏，一個個頂着“教授”頭銜的並非學術大匠，而是華爾街和硅谷的中高層職業經理人。他們被聘來頂替教席，充其量支撐起一節90分鐘專題研討的能力，卻被用來填補每週兩次、每次三小時的教學空檔。這種安排無異於對學生時間與每年九萬美金學費的公然踐踏。講得無非是粗淺皮毛、空洞重複，既無深度，也不堪入耳。

低劣的教學質量不僅令人昏昏入睡，更具有結構性的危害。這些講師往往揹負着顯明的意識形態議程。他們或有意、或無意，通過精心設計的課件與言語，施加系統性洗腦。在精英培養、未來領導者的幌子下，把商學院培育成華爾街及硅谷資本聯合體的一顆顆合格螺絲釘。拋去一切為人的情感，而將畢生之使命為資本的持久運轉和壓榨機器而服務。

一個例子便可説明：某次課堂，一位硅谷中層印度裔管理者滔滔不絕地談論英偉達，稱其市值高達數萬億美元”，超越耐克、可口可樂等巨擘。他説得熱情洋溢，彷彿這些財富與他同氣相求。我忍不住提問：“請問，英偉達是芯片製造商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他們做芯片。”我當即指出這一事實性錯誤：英偉達根本沒有製造能力，他們只是芯片設計商，真正製造流程全由台積電等廠商代工，其本質與建築設計或時裝設計工作室無異。這類荒謬至極的案例，竟是商學院從上至下的淺薄常態。

造神運動

攻讀MBA期間，曾選修一門氣候變化課程。該課程的講師被校方大力宣傳為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的標杆，甚至在校內營造出近乎神化的輿論氛圍。課前我一度以為，能從他那裏獲得對環境政策、能源轉型，以及氣候經濟的系統性理解。事實卻令人失望至極。這位教師本身只是有過能源行業的投資背景，其講授內容既缺乏理論深度也欠缺結構邏輯，可謂空洞和無聊至極。更為荒謬的是，此人在課堂上將個人生活細節大加渲染，諸如“每日騎自行車上下班”之類微不足道的行為，被反覆當作道德優越感的證明，就像中世紀的牧師像台下學生兼信徒佈道，而恰好商學院存在着一個又一個完美的聽眾，既蠢又壞。這種表演式的環保姿態，不過是政治正確話語體系下的浮誇表徵，缺乏對現實複雜性的認知，也無法對尋求真理者產生真正的啓發。

我不禁反思：若環保理念的貫徹僅止於騎自行車這種象徵性姿態，而對校園中資源的濫用、學生的通勤成本、城市的基礎設施等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那麼這樣的課堂究竟是在培養環保意識和探討實踐路徑，還是在塑造一種廉價的道德自戀？

在這類現象背後，是商學院越來越普遍的造神機制。學校通過傳播某些標籤化人物形象，為其賦予某種時代先驅的光環，試圖藉此吸引資源、打造自身敍事。然而當我真正接觸這些被神化的人物，往往看到的只是一個又一個內容空洞、修辭浮誇、認知單薄的符號工具人。這種文化氛圍，非但不能推動學術進步，反而成為制度性媚俗的温牀。

現任商學院院長徹底打破了我對高等教育治理人選的基本認知。這位來自希臘或葡萄牙，連英文都講得磕磕絆絆，夾雜着濃重的口音，語言表達尚且不流暢，更遑論處理複雜的跨文化交流和產業協同。他的學術背景是統計學，而非管理、經濟或國際事務。這放在一個標榜多學科融合精神的商學院中，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倒退。一個學統計學出身的人，不可能駕馭跨學科合作、無法理解政策與產業的互動邏輯，更不具備帶領一個頂尖教育機構的能力。

這樣一位資質平庸者的崛起，與當前華爾街推行的DEI（多元、公平、包容）政策密切相關。表面看似推動公平，實則往往變成身份政治配額遊戲，其結果是以身份取代能力，以象徵正義替代實質治理水平。

這位院長在各種所謂全球交流場合頻繁亮相，訪問中國、接待企業高管，但實質對行業發展、包括中國社會的理解幾近於零。從他表現出的溝通能力和認知深度來看，這樣的交流不過是雞同鴨講，一場場沒有實際意義的面子工程罷了。他對行業沒有真正的理解，對各國社會也缺乏起碼文化感知能力。此類院長存在本身就是對西方高等教育的一個巨大諷刺。這類全球化表演顯然無法達成真正的交流，最後只剩空洞的儀式感和自我感動。

在一門稱謂“商業向善，改良社會”的課程中，本以為內容會從制度設計、市場機制、產業升級等角度切入，探討企業如何在社會發展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出於自身在國際關係與政策研究上的背景，我對公共政策和宏觀治理結構有着天然的興趣。

然而現實令人愕然。整節課竟成了一場可笑的身份政治控訴舞台。課堂上，老師並未圍繞商業策略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展開探討，而是突然邀請幾位身分不明，夾雜着洋涇浜英文的女學生上台，要求她們公開講述自己作為女性在社會中所遭遇的臆想式的“壓迫與不公”。言辭激烈，充滿對男性的指責，課堂逐漸演變為一場以性別對立為主軸的情緒宣泄，而非知識探討。

我在場聽得心生困惑，每年繳納九萬美元的學費，竟是被強迫成為觀眾和指責對象，參加這樣一場針對男性羣體的獵巫式審判？更重要的是，這種拙劣的表演與現實世界的嚴酷毫無關係。這些人高喊“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口號，卻從不面對最真實的社會圖景。商學院坐落於紐約哈萊姆貧民區，僅僅一街區之內，盡是貧困、毒品、暴力的重災區，而課堂上這些一丘之貉的教授和學生，滿嘴社會關懷，仁義道德，不過是為自己謀利、博取身份政治資本，以及向華爾街和硅谷利益聯合體的主子們俯首稱臣的伎倆，既看不見眼前的貧窮，也走不出虛幻的象牙塔，觸碰極端資本主義壟斷給社會帶來的真實苦難。

當然，商學院的老師也不盡是如上述之流，即沒有能力和水平，又唯利是圖，缺乏傳道授業，教書育人的基本責任感。有一位來自芝加哥的中年女老師，虔誠的天主教徒，傳統美國人。對我們的學業要求非常嚴格，也總是認真觀察並跟進每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狀態。我時常想對她説，像你這樣的老師，我個人非常尊重。然而，在整個商學院的大環境中，如此情操為鳳毛麟角。誠然是真心實意為學生着想，也仍會有一部分人對此種付出絲毫無感，甚至是牴觸。

強制多元背景融合帶來的價值觀紊亂

表面上，學校將來自不同教育和職業背景的學生放在同一體系中，宣稱這種組合有助於激發更大的協同效應與跨界交流，聽起來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話語體系、思維結構與意識形態邏輯。他們之間不僅難以有效溝通，反而在強行並置之下更容易激發衝突。

有的學生來自國際關係和政治學專業，有的曾在軍中服役，有的是前中小學教師，有的是畫家或音樂人，還有的是傳統金融、會計或統計背景出身。這樣的人羣強行置於同一教學環境，所呈現的不過是極其膚淺的交流與形式化互動，其本質極為短視及交易化。

這一結構性問題在課程設計中尤為突出。例如，會計學課程的內容設置，對那些曾有金融或會計背景的職場老油條而言不過是輕車熟路，甚至過於淺顯；而對於一些原本出身於社會人文背景的學生，或來自部隊退役的同學來説，由於缺乏基礎知識，課程難以真正發揮啓發與教育的功能。歸根結底，這種大雜燴式的配置，不但未能激發個體潛力，反而掩蓋、甚至抹殺了不同學生在其原生領域中本可發揮的獨特優勢。

從我個人角度看，那些來自會計、金融和統計專業背景的學生，並不具備真正的領袖潛質。他們適應商學院這種淺顯、標準化、缺乏切實創新的學習結構，也表露出某種對複雜性與創造力的迴避。他們不具備顛覆常規的能力，也缺乏作為領導者所需的氣質與視野。他們的存在，只會加劇商學院趨向集體性平庸。

這種問題也同樣體現在所謂種族裔多樣性上。學校通過設置各種種族配額制度，對不同族羣進行數量上的人為調配，尤其是對拉丁美洲裔學生的招收數量格外可觀。就實際觀察而言，這類學生的整體能力欠佳。他們最顯著的社交活動便是組織飲酒派對，而在校內課堂上也常以西班牙語為羣體交流的主要媒介，甚至在公共場合故意成羣結隊地用西語交談，形成排外氣氛。我從高中起便在美國求學，寄宿家庭是傳統美國人，他們早在我十幾歲時就教導過：在公共環境中使用他人聽不懂的語言，是一種極其不禮貌的行為。

商學院對於此類行為非但不加引導，反而在制度上給予默許甚至鼓勵。這一現象並非偶然，它很可能與美國深層政府及華爾街長期以來的後花園戰略相關聯。他們試圖通過商學院這一渠道，將拉美地區的年輕人納入其話語體系，通過教育包裝與意識形態訓練，培養出在本國政治與經濟體系中能夠被美國利益操控的代理人，進而達到長期掌控拉丁美洲的地緣和經濟目標。

這樣的生態，不僅在認知上製造割裂，在民族關係上亦呈現出一種扭曲的傾向，甚至演化為對本民族身份的全面打壓和否定。

我們班有一位白人女同學，曾向我提起另一位中國女學生的事情。那位中國女學生在一次集體活動中因遇到些許不如意，便在現場情緒失控，喧鬧、哭泣，引發整個場面失控。在場所有人不得不中斷原本的交流，對她進行安撫。令人震驚的是，這位竟然在向白人女同學解釋時説：大吵大鬧的失態行為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聽到這番言論深感羞辱與憤怒。這是對我國民族形象的惡意傷害。因此，我直接向那位白人女同學指出：這是你自己的國家，你不應容忍這種人在你的土地上撒野，更不能因為她口稱“自己是中國人”，就為其失控行為背書。這是對文明和諧與交流的破壞。

然而，讓我更感悲哀的是，這位白人女同學已經深受商學院所灌輸的那套白左意識形態洗腦。在聽完我的話後，她只是機械地回答：但我不想變得那麼民族主義，我想更包容一些。

這種所謂的“包容”，本質上是一種對文化底線的放棄和對全球金融資本試圖構建的無國界秩序的妥協。關懷他國文化、尊重外來者，並無可非議；但當包容被誤解為對任何行為的不設限與不批判，甚至默認外來者可以不受約束地挑戰本土規則與社會秩序時，它就已經不再是德行，而是懦弱，是對自身主權的背叛。

諷刺的是，這位白人女同學在展現對那位中國女同學的“包容”時，卻在面對自己本國同胞時，展現出了完全不同的態度。據我所知，我們班上一位男同學曾對她表達好感，並計劃了一次正式約會。這位男同學是地道的美國白人，曾服役於陸軍特種部隊，是柔道高手，外表高大英俊。在安排約會時，提前預定好高級餐廳，併為整晚行程做了周密規劃。照理説，這樣的紳士行為本應得到尊重。

但事後，這位白人女同學卻公然嘲諷這位男同學處事認真的態度，稱他的行為非常奇怪。這一反差耐人尋味：她可以無限寬容一個在公共場合撒潑打滾的外來者，卻對自己同胞中一個真誠、體面的退伍軍人冷嘲熱諷。這種雙重標準，恰恰體現了商學院所倡導那套“去民族化”意識形態對人心的深層腐蝕。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是一場人為敍事下的既定戰略：商學院及其背後的華爾街產業鏈，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推動一種去民族、去國家、去文化邊界的價值邏輯。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無根的世界”，一個沒有民族認同、沒有主權意識、沒有文化忠誠的羣體。這樣一來，全球金融資本便可在無障礙、無國界、無代價的狀態下滲透、操控，並徹底重構世界秩序。

美國作為這一戰略的原始發動者，實際上也早已淪為被該系統控制的對象。從經濟到政治，從社會到文化，再到傳媒與教育，美國本土社會早已被這一整套體系如寄生蟲般蠶食至中樞神經。而這一代年輕人，尤其是受過名校教育的所謂精英階層，正在有意無意之間被有序塑造為這一體系的協作者、工具人，和話語掌控者。

學生與選拔培養機制

商學院的學生羣體，與其宣傳中所描繪的“全球未來領袖”形象，存在極大反差。在我親歷的兩年中，最大的震撼莫過於此。這是我人生中首次在同一空間內，見到如此高密度地聚集着一羣素質低下和道德淪喪之人。他們中許多人的言行舉止，不僅缺乏最基本的教養與修養，更充斥着赤裸的利己主義與機會主義傾向。他們唯利是圖，操作規則，漠視原則與公義，彷彿置身的不是一所高等學府，而是零和博弈的豺狼場。

當然，經過進一步反思，我認識到：所謂壞人未必在數量上佔據絕對多數。實際上，商學院中仍有相當比例（或許一半以上）的學生，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與人際修養。他們謙和、有禮、願意幫助他人。然而，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壞人是否佔多數，而在於只要一個組織中有30%到40%的攪局者，即那些主動製造摩擦、傾向破壞和諧的人存在，他們就足以破壞整個環境的風氣，並將健康的羣體推向邊緣。

更嚴重的是，這類人格結構畸形的攪屎棍往往格外活躍。他們幾乎在所有的學校社團、活動組織和公共平台上高頻露面，佔據話語權與資源配置的優勢位置。於是，一種惡性的制度性淘汰便悄然形成：原本背景優秀、品行端正的學生羣體，反而被擠壓、邊緣化、沉默失語，制止徹底退出社交活動。而這種道德的潰敗正是由制度精心設計出來的。

以下兩個例子説明商學院的逆淘汰機制如何邊緣化好人和能人的。

其一，班上一位美國同學，本科曾就讀於喬治城大學，為人極為友善與謙和。在我求職之初，曾向他請教相關經驗，他總是耐心細緻地解答，毫無架子，行為端莊且談吐有度。然而，自商學院第二學年起，我便再未在學校任何公開活動或課堂上見過他。他顯然已選擇主動抽身，避免自己繼續被這一庸俗而混亂的環境所消耗。

其二，是另一位同班同學，來自西雅圖的同學，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本科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工程系，是標準意義上的學術轎子。同樣地，此人為人和善，不張揚，也從不參與那些充滿操弄與淺薄社交的校內活動。毫無疑問，他一早就識破商學院的本質，而選擇保持清醒與距離。

他們都具備高教育水平和高人格修養，但卻不約而同遠離商學院的所謂主流文化與活動圈子。整個商學院生態的荒謬性由此得以凸顯：那些真正具備道德、知識與能力的人，被排斥在權力和影響力之外；那些靠無底線競爭、權謀操控上位的個體，卻反覆被制度選中、被平台放大、被風氣鼓勵。這正是典型的“逆向淘汰”機制，一種把教育空間推向內卷化、空心化、犬儒化的病毒。

以下描述種種，至多為我所經歷及發生過的冰山一角：

商學院內部的種種敗象，最根本的問題，並非僅僅出在人身品格層面，而在於其背後有一整套制度性的養惡機制。這些人性中的惡，其實是與學校的運行邏輯、利益依附，以及整個全球金融資本秩序緊密相連的。可以説，商學院早已不再是學術機構或教育共同體，而是成為“華爾街—硅谷—達沃斯”軸心下全球金融資本統治機器的重要環節。

商學院的招生、培訓與輸送體系，構成了一個邏輯縝密、結構完整的閉環機制：它首先有選擇性地招入一批高度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的小人，然後通過制度性扶持和資源傾斜，刻意培養其在校內的生存優勢。藉以“競爭力”“領導力”“賦能”之名，這些人被系統性鼓勵去蔑視集體利益、破壞規則與道德邊界，把任何一個羣體關係轉化為一場零和遊戲。而更可怕的是，這套行為模式將在他們畢業後原樣輸入由金融資本操控的大企業、諮詢公司與投資機構中，完成從校園到職場再到社會的全面接軌。

我在商學院親眼見到不少這樣的例子，甚至包括一些來自本國中國的學生。他們無論從能力、見識還是人格修養上，都稱不上任何意義上的本國精英，卻往往成為最容易被洗腦、最積極被利用的對象。因為他們的內心早已建立起了對職場晉升的極端崇拜，對祖國、人民、社會毫無認同，唯有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資本等體制的入場券馬首是瞻。

其中有一位中國女學生，剛進學校便高調宣稱自己擁有家族企業背景，對外極盡吹噓；在校內則習慣性地使喚他人、指派任務，甚至對其他同學進行霸凌、掠奪資源。令人錯愕的是，原本以為這種人會因行為粗鄙德行而被普遍唾棄，結果卻在學校的制度支持與部分教師縱容之下節節高升，甚至被推上了學生社團主席的位置。這正是最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構性逆淘汰。背後的真相是商學院內部早已沒有價值判斷與德性標準，某些教師本身不過是趨炎附勢之輩，見利忘義者居多，哪怕只是一點利益、一絲好處，也足以讓他們罔顧良知與底線。

在這樣的環境中，同學之間自然也難以建立起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情誼或合作基礎。彼此關係中不見信任與理想，更多的是警惕與算計。在各類社交場合上，瀰漫着的是一種病態的“交易型人格”：每一次寒暄背後，都藏着信息獲取與自我推銷的精明算計；每一輪聚會之間，都潛伏着對資源與平台的競逐。

我曾多次在中國學生組織的聚會中目睹這種荒誕場景：某些同學會主動與每一位陌生人攀談一兩句，然後迅速要求加微信留聯繫方式。他們單純地相信，眼前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自己未來的棋子”、下一段職業跳躍的“踏腳石”。然而，這種膚淺的互動不僅毫無意義，反而折射出一種對人性的異化與工具化。他們已不再把人看作可以交往、共事、協作的對象，而是徹頭徹尾地將人變為資源、節點與利用對象。這種病態心理，正是被商學院價值體系有意識強化與制度性複製的。

學院活動

觀察下來無外乎三種：

第一種，便是完全以無意義享樂為導向的各類飲酒派對。尤以所謂“拉丁美洲飲酒Party”為代表，場面之喧譁、行為之放縱，幾近於集體失控。而學校非但不加以引導與剋制，反而打着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旗號，大力支各類社團高頻舉辦此種活動。所謂融合之名，不過是縱容之實。而如此風氣盛行，參與者眾，自然也從反面映照出該羣體整體素質的低下。

第二種活動則體現出極強的意識形態導向，甚至可以説已帶有強加迫害的性質。學校所全力支持與主推的，正是那套女權與同性戀權益的話語體系。在華爾街及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集團的直接或間接操控下，這些原本應基於自由平等原則探討的問題，早已異化為一場場政治儀式、話語洗腦乃至輿論審判。

譬如“女性商業論壇”，凡有活動，必然高頻強調“女性”身份，事事貼上“女性領導力”標籤，其背後邏輯從來都不是為真正處於邊緣的弱勢羣體爭取公正，而是為那部分早已擁有特權地位的既得利益女性開闢一條額外晉升通道，將原本屬於全社會的資源、機會與空間，轉化為她們進一步攫取利益的籌碼。這其中的多數人漠視現實中那些真正受苦的底層婦女，更不曾思考性別背後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她們之所以高呼女權，不過是為了自身謀利，便於進入華爾街、便於在DEI（多元、公平、包容）體制下脱穎而出，獲得那本不屬於她們的席位與報酬。

而這一類強行構建的意識形態場域，極大地撕裂了學生之間原本可能存在的信任與和諧關係。記得有一次，一位同鄉的中國女同學約吃晚飯，原是一次輕鬆的交流聚餐，氣氛尚可。然而當談到另一位中國女生進入某家投資銀行實習時，我隨口問了一句：“現在市場環境不好，她是怎麼拿到這個機會的？”她回答説，因為對方是“Diversity Candidate”，即多元人羣。我出於自然的好奇，又追問一句：“她是屬於哪一類 diversity？我們中國人不是多數情況下不算在多元類別裏的嗎？”她答曰：“因為她是女性。” 我略感詫異，又問：“全球男女比例大致是1:1，怎麼女性就成了多元羣體？”

原本是一次輕鬆閒談中的邏輯追問，卻瞬間激怒了這位女同學。她情緒激動，當場提高音量反駁道：“女性怎麼不是多元羣體？你知道女性在職場中有多大的壓力和不公嗎？” 坦率講，我當時一臉愕然。原本和諧的飯局頃刻間變成了一場意識形態對壘。而這位女生，此前從未有西方學習背景，僅僅在商學院短短一年時間，便被洗腦至此程度，可見這套意識形態滲透之深，對人際關係與基本溝通環境腐蝕之巨。

正如印度裔美國新興富豪Vivek在《Woke Inc.》書中所言，華爾街與硅谷利益聯合體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選擇全面押注極左思潮，並非出於道義覺醒，而是出於對資本統治的戰略維護。他們深知，唯有轉移焦點，將輿論引導至 “性別” “種族” “身份” 這些虛浮而激烈的議題上，方能掩蓋 “1%對99%” 的真實階級矛盾。在這場轉移中的最大犧牲品，就是我們——生活在日常裂痕與信任崩塌之中的普通人。

更甚的是，學校在同性戀等邊緣性羣體議題上的態度，也早已超出尊重與保護的範疇，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制度性推崇與灌輸。我個人對同性戀並無偏見，也有不少同性戀好友。但我所反對的，是學校以制度之力推動一種性別轉化鼓勵政策，不再僅是允許存在，而是有意地引導與誘導更多原本未有此傾向的正常人改變自身認同，加入這類羣體，以換取制度紅利與職場上的特殊通道。

這根本不是自由或包容，而是一種深具操控意圖的意識形態壓迫。在資本力量的加持下，假借進步之名行統治之實，將所有不服從於它的聲音邊緣化和污名化。表面上是尊重差異，實則是建立一套全新的等級制度。

第三種就是一整套由學校，華爾街，與硅谷聯手打造的造神運動。學校頻繁將諸如黃仁勳之流請至校園，以演講嘉賓之名行意識麻醉之實。黃氏不過是一家科技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按理説不過是資本運作體系的中層管理人。然而經由商學院的刻意包裝與無休止渲染，他被塑造成宛若神祇的存在，彷彿一位技術與資本完美結合的未來先知。許多學生在長期耳濡目染與集體仰望之下，失去獨立判斷，對其頂禮膜拜，儼然如同中世紀盲信教主者一般。

而這一切的背後，清晰可見的是一套政治經濟操作邏輯。美國當前的經濟早已脱實向虛，特別是在新冠疫情後，面對無法自洽的債務泡沫與資產虛高，華爾街與硅谷需要藉助特定的人設。於是，製造出黃仁勳這類具有技術崇拜色彩的代言人，以個人神化來為股市注入信仰紅利。

我始終強調，英偉達不過是一家芯片設計公司，其模式與建築設計、室內設計、時尚設計本質無異，皆不掌握製造能力，所有產品最終依賴外包。英偉達自身並不具備產業鏈的完整控制權，其估值遠超合理範圍，本質上乃人為抬升、資本炒作的結果，是當下金融市場炒作現象最具代表性的樣本之一。

人工智能與管理資本主義

講到AI人工智能浪潮，商學院再一次擯棄理性，鼓吹一系列背叛人類價值本源的政策。

2023年，當ChatGPT-3初入市場之際，商學院即迅速跟風追捧，態度之狂熱，頗有一哄而上的盲動氣象。我親眼所見：某堂課上，老師提出一道淺顯問題，僅需一兩分鐘即能作答，而我身邊一位中國籍學生卻不假思索地將問題原文輸入ChatGPT，坐等機器輸出答案。此種行為極具象徵意義，當一個人開始習慣性地將自身思考能力完全外包給算法工具，他的內核尚餘幾何？他作為人的獨立價值，還剩幾何？而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深層圖謀：剝奪個體的認知主權，異化所有形式的勞動，使人類不僅失去對生產資料的掌控權，更失去曾經賴以為傲的腦力勞動價值。當連思考都成為可以棄用的能力，個體便淪為無經濟價值的存在，進而滑向無社會價值和無生存權利的終點。

令人震驚的是，在如此背景嚴峻之際，仍有商學院教師公開鼓勵學生以ChatGPT完成作業，理由竟是更快適應新的職場環境。此言乍聽合理，實則深具禍心。這種做法的長期後果，必將導致教育體系的系統崩壞和社會結構的全面鬆動。一旦所謂“AGI”（通用人工智能）真正實現，則全人類的勞動與思考都將淪為技術奴役的附庸，屆時人類可被全面代替。

硅谷牽頭的人工智能本質，在於對勞動價值的異化和再定義。在這一邏輯下，絕大多數普通人所具備的作用價值被逐步剝離，直到被系統性否定，最終連最基本的作為人存在的權利也被吞噬。

在商學院求學期間，我反覆思考“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內部機制的悖論。西方所鼓吹的客户至上，投資人至上, 效率為王，看似進步、理性，本質是一套將員工持續邊緣化的剝奪體系，與德國和日本的“利益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形成鮮明對比。企業的每一項戰略決策都圍繞降本增效展開，系統性壓迫了員工權益。該羣體非但無法保障長期生計，甚至隨時面臨被解僱的風險。此舉不僅摧毀了勞動關係的穩定性，也破壞了整個經濟循環的根基。員工即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當他們被排除出生產鏈條，自然喪失了消費能力。而當消費主體枯竭，客户何在？市場何存？

申請和求職

我進商學院和求職的過程，可以説是一段個人屈辱史。回顧整個讀商學院的過程，從最初動念至正式入學，耗費我整整四年時間，以及無數心血與隱忍。背後所倚仗的，是一個主體性的人渴望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意志。

時間回到2018年，正值虛擬泡沫經濟與消費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之時，金融魔術堂而皇之取代了實質價值創造。“新消費”“區塊鏈”“Web3”“元宇宙”等口號如瘟疫般從華爾街、硅谷蔓延至全球，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敍事，重複着幾百年前荷蘭鬱金香狂熱的歷史鬧劇，體現的不過是人性最原始的貪婪與愚蠢。而彼時，我是一個需要靠勞動來維持麪包和生存的普通青年，希望在浮誇的時代潮水中尋求生存的保障。

我在本科畢業一年後開始認真審視周遭局勢。身邊一些昔日同窗，已在各類所謂高端行業，主要是金融與管理諮詢中嶄露頭角，收入頗豐。然而這一切並非源於其工作為社會貢獻的真實價值，而是由美聯儲在全球肆意釋放的廉價貨幣所虛構出來的幻象。我起初亦懷抱希望，試圖走入這一領域。限於國際關係與政治科學背景，偏重外交、地緣、安全等宏觀議題，對於企業金融與管理理論知之甚少，完全可以説是門外漢。

於是便開啓了自學之路，刻苦學習金融知識，報考各類投資資格考試。仍終究無法與那些早已在大學期間就接受過系統化培訓和實習經驗的競爭者抗衡。同時，在深入理解之後，也意識到自己對金融這一行業本身缺乏真正的興趣與熱情。與其強行融入一條偏離本心的軌道，不如釐清方向：宏觀框架和戰略分析，這才是我的強項。因此，我將職業轉型的目標鎖定在管理諮詢行業這類擁有全球影響力的機構。

可惜現實再度給予迎頭一擊。我向上述所有公司投遞簡歷，無一例外地石沉大海，甚至連一次面試機會都未得到。此時才得知自己的教育背景與實習經歷，根本未觸及它們設定的門檻。由此我得出一個唯一可行的策略：報考世界頂級商學院，獲取MBA學位，作為通往理想職業的跳板。在這個看似公平競爭、實則充滿結構性排他機制的遊戲中，只有通過所謂的系統認證，才有資格敲開緊閉的大門。

我自此展開了長達四年的計劃與部署。這其中光是GMAT考試就花掉了整整半年，切斷了除工作之外所有不必要的外在聯繫，全神貫注投入其中。最終取得750分的成績，位列全球前2%；文科綜合得分44分，同樣處於前2%；寫作部分則獲得了滿分。

此後，又是一系列辛苦而細緻的籌備工作：每天在完成本職工作後繼續伏案修改個人申請文書，同時協調推薦信事宜。在最後衝刺階段，2021年的夏天，彼時因長期疲憊而身染疾病，卻仍決定強行接種COVID疫苗，只為最大限度壓縮副作用的恢復時間，以將有限精力用於申請。然而，疫苗與本身發燒的虛弱狀態疊加，在牀上整整躺了一週多，期間高燒不止。症狀略有緩解後，又留下了持續性偏頭痛與低燒後遺症。即便如此，仍咬牙堅持：每天帶病完成本職工作，夜間繼續準備申請材料與面試內容，靠着止痛藥強行支撐。這一切苦楚，皆為一張通往希望的入場券。最終，順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當時內心的欣喜，無異於相信自己多年付出終獲應有的回報。

在正式入學前，我便開始全面準備與管理諮詢相關的內容，認真研讀邁克爾·波特的《競爭戰略》，並報名參加貝恩公司組織的入學前諮詢項目實戰演練，以切身方式理解該行業運作邏輯與實際操作。入學後，第一時間投入各條諮詢招聘通道，全力發揮個人優勢，以期貼合行業需求。學習方面，我專注參與戰略、市場等與諮詢密切相關的課程，積極在課堂討論。社團方面，加入管理諮詢俱樂部，藉由每一次的行業分享環節，將諮詢技能逐一內化。

在公司面試準備方面，我幾乎報名參加了所有知名諮詢公司的招募活動——從大規模學習環節，到各種聚會，再到一對一的聊天，嚴格遵循他們給予的“Playbook”遊戲玩法，在每一次互動中虛心請教，以笑容和積極樂觀的姿態去打動每一位招聘官。這一切，我都一絲不苟地貫徹實施，並且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所達到的程度，遠超許多人。尤其作為一名中國人，在這一過程中自然面臨更甚的文化壁壘與溝通挑戰。在每一次與諮詢公司員工結束交流之後，我都會進行反思並認真撰寫感謝郵件，以表達對工作的熱忱。

管理諮詢求職過程最核心的一環即案例面試，我自2022年十月起，也即入學後不到兩個月，便已着手準備，比絕大多數同學都提早了相當一段時間。其間，通過廣泛閲讀案例面試書籍，並藉助校內外資源展開密集訓練。無論是由企業組織、由商學院管理諮詢俱樂部發起，還是通過自身渠道所安排的模擬練習，都積極參與，迅速在實踐中確立了自己在案例面試方面的能力與天賦。以下數事，可為明證：

其一，在一次由麥肯錫組織的大型案例面試活動中，我從參與者中脱穎而出，迅速而自信地提出對案例問題的系統分析與解決方案。表達清晰與邏輯縝密贏得麥肯錫員工的高度評價，引發在場近百名參與者的集體鼓掌。

其二，到2022年十一月，一位擔任案例輔導的學長，在多輪練習後直言不諱地告訴我：“你現在已經不需要訓練案例面試了。你的案例能力已臻於行業頂尖水準，接下來要將重心轉向行為面試。”這一反饋，更加堅定了繼續深耕諮詢路線的信心。

其三，在同期參與諮詢行業申請的同學中，亦獲得了廣泛認可。他們普遍認為，我在案例面試中不僅展現出出色的邏輯與分析能力，同時做到不怯場，思路開放，敢於在複雜問題面前明確提出看法，具備諮詢行業拔尖人選的典型素養。

職場邪教化

然而，後續的一系列遭遇，令我對商學院、對這類企業，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遊戲規則，有了徹底而深刻的認知。這種認知的獲得是在一次次殘酷現實打擊之中的頓悟。2022年12月，各大諮詢公司公佈面試名單之際，我收穫了全數的拒絕——近十家諮詢公司，幾乎無一例外地將我排除在外，唯獨一家將我列入了所謂的“候補名單”，意味着只有在他們未能招到合適人選的前提下，才給一次面試機會。

這一現實無異於晴天霹靂。回望過去四年，為了職業轉型，步步為營，付出巨大精力，從考試準備、文書撰寫、面試演練到社交應酬，無一不按這整套自上而下的系統性玩法去執行。從華爾街到跨國企業，從導師口中的行業黃金法則到商學院講師的成功邏輯，從未有絲毫懈怠，自問已將規則踐行至極致。然而現實這冷酷的耳光擊碎了我對努力與回報之間正比關係的信念，同時也懷疑人生本身的合理性與正義性。

與此同時，目睹那些在平日表現平平、專業能力遠不如人的同學竟紛紛拿到面試邀請，當下心理落差之大，非言語所能形容。這種來自系統內部的否定，是對人格、奮鬥，與價值觀的一次徹底挫敗。可以説，這種打擊，足以令尋常之人心智崩塌，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所幸，我的人生早已歷經風浪，在失落與迷茫中強迫自己振作精神，毅然飛往西海岸的西雅圖和洛杉磯，投奔昔日舊友，休整身心，反思路徑，靜待轉機。

2023年1月，我從紐約獨自啓程南下，前往弗吉尼亞。在藍嶺山脈的靜謐羣嶺中思考人生去向時，忽然接到一封郵件，來自那家將我列入“候補名單”的諮詢公司。他們表示，因未能如願招募到理想候選人——據我後來獲知，原本錄取者接受了另一家公司的offer——遂決定給我一次面試機會。即便在如此近乎絕望的境況下，我依然選擇迅速調整心態，隨即啓程返回紐約，並聯系友人一同進行面試訓練。深知機會來得偶然，能否把握，全憑自己最後的堅持。

初面安排為線上形式。而由於所住的學校公寓緊鄰哈萊姆區，治安環境極差，警笛聲、消防車呼嘯、救護車穿梭從不間斷，難以享有片刻安寧。為了確保面試的安靜環境，我輾轉前往長島，入住一間酒店，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下完成了這場重要的面試。過程總體順利，成功進入下一輪，地點在該諮詢公司位於紐約時代廣場的辦公大樓。

面試當日，我提前抵達。依照他們所謂的“諮詢顧問行為規範”，在候場時主動與其他候選人交流，營造輕鬆氛圍，並同企業員工進行交談，表現出熟練的社交技巧與得體舉止，而這本是他們反覆強調的軟實力一環。

此次面試共分三輪：首輪由一位合夥人主持，後兩輪由兩位經理分別進行。整體過程頗為順暢。第一位合夥人曾在華盛頓特區長期任職，涉獵政府項目與官員事務較多，而我又恰好是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科出身，遂在短暫交談中迅速找到話題切入點，毫無保留地分享了若干獨特經歷，力求呈現不同於眾的視野與深度。後續兩輪面試同樣進展順利。針對所出案例，皆以創造性思維提出解決方案；體現站在客户視角解決問題的姿態。儘管彼時內心困頓，現實處境堪稱身陷囹圄，仍強作鎮定，在面試全程展現出樂觀與自信的外在表現。

面試結束，走出位於時代廣場的高樓，置身於寒風凜冽的街頭，不禁陷入沉思。這一條路，我已走了如此之久，步步維艱、日日精進；可當下所面對的，依舊是一片迷霧繚繞的茫茫前路。這一刻，想起佛家喻世之語：人生如火宅，縱使一時自得，終將被烈焰吞噬。人世間，並無恆久的歲月靜好可言。

歸家不久，接到這家諮詢公司來電。對方開門見山，説道：“有一個好消息，也有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你是我們面試過的候選人中最聰明、能力最強的一位。此話非虛言，而是今天三位面試官在會後達成的一致共識。尤其你在處理案例時所採用的邏輯與思路，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方式，兼具創新與實操價值，令人印象深刻。

壞消息則是：鑑於當前整體經濟環境收縮、崗位名額極其有限，我們不得不將你放入候補名單，若日後有名額釋放，將第一時間通知。就這樣，又開始了長達兩週的焦灼等待。待我發出詢問郵件時，得到的卻依舊是“繼續等待”的模糊回應。直至一個月後，結果塵埃落定。我再次失去了任何實習或工作的機會。希望之門從未真正敞開，留下又一記冰冷現實。

反思

在後來的反思，以及與不同背景人士的交流之後，我得出以下幾點基於事實的結論：

首先，2022–2023年是美國經濟極度震盪的時期。疫情爆發之後，美聯儲採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信貸氾濫，造成資產價格虛高、就業泡沫堆積。2021年各類企業過度樂觀，大肆擴張，盲目招人，而至2022–2023年，經濟驟然下行，市場泡沫破裂，科技行業裁員潮此起彼伏，銀行危機接連爆發，甚至有多家大型金融機構面臨流動性枯竭風險。而向來依附於這些產業鏈的諮詢行業，自然也遭受重創，不得不收縮招募規模，裁員之勢愈演愈烈。令人諷刺的是，最初來到我們學校進行宣傳與招募的那位諮詢公司HR，最後都被其所在公司裁員，親自為系統搭橋佈線之人，也未能逃過制度的絞殺。

第二點，也是更為深層的不公之處在於，這些曾經高舉“merit-based（能力為上）”旗幟的企業，早已拋棄了公平競爭，轉而以身份政治為核心判斷標準，建立起一種類似中世紀神權的等級體系。是否為非裔？是否為拉丁裔？是否來自拉丁美洲？是不是女性？是不是同性戀？所有的評判標準都必須首先屈從於這些定義好的標籤。能力、素養、專業性，統統讓位於政治正確的招募原則。

這一機制的運行在商學院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我親眼目睹那些對諮詢行業毫無意願，甚至連面試都應對吃力的人，僅憑一紙身份標籤，便得以在完全忽視其能力短板的情況下，一路暢通無阻地進入頂尖諮詢公司。有位來自拉丁美洲的女同學，英文表達極為有限，幾乎無法完整敍述一個基本概念，但也順利被頂尖諮詢公司錄取，並贏得來自校方的喝彩。

還有一位中國女同學，性格偏內向，坦白講，我認為她人品不錯，也算友善，但毫無疑問，並不適合做管理諮詢。她本人在準備案例面試時坦言，自己的導師曾勸她重新評估是否適合這一職業路徑。她自己也承認，在用結構化方法解決商業問題這件事情上並不擅長。然而，最終她卻成功進入麥肯錫紐約辦公室，全美競爭最嚴苛的的諮詢崗位，而且是在2022–2023年行業全面收縮的背景下。

再舉一例，一位來自非洲的男同學，行為舉止粗魯，毫無社交禮儀。在開學初期，某家諮詢公司的歡迎晚宴，當時我們一羣人正圍繞一位合夥人進行交談，他突然強行擠入談話圈，不斷摩擦、碰撞大家，毫無分寸和教養。我當時極力壓制內心的憤怒，幾乎想開口要他滾回自己應該呆的地方。但就是這樣一位連基本社交禮節都欠缺的人，最終順利進入麥肯錫紐約辦公室。對這樣的人給予青睞，也正説明了當前資本主義系統所推崇的，並非能力、操守與適配性，而僅僅是一紙身份和多元化標籤。這種制度性的資源偏斜，正是管理資本主義在其衰敗晚期所呈現出的真實面目。

結語

可以説，這樣的例子多到難以一一列舉。所有現象背後所揭示的主線已然明確，那就是這些企業在人才篩選上的本質邏輯，是一種徹底的逆向淘汰。它們不再以人的能力、水平、品格與潛質為準繩，而是首先考察應試者是否符合由華爾街和全球資本集團設定的多元基準，所謂的多元、公平、包容（DEI）。這套標準的實質，是以性別、種族等表面身份標籤入手，刻意製造羣體撕裂，播撒仇恨與分裂的種子，瓦解社會的基本共識，扭曲勞動價值的評判體系與分配邏輯。於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有志向、願意為社會進步與人類福祉奮鬥的人，反而得不到應有的機會；而那些缺乏基本人文素養、沒有理想、沒有激情、甚至沒有起碼道德底線的人，卻在制度的庇護下，一步步佔據社會的上層結構，反客為主，掌握話語權與資源分配權。

在諮詢公司和投資銀行的招募實踐中，這樣的邏輯尤為明顯。這些機構之所以大肆擴充所謂的“DEI多元化名額”，本質上是執行其上游主子，華爾街資本財團的政治命令。這些財團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利益集團，更像是一個結構完整、教義嚴密、目標統一的全球邪教網絡；華爾街就是魔教大本營，而哥倫比亞大學及其商學院，不過是魔教在全球各地設立的分壇口與洗腦基地。所謂教育、所謂學術，都是披着文明與理性的外衣進行的教義傳播與人格改造。他們為這些組織源源不斷地輸送被調教好的信徒，以便更有效地推行魔教綱領。

綜上所述，商學院的存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精心包裝的大騙局，是全球資本主義、華爾街、硅谷聯合體主導的生態鏈條中的一環。它處於整個鏈條中的下游，雖然不掌控決策核心，但卻肩負起意識形態塑造與信徒培養的職能，直接或間接聽命於以上集團。它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教書育人，而是為這個資本驅動的體制源源不斷地輸送合格螺絲釘。而這套體制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全球範圍內持續吸血、壟斷資源、封鎖上升通道，把世界變成一個被他們少數人壟斷與編排的舞台，讓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民族的命運，最終都只能困囿在他們早已擬定的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