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研究制裁與經濟戰？_風聞

本文是我的新書《制裁與經濟戰》前言的節選部分。

21世紀是一個研究和實踐制裁與經濟戰的黃金時代。

全球化向縱深發展，讓各國之間形成了多元而不對稱的複合相互依賴，也為制裁與經濟戰的運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條件。

制裁要發揮作用，前提是發起國和目標國之間存在重要且不對稱的經濟相互依賴。在當今世界，除了朝鮮等極少數例外，絕大多數國家的福利和生計都與世界市場的波動緊密相連。人們消費的絕大部分商品和技術都依靠主要分佈在東亞、北美、歐洲的產業鏈來提供，絕大部分工業製成品都包含了來自亞美歐科研人員的知識創新，中國、越南、墨西哥和中東歐工人的勞動，以及亞非拉的自然資源。

這種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價值鏈分工呈現出明顯的中心與外圍關係，以及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心國家不但比外圍國家遠為富有，而且遠為穩定。離開了某個外圍國家提供的原材料，中心國家可以迅速研發出替代品，或者只需要暫時忍受有限的通脹上升；而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的外圍國家一旦失去中心國家提供的資本、技術和市場，可能將迅速陷入經濟蕭條與匯率貶值所帶來的高通脹與高失業，從而面臨政治動盪甚至政府垮台。

更進一步，由於這種分工體系帶來的網絡效應，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制裁能力和經濟權力，不僅來源於中心國家的能力和資源，還來源於全世界許多國家的能力和資源，甚至包括受制裁國自身的部分能力和資源。因此，在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發生制裁與經濟戰的可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本書醖釀和寫作期間，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下行期。

與1914—1945年間的上一個下行期相似，今天的時代特徵是脱鈎斷鏈和保護主義而不是進一步強化分工，是公平、安全與韌性優先而不是效率優先，是民粹浪潮和民族主義上升而不是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聲音佔主流。正因如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更強調動盪變革期的風高浪急和驚濤駭浪。

在全球化的下行期，國際國內衝突和矛盾在上升，但是各國的相互依賴程度仍然很高。將過去開放融合時代形成的相互依賴轉變為武器和權力源泉，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經濟武器化，或者説相互依賴關係的武器化，是後全球化時代的重要特點之一。當然，這也是一個階段性現象。

制裁和反制裁的使用與濫用會持續破壞國家間的相互依賴與分工，等到敵對國之間彼此不再依賴對方，或者依賴佔比大大下降，那麼制裁與經濟戰的適用空間也就相應縮小了。在這種國際格局中，中小國家如何應對他國的制裁和威脅，如何避免成為大國經濟戰中的附帶犧牲品，愈發成為這些國家政界和學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對於中國而言，對制裁與經濟戰的研究也具有顯而易見的緊迫性和戰略性。

當下的中國正在遭受來自美國及其盟友的猜忌、打壓和圍堵，隨着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和戰略競爭性的加劇，目前僅針對特定企業、高科技和政治人物的局部制裁未來有可能發展為全面制裁與經濟戰。如何應對不斷升級的制裁與經濟戰，是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中的緊迫議題。

此外，在重新擠入世界舞台中心的過程中，中國也逐漸意識到自己面臨着捍衞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政治、經濟與戰略利益的現實需求，也需要開發和選擇適當的對外政策工具。由於中國對和平崛起的承諾和偏好，以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話語權軟實力的相對缺失，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內，中國的對外政策工具將主要是經濟手段而不是戰爭或者宣傳。

過去四十多年裏，中國學界對貿易、投資、援助等合作互利的對外經濟政策已經研究得相當充分，但是對制裁與經濟戰的研究卻相對不足，這不僅僅是因為知識供給上的跨學科特點帶來的難度，更是因為在2017年之前，中國政府和社會對研究這個議題缺乏需求。

美國在特朗普上一個任期發起的對華關税戰和科技戰，迅速喚醒了中國，也為制裁與經濟戰的研究創造了巨大的知識需求。

著名戰略史學者、國務院原參事時殷弘教授在他榮休儀式的晚宴上談及中美之間的制裁與經濟戰時，語重心長地對本書作者説：“帝國，是習得的。”在美國的制裁大棒之下，中國的知識界與政策界終於意識到制裁與經濟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重要性，意識到習得這種帝國之“治理術”並“師夷長技以制夷”，其實是中華民族迴歸世界舞台中心的一門必修課。

建立中國範式的制裁與經濟戰理論，或者更準確地説，本書作者試圖構建的“人大學派”制裁與經濟戰理論體系，之所以具有可行性，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加利·克萊德·霍夫鮑爾（Gary Clyde Hufbauer）的團隊為代表的美國學界構建的制裁知識體系，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陷。

首先，這種缺陷體現在對經濟制裁“有效性”的誤解上。美國學界的主流已經陷入了科學主義尤其是統計方法的迷思，執着於用計數和除法討論制裁的有效性。本書作者認為評估制裁的有效性應該包括已實施的制裁、公開威脅要實施但並未實施的制裁以及正式與非正式外交場合的私下威脅。如果一次制裁被實施卻沒有實現對目標國行為的改變，我們就能稱這次制裁是失敗的嗎？恐怕不能，因為它可能阻遏了目標國進一步的行為，也可能阻遏了第三方的類似行為，還可能使得制裁方以後的威脅更加有效和可信。

其次，在學科視角上，美國學界普遍受制於單純的經濟學視角，關注的主要是經濟福利，但是制裁政策的制定者卻是政治動物，他們主要考慮的是政治利益，而不是經濟福利。儘管發動制裁會有損自身的部分經濟利益，但如果最終成功實現了外交目的，權力收益巨大。

因此本書作者主張，政治權力才是目的；制裁是在經濟棋盤上進行的政治遊戲。應主要從政治邏輯出發去討論經濟戰；經貿投資和金融資本流動等都是手段。用國內生產總值、貿易量、專利數量等指標去比較哪個國家的實力更強，或者計算制裁能帶來多大的損益，對我們判斷和理解制裁與經濟戰非但沒有反映問題的實質，甚至具有誤導性。

制裁與經濟戰作為一門跨學科的學問，介乎科學與藝術之間，兼有客觀特徵與主觀特徵。

一方面，它具有客觀性與跨學科特點，需要對政治學、經濟學、戰略學一般規律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它與傳統戰爭一樣，是人與人之間的博弈與爭鬥，而作為參與者的現實中的人，本身又是在不斷學習、思考和反省的。

研究對象的認知和知識的傳播本身會改變研究對象，這個特性在人與人博弈和競爭的場景中反覆出現，比如在戰爭中和在金融市場上都如此。美國著名投資家和政治金主喬治·索羅斯正是憑藉對人類社會這一“反身性”（reflexivity）機制的理解，不斷地擊敗全球金融市場而贏得鉅額財富。

在社會科學領域，知識與行為之間不斷相互塑造、相互否定，並且不斷迭代演進，這正是社會科學區別於自然科學之處，也是其獨特魅力所在。

在歷史與真實世界的案例研究部分，大量篇幅集中於對古今中外製裁與經濟戰的若干經典案例的展示，並通過這些案例檢驗前面的思想實驗和邏輯演繹所得出的理論猜想。案例涵蓋漢代、宋代、明代對地方政權的經濟方略，拿破崙戰爭中的大陸封鎖體系，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制裁與經濟戰，冷戰中美國對蘇聯的經濟戰，美國對若干中東國家的制裁，以及俄烏衝突中制裁與經濟戰發揮的作用。同時，本書也將對現代制裁與經濟戰領域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展開論述，如涉及芯片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等方面的案例。

最後，在對西方制裁與經濟戰理論進行揚棄的基礎上，我們需要依據當今中國的實踐經驗構建中國範式的制裁與經濟戰理論體系。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逆全球化浪潮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崛起和貿易爭端加劇，中國被動地捲入了風暴中心，從而積累了豐富的制裁與經濟戰實踐經驗。

儘管我們在主觀上願意相信互惠互利的全球發展願景，但客觀上中國已經深度參與了當前“大爭之世”中激烈的經濟博弈。

一方面，過去西方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正在分裂，區域化或半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特徵。

全方位遏制中國崛起已經成為美國兩黨間的共識，經濟制裁被美國精英視為向中國施壓的最主要的武器。我們與歐洲和日韓在產業上的競爭也愈發激烈，它們的經濟命脈產業如汽車、半導體正在被質量更好、價格更低的中國產品替代。西方市場等同於世界市場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全球除中國和西方國家外剩餘50多億人口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將創造無與倫比的巨大市場。未來，分別以中美為核心的兩個市場體系在平行發展的同時，也將碰撞摩擦從而產生激烈的競爭。

另一方面，以俄烏衝突為首的地緣爭端引發越來越頻繁且激烈的制裁與經濟戰，中國可以通過學習美歐與俄羅斯雙方的制裁手段和反制措施，總結經驗並加強保障經濟安全的能力。

俄烏衝突對制裁與經濟戰研究有重要意義，是觀察現代大國經濟戰的寶貴窗口，有助於我們破除腦海中陳舊的迷思。例如，在美歐扣押、凍結俄羅斯政府和民間的海外資產後，我們應該思考中國所持有的規模龐大的美國國債究竟是制敵的法寶還是威脅經濟安全的軟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