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偉：美國是戰後全球糧食危機主要責任者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克服資本主義糧食霸權的根本路徑在於打破資本對糧食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壟斷，將糧食主權歸還勞動人民，構建以公平、可持續和人類福祉為核心的糧食體系。

1974年世界糧食危機是20世紀最為嚴重的全球性糧食危機之一，全球飢餓人數激增，許多國家因糧食短缺和糧價上漲爆發大規模抗議和騷亂，發展中國家的饑荒情況尤為嚴重。危機表面上由自然災害、石油危機和蘇聯大規模購入糧食引發，根源則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操縱全球糧食分配。美國利用全球最大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國的優勢地位，控制全球糧食市場，成為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責任者。

建立糧食霸權

1974年世界糧食危機與美國糧食霸權密不可分。美國糧食霸權的形成與運作機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的資本化農業生產和配套政治舉措，為建立糧食霸權提供動力和物質保障。資本主義經濟追求利潤最大化，資本家通過控制生產資料和剝削勞動力，積累財富，開拓全球市場。糧食產業作為全球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也被資本主義化並捲入全球市場。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糧食生產和出口國，利用其全球糧食市場主導地位攫取巨大經濟利益，給全球糧食安全埋下隱患。

1933年美國出台《農業調整法》，開始實施農業補貼政策，穩定農產品價格和農民收入，保證農業生產力。由於國內糧食產量過剩，美國着力拓寬國際市場並低價傾銷糧食，逐漸控制全球糧食市場。與此同時，美國將糧食作為政治工具：一方面，美國頻用援助、禁運等手段，攫取政治、外交和經濟利益，打壓遏制其他國家；另一方面，由於農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再注重發展本國農業，糧食供應嚴重依賴進口，被迫捲入美國操縱的產業化糧食體系。

第二，美國不僅操控全球糧食市場，還通過一系列市場化手段推動糧食金融化，使糧食脱離實際供需關係，成為投機性商品。在全球糧食市場上，糧食期貨交易以及投機活動，使得糧價深受金融市場流動性和資本流動影響。美國進行大規模糧食期貨交易和投機活動，加劇糧食市場波動性，導致糧食價格失真，加深糧食進口國困境。由於糧食市場和金融市場高度綁定，一旦金融危機爆發，世界糧食安全也將遭受巨大沖擊。

第三，美國糧食寡頭深度參與建立糧食霸權。20世紀70年代，蘇聯向美國購買數千萬噸糧食，由於數量巨大，美國政府向嘉吉（Cargill）和邦吉（Bunge）等私營糧食企業尋求幫助。此時美國糧食產量過剩、美元貶值，有利於糧食出口貿易，美國跨國糧商希望趁此加大農產品出口力度，政商雙方一拍即合。於是，美國各大糧商在短期內就對蘇聯銷售鉅額糧食，美國糧食庫存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導致糧價急劇上升。跨國糧商不僅賺得盆滿缽滿，還對糧食期貨市場進行投機炒作，進一步加劇糧食供應的緊張形勢。在世界糧食危機爆發前，市場環境已經對發展中國家十分不利。

總之，美國通過財政補貼、大規模生產和糧食出口等措施建立起糧食霸權，受其影響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無法得到有效發展，長期陷入糧食不安全狀態。糧食金融化導致糧食價格非理性波動，以及美國跨國糧商和金融機構的投機活動，進一步加劇糧食市場的集中化和不平等。

加劇糧食危機

美國作為糧食危機的主要責任者，在危機爆發後非但沒有承擔責任，反而火上澆油地大行利己主義政策，使形勢更加嚴峻。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農產品嚴重過剩，導致糧價下跌，農業利潤微薄。為緩解國內農業經濟困境，美國政府大力推動糧食出口，尤其是向蘇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等國家和地區出口，為農產品尋找新的市場，以減輕國內市場上糧食過剩的壓力。然而，這種市場化糧食出口策略無益於緩解緊張的全球糧食供應，反而一定程度上抬高全球糧價，成為糧食危機爆發的誘因之一。

美國政府對糧食出口的控制，使全球糧食供應鏈處於不穩定狀態。1973年石油危機加劇全球通貨膨脹，生產成本大幅上升，此時美國卻減少糧食援助、限制糧食出口量，導致全球糧食需求缺口擴大。美國控制下的全球糧食市場不僅糧價暴漲，而且缺乏相應的全球性調控機制來緩解這一趨勢，令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困境雪上加霜。

美國跨國糧商在危機發生時不停掀風鼓浪，加劇危機。這些跨國糧商控制糧食產業多個環節，包括育種、化肥和農藥生產、收購、運輸、儲存、加工和銷售等，全面掌控全球糧食供應鏈。在糧食危機期間，糧商通過大規模收購糧食、控制糧價獲取鉅額利潤。為防止糧價暴漲或暴跌引發騷亂甚至社會動盪，發展中國家被迫增加補貼，擠佔其他方面的公共開支。跨國糧商還通過投資和國際貿易網絡，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銷售體系向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靠攏，但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無法保障自身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向一些貧困國家提供糧食援助，在國際上塑造“糧食援助者”形象，自居解決貧困國家糧食短缺問題的“救世主”。此類援助是美國國際戰略的一環，並非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美國糧食援助主要面向與美國有政治或軍事合作的國家，如以色列、韓國、柬埔寨等，它們大多數不是糧食危機中最迫切需要援助的國家。美國通過糧食援助等方式換取政治支持，拉近外交關係，鞏固國際事務主導地位。1973—1974年，世界多個地區面臨糧食緊缺，美國卻控制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糧價格和數量，1973年出口糧食價值210億美元，其中商業銷售額為200多億美元，糧食援助總額不到10億美元。缺糧國家無法得到充足的糧食援助，只能更多地從國際市場購入糧食。美國的糧食政策損害發展中國家自主調控糧食安全的能力，使其更加依賴美國。

讓糧食主權迴歸勞動人民

糧食是人類生存必需品，其需求和分配被資本市場操控是非常危險的。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利潤最大化與貧困國家糧食需求之間的矛盾，是糧食危機週期性爆發的根源，糧食危機每次爆發都會加劇貧困國家的糧食短缺，並導致它們更加依賴國際糧食市場，為日後國家糧食安全埋下更大隱患。1974年糧食危機是根源性矛盾的集中爆發，首次造成全球性影響，糧食安全不再只是個別國家或區域的問題，而成為事關全人類、需要各國攜手應對的問題。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性糧食危機於2008年、2010年、2022年相繼爆發，呈現愈演愈烈態勢。全球各國應未雨綢繆，提高本國抵禦糧食風險的能力，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防止大規模糧食危機再度爆發。

為保障糧食安全，發展中國家應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糧食生產能力，提升農業自主性，減少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一些發展中國家為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對內藉助工農業剪刀差扶持工業，對外通過進口美國廉價糧食補足本國糧食缺口。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導致外來糧食充斥本國市場，抑制本國農業發展。世界糧食危機的爆發將這種畸形產業模式的弊端暴露無遺。危機之後，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糧食生產，力圖實現自給自足，以前依賴美國的國家不再對美國抱有幻想，而是採取各種措施確保糧食自給自足、增強糧食自主性。

國際社會應當反對糧食生產和貿易中存在的資本主義霸權，減少跨國糧商和發達國家對糧食市場的壟斷，打造更加公平的全球糧食治理體系。一是國際社會應加強對糧食生產和消費的監管，如《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相關條款允許成員國在糧食短缺時實施出口限制，但需履行通知義務。二是進一步發展完善全球和區域性糧食安全信息預警系統。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全球糧食和農業信息及預警系統（GIEWS），對全球、各國和各地區的糧食安全狀況進行監測和評估，即時監測全球糧食生產和糧食價格風險，向有糧食安全風險的國家提供預警信息。但該系統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信息不全面、不及時的問題，需要其他信息系統輔助補充。三是完善國際農業互助合作機制，着重保障貧困國家糧食供應，並幫助其提升農業生產能力，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四是世界各國應加強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持，推廣綠色農業技術和可持續糧食生產方式，妥善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等多重挑戰。

全球糧食危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糧食作為人類生存基本資源，正面臨深刻危機。克服資本主義糧食霸權的根本路徑在於打破資本對糧食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壟斷，將糧食主權歸還勞動人民，構建以公平、可持續和人類福祉為核心的糧食體系。糧食安全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美國通過構建糧食霸權和操控糧食市場，以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為代價，推動全球糧食市場集中化。針對這種局面，需要通過全球合作，消除資本主義糧食霸權，嚴防資本通過金融工具操縱價格，逐步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體系。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應當更加重視農業生產的自主性和糧食安全的戰略性地位，構建反糧食霸權統一戰線，建立區域性糧食儲備和貿易聯盟，推動全球糧食治理體系根本轉型。